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员生活点滴
来源：黄埔五期-政治训练班 陈希孔 撰稿   2018-10-29 19:17:28

　　我于一九二六年冬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军官政治训练班学习，次年七八月份毕业。

　　这期军官政治训练班的学员都是北方人，来自赣、浙、闽、苏、皖五省联军下级军官，年纪大的近三十岁，我是比较年轻的一个，二十二岁。训练班编成一个大队，下设四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三个区队，每个区队有三个班，共五百余人。

　　我是山东省乐陵县人。原在孙传芳部二师六团一营四连八班当班长，部队驻南昌。一九二六年六七月问，北伐军打到南口附近，我部起义。有一天，上级通知说，要从起义人员中挑选一部分北方籍青年军官进广州黄埔军校深造，为北伐军继续北伐培养军官。为什么要挑选北方人呢?可能是考虑到他们能够适应北方的气候和熟悉北方风俗习惯的缘故。本来我是不够格的，无耐我们团没有几个人想去。我打听到，连里没人去，营里也没人去，于是自告奋勇地说：“我去!”我敢于主动报名，不是一时感情冲动，而是觉得自己有点本钱。因为在这之前，我曾入孙传芳部驻江西九江第三团军事学校，在那里学的正是下级军官那一套，连、排指挥我都会。本来毕业后是当军官的，但等到将近毕业分配时更换了团长，原计划不算数了，就分配我当班长。我想，此次若能准我去深造，简直是天赐良机。可是，有人劝我说：“你千万别去呀!到了广东派你去修铁路，当杠子队，做苦工”。我回答说：“哪里黄土不埋人?只要上司批准，不管黄埔、蓝埔，我都敢去。”

　　我们这批学员路过广东韶关时受到了当地各界人士和群众的欢迎，欢迎的人们不断高呼：“热烈欢迎前方同学归来。一九二六年冬，大约是十二月，我们到达了黄埔军校。开学前进行了笔试，题目有政治和军事各一道。政治题目是：“什么是三民主义?”五省联军根本不搞什么政治学习，所以我不懂得三民主义是什么意思。但我也作了答案，在试卷上写了这样一句语：“我不管三民主义、四民主义，只知道救国救民。”军事题是：伪工事有何作用?”这道题没有难倒我，答日：“一是分散敌人的兵力，二是消耗敌人的弹药。”出题考试的目的可能足为了摸底，没有公榜。

　　开学典礼上，国民革命军后方司令兼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首先宣布：“黄埔军校第五期军官政治训练班正式开学。”接着他讲了话，大意是：学员们毕业后要进行革命大北伐，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官僚主义。勉励大家专心学习。开学典礼后的第二天就开始学习。

　　凭我的记忆，当时的教育长叫方鼎英，教官主任叫韩林甫。政治教官都是共产党员，军事教官多数是出洋的留学生和保定军校的毕业生。课程分政治和军事共两门，重点是学政治，政治军事的比例是五比一。政治课包括三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史册部分。讲三民主义时，学员有课本，但上课时不准看书，教官要求学员作笔记。教官解释说，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有一次，讲到将来没有人剥削人，没人压迫人时，有个学员就说，现在还有抬轿子的哩。教官说：“到了将来，既没有人抬轿子，也没有人坐轿子，大家都坐汽车。”讲帝国主义侵略史时，把鸦片战争、沙基惨案作为重点课题来讲，有课本，教官讲课时，允许学员看书。四一二之前，肖楚女给我们演讲过。他个子不高，但讲话很有鼓动性和号召力，边讲边打手势，非常吸引人。有一次，肖楚女冒雨给我们和群众演讲，讲得极其生动形象。如讲到妇女要争取自由解放时说：“中国的男人受一层压迫，即帝国主义、官僚主义的压迫，而中国的妇女则要受两层压迫。她们除了受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压迫外，还要受男人的压迫……”群众听得津津有味。雨越下越大，肖楚女说：“请大家回去吧!”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退场，他只好继续讲下去。

　　开学二三个月左右，学校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半个巴掌大的铅印宣传品，书名叫《华北小册子》。

　　军事课有炮兵学、步兵学、地形学，有时搞点刺杀训练。整个学习期间，军事课占的时间很少。

　　军校本期的其他学员也是从各省各县挑选招考上来的，大多数是南方人，广东、湖南人居多，也有北方人，都比我们年轻，每当碰到我们军官政治训练班学员时，他们总是先向我们敬礼。接着第一句话就问你学习怎么样。然后就讲帝圈主义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人如何受压迫，毕业后要参加北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等。每次见面时，说的话都一样。起初，我们感到很腻烦，后来才意识到这是向我们灌输进步思想，在改造我扪。用今天的话来说，就足做政治思想工作。这一着也真灵。由于我们听他们讲多了，又经常唱“打倒列强”这首歌，因此，对帝国主义就恨起来了，有的学员作在睡梦中还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我们不愿受压迫”。那时，我们感到打仗死了很光荣，有的学员说：“我一闭上眼睛就想到前方去打仗。”毕业时还提出了这样的口号：“用我们的肉弹占去战胜敌人的炮弹!”后来同苏、鲁联军打仗时，这期学员很勇敢，不怕死，前仆后继，“好汉死到阵头上”、“革命军人不怕死”，“不爱财，爱国家，爱人民。这都是在阵地上经常听到的口号。

　　学习期间发生了四一二事变，停课一个月。当时我们是不知道的，经常打听：“为什么停课?”“怎么还不上课呀?”四一二前夕，学校把发给我们的《华北小册子》收起来了。四一二之后，原来的政治教官都不见了。复课后，有位教官在讲话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共产党有些政策是对的”。自此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上课了，十有八九是被捕了。

　　当时黄埔军校除一间俱乐部是砖瓦房外，教室、宿舍、伙房、厕所都是草棚子，墙是竹帘、草席，房顶是葵树叶子。每人发两套军装，两套衬衣，还有布袜子、草鞋、武装带，手纸也是发的。每人每月发十八块小洋零用钱。伙食不错，早餐有馒头、稀饭，六个人一桌，每桌一盘花生米，一盘白糖。中餐和晚餐都是两荤两素一汤。每周可看上一次无声电影。没有听到过吹拉弹唱，纪律很严，外出要请假。当时交通工具不发达，上街很麻烦，我在黄埔住了七八个月，没有到过广州市区。

　　一九二七年七八月份，说是前方用人很急，故从我们军官政治训练班里挑选了一百多人开赴南京集中，我是其中的一个。出发时，军校举行了欢送会，李济深为我们送行，并讲了话。会上，我们致答词的代表还闹了一场笑话。他一上台，台下就热烈鼓掌，由于激动，又没有讲稿，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结果在台上站了很久也没有讲出一句话来。这时，李济深很慈和地说：“不要紧，你下去想好了再讲。”这才算为他解了围。我们在南京小营子街领到了毕业证书和《同学录》。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三十一军某团一营当见习官，继而提拔为连长。后来由于我不满国民党军队的宗派主义，回家务农、做小生意。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参加了地方抗日武装，一九三八年参加了八路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一直在人民军队里工作。

　　因年老体弱多病，我于一九六五年离职休养。今年已满七十九岁。由于岁月流逝，相隔久远，很多事已经遗忘。以上回忆只是一麟半爪，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