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恩浩荡》
来源：黄埔第七分校十六期 李宪章 撰稿   2018-10-29 14:53:55

　　我这小生命，1921年3月14日晚间呱呱垂地，降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李宪章这个名字是孤儿院义父为我取的，我的名字叫李斌丞。前些年，杨陵街道上一些老干部见我不呼名讳，都戏称“李国民党”。

　　我的故乡叫李家村，全村一个祖先，青一色李姓分三个居民点，堡子瓦房，东西沟住窑洞，约一百五十户人家。我家住东沟，居住五孔窑洞，窑洞北向，面对乔山。河从沟底蜿蜒东流，经多少万年的冲刷，陷下深约百丈的沟壑，沟壑两岸居民，大都穴居窑洞，遥相对峙，我家正处在沟的南沿上。

　　一九二九年，陕西西府地区，发生历史上空前大旱灾(史称十八年年馑)。三年六料未收，赤地千里。农村十室九空，百里不闻鸡鸣。强者铤而走险，老弱转死沟壑，哀鸿遍野，饿殍满道，树皮草根食之殆尽，人畜相食惨绝人寰。父母携我和幼妹，离乡背井，远逃甘肃两当县，住进破庙内，父作零工，母为人缝洗，每天在饥饿中打滚。

　　在断炊情况下，父母作了决定，为了既使我活命，又能暂获一家人的温饱，将我卖与两当县南街张裁缝家，为张家作儿子。儿是娘心一块肉，父母在痛哭中，把我让介绍人领到张家。我的卖价是八块银洋，我父亲接过钱，含泪递过了卖儿契。

　　我七岁上给张家作了儿子，也作了店员，也作了喂猪的猪倌。劳役繁重。过一年，张裁缝病危，打电报告知洛阳的大女儿。大女儿是冯玉祥军队中一位团长的太太，这时正值蒋冯战争，团长派亲信兵将太太送回两当县。不久张裁缝病逝，大女送了葬。群众议论：大女回家及时，享有孝名。大女对我，一怨父母收卖，恐难留住;二横加虐待，加重劳役。

　　我来到张家不久，张裁缝女人。向县税局局长请求将我父亲录用为税收员，分派县西三十里的梁家洼税所，一家人的生活才有了保障。

　　这时，由陕西进来一股军阀部队，进占了两当县，原驻守两当的马安良部队暂时撤退。月余，两军在两当县展开争夺战，山外部队在反扑中，误认我父亲为县上行政人员，枪杀在张裁缝家的门口。我和我母亲扑向血泊，抱尸痛哭，后由地方慈善人士用棺木殓厝。留下母亲和幼妹，在泪水中生活。

　　人生三大不幸，幼年丧父，是第一不幸。从此我失掉了天伦之乐，命运残酷地摆布着我。

　　父亲被枪杀时，伯父在两当县国民兵团中服役。为了给李家保留我这个苗苗，私下多次商洽偷跑回陕一事。一天早晨，我背草篓给猪拔草，遇见早在南门等我的伯父，于是落荒越山向双石铺方向逃跑。

　　逃在凤县柴关岺，找到李乡约家(是本家光绪三年在此落户的)。这是大户人家，每顿有四十多人吃饭，耕地四百亩，养牛三十头，牧羊二百只，吃住不成问题，我和伯父暂时寄居下来。伯父随同众人作农活，我和这家子弟牧牛放羊，每日去山间，摘食着葡萄地瓜，山桃草莓等野生鲜果，阅览着茂林修竹、古松苍柏等自然风景，观赏着豺狼虎豹、狐獾兔雉等动物世界。

　　半年后，伯父领我回到故乡。这时，祖父母都已逝去，三具棺木暂厝大窑内，只能伏身悲泣。秋后又随伯父逃至周至县终南镇，寄居堂伯家。伯父每天作零工，我沿门乞讨。两月余，伯父领我沿南山麓，越过哑柏镇，来到眉县祁镇大姑家，(姑母一家逃荒至此)，伯父每日仍打零工，我与二表哥沿街乞讨。三月后，过罢春节，我随伯父又回到家乡，用人抬犁播种了玉米，玉米歉收，不足糊口。于一九三二年，伯父送我进入“西北慈善联合会陕西扶风灾童教养院”，每天两餐玉米糁，还有半工半读的教育。

　　在陕西大旱灾中，正值军阀混战，盘踞陕西的军阀，恣意搜刮民脂民膏，扩充军备，不顾人民的死活!只有社会仁人善士，大发慈悲，以红十字会，佛教会等教会团体，组织华北慈善联合会来陕西赈济灾民，在西安、扶风两地设立了灾童教养院。院内设有纺织、缝纫、织襪、木工，制鞋、医科、理发等专业，实行半工半读教育，侧重职业教育。

　　我入院始学制鞋，继学织襪，后学西医。院内后来设立终日制文化学习甲乙两班，我被编在乙班。在历次考试中，我是乙班铁打的第一名，因此得到教育主任刘屏侯先生的器重。为了偏重培养，每天晚自习后，在他的办公室，加班学习《论语》、《孟子》、《左传》、《诗经》等古典作品。教养院对升学有限制，只许投考师范学校，其他学校不许报考。我与刘屏侯先生的感情日益增进，后拜刘为义父。

　　义父刘屏侯先生后升任教养院院长，我在灾童中鹤立鸡群，得天独厚，为教师所器重，为同学们所羡慕。义父勉我考中学，即使院内不供给学费，他愿资助。不久，他辞去院长职务，被扶风县小西街小学聘为语文教师。对我的升学，为了文凭合格，他令我出院插入小西街高小毕业班，补习一学期。当年暑假中，我考入了西安省立第一中学，编入二九级丁班学习。

　　教养院中的教职工，除本地人外，有一半是“九·一八”东北沧陷后，逃亡西北的大学生，象穆本生等都是东北大学肄业的，所以师资水平较高。教养院的创始人朱子桥，是满清末年，镇守东北的大将军，各界人士都称“朱将军”。他深受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在讲话中，很多引用《真理报》的论述。朱将军又名朱床澜，是有名书法家，墨笔遒劲行书潇洒，每次来扶风，各界求字人拥挤若市。

　　考入第一中学后，学费全由义父供给。每学期总共花费70余元，每月伙食费仅4元。

　　当时一中校风、学风都较规范，教学水平较高，升学率名列前茅。我因出身贫寒，又是义父资助，从不偷闲嬉戏，每天兢兢业业钻研课程，每学期考试成绩，各门功课平均在80分以上，操行经常列为甲等。后由于义父的指示，开始走向运动场，苦练篮球，加强身体锻练，保证文化学习。

　　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山西省全部沦陷，日机由晋南运城起飞，时来空袭西安，给教学带来极大的威胁。有时正在上课，听见空袭警报，立即停课，师生进入防空洞，避免轰炸，即使正在考试，也立即停考，师生防空，试卷作废，日后重考。在西安街上，婚丧仪仗正在进行，遇见警报，花轿停放大街，新娘新郎逃进了防空洞;送葬者置灵柩于大街，孝子孝孙奔向防空洞。

　　日军在风陵渡，隔黄河与潼关对峙，有偷渡黄河，西犯关中的企图。这时，陕西省抗敌讲习新招收培训班，主要训练投手榴弹，野外试战。我经同学介绍，欣然加入。一九三六年寒假，我未回家，写信请示义父，回信同意我参加学习。抗敌讲习所地址设在革命公园内，伙食免费，政治教师由省党部政工人员担任，军事教师由别动队中的黄埔军官担任。每日政治、军事课程交叉进行，学习紧张。最后打靶、实弹演习。三星期结业，临结业时，政工人员暗示我，申请加入了“西北青年抗敌协会”，成为正式会员。

　　一九三九年冬，西北青年抗敌协会由各校选拔学生25人，组成战地工作团。我被选入，出潼关赴漯河，慰问驻偃城的第25师关麟征部。这时，关麟征已晋升为52军副军长，师长由张耀明接任。师部派政工处长李嘉璧接待了我们，住宿在一家商店的楼上，一日三餐由师部直属连的炊事员供应。我们按李嘉璧的安排，给连队教唱救亡歌曲，演出活报剧。又对俘获的当地匪众进行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感化教育。这群匪众很快醒悟报名参军，成为25师的补充兵员。

　　一九四〇年春，西北青年抗敌协会由各校选拔男女青年三十余人，又组成第二次战地工作团，我又参加。出潼关赴徐州，慰问保卫徐州的52军关麟征部。正逢日机轮番轰炸徐州，每日从早到晚不能解除警报。我们被军部安置在徐州车站一家旅社内，每天都跑在野外树丛中，躲避轰炸。

　　由于日机不断轰炸西安，干扰上课秩序，学校奉命遣散，第一中学迁陕南洋县。这时名牌教师不愿去陕南，学生中一部分转学，一部分经济困难的离校另谋职业。我境况艰难，只好另谋职业。先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求职，领导人答应按人数编队，每人发给两颗手榴弹，由风陵渡过黄河，潜行敌后至山西临汾受训，毕业后分发工作。我因故未能应编出发，就地考入中央陸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校址在西安南边终南山下的王曲。

　　黄埔军校，原名“陸军军官学校”。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产物，校址在广州黄埔岛上，利用满清时期在岛上设立的海军小学和船舶修械所合并而成。抗日战争期间，除校本部外，分设十个分校，广收爱国青年，壮大下级军官。总校及各分校都由蒋介石任校长，分校设主任负责学校全盘工作。王曲为第七分校，主任是胡宗南兼任的。

　　我考进军校后，编在第十六期入伍生一团四营十连，开赴凤翔陈村镇训练，第一阶段为士兵学科：站岗、放哨、服勤、军人礼节。三月后开回王曲。

　　我们入伍生团团长叫胡长青(湖南人，黄埔六期，陸军大学四期)，在上海抗战时，担任师部参谋，奉命前去连络，他机智勇敢，冒着敌人炮火，越过敌人封锁线与被围部队取得联络，完成了任务。结果我军里应外合，冲出重围，合兵一处，打了个胜仗，胡长青立下特等功勋。

　　胡长青中等身材，脸色铁黑，牙齿皙白，学生喻为《黑人牙膏》。他仪表严整，服装规格，动作熟练。身为将官，经常打绑腿。他面酷心慈，热爱学生。初夜，经常深入学生宿舍、厕所，倾听学生意见。对官严、对学生宽，颇得学生敬爱。

　　半年后，入伍训练结束，进行文化课考试，数理化较优的学生，编入特科总队(砲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其余编为步科总队。改称第十六期第四总队，我编入第一大队第二中队，训练地址仍在陈村镇。总队长是何奇，(黄埔六期，陸四期，湖北人)，仪态有文士之风，腰挎手枪，不打绑腿，但学识渊博，巡视各队学习中，发现有缺课教官，立即代替上课，不论大教程中的战术、兵器、军制，地形，筑城通讯，航空，讲解精透，深得学生尊敬。

　　在军士训练中的小教程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等。在军官教育中的大教程有：战术、兵器、地形、筑城、军制、通讯六科。训练紧张，来往去厕所都得跑步，不然迟到受罚。军校讲求内务，被褥必须叠成刀切方形，枪弹擦拭锃亮，不合要求，必须多次反复，磨练我的细心与耐性。夜间教育摸黑着装，打背包。尤其吃饭要求快，五分钟吃一顿，在暴饮暴食的训练中，给我孕育了严重的胃病。

　　军队训练四大原则：迅速、 静肃、确实、秘密、在军校执行得特别彻底。

　　每星期一，举行纪念周，全总队集合，会上报告中心工作，政治教官报告时事，这纪念周本来为纪念孙中山总理开设的。

　　早晚点名唱校歌：“怒潮澎湃，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作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族携着手，向前进!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据说这是孙中山先生1924年6月16日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讲演词。在每年6月16日军校总要举行隆重的校庆会。

　　陈村镇有较多的卷烟厂，辣酒厂，人民勤朴憨厚，我们总队经常演出秦腔、京剧、豫剧与群众联欢。陈村镇的柿子、大萝卜，养育了我两年多，今日思之，仍有眷恋。

　　距毕业还有三个月，举行一次文化课测验，在数、理、化科目上，择优选拔，从四总队选择120名，进入军官教育队重兵器训练班，其中有我。在重兵器训练班中，我学习了重机枪，迫击炮，高射炮和战车防御炮的射击技术。四总队学员于一九四〇年六月毕业，我仍留在重兵器训练班学习，两月后结业，被分派第十七期第十二总队任中尉区队长。在担任值星时，一个星期从早到晚，寸步不能离开学生。

　　军校的教育，使我立志作名将。我崇拜中国的廉颇、岳飞，崇拜外国的凯墨尔、拿破伦。

　　第十七期学生还未毕业，我带职考入军官外文班，该班设有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四科，我被分配俄文组，专修俄语。

　　一九四四年春，我由外文班毕业，分派暂编25师第三团，担任第三营机枪三连中尉排长，士兵称“大排长”。

　　第三团担任禹门口的要塞防御，禹门口即龙门，传说是大禹治水时，用石斧凿开山口处，黄河奔流直下，水流湍急。距东岸水面仅九十米，东岸有东禹庙，日军驻守。西岸的西禹庙，我团驻守。由于距离很近，两军随时可以喊话。我军在西岸筑有永久工事距河岸五里，即进入地道，向河岸修筑了纵横交通暗道，在河岸岩面上开凿枪眼，作为射击孔或瞭望孔，阻击敌人渡河西犯。这样的永久工事能避免敌人砲击和空袭。

　　昼夜从枪眼监视敌人，日军潜形匿迹，只有东禹庙庭院中升起的太阳旗，由望远镜中看得清，旗杆是木质的。我愤怒难抑，用重机枪瞄准旗杆，连续射击，誓要旗杆打断。团指挥所和营指挥所听见枪声询问情况，我的回答是：“别无情况，只不愿烧饼旗在我中华土地上飘扬，我在打旗杆……”团长和营长在会议上批评我是“二虎”(蛮干人)。一时“二虎”传遍三团，河防有射击纪律，发现敌人渡河，可鸣枪报警，全团进入阵地，准备战斗;或发现有利目标，可打一枪击毙一个敌人，平时不许开枪。

　　军校和部队实际，差距很大，25师官兵，赌风甚炽，我遂产生离开25师的念头。借故离开了25师。

　　回校后，人事科将我重新分派在入新疆的后勤单位-军政部军需署哈密办事处，作为俄文翻译储备人员。全办事处男女职员四十余人，分乘三辆大卡车，由西安出发，除在兰州大休息七天外，每日都坐车赶路。沿途阅尽大西北风光，进入河西走廊后，沿途看见断断续续的残存长城，又看到古老的左公柳，皮老枝稀，迎风摇曳。河西走廊是甘肃省的富饶产粮带，两旁玉米、高粱、豆菽长满川道。

　　在新疆，我开始和文学结缘，不断向新疆日报投稿，计发表的小品有《迪市夜情曲》、《搬家的悲剧》、《爱海插曲》、《秋夜二题》、《读史偶拾》等，发表的小说有：《西游新记》、《草原西施》、《阿毛的狂想》、《苏季子落魄归家》、《苏季子衣锦还乡》等，发表的杂文有：《烤羊肉》、《买鱼有感》、《车祸》等，发表的诗歌有：《女缝工》、《蒙古包》、《湖》、《马》等，认识了总编辑吕器，文艺版编辑许青航、王剑虹等，报社并聘请我为通讯员。

　　我投考黄埔军校的目的，在于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收复祖国大好河山。抗战胜利了，我脱下军装辞退军职，闲住乌鲁木齐，受到新疆日报社的邀请，进入该报社担任俄文版翻译，后又兼“天池”文艺版副编辑。1947年冬，我由新疆日报社返西安后经介绍去三原第167粮秣库任库员。第167粮秣库，负责供应咸铜线上驻军粮秣，催收三原、富平、耀县等十一个县的军粮。从一九四七年春，因买各部队剩余军粮，我认识了渭北纵队的领导人陈吾愚。他当时在咸铜线上搞地下活动，我除协助他买军粮外，还协助买手枪，轻机枪，西门子军用电话机等。因交情日深，他曾向我学习过俄文。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九日，咸阳解放了，我在街头上看见人民政府和解放军的安民告示，凡敌伪人员，必须在县政府登记。不属于罪恶重大者，如有一技之长，人民还可任用。我如实登记，城市工作人员来我住处(东街同心协花行)，面询了一切情况。

　　解放后，陈吾愚出任咸阳市委书记，原设咸阳市北关的鸿鑫饭馆(党地下连络站)账房李先生，出任咸阳县政府秘书。我找到陈吾愚，提出革命要求，陈令李秘书开给介绍信，要我去投考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政大学。

　　西北军政大学试场设在东厅门西安高中内，考试科目有政治、语文、体格检查。专业我报考俄文，测验结果，各科及格，被录取了。一九四九年八月我进入西北军大军政学院，编入第一大队(研究科)第一队学习。学习期间，我担任学习小组副组长，墙报委员。有了初步的唯物观点，辩证方法，开始理解阶级，理解为人民服务的真谛。经过一段学习，开始对自己批判，年轻时投靠国民党救中国是误入歧途，真正救中国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破坏第一次大革命。在“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下，蒋窃权二十年，内战频繁，“撒向人间都是怨”。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最后暴发了“西安事变”，人民才“牵着驴子上山”，迫使蒋介石抗日，导致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胜利后，蒋介石投靠美帝，发动大规模内战。解放军以小胜大，以二百万装备低劣的军队，消灭了八百万美械化的中央军，解放了大陸，蒋介石逃亡到台湾。

　　西北军政大学设在王曲，利用七分校的校址。十余年后，我又一次回到王曲。我们第一队驻校部南侧青龙岺下的太师洞，原为七分校校刊《王曲》的编辑部，我有旧地重温的感触。西北军政大学设立三个学院：军政学院，财经学院，艺术学院。校领导了解我有初步写作能力，于一九四九年冬，分派我入艺术学院文学部学习。艺术学院的前身是鲁迅艺术学院，分四个部：文学部，戏剧部，美术部，音乐部。文学部当时开设的课程有：文学概论，修辞学，逻辑学，美学，民间学，作品研究等。

　　西北军大校长是贺龙，副校长是李长路，李负责学校全盘工作。一九四九年冬，贺龙校长由北京参加国庆大典归来，到校视察，各大队在校部北侧马路两旁集结，迎接校长的到来。约上午十点左右，贺龙校长坐小车到校，在检阅学生中，政治部主任介绍了各学院所属的各大队。贺校长身穿黄呢短大衣，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注视学生频频点头。在阅兵台前集合后，贺校长作了报告，先概述了国庆大典的概况，其次阐述了国际爱国主义与一边倒问题，最后发布了进军大西南令，西北军大学生即行毕业，编为战斗队与工作队，战斗队参加部队作战，工作队入新解放区进行双减双反工作。在报告中，宣布休息十分钟的瞬间，台下的学生像潮水般涌上检阅台，争先与贺校长拥抱握手，贺校长应接不暇，政治部主任郭光急忙劝阻：“同学们，让校长休息一下，他下午还要去宝鸡指挥作战……”从扩音器里连续喊着，但并未阻止人浪的翻滚，继续涌向阅兵台。直到宣布继续作报告，人群才安静下来。

　　蒋介石当过我的校长，也来王曲检阅过，前十天就让洗衣服剃头剪指甲，整理内务，擦拭武器，布置警戒。但贺龙校长，质朴简从，不求形式，平易近人，两个天地。一九五〇年春，艺术学院一部分同学随军南下，大部分同学留在西北，隶属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更名为西北艺术学院。各部改系，院长是柯仲平。我被列为文学系研究生，奉命教授文学系俄文课。同年在群众日报上发表我的《我对苏联***和美国***的看法》评介文，同年秋，西北文代会召开，我奉命对维吾尔哈萨克歌舞剧团作连络，翻译维哈文歌词四十余首，在《西北文艺》杂志上发表。寒假期间，我奉命作《读苏文学史的感想》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冬，因我肺出血严重，破格地送耀县西北干部疗养院疗养，三月后回院。回院后，吐血症复发，夏今时节，正值全国整风查干运动，我卧病床，接受检查。在交代历史问题中，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详述了我在新疆日报社的工作情况。翻译了张治中将军交给报社的俄文秘件，题目为《安定新疆刍议》，是白俄牙科夫呈给张治中将军的。牙科夫在满清末年光绪帝时，曾任驻华大使。十月革命后，潜入新疆。呈文大义是建议张治中将军利用宗教团结各族人民。后来还翻译了牙科夫给报社写的文史稿件：《西汉突厥两石碑》、《伊宁史考》等。由于翻译工作，认识了苏联领使馆的比特诺夫，达维科夫等，领使馆开设的展览会或演出新影片，都邀请我参观。在特嫌问题上，最重要一节是：军统特务在新疆有一名李某化名魏定邦，深入北疆阿山，策动匪首乌斯满率众万余人归降张治中将军，我在报上为其庆功，写了五千字的报导文章，题目为《定邦先定边》，对这位特务极尽吹捧，表彰其机智、勇敢，善于言词的能力。魏定邦以此报导文章作资本，上报重庆大老板戴笠，获得奖金，晋级，腾达上升。我在返陕途中，魏写信给沿途各警察局长，招待食宿，还得到暗中保护。文学系主任田家，是个极左分子，根据以上蛛丝马迹，错误地判断我是军统特务，上报整风办公室，不到七天，我以特嫌被西北公安部逮捕入狱，进行审查。从此，我的人生好比黄河从宁夏拐了个弯，灾难越刮越深。

　　入狱后，先押新城内，后押包金巷狱中。三月后，因我吐血病复发，公安部为了对在押犯负责，遍找西安医院均无床位，公安部领导决定以保外治疗名义，将我遣送回家，交扶风县公安局看管。1952年，我病势逐渐好转，能从事轻微农活劳动。该年冬，查田工作组下乡，驻队干部郭振芳想请我协助村上工作，一了解才知我是一个在押审查犯。

　　一九五三年春，在反道运动中，我奉扶风县公安局指示，写了七首反道快板，作为全县反道演唱材料。在婚姻法运动月中，我协助夹道村业余剧团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婚姻自主》等剧目。同年，我妻赵琦提出和我离婚，(我在押期间，赵仍留西北艺术学院)由扶风县法院判决离异，五岁的小男孩判归赵琦扶养。至此，我失掉了政治生命，也失掉了妻子。

　　人生不幸大矣，孰岂乎一个冤字了得!

　　一九五三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撤消，西北公安部将我档案交陕西省公安厅，给扶风县公安局的通知是：“李犯病愈后，再不回押，再不审讯。对李犯自称参加地下军反胡宗南的活动和地下军长刘世锡的关系尚未查清，对李犯在新疆日报社任翻译和编辑期之特嫌亦未查清，希你局布置调查。”从此，我一直“押”在农村，过着受审查的生活。

　　一九五四年夏，乡政府令我参与夏粮征收核算工作，那时候，农村人有文化的少，我虽是在押审查犯，但有文化、也被利用。同年冬，我被区政府调出，驻帅家乡椒生村，负责该村统销统购工作。

　　一九五四年冬，因统销统购政策执行刚开始，群众食油供应匮乏，多处农民自想办法，用小樑榨油。我因家庭缺油，也参加了小樑榨油团伙，晚上熬夜，偷偷摸摸，在幽僻的窑院内烧蒸锅，包油坯，按小樑，每夜只得油十余斤，四股分账，每股只分得三、四斤。

　　其时农村正搞合作化，小樑榨油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于是我又上了逮捕名单。一九五五年夏，我又一次被扶风县公安局逮捕，三月后审讯结束，我以“破坏油籽统购统销”罪，判处徒刑二年，先入县劳改队，每日去河滩菜地劳动，经过大街遇见旧相识或同学，看见我胳膊上带着“劳改”臂章，都感惊讶。

　　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又遇当头风。无怪乎关云长捶胸又顿足!

　　对我的主审员是丁小波，是一位有声望的法官，他认为我一时迷失方向，并无反革命目的，(家没油吃靠劳动榨点油都是反革命嘛，苍天!)判处徒刑二年是最轻的量刑。凡有反革命目的者，判刑都在八年以上。对我的宣判也未上万人大会，只在法院审判室宣布，法院通知我女人陈英(与赵琦离婚后曾下川续弦)前来领取了判决书。 在扶风县劳改队三月后，送铜川县劳改第三大队劳改，该大队驻十里铺东侧一个山沟里，取名“新川石灰厂”，生产石灰。厂内约有两千犯人。公安部队有一营兵力看守，犯人住宿窑洞内，上下工整队出发经过内卫岗哨时要报数，以核对人数。四山有外卫警戒。开山炸石，大改小改，运石、烧灰、运灰，都在外卫警戒线以内。

　　我编在小改组内，每天上工用八磅锤改石头，将牛头羊头那样的石头，改为拳头大小的石头，才能入灰窑烧灰。在一九五六年冬，劳动竞赛月中，因劳动激烈，石碴打伤左眼，休假十余天，在安全挑战上，给第二队抹了黑，队职干部都恨我，未发给劳动竞赛月中的奖金，斥我为害群之马。

　　在犯人文化学习中，我被提为文化教员，又在厂内职工迫切要求下，批准我为俄文教师。为了照顾我的体力，调为扒山皮组组长，率领老弱犯人，铲除山石的积土和杂物，为开山放炮作准备。

　　犯人有劳动奖金，给国家生产100元，可提取5元作奖，我每月可得到15元左右的奖金。文化教师每月津贴7元，俄文教学津贴10元，在犯人信贷部，我是一个稳定的存款户，释放时我存款上竟有200元之多。

　　学习俄文的职工，以医务股、管教股、会计股的男女干部为主，课时安排在星期一、三、五三天的上午。时间久了，大家对我也产生了好感。医务股检查身体后，动手术为我割去了多年来的疝气;管教股暗示我写申请留厂工作。我递上申请后，经省公安厅批准，命我为省第三劳改大队犯人文化教员。一九五七年夏，我刑满回家探望了伯父伯母和为我苦守的妻子。半月后回厂，在管教股开始犯人文化教学。

　　一九五七年秋，全国性压缩机构，精减人员。石灰厂一些队职干部，都是当年的“小八路”，要动员他们回家，很难打通思想。后来，目标都集中到了我，认为我是由犯人新进的干部，没资历，不应留用。处此情况，厂长就动员我回家另谋出路，我无可奈何，只得回家。回家后，地方党政干部认为我在劳改后被劳改单位留用，担任犯人文化教员，还可使用，一九五八年冬，又被命为扶风县绛帐公社五泉管区扫盲教师，授课形式为夜校，对象是村中50岁以下的男女社员。

　　一九五九年春，引渭工程上马，五泉管区命我为桶张民工营的文书，开始苦战水利工地。一九六二年，水利工程下马，我才回到了生产队。

　　一九六六年，全国掀起文化大革命，新闻报刊、广播宣传机构先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由海瑞骂皇帝点响攻击砲，诬责吴晗替右派分子鸣不平，喊冤叫屈。接着批判邓拓主编的《燕山夜话》，诬责邓拓含沙射影谩骂毛主席。文化界步步深入，批判巴金的《家》、《春》、《秋》激流三部曲，批判曹禺的《日出》，批判茅盾的《子夜》，批判齐白石的漫画等，对一些名著，重新评价，大部分受到否定。

　　农村闹字派放弃生产，整天结队破四旧立四新。毁家谱，砸石碑、捣牌匾，把一些有历史价值的文物，统统毁掉。在借口清查地富反坏右家庭中，大量掠走金银饰物，珍贵物品，犹如漫天洪水，淹没大地。

　　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多次检阅了红卫兵串连队伍，林彪升为副统帅，江青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姚文元成为批判论述的权威，张春桥成为文化大革命总部的军师。刀笔剑舌所指，中国大地无处不炮打火烧!

　　文化大革命愈深入，矛头愈显明，矛盾集中在刘少奇邓小平两人身上，到处看见，“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标语，到处听见“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接着贺龙、陈毅等也被打倒。在政治上拥护刘邓主张的人，都被列为走资派，成了批斗对象。一时间，从中央、省、市到县、公社的各级领导，都成了黑帮。有的离岗靠边站，有的挂上“走资派”、“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牌子，有的挂上“阶级异己分子”、“保皇派”的牌子，游街示众，上会批斗。造反派对被诬陷的老同志大打出手，搧耳光、揪耳朵、拳打脚踢。有时站高凳、挂重牌、变相体罚，有时断饮食、作苦役、车轮批斗，通宵达旦极为残酷。对地富反坏右更加一等。尔后刘少奇、贺龙等相继含冤而死，邓拓在山西五台丧生，全国省、市、县、公社各级干部，被折磨死者不计其数。正如廖沫沙悼诗说的：“人间遍地成灾狱，上帝遥天不忍闻”。

　　造反派对在职干部的揪斗，称为“打活老虎”，对四类分子的揪斗，称为“打死老虎”。对四类分子统一规定，在“立正”“稍息”口令喊出之后，就要念出口诀，如果念错制式口诀，就要遭到脚踢拳打。规定在早晨上工以前，在晚上吃晚饭以后，必须来大队向毛主席请罪，中午饭后列队游街，即使三夏大忙季节，也不能停止!我的“好”运又来了，造反派给我臂章上写：“历史反革命”，胸前牌上写：“黄埔军校毕业，历史反革命”，我痛不欲生，买毒药无证明，只好挂颈自缢。在情感冲动下，挂绳走向院中杏树，就在我准备一了百了之时，苦命的妻子出现了，她使我在羞辱中又苟活了下来。

　　杨陵公社造反派打人的硬手，群众叫他“老七”、“老八”。有一天，老七老八来我们大队，在众人跟前显示其打人的威风。晚上在大队一个窑洞，召集我们开会，对一个姓周的棍棒交加，打得皮开肉绽，惨叫声闻数里，竟打折腰骨，以后成了弯腰驼背。对另一宗教分子借口和蒋介石反攻大陸有暗号联系，按倒在地，毒打之后，用细绳绞勒手指，被打者在地叫苦翻滚，我在一旁战慄，这样的惨刑，我从未见过。

　　民主补课中，又要给我家补定地主成份，我不同意，和他们辩驳了几句。激怒了贫宣队和造反派，晚上将我叫进窑洞内，巴掌、拳头如雨点，加上用脚踢，约半小时才停了手脚，我被打得鼻青脸肿头晕眼花，十数日后才勉强下床行走。

　　定为破落地主后，我全家被扫地出门，除灶房外，其他房门一律查封。正值严冬，我和大儿子在灶门口就地铺草过夜。因晚上加班，睡在地上，热骨受冷风侵袭，患上严重关节炎，每日瘸跛上工，有时遭到脚踢，膝盖关节有刺心疼痛。

　　那时候，我被打得多了，也慢慢地就想开了。一则是苦命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离不开我，再就是我想着苍天总有一天会有公断，历史上凡倒行逆施者，最后都没有好下场。于是我就自己勖勉，自我振作。大会批斗挨打之后，我上工给队上犁地。一边吆牛，一边吆喝起秦腔来：“党叫儿做一个刚强铁汉……为革命我不怕把牢底坐穿!”晚上，因下午的唱“红灯记”，又得挨打。第二天，我上工时又唱“困土山”-关云长捶胸又顿足，恨苍天为何困英雄?自然免不了还得经受皮肉之苦。有时下雨天，我就高声诵读《孟子》二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行拂乱其所为，动心韧性，增益其所不能。

　　我常常想，人活着需要勇气，需要精神。艰难困苦的环境反而能锻炼人的坚强意志。

　　十年动乱中，还出现了许多可笑的反历史的偏激作法。对于历史性名称一律取缔，像杨陵车站改为“红卫”车站，河南省的获嘉县改为“兴无”县。一时全国就有无数的重复名称，相雷同的有“红卫”“兴无”“灭资”等，给邮电部门带来极大的麻烦。

　　在文革中，除对我肉体摧残外，最痛心的就是两次抄家，掠去了我的大量书籍，其中以俄文书最多。尤可惜是掠走了我的作品集，先后在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二百余篇，今日思之，不胜叹惋。

　　电光闪，雷声响，神州天空冲散乌云出太阳。四人帮被打倒，十年动乱结束，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被拯救出来。划时代的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决议春雨洒向人间，否定了建国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发展经济，富民强国。各行各业按三中全会精神，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清除极左路线的流毒。

　　各级政府设立信访机构， 深求民瘼，平反冤假错案，每日被害者在信访处拥挤如市，政府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为死者昭雪，苟活者平反。凡平反复职者，莫不感激涕下，实若恩同再造，我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对我的错案也提出申诉。

　　三中全会后，武功县摘去我在文革中戴上的“历反”帽子，恢复了公民权利;又在党利用一切积极因素和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下，一九七九年夏，被西大寨中学聘为民办教师，授初三语文课。入校后，面临的困难是：拉丁拼音和词法。为了对学生负责，虚心地、积极地向青年教师学习，约一学期，基本掌握拼音和词法，克服了教学上的困难。

　　一九九〇三月十四日，省委召开省公安厅，省高教局，西安美院，咸阳市委，杨陵区委联席会议，专题解决我的平反落实问题。会上一致同意平反，杨陵区委表态同意接收。同年六月十一日省公安厅下达彻底平反文，六月二十二日省委下达落实政策文。

　　从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起，我成为中教一级教师，成为国家干部，办理了家属“农转非”户口。弹指三十六年，我在阴暗悲悽的审查中度过。老年又回到革命队伍，顿感心胸开阔，眼底明亮，精神焕发。只是每每想到过去，总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我幼年在大旱灾中，失去父母，沦为孤儿，被社会收养在灾童教养院中;中年陷入错案深渊，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到老来，才多亏了拨乱反正，重见天日。我一生想为国家，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尽一点绵薄之力，然多舛的命途总让我难于实现。哀哉复哀哉，此乃命也夫。

　　平反落实政策后，我给省委、省公安厅写了感谢信，并撰稿“党恩浩荡”登《陕西黄埔》期刊，感谢党的政策，感谢党在年近古稀之时又给了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