慈母的教诲
杨伯涛派名序章,别号荡波。1909年4月19日,出生于湖南省芷江县一个农民家庭。曾祖父杨承隆,由芷江北乡沙子坳老家迁徙,卜宅县城东门外郊区,以务农为生。子孙繁衍,聚族而居。地名称为杨家院子。祖父先福除承袭农业外兼做石匠,曾以修缮芷江沅水龙津桥石礅及修建县秀水书院(后改为省立第九联合中学)劳绩卓著,荣获监生名衔。秀水书院主楼的大梁上,以红色书有“监生杨先福监建”大字。父宗海务家,40岁病故。遗寡母刘氏,慈讳洁英。我上有二兄三姐,长兄序乾、二兄序坤、大姐紫秀、二姐亚秀、三姐晚秀。我们姐弟六人由寡母抚育成长。寡母刘粗识文字,对女儿经、贤良传、三字经、朱子治家格言,俱朗朗成诵。院子内遇有结婚喜庆,俱敦请去为说教及封赠吉祥语。
慈母对我兄弟3人管教极严:常以“人不正派,死为下鬼”“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人不出门身不贵,火不烧山地不肥”等语相训勉,我毕生奉为圭臬,厉行不悖。我一生做人处事,扪心白问,俯仰无愧,完全是慈母训诲感召的结果。
祖遗稻田数亩并佃耕地主田数亩,差能维持生活。我7岁即担当家务劳动,洒扫庭除放牧耕牛,下田插秧耨草诸农活。我喜好学习、听院内入学儿童诵读三字经及国文课本,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等字句,辄随声附和,印脑不忘。得族人鼓励,于放牧后走读初小及城内荷花池县立高小。毕业后考入驻县的省立第九联合中学肄业,得到校长江渊及国文教师曹万炳先生的赏识,备加励勉。虽以考试名列榜首、被奖免交学费,但以家中拮据,无钱购置课本文具,有时肩挑稻草或将成束的茉莉花沿街叫卖,以资挹注。母亲善于操持家务。生活安排,处处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做到勤俭持家。母亲对农事耕种,督促甚严,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俱抓紧张罗,不误农时。母亲耽于封建迷信:早晚令我在中堂内天地君亲师位神龛上,烧香供奉,神龛旁设立的祖父母及父亲灵位,亦同时受飨。初一、十五两日还要奠茶烧纸钱。我向之作揖敬礼,连菜园里一座小土地庙亦不或漏。
母亲雅好园艺,在屋后小园里培植花草,有茉莉、剑兰、素心兰、玫瑰、碧桃诸品种。在屋前的园圃里除栽种四季应时的蔬菜,以供食用外,还多方搜集优良品种的果树,计有安江甜柚、金橘、枇杷、红枣等。全家饱尝口福,节日赠送亲友,每年还有数百斤果品,托人船运洪江上市出卖,得一笔额外收入。更有甚者,母亲最注意利用土地,见缝插针:在大园里一口小池塘,除用塘水浇灌菜蔬果木外,还饲养了鲤鱼;在屋后墙角栽了一丛水竹,不仅春季有鲜嫩的竹笋可食,而成长的竹杆可织柔软的凉席;晒衣服支床帐的长杆。亲友们多向母亲讨用,惠及乡党,无不额手称便。
1926年,受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的影响,我16岁即辍学从军,当了一名学兵,母亲不但不加劝阻,而是以“男子志在四方”“扬名声,显父母”多所勉励。部队在驻芷江期间,没有发饷,每月只有伙食费,从伙食费里节余点钱,作为零用费。我将领到的几百文铜钱保存起来,在假日时带回家中呈交母亲,这是我开头第一次将数目微不足道的钱,奉献给母亲。母亲接过这几百文钱,放在掌里看了又看,不禁感动得抱着我哭了起来!我19岁在国民革命军当了排长,以后逐级荐升,都将所得薪饷节余寄回家中,家境渐裕,母亲的家务劳累方始宽解,转而把精神寄托在念经拜佛,求神庇佑上面。经常出入于东门外附近的显灵寺,公安殿、嫘祖殿的尼姑庙内,这一段生活过得相当好,精神得到安慰。
我因从幼沐受寡母的慈爱和教养,在艰苦的岁月里磨炼成长,激发了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处世律己、持之以严,这时我清醒地认识到:我在既缺教师又无教学设备的中学,上了一年学,没有学得多的学识,文化程度是很低的,不足以应付事务担当较重职责,遂励志自学。我当连长时的一担行李里,一头是书,一头是行李,一有闲暇,即翻阅英语、数学、史地等中学教材。一上手辄专心致志沉溺书中,以至周围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我部队的营长第四期学长覃遵洵和同事们都称我是书呆子。当时一个上尉连长每月的薪饷是光洋50元,可以养家糊口了。同学们当上连长的,纷纷娶妻成家,倚红偎玉,煞是风光。我看了并不眼红,毫不动摇。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都婉言谢绝。我当时志在学习,认为结婚不仅影响自己的学习,也增加家庭经济负担。因此更坚定决心:在学习没有取得成就时,就不谈婚姻问题。当时国民政府在军事教育上,以黄埔军官学校为初级军官的养成教育学校,毕业后担任连排长尉级军官职务;中级校级军官,则设有不定期的军官训练班及步、炮、工、辎专门学校,毕业后任校级军官;对于培养高级用兵指挥官及专门研究军事科学综合艺术的人才,则在南京设有一座陆军大学,为全国唯一的最高军事学府,这是我立志争取的目标。在国民党军人的心目中,认为一跨入黄埔军校毕业,就无形中穿上了黄马褂,成了堂堂正正的正规军人,比行伍出身和其他军校毕业的,如东北讲武堂,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军人高出一筹。如更在陆军大学毕业,就加戴了一项绿(“陆”字谐音)帽子。凡是穿黄马褂戴绿帽子的军人,就更得到国家的重视。其升迁也比较快些,飞黄腾达,前途较广。我一直坚持自学,报名投考陆军大学。先经我所在部队第十八军军部审定核准后,集中到南昌行营举行初试。初试录取后,再到南京陆军大学复试,我连续考了三次,第一、二两次初试被录取,复试名落孙山。我毫不灰心,更加努力补习。到1935年终于第三次考上了陆军大学第十四期。因为自己认识自己程度相差很远,虽一再失败,没有气馁。有这一点自知之明,成为我刻苦自学的动力,终于如愿以偿。
我是由陈诚第十八军保送考入陆大的,除薪饷照发外,还有一点津贴,每月得八十余元,入学时部队长官及同学友好,还有所馈赠,我都积起来。生活相当优裕,能安心研读军学。这时我母亲因长期劳累,以致老年体衰多病。亟盼我结婚成家,老人好到南京同住,得到儿媳侍奉和医治病体。因此各方戚友都热情为我介绍对象,其中有名门闺秀、大中学生、中央医院护士、天主教徒等,还有身居高位的老长官和老师,示意邀我乘龙。在频繁的交往酬酢中,所费不赀,其中时髦小姐居多,朴素者较少,尽态极研,颇难抉择。以此踌躇不决,拖延了一年多,慈母望眼欲穿。最后考虑到我父亲早逝,全靠母亲艰苦教养,得有今日。为报答抚养训诲之恩,决心接受同乡邓海蕃先生的介绍,与其内侄女罗启芝缔婚。启芝是芷江南 乡楠木坪出生的,因芷江发生军阀混战的动乱,离家出走,辗转到苏州高级蚕业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任技术员。我们是同乡,语言习俗相同,能体会母亲的爱好,生活上不会发生隔阂。如娶外地人和官家小姐,她们语言不通,习俗不同,甚且娇生惯养、崇尚时髦,怎么能侍奉我这位封建色彩浓厚,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老太太-母亲呢?这是万万不可的。我决定与启芝结缡,遂于1937年5月23日,于南京中央饭店举行婚礼,原十八军老长官后任空军总司令的周至柔先生给我俩证婚。这时我年已28岁,在旧社会算是晚婚的人。婚礼后本预定即接母亲到南京侍养,以报三春之晖,讵料事出意外,蕞尔三岛的日本国侵略军,于“九一八”袭侵东北得逞后,更为嚣张狂妄,企图征服我整个中华民族,在南京紫金山制造“藏本失踪事件”,扬言要派兵进驻南京,造成满城风雨,惶惶不可终日。继之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激起中国人民奋起全面抗战!南京遭到日寇飞机狂轰滥炸,政府机关学校纷纷迁徙,启芝这时已由苏州蚕校调至南京,在财政部所得税所任文书,随机关迁至长沙,陆军大学亦迁长沙,我们原定迎接母亲到南京奉养的计划,徒成泡影,成为终天之憾。
我与启芝同迁到长沙,在城内东茅巷赁屋丽居,以同乡关系,生活习惯相同,互相敬爱,关于奉养母亲一事,她慨然承担。于是辞去所得税处文书职务,由我陪同送回芷江侍奉老母。抵家之时,母亲喜不自胜,出寝室在堂门口迎接,经我介绍后,启芝即向母亲行老式的跪拜礼,并搀扶母亲回房。母亲初次与儿媳见面,就受此旧式大礼,心中格外欢喜。在以后相处的日子里,启芝竭尽孝道,周到侍候母亲生活,为母亲添置衣服用品,并亲手烹制燕窝西洋参等补品,敬奉母亲食用,促进健康长寿,更得到母亲的满心欢爱。我多年来怀着报答母亲春晖的寸草之心,终于由启芝代我实现,克尽人子之义,夙愿得偿,比得到任何宝物还要珍贵,以此我俩感情弥笃。家中事务完全由启芝照管,我得卸仔肩,可以安心报国了,随即请缨杀敌,暂停在陆军大学的学业,投身抗日战争八一三淞沪战场前线的烽火中,在卫国保家的战场上经受考验。
1937年9月初我到达上海战场,参加第十八军对日作战,激战至11月11日,以日军在金山卫后侧登陆,我军被迫撤退,转战至皖南绩溪,部队暂时休整。军参谋长施伯衡因我在陆军大学尚未毕业,要我回校继续学习,我趁便返芷省亲。启芝回家后,给母亲生下一个孙儿,母亲更加欢天喜地,不顾劳累亲手偎抱,精神极为安慰。我本决定留启芝在家,侍奉母亲,同孙儿绕膝承欢,不感寂寞,我个人返回长沙。母亲认为我与启芝结婚后,相聚之日少,离别之日多,为了照顾我的生活,坚决命我携启芝同行,家中有兄嫂和姐姐侍奉,嘱咐我和启芝不要耽心。我虽一再奉劝母亲,把启芝留下。母亲硬是不从,叫人给买了两张到长沙的汽车票,敦促起程。我俩只得以依依难舍的眷恋之情,噙泪拜别。
我携妻带子到达长沙后,即入校继续学习,同期同学李昊,受他父亲李榘(任湖南省测量局局长)、叔父李国良(任中央陆军辎重兵学校校长)之嘱,要我携妻儿到他家居住,这两位职高望重的长者,过去是军校的教官和教育长,在南京时经常前往拜谒,颇受青睐。我欣然接受盛情,寄住城内青石井他们的家中。和他们全家一道起居膳食,如同家人,不要我交付分文。我受到特殊的温暖照顾,至今铭感!
1938年6月10日,是我沉痛哀伤永远纪念的日子。接到长兄序乾从芷江发来的急电!“母亲因到园中浇灌花木,感受风湿,旧病复发,医治无效,于是日辰刻溘然逝世!”如此晴空霹雳,使我惊晕欲绝,如丧魂魄!颓然仆椅,启芝则嚎啕大哭,悲不可抑!噩耗传来,我俩痛失慈母,无限悲伤。我因正在进行毕业考试,不能回家奔丧,向慈母遗体最后拜别,亲手经营窀穸好让长期安息,克尽人子之义。自从我父亲早故,母亲守寡孀居,抚养我们兄弟姊妹六人,尝尽困苦艰难,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母亲对我们的教导循循善诱,引经据典,深入浅出严正的训诲,使我们心领神会循规蹈矩,长大成人,更令我深铭肺腑、倾心感戴。如此天高地厚,欲报之恩,昊天罔极!只有永远遵守懿范,身体力行,成为一个奉公守法,正直磊落的人,庶几无负于母亲对我深切的期望,这也是对母亲最为重要的报答。
从军入伍-考入黄埔军校
1926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高潮迭起,大革命北伐军兴,新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的王天培第十军,奉命参加北伐,由贵州路经芷江,驻扎期间,开办军官教导团,招考新生,我这时在中学读一年级,受到革命高潮的影响,毅然辍学,考入第十军教导团当学兵,以后随部队开拔至常德,进入鄂西宜昌转战至武汉,宁汉分裂,我改投程潜第六军军官教导团。1927年,四川军阀杨森部队,由四川万县顺江东下,攻陷宜昌,直薄武汉,向武汉国民政府进攻,武汉震动,武汉政府除将仅有部队全部派出应战外,仍嫌兵力不足,遂将第六军军官教导团及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队,统编为战列部队,教导团由团长张轸率领,在沔阳仙桃镇向川军发起反攻,将之击败,乘胜追击至宜昌,川军受创未再蠢动,战事结束后教导团驻守宜昌半月,奉命回到武昌。在这次战斗中,大家听从指挥,奋起冲锋,两军相距300米,沉着射击,川军伤亡颇大,不支溃退,全团受到上级的表扬。教导团毕业,我被分配到第六军所属胡文斗第十九师当排长。程潜在武汉被桂系李宗仁扣押,第六军解体,我随部队编入湖南省主席鲁涤平的第二军,仍任排长。1928年,第二军调驻武汉,我被考取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第七期步兵科学习,得以接受正规军事学校的教育。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是黄埔军官学校的继续。
孙中山先生生前创建的国民党。共产党第一次合作的国民政府,为了打倒军阀,统一全国,于1924年在广州黄埔创建黄埔军官学校(后改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培训学生,建立革命军队,统一两广。于1926年7月,誓师北伐,所向披靡。10月,攻克北洋军阀吴佩孚盘据的武汉三镇。国民政府遂由广州迁至武汉,原设在黄埔岛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亦随之迁至武昌,继续招收第五期新生人校受训。至第六期,因宁、汉分裂,一度停办。宁、汉合并后又继续开办,招收第七期新生。这时校名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以在南京的为本校。校长俱为蒋介石,南京本校教育长张治中,武汉分校教育长钱大钧。蒋多次莅临分校对我们学生训话,勉励我们继承和发扬黄埔革命精神。我人校后编人步兵科第四大队第十一中队,校址在武昌右旗营房。我在军校学习,不仅在军事学习有所造诣;而最重要的,作为军人,受到最严格的管理训练。使我在生活上养成按部就班,严守时间,不畏难苟安,敢于冒险奋斗的作风;在身体上得到各种锻炼,如器械操天桥平台钓杆及拳术刺枪劈剑等训练,体魄日益健强,成为昂首挺胸的赳赳武夫。军人要有健壮的体魄才能克尽厥职,闯过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我在任排连长时,作为一个基层直接带兵的干部,绝不能徒托空言坐而论道,而是硬干实干,以身作则的体力劳动。比如教士兵打靶投弹刺枪挖战壕……等技术,不仅要言传更重在身教,必需自己先动手示范。当干部吃苦在前,在后也未享乐。部队在作战时,常因军情紧急,昼夜兼程,雨雪覆盖,在所不计;鸟道崎岖、履险如夷,不以为苦;行军作战常不能按时开饭,饱一餐,饥一餐是常事。我当排连长要与士兵同甘苦,绝不能我个人先吃,有饭太家吃,吃完了,士兵可以休息睡大觉,我还有许多军情要等待处理,比士兵劳累得多;行军时士兵身上的负担也够瞧的。每个士兵要背一枝步枪百多发子弹,刺刀手榴弹干粮袋和自己的衣被,有20多斤重。我们干部身上则只带手枪干粮袋和一个公文包,这比士兵的负担要轻松得多,但是遇到士兵伤了病了,还得把他身上的枪弹摘下来,替他背上以免丢失;宿营时士兵可以暂时休息,干部则要翻山越岭侦察地形,配置警戒。我当了5年的排连长,以体魄健壮都顶过去了,这要归功于军校的养成教育。
1929年秋,原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和蒋介石闹翻,在郑州通电反蒋。挥师沿平汉铁路南下,连下许昌、漯河、西平沿途城镇,前锋到达驻马店、确山附近。意图夺取武汉,以与湖南的何键、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取得联系,以共同对付蒋介石。这时蒋的战列部队俱调前线对唐军作战,武汉空虚。遂令钱大钧率领武汉分校师生,担任武昌的警备任务。我们停止上课出操。以中队为单位分驻武昌各重要街道。我们白天以10余人为一队,荷枪实弹在街上巡逻,夜晚在重要街道口站岗,以维护社会秩序。我们学生军与一般部队士兵不同,我们穿的黄呢制服,足登皮靴,而士兵则黄卡其布制服,足穿胶鞋,两者有很大差异。我们对群众彬彬有礼,不旋横暴,博得群众的好评。唐失败后大批俘虏送到武昌,由我们收容管理,将之遣返家园,事毕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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