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本校教官 教育副处长：汤恩伯
来源：中国黄埔军校网   2018-11-25 18:17:51

汤恩伯

　　汤恩伯，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杭州体育学校毕业，明治大学政经系毕业，日本士官学校中国队第十八期步兵科毕业。1920年入援闽浙军讲武堂,毕业后任浙军第1师排长。1925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北伐初期回国，加入北伐军任总司令部参谋、第一师学兵连连长。后改任第六军教导总队(总队长李国良)总队附，第六军解散之后汤恩伯于1928年任黄埔军校军事教官，继任黄埔六期一大队大队长和黄埔八期学生总队大队长,在校期间著《步兵中队(连)教练之研究》,博得蒋介石赏识，并迅速升任教育处副处长。

　　留学的中下级军官一般都会先调教育单位，这是清朝留下来的传统。汤氏在军事教育方面表现不俗，为其一生事业之基础。

　　一九二九年六月，黄埔军校成立军官教育连，由教育长张治中兼任连长，调训优秀下级军官，汤氏任副连长(该连下辖祝绍周第一排、惠济第二排、胡琪三第三排、王毓文第四排、唐光霁第五排、陈廷谋第六排)。同年九月，汤氏升任连长(副连长改祝绍周)。五年之后为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主任。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黄埔军校成立军官教育团，扩大在职军官再训练，汤氏兼任军校军官教育团(团长张治中)步兵营营长。

　　一九三○年五月，军校教导部队和特种兵合编为教导第二师。汤氏在部队中一向任教育职务，全无连、营、团之任职经历，居然被提升为教导第一旅旅长，晋任之速，足使到台后的彭孟缉、余伯泉、孙立人膛乎其后。教导第二师虽然首战不利，但汤氏依然任旅长，改第四师后调升副师长兼第十旅少将旅长。

　　一九三一年二月，围剿红军不利的中央军精锐第二师急需整顿，蒋介石于是调汤氏接任第二师中将师长。五年之间由中尉到中将，足见蒋介石赏识之重。但汤氏毕竟缺乏实战经历与军中人脉，而且在大军指挥上也显的生疏，所以初到第二师即遭严重失利，损失近一团。

　　一九三二年五月，汤氏调任由钱大钧一手组建的第八十九师任师长。第八十九师在汤氏接任之后即隶豫鄂皖剿总，开赴战场与红军作战。汤氏此时才逐渐显露其战术天才，在碉堡攻势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第八十九师之各场战役尚称顺利。

　　一九三四年二月，汤氏调任第四师师长，该师为其老部队，所以在系统关系上接任尚无问题。汤氏接掌第四师之后旋兼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第十纵队指挥官，统一指挥第四师、第十师、第八十八师与第八十九师，参与讨伐福建政府的战役。闽变平定后，第十纵队参与第五次围剿，进击赣南，与北路军第五纵队会师。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汤部调湘西追击红军萧克所部，旋调长沙整训。一九三五年六月调鄂南通城，进剿红军徐彦刚第十六师，并将该师消灭，徐彦刚不久后也被当地农民杀害。

　　一九三五年四月，汤恩伯叙任陆军中将军衔。同年九月，汤氏升任第十三军军长，晋升速度令人侧目。但在与红军的恶战中汤氏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实战经验，之后其战术天分乃能光耀于抗战。第十三军的两个师都是中央军中装备精良的劲旅，尤其如虎添翼。

　　一九三五年十月，第十三军急调晋南围堵红军，一路追击到陕北的绥德、米脂、晋北宁武、朔县、右玉，并由杀虎口出塞，进驻绥东，作为百灵庙战役的后盾。中央军在追击红军到西北地区之后开始经营晋陕绥，汤部即驻绥东，控制平绥铁路，并一度兼任陕北剿匪善后办事处主任。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战军兴，汤恩伯即奉命率第十三军开南口布防。南口为西北关钥，一九二六年刘汝明与奉军血战之处，在战略地位上非常重要，第十三军在怀来、南口与居庸关一线与日军血战十日，直到张垣被日军突破，才不得不突围。南口血战在抗战史上威名显赫。

　　第十三军突围之后调河北刑台整训，汤氏升任第二十军团军团长，辖第十三军与第八十五军。是时正遇河北两路战线崩溃，汤军团抵挡突进的日军第十四师团于漳河，直到十月底才将防务交给第三十二军，急调晋东，再度应援第二战区，转战同蒲路。一九三八年一月，第二十军团调南阳整训，二月即调归德，成为鲁南会战之中坚。三月，第二十军团急开临城，参与鲁南会战，并指挥第五十二军。汤氏在此役中显露其战略素养，第二十军团到临城之后猛攻枣庄峄县，日军以一个旅团进援台儿庄，汤恩伯一个反手拍将日军第十师团圈入包围圈，再沿台枣公路猛烈冲杀，贯穿日军阵线四公里，第二集团军则在台儿庄正面坚拒，使日军在两面夹攻前大溃。台儿庄大捷是抗战初期的传奇故事，汤军团之功不可没也。

　　一九三八年五月第五战区总撤退，汤恩伯率部撤往南阳。第五战区对撤退路线之规划甚差，所以第二十军团宁可自择路线，使李宗仁长官对汤氏衔恨甚深。一九三八年五月，汤氏兼任第五战区陇海兵团总指挥(副总指挥刘汝明)，旋调上高兼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为武汉会战后盾。一九三八年六月，汤氏升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七月，蒋介石有意整顿一支攻击军，对日军后方进 行战略突进，汤恩伯即受任为军委会突击军军长。

　　这段历史少有人知，这个突击军辖第四师、第八十九师、第二○○师。其中的第二○○师当时是不折不扣的装甲师，军部并配署完整的特种兵，可以说突击军是中国的第一支装甲军!这个突击军在上高整编，但是战局恶化过速，使军委会不得不放弃反攻大计，而将汤集团军使用于瑞昌、阳新、通山一带阻击战。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会战接近尾声，第三十一集团军调往邵阳整补。一九三九年元月开宜城，再度隶属第五战区。五月参与随枣会战，纵横襄花路，成为日军口中的坚强部队。十二月冬季攻势奉蒋介石手谕进击第三师团，大获全胜，成为冬季攻势中最辉煌的一段。一九四○年五月枣宜会战，第五战区主战场虽然全面失利，中央兵团完全崩溃，但是第三十一集团军仍打的有声有色。一九四一年二月豫南会战与敌大战于舞阳，日军再度惨遭重击。华北日军对汤氏衔恨至深，以汤恩伯部为天字第一号大敌。

　　一九四○年汤氏兼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与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这是当时的一个流行作法，将战区中的党政军大权集于军事长官之手。汤氏兼长民政之后豫南大灾，但汤部大事扩军，部队素质良莠不齐。汤部为了维持军费，只好在重灾之区大事征敛，河南省税征起著名的“汤粮”。汤恩伯部一度发展至四个集团军，含大量游杂部队共三十万官兵，大半靠河南一省支持。所以河南四害，水旱蝗汤之谣不胫而走。一九四二年一月，汤氏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成立副长官部。一九四三年九月兼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中美合作所第十训练班主任。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发起豫中会战，第一战区防线全面崩溃，汤恩伯部野战军安全撤出中州，可谓战略性转进。这次撤退常被形容为如何狼狈，其实汤部之退尚称可佳。日军检讨即称“作战目的虽在捕捉汤之主力，而在禹县等地获得局部性胜利，但其主力则在汤之巧妙指挥下逸脱，始终未能捕获意志顽强的汤兵团”。结论出自最嘉遮掩的日寇之口，可觇其实。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汤氏调任黔桂湘边区总司令，辖第九军、第十三军、第二十九军、第五十七军、第八十九军、第九十七军及第九十八军。汤部大部份经四川急开贵州，而第三十一集团军仍在王仲廉领导下在豫西山地与日寇奋战，并创造豫西鄂北会战之大捷。一九四五年三月，汤氏出任第三方面军司令官。五月获选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三方面军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于广西发动华南大反攻，战功卓著，日寇终于八月宣布投降。

　　一九四五年十月，汤氏出任第一绥靖区司令官，十二月任徐州绥署第一兵团司令官，指挥绥署攻势作战。一九四六年二月加授陆军上将衔，升任徐州绥署副主任。汤氏在苏北的攻势作战指挥出乎意外地表现拙劣，一九四七年五月绥署大举出击，矛头整编第七十四师竟被解放军包围全歼，师长张灵甫将军自杀殉职。汤氏以失利撤职。随后调任首都卫戍总司令。一九四七年六月任陆军副总司令，嗣兼南京警备司令，兼中训团将官班主任。一九四八年一度代理陆军总司令。一九四八年八月调衢州绥署公署主任。

　　一九四九年一月徐蚌会战失利，调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兼政务委员会主委。五月上海战役失利，部队分别撤往福建、舟山、台湾。汤氏则奉蒋介石手谕于八月调福建省主席兼厦门警备司令。十月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汤氏在任内自厦门弃军逃往金门，成为其军旅生涯之污点。

　　汤氏来台后免去一切职位，任战略顾问。一九五三年一月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五月即免职，在日本割治阑尾病逝。

1954年汤恩伯将军丧礼家属围在棺木旁神情哀凄

　　汤恩伯早年之崛起为蒋介石特达之知，早期剿匪战事虽有败迹，但与陈诚一样获蒋介石慰勉而能再接再励、飞皇腾达。汤氏于战术方面的精深学养使汤氏能于几无队职经历的背景劣势下胜任旅长、师长职务。而独当一面时则显现惊人的统御天赋，成为抗战时期日军最畏惧的中国将领。

　　在抗战时期汤氏的勋业达到极致，蒋介石也累赋重任，进而统掌整个鲁苏豫皖边区。这固然是蒋介石的另眼青睬，但汤氏本身的天才与气魄则为主因。汤氏在作战上有两大优点，一是用兵大胆而布署细致谨慎，所以能常立于不败之地。二是知人善任，不拘派系省籍。其著名部将王仲廉、张雪中、石觉、李楚瀛、陈大庆等均为足以独当一面之名将，即使在胜利后部队分割，原汤系将领在各战场上仍有极佳表现。日军在抗战时期对汤氏评价甚高，视为华北方面的心腹之患，而汤部在各大会战之中挟最精锐之劲旅与日军决战，几乎没有显著败迹，即使豫中撤退，主力仍保完整，而且能在登封痛击日军。

　　汤氏为人有残忍一面确为事实，一九三三年豫鄂皖边区剿共，汤氏在缩小包围圈时抓获共谍嫌疑六百人，一小时内即处决一百二十人，即友军亦为其严厉手段惊骇。抗战中期汤氏兼长民政，为了扩军征发重税，直接加重了人民负担，导致怨声四起。而一九四四年汤部之战略撤退迅速放弃经营积年的战区，尤为河南人民所不谅。而名噪一时的李宗仁回忆录中对汤恩伯的猛烈批评又成为日后评汤的主要经典依据，以致其名声恶劣异常。而汤氏一生坚持的反共立场，又使共产党对之绝无好评。以汤氏之旧属张轸推论，若一九四九年汤氏能依陈仪之议而举兵投共，不知现在其勋绩又有多少美谈流传!笔者在读王仲廉回忆录时，讶然发现这位汤系的主将居然于鲁苏边区游击总指挥任内有德政于民，而且的确战功卓越，才知汤系被侮篾之深之巨。

　　在军纪方面，汤系的野战军军风整肃，无庸置疑。如第十三军行军时每连纵队均有一军官持“执行革命军纪”小旗押阵于后，而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将军赞扬。但后来汤部之大力扩军，使部队素质参差。如河南游杂部队与反正伪军纷纷打起汤氏旗号，这类部队原本即扰民甚钜，尤其在民风强悍如河南之地，民间武装在大战后如雨后春笋，人民本已不堪其苦，最重要的是河南大灾，汤粮之征尤使人民涂炭。其实只要作战必然有超出常理之征发，如李宗仁上将本身也发正规军“进剿”过鄂南抗粮人民，薛岳长官手下的湖南省粮食局局长伍秉衡因军资征发不及而自杀，这是时代的悲剧。个人认为与其探讨其道德上的合理性，不如以社会学的观点观察其社会组织能力为因应战局而无限扩张之结果。汤氏在内战时之表现极差，将一生勋业败尽。

　　徐州绥署之攻势的确为其攻势作战指挥之素养不足，而京沪防卫战则有过大的期待，但整体败局实在无从挽救，厦门之弃军而走则为一生之最大污点。汤氏在日本去逝之后蒋介石在阳明山革实院讲话，即骂汤氏“与其在日本恐，为何不在上海死”。其后海峡两岸，千夫所指，一律以汤氏为恶棍军阀，一代名将结局如此，亦可哀也。

　　汤恩伯将军作战时的指挥习惯颇有意思，汤氏在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时，参谋长为宋涛、副参谋长万建藩。宋参谋长每天在总部管理汤总部大大小小的琐事，总部人员机构之为常务参谋长，万副参谋长平常不大到总部上班，一有战事，宋参谋长留守，万副参谋长则到总部指挥作战。汤恩伯在作战时，喜帶参谋一人(带地图)、副官一人，短枪卫士七八人，电台一部、乘汽車一辆到前线找个军部住下，随军行动，对前线部队就近用有线电指挥，对总部用无线电指挥。汤氏往往亲自拟稿，交译电员译好发出，若交通困难，则改骑马。

　　汤氏之喜怒无常有一趣事，一九四三年初汤氏到临泉巡视，当地请汤看戏，排了个棒打薄情郎。汤氏看完，即吩咐将总部某秘书谢某关起来。众人与谢秘书均莫名其妙，原来这个谢秘书也丟了一个小脚老婆在总部的镇平留守处，不给生活之资，变相遗弃。谢太太悲愤之余，有个冒失鬼出主意，不妨拦车告状，于是一次汤氏车队经过，谢太太即拦车递上状纸，汤恩伯看看就忘了。这回看了戏，触景生情，马上“主持正义”，莫明其妙地將谢秘书关起来。关起来后却又忘了，沒再追问，总部就将人放了，不了了之，是为一时之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