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档案 黄埔军校校舍的沿革
来源：黄埔四期 政治科 何崇校 撰稿   2018-11-19 11:20:32

　　黄埔军校校舍之沿革

　　孙中山先生为了挽救中国的危亡，进行革命几十年，到了后期，他以没有一批受革命熏陶教育出来的军官去建设一支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军队而深感痛苦。1922年他在桂林接见第三国际来的代表马林，马林向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时建立红军的经验，说当时不得不任用帝俄时期训练出来的军官，但后来这批军官纷纷反水，不得不开办自己的军官学校。俄国的经验，这种革命的军官学校，六个月，甚至三个月便可训练出一期来，即可派他们在部队中打仗，让他们在战争实践继续学习，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最好的军事教育。中国亦应开办这种短期的革命的军官学校。中山先生深以为然，决定由中国国民党开办自己的军官学校。在1924年1月举行之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正式议案通过。

　　已决定开办军官学校了，以我所闻，这个军官学校设在何地，有过一度商讨。那时孙大元帅的大本营设在广州河南士敏土厂(即现在的滨江路的纺织厂位置)，当时人们说孙先生的政令仅能在广州施行，甚至有人说尚不能遍及全广州，因为更反动跋扈的滇挂军为了包烟包赌，将广州市区划地分防，不许别人干预他们防区内的事。滇军头子杨希闵、桂军头子刘震寰对孙先生阳奉阴违，因此有人提出，革命的军官学校如果设在广州，这些反动小军阀懂得革命军校办成后，会对他们不利，他们会捣乱破坏，不如将军校办在西江的肇庆或北江的韶关，西江是许崇智粤军的防区，粤军是比较拥护孙先生的，粤军有讲武堂设在肇庆，可以使用讲武堂堂址来办新建的军校 (从前的地方军队也办军官学校，称为讲武堂)韶关有湘军陈嘉佑师驻守，陈也比较拥护孙先生，所以当时曾有人建议军校不设在广州。但孙先生说：革命的军官学校最主要是精神教育，我要对军校学生经常讲话，也聘请革命先辈去对学生训话，军校一定要设在广州。

　　校址决定设在广州。在广州东郊黄埔的长洲岛，原有一所陆军小学，经已停办数年，校舍荒废在那里，由番禺县黄埔区政府保养，有时乡区政府用来堆放杂物，这是一座井字形二层楼的砖木结构，决定将之作为新军校校舍，孙先生用大元帅名义将之拨给军校使用。随后感到房舍不够用，又将左邻靠近平岗的原海军学校也拨给军校，同时将广州市区在南堤的一座三层洋楼也拨给军校为筹备处(即现在沿江中路239号楼)。

　　那所陆军小学在清末开办时称为“将弁学校”，是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时他的幕僚周善培提议开办的。开办后由周善培任“总办”(即校长)。周善培是四川人，岑春煊任川陕总督时他即在督署任首席幕僚，岑调任两广总督，周跟了来广州。周虽未做过大官，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位重要人物，他与袁世凯、孙中山都有交谊。旧中国有名的政派政学系，周是发起人之一。他任“将弁学校”督办，最出名的学生邓仲元(邓铿)后来成为“粤军”的缔造者。邓仲元对他这位老师终生敬礼有加。周善培晚年定居在上海，那时邓仲元在广东任粤军参谋长兼粤军第一师师长(粤军总司令是陈炯明，但陈炯明不是军人，粤军的事，向由邓仲元主持，邓仲元忠诚服从孙中山，陈炯明暗中对他非常嫉恨，1927年周善培由上海经香港到广州探望邓，邓亲自到广九车站迎接，陈炯明派凶手用手枪将邓击毙在车站。邓之死，使中山先生震动，亦使陈炯明的叛变加速进行。入民国后，这学校改称陆军小学，过去许多有名的旧将领，如邓演达，陈济棠、陈铭枢等，都曾在这学校肄业，后来旧桂系统治广东，陆军小学才停办。

　　周善培在黄埔创办他的军校时，他预计只收学生3百余人，所以校舍的大小亦依此来设计。后来在陆军小学时期，每期学生人数亦不多，故不显拥挤。到创办黄埔军校，开一二期两期，尚属试办性质，人数也预定每期约5百人，以后则扩大招生，每期总在千人以上，原来陆军小学的校舍，当然不敷用，一开始即将左邻之海军学校并入。到办第三期，学生人数达到1千人，校舍即显紧张，遂在大操场(在本校之东，有横门可供出入)四周搭了若干葵棚，亦作为校舍。到第四期学生人数已达2干人，军校又在本校之后的蝴蝶岗修了几座瓦房，亦作为校舍，甚至将距离校本部数里只有水路相通的沙路炮台，过去只作为入伍生营房，在1926年亦将之作为校舍的一部分。

　　黄埔军校接管陆军小学和海军学校，是经过一番大修缮后，又陆续增筑了一些校舍(以葵棚居多)。1927年修筑大俱部和动工兴筑东征阵亡将士墓、军校校舍，至此算是定型了。这个格局，一直到1938年10月，日寇占广州将之焚毁，尚是如此。

　　黄埔军校校长是蒋介石，副校长是李济深。副校长一向不到校办公，在办第一期时，蒋介石是全神贯注，教育考核，他亲自来抓，以后军校的事务，都交由教育长负责，但蒋介石仍长期住在黄埔，一直到办第四期，除了两次东征他出发赴前线指挥外，在每撼星期一上午举行“总理纪念周”时，他必在黄埔大操场对全校员生讲话。1926年7月，蒋介石离粤去指挥北伐战争，黄埔军校校务完全由当时的教育长方鼎英主持。1927年“4.15”事变后，方鼎英辞职，李济深派李扬敬接任教育长。1927年10月，由武汉班师回粤的张发奎、黄琪翔驱赶了主粤的李济深和驻粤桂军。事变时，李扬敬也逃跑。黄琪翔派当时时任第四军军官团团长杨树淞去接收黄埔并任教育长，教导团团务，指令团参谋长朱勉芳主持。还不到两个月，震动世界的“广州起义”爆发，朱勉芳被暴乱学生用刺刀刺死，杨树淞亦在黄埔出走。张、黄将暴动镇压下去后，他们的部队受从粤西来的黄绍弘军和粤东来的陈济棠、钱大钓等师的夹攻，张发奎、黄琪翔下野出国，所部改由缪培南指挥，循东江撤往江西。

　　1927年，南京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招收第六期学生进校受训。1928年蒋介石派林振雄来粤任黄埔军校教育长，林振雄主持军校，完成了在粤的第六期翘学生的结业和在粤的第七期学生的训练和结业。黄埔六、七两期学生分别在宁、穗两地结业，主要部分在南京，另一部分在广州结业。

　　黄埔岛上的军校到第七期止不再招生续办，宣告正式结束。当时的广东政权，由陈济棠控制，陈济棠另在广州燕塘办他的军官学校。1936年陈济棠发动反蒋失败下野，蒋介石派陈诚接收燕塘军校，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抗战军兴更名为第四分校，而校址都不在长洲岛。

　　黄埔的原校舍闲置后，陈济棠将之拨给他的第二军军长当时兼任中区绥靖专员香翰屏接管，第二军将之作为储藏所和临时兵房。陈济棠下野，广东军事由余汉谋掌管，黄埔军校校舍也改由余汉谋之第四路军接管，将之作为仓库和新兵接待站。

　　倭寇发动侵华战争后，有汉奸向日军报告，说军校旧址储有军火，1938年春，已有日机来炸，至1938年10月，日寇占领广州更将军校原址焚毁夷平，黄埔军校原来校舍的面貌，从此消失。

　　黄埔军校梭舍在1926年上半年时情况

　　我是黄埔四期生，第四期是在1926年2月开学，在1926年10月结业，现将这段时期我亲见的黄埔校舍情况回忆分述于后，我自入伍生升学考试得通过并编入政治大队，当年黄埔军校各期的分科不尽相同，例如第二期增设骑兵科，第四期就未设。又如第四期设有政治科，以前各期就未设。

　　第四期设步科、炮科、工兵科、经理科、政治科共五个科，以步科人数为最多，计有两个团，其余各科学生人数俱为一个大队。合计有2千余人。步科分为两个团，初称为步兵团和步兵预备团，后来改称为步兵第一团和步兵第二团(据说升学考试，入步科的，得分较好的编为步兵团，得分较低的编入步兵预备团。林彪在入伍生时和我同连，升学时他编入步兵预备团第七连)。步兵一团住本校(即原来陆军小学旧址)，步兵二团住在大操场东侧之葵棚内，后来搬入平岗原海军学校旧址内。炮科和工科设在大操场北侧之葵棚内。经理科和政治科设在校本部后面的蝴蝶岗新盖的瓦房内。后来政治科学生搬到沙路炮台，此处离校本部有数里，又隔两道河流，这炮台是清朝修筑珠江口海防炮台群之一，山腰设有炮台两座，山谷有台兵居住的营房，营房早巳倾圮了，只剩有长方形的用泥土筑成的营房墙尚存，军校就在这土墙内搭了几座葵棚，可供一营人驻扎，1925年军校的入伍生第三团第三营，便驻扎于此。1926年上半年，第四期的政治科政治大队，从蝴蝶岗移设在这里沙路炮台内。存平岗原海军学校那一边，军校将医务所扩大成立“平岗医院”，有多名医生和护士，那时军校对学生医疗，以大队(营)为单位，由平岗医院派医生轮流到各大队诊病，每周二次，如临时急病，经值星官写病条自己直接到平岗医院就诊，如需入院留医，亦可在该院留医;病情较重之病号，军校将之送往广州市之东山医院。政治科大队住在沙路炮台，离校本部较远，由平岗医院派出医生及护士一名常驻政治大队部，以便学生就医。

　　我是被编入政治大队，这个大队，初住在蝴蝶岗，后移住沙路炮台，对校本部(即原日的陆军小学旧址)只进去过几次(一次是升学考试、一次是开学典礼、一次是升学后校长点名)，所以我在学生时期对校本部校舍面貌之印象并不深，只看到两边(原陆军小学校舍和原海军学校校舍)校舍都是砖木结构，都是似四合院组成的二层楼房，木地板、木楼梯、木护栏，除了办公室、饭堂、礼堂之外，都以一个连(队)为单位，学生寝室都是双层的“碌架床”，是大寝室，旁边几间小房，分别是队长室、区队长(排长)室、值星官室、司务长室、军士室等。我在蝴蝶岗居住时间也不到一个月，住得较久的是沙路炮台。1978、1979年，我重游母校旧地，当年蝴蝶岗和沙路炮台的军校遗迹已一点也不存在，蝴蝶岗原址上已在修盖了不少房屋;沙路炮台往日的土围墙已经不存在，营地已犁为耕地，本地农民在那里种些旱作物，因土地是沙地，十分硗瘠，作物长得有神无气。

　　我在校时大俱乐部尚未修筑，东征阵亡将士墓地只开始勘定墓址，当时军校最漂亮的房子要数“粤海关黄埔分卡”(现在的“孙中山先生故居”)，那座小洋房在建立军校时，即拨给军校。中山先生曾在内休息过，听说蒋介石在他山岗上修建的住屋未修好之前，是住过在里面。在我做学生时，听说教育长和几位教官住在里面，我们做学生的尚不能随便进去。

　　黄埔在校学生，每星期天都可进广州市，早出晚归。星期天早餐后，各科学生列队在校门前下船，等派去接沙路炮台政治大队学生的船到齐后，便由小火轮拖往广州(学生坐的是大木船，是军校长期租用的)。到广州，船停泊在南堤军校驻省办事处门前的码头。这码头是岭南大学的，军校一成立，即商得l岭大同意，归两校共同使用。交通船一靠岸，学生们即纷纷往自己想去的地方。船规定下午四时开行回航，学生们怕误时搭不上船，大多在下午三点便回到码头，或即下船休息等侯开船，或进办事处看看，到四点钟才下船。所以过去的老黄埔学生，对这所办事处，都有深刻印象和感情。

　　1927年11月间，我所亲见的黄埔军校校舍情况

　　1927年10月间，张发奎、黄琪翔为驱赶李济深，发动军事政变。那时黄埔教育长是李济深的人李扬敬，事变时，李扬敬跑了。黄琪翔派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杨树淞去任黄埔军校教育长。杨树淞去接任教育长时，在教导团调了三名军官随他同去，一是当时教导团一营营长黄埔一期生吴展;一是教导团政工室干事黄埔四期王佩如，一是教导团特务连连长何崇校。吴展是调到黄埔军校特务营任营长，王佩如任校本部秘书，我是去做校长办公室随从副官。

　　我带了简单的行李到达黄埔，军校的管理处处长(是旧人)问明我的职务后就领我到靠军校大门右侧二楼一间寝室，将我安顿下来，他告诉我，出这寝室门朝东走四五丈便是校长办公室，我的办公桌便在校长办公室内，他还告诉我饭堂的位置，说吹吃饭号音时请自己下去饭堂就餐。这回我总算住进母校的校本部内了。

　　校长办公室在对正学校大门的二楼上，是一间很大很大的办公厅。据说从前蒋介石便在此办公，蒋介石离粤之后，副校长李济深从不到校办公的，军校事务，俱由教育长主持。校长办公室实质就是教育长办公室，我这个校长办公室的随从官，实质只是教育长的随从副官。

　　校长办公室靠南是一排玻璃窗，光线充足，靠北是粉墙，东西两端都有门，门外便是骑楼，有回廊可通各处和下楼。办公室内摆有三张办公桌，一张硕大无比，是教育长的办公桌，它放在靠西的当中，它的坐椅后面离西墙尚有三四尺;靠南有两张普通办公桌，一张与教育长办公桌并行，这是我的办公桌;教育长办公桌和我的办公桌之间，有个大的柚木书柜，有玻璃门锁着。靠南的东端，另有一张普通办公桌，是一位姓王的原任秘书用的，他座后育个钢制公文柜;挨北墙中间，放有一套沙发和一张茶几，尚有四五张可移动的木椅，这办公室虽放有以上家具，仍显得空空荡荡。

　　我这份随从副官的职务，是令人生厌的，整天不能离开教育长，可说自由行动都被剥夺了。杨树淞接任教育长后，他住进黄埔海关那座小洋楼，每天下午下班后，本来大家都可自由活动，可是杨树淞交带我，说怕随时会发生事要找我，要我不可轻易离开，因此，整天我似被锁在办公室和寝室之中。

　　我每天的工作，早餐后即上办公室，每天待批的公文由那位留任的王秘书整理后放在公文夹送到杨的办公桌，杨随阅随用铅笔点上记号，并将私章交给我，命我代他在他点阅过的公文上盖章交回王秘书再分发各处办理。有电话来或有来访者来，亦例由我先接听和先接见，这种呆板工作日日如此，令人生厌。

　　我问王秘书，办公室中之大书柜是锁着的，钥匙在谁的手上?他说是归管理处保管。我向管理处要来打开书柜，里面摆满书籍，有精装有平装以至线装的，除了几本是日文之外，其余都是汉文的。书的内容有半数是军事的，其它的是史地与哲学的书。线装书是曾国藩、左宗棠、王守仁等的文集，所有的书都盖”介石所藏图书”阳文篆体大图章。这些书显而易见是蒋介石主持黄埔军校时从浙江家中或陆续购置的，他离开军校后，未曾将它带走。从这些书中，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治学兴趣想倾向。这些书中我最注意的有两本：一本是老子的《道德经》;一本是日本参谋本部内部发行的《法兰西战时军队运输与有关参谋业务》。蒋介石留下的书中，我看书边都似翻阅过多次的，但纸张保持得很整洁，这或许是蒋的性格和习惯，书页上也不写字，唯有上举的两本书上，蒋介石亲笔密密麻上很多字。《道德经》书的天地边(即每页未印有字的部位)蒋注有不少字，大撅是他读《老子》时的心得。那本日文书的两张底页，蒋写有一段字，说这些书内容是法目的有志参谋人员，接受普法战争失败的沉痛经验，想出战争开始时如何运输部队，既要准确又要保持机密的方法。此书法国参谋本部视为机密文件，后来日本一位皇族到法国访问，硬是将此书要来，传给日本参谋部，蒋是重价购得此书的。这些蒋氏留下的藏书，我离开黄埔时，还是原样保存在校长办公室，后来如何，我已不得而知了。

　　校长办公室的两头，各有一间卧房，房门开在走廊上，靠东边的卧室，据说是校总理孙中山先生的卧室，但孙先生从未住过，靠西面的卧室，是校长蒋介石的卧室。军校创办时，蒋校长住在此室，后来搬住在海关分卡小洋房。后来蒋在军校校舍之西两一个小山岗上，筑有一所小住宅，蒋和他的夫人便住在新建之屋。原来校长办公厅西例之房。蒋仍保留为他的私室，作为他的休息室，据说，午休时他经常在此室小睡。1927年10月我调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随从副官时，据一些老职员讲校长卧室仍照原来样子陈设。我进去一看，卧室并不大，放有一张可挂蚊帐的木床，一张小办公桌，一个小书架，一个茶几，一个洗脸盆架，两三张木椅。床与书架都是空的，只是靠办公室这边的墙上，贴有一张很大的人名表，上面划有表格，这是黄埔第一期全体学生姓名履历表，除了姓名、年龄、出身、履历等栏外，尚有评语、备考这两栏占面积较多，姓名、年籍、出身、履历等栏，字体工整，当然是司书写的。以上都是毛笔字。评语备考两拦是钢笔写的，字体是蒋介石的亲笔。此表我看过数遍，以时隔61年，已不能多记，那时我认识第一期同学也不多，当时也不想记它，那时我对陈赓较有印象，他是我在入伍时的连长，似尚记得当年蒋对他的评语是“此生外形文弱，但性格稳重，能刻苦耐劳，可以带兵。”

　　据一位第一期的同学相告，蒋每每轮流邀请七、八名学到他家中作客，作个别谈话。有一回，他对来作客的学生说：“我生平有一件最宝贵的东西，现在我放在我卧室，看你们能找它出来?”这几位学生拥进蒋的卧室，东翻西抄，不知么东西，蒋说得如此宝贵。这回作客的有李之龙，李机警潘活泼，他不忙进卧室，反而跑到厨房找蒋家一个上海女佣人，问：“校长的卧室里有什么宝贝，校长那样宝贵?”女佣说：“我亦不知，只是他枕头下面的一部书，我每次进房清洁时，校长总说，枕头下这部书是他最宝贵的，不许我触动它。”李之龙立刻跑进卧室，拉开枕头一看，果然有部书，是曾国藩文集。李之龙这个机灵鬼拿起这本书，连喊：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问蒋是不是这个宝贝。蒋连连点头。并对学生说：“我很佩服曾国藩，他的立身行事，不少地方可供我们学习，我希望今后你们也仔细读读他的书。”

　　从上面两则事例，可以看出，蒋对黄埔第一期学生的训练是全力以赴的，对每一个学生的性格，都非常留意。蒋生平常称，他是孙中山的信徒;但从客观来看，毋宁说他是曾国藩的信徒更为恰切些。

　　我任校长办公室随从副官，自感生活如囚徒，整天不敢轻易离开自己的工作位置，很想去近在咫尺的蝴蝶岗看看学生时期住过的营舍都未能，连校本部每一部分去看看也抽不出时间。幸而这一段时间并不长，我是于1927年10月下旬到黄埔任随从副官的，相隔仅一个月，到12月11日，广州暴动爆发，我便离开黄埔。

　　在这一个月内，仅有一次我特别早起，跑到平岗一家茶楼饮了一次早茶，出茶楼后，我见时间尚早，顺便在附近山坡上浏览了一下，见遍山坡的荔枝树依然如故。从前我做学生时住过的蝴蝶岗，从蝴蝶岗到校本部，经过的小路两旁尽是荔枝树。那时荔枝已经挂果，有些高仅及入的新栽之树，也居然红果累累。北方同学素闻荔枝之名，在周围无人，又可随手采摘荔枝的僻径上，竟无一人敢违犯纪律去偷摘一个来试试，说明学生遵守纪律之认真。

　　那时学校的大俱乐部已经建成，一天我乘便去看了一下。在我印象中，俱乐部建筑采光很好，一进去有明亮舒适之感，不是今天黑沉沉的样子。靠俱乐部墙挂上几幅大油画，其中《沙基惨案》一幅吸引我，此画高有3米，长有10米，是描写1925年6月23日广州人民反帝游行经沙基被英法兽兵开枪屠杀的实景，那次兽兵竟使用上“达姆弹”(一种命中后弹头自动爆炸的子弹，进口甚小，出来弹头爆炸竟有碗口大的伤口，一般只在非洲狩猎猛兽时才使用，此画是梁鼎铭画的，他将画面画得非常感人，回忆我欣赏此画时，血脉愤张，久久不能自己。此画看来移到南京灵谷寺收藏。

　　1949年，我所亲见的黄埔军校校舍情况

　　黄埔军校校舍已于1938年日寇占领广州前后炸平焚毁，随着，倭寇当局将军校所在地段连同虎门要塞等俱拨归日海军管辖，1940年，日海军在黄埔军校的废墟上修建数行平房，作为仓库。1945年8月，日寇投降，这些仓库为国民政府海军接收，当时国民政府忙于筹备和进行内战，对黄埔旧址没有来得及着手修复，而是听任其闲置荒废。1948年10月，国民政府要员何应钦一度到广州，他去黄埔军校旧址访问，在广州的前期校友约有30人随同前往，我是其中之一。那时我见仓库的平房已非常残旧， 一部分窗门已破坏不堪，未予修理，有一部房间锁着，可能尚堆置物品在内，几乎有半数仓房敞开着，房内空空地。何应钦带领我们匆匆巡视一转，在仓库管理预为我们布置好的大房坐下休息，何应钦对我们作了简单的讲话，今天我尚能记其大意。他说：“我已经多年不到黄埔了，今天重来，见军校校址已面目全非，且又如此零落，不胜感慨，我想你们都会有此感。”他又说：“不管怎样说，黄埔军饺在中国历史上有它的地位的，将来写的历史总会如实地记下来。再过几百年我相信这里必会有一块石碑刻着黄埔军校旧址几个字。”何简单讲话后先行回广州，我们则到旧址的右后方的一个山坡上用葵棚搭成的中正中学去探访在内就读的校友子弟，然后回广州(中正中学是黄埔学友所办，日寇投降后迂回广州，占用当时的“鸣淞中学”校舍，因广州行营要菇墨个地方办公，中正中学被迫迁往长洲临时搭葵棚充校舍，该校于1949年停办)。

　　1949年7月，蒋介石到广州来与李宗仁等开会，他命当时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一期校友梁华盛招集在穗黄埔出身的高级军官到黄埔旧址听他训话，我亦被命去听训，计共有20多人。那时蒋和何应钦住在停泊在黄埔军校前江面一艘军舰上，我们则集合在现在的孙中山先生故居的楼上等他。那所房子(即现在的孙中山故居)原来是粤海关黄埔分卡的办事处，黄埔军校创建时商得粤海关同意，拨给军校使用，后来军校将其改名为学海楼，作为资深教官的休息处，这座小洋楼于1938年日寇占广州时已被破坏焚毁，1949年7月蒋介石在此召见我们时，是临时修建起来的二层砖木结构，楼上只有一间大客厅，楼下分成若干小房，屋的西侧有木梯供上下，建筑非常粗糙，窗门与楼梯尚是白木，未及油漆，整个格局，非常简陋，已经毫无一点洋房的气味，当年我估计，可能准备蒋介石来广州临时赶工兴建给他备用的。楼上大厅内用若干长桌拼成的大长桌，上铺白布，四周摆上木椅，靠楼梯的一侧摆了两张大藤椅，其中一张还放上背枕，是专给蒋介石准备的(蒋在西安事变时，跌断脊骨，他坐时需靠软枕)。蒋未上到会场时，我们这些应召者在向北的骑楼上跳望着江面，我看见一艘小汽艇离开军舰朝我们开来，有目力好的就说：“是校长来了。"汽艇船头，摆有两张藤椅，蒋的旁边，是何应钦。我们见他们就要到，即退到大厅就坐。不到三分钟，果然蒋介石在前，何应钦在后，登楼进入大厅。我们起来表示迎接。由梁华盛代表在场同学请蒋训话。蒋对旁边的何应钦说：“敬之，你对他们讲讲。”何应钦起立对我们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根据过去经验，为共军占领的地区，一二年内反攻尚可收回，如果在三年以上，共党在那边完成了土改，已扎了根，光复就很难了。目前只有希望一两年内国际局势有变，我们乘机反攻，否则就难说了。”何应钦讲了之后，蒋问各人如有意见，可以提出。这时一个挂中将领章的人起立说：“现在局势已非常危殆，我们今后应如何做法?并请校长今后仍直接领导我们工作。”后来我问知他是国防部成员，是黄埔一期生。此君这样一说，不知怎地激起蒋的肝火来，他满面通红，提高嗓门带有怒气地说：“你们已不是小孩了，出来做事也有一二十年了，应该能自立，难道还要我手把手领导你们工作不成!今天局面弄成这样，都是由于你们不争气，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今后你们求生存，只有艰苦奋斗，死里求生，拖住共产党，否则大家死无葬身之地，大家只有争气，努力去挣扎。”他歇了一下，大家也多不作声。他又说：“现在你们有什么具体要求，可提出来。”坐在我身旁的容有略，刚刚接任××军军长，起来说：“学生刚已到××军接任，但该军各种武器，缺数很多，弹药与应领数相差很大，亟应补足，但向国防部洽领尚无结果，请校长赐助。”这时在南京的国防部已撤到广州，暂设在沙河，那天召见的人中，有几名挂将官领章的军官，便是国防部的人。蒋面向他们说：“你们回到部里，传我的话，务必设法调拨容有略军应领械弹，从速发下，不得有误。”这几个人起立，齐声应一个“是”字。蒋又问：“你们还有什么具体要求?”大家无人做声。蒋即起立，何应钦也跟着起立，离开下楼去了。我们同时起立立正相送，旋听到汽艇启航声，知蒋已经在江面，我们才散开纷纷下楼，齐奔校本部大门前的码头，下运输小轮过江，再转回广州。那时从广州至长洲，尚无马路可通汽车，由广州至黄埔军校，要不坐船直到校前码头，要不沿珠江北岸的公路，在黄埔建港工程处渡江到军校。那时离广州”解放“仅几个月，我见黄埔建港工程尚在进行。

　　军校正门前的木码头，是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时重新修的，虽是木码头，但相当结实，我在1949年7月去黄埔见到蒋介石时，此码头已经历了25个寒暑风霜了，日寇占领时虽未将它炸毁，但亦不予维修，49年我见它已倾圮不堪。码头的西侧，桥柱已不能支拄，这边的桥面已倾斜，实在已是危险物，不能使用。我们来时送我们过江的小轮，便停泊在此码头边等我们。我们上小轮时，我见另一小轮也驶来停泊，小轮走下穿校服的国民党陆军大学学生(制服领上佩有“陆大”字样圆领章)，他们走入旧址内的残破平房，那时国民政府已将陆军大学在校学生，撤到广州，住在黄埔候船，再转送台湾。

　　我们过江后，在黄埔建港工程处的餐厅吃了些广东式茶点，餐厅大概是供给工程人员和高级职员用的，布置整洁明快，茶点也精美。我们小作休息后，分乘自己的轿车回广州。

　　那座似专为准备给蒋介石召见人时的砖木二层结构，“解放”为人民接收。后来我听说，此楼被改为养猪的猪圈;50年代宋庆龄南下视察，到此参观，说了一句：“此楼既说是孙中山先生住过，现在用来养猪，是否合适呢?”。于是我政府将旧楼拆平，在原址上改建一座现在所见的“孙中山故居”。以我的印象，现在的故居，建筑材料虽不及当年粤海关修建的“粤海关黄埔分卡办事处”，但面积似稍大过原屋。

　　上面叙述的两大段，我如实地将我在1948年10月和1949年7月在黄埔军校旧址亲见的状况记下来，那时广州尚在国民政府管理统治下，军校旧址也破败荒凉。

　　一直到1978年，我又重访母校。那时是值文化大革命刚宣布结束，文革时军校旧址遭至劫难，亦难幸免。孙中山纪念像像座的字，都用黄泥封了，东征阵亡将士墓的烈士墓，被掘毁夷平。

　　据我所知，葬在此墓的连党代表，都是共产党员，是当年两党合作战斗在一起的最好证据，竟遭毁坏了;墓后的烈士题名碑，所刻烈士姓名，绝大部分是士兵，一般社会，多注重官不注重兵，此碑能将阵亡士兵的姓名都刻上，这是一种进步现象。文化大革命时，几块碑都被击碎，幸碑文过去留有拓本。1981年6月，大陆隆重纪念黄埔军校建立60周年，由政府拨一笔专款将母校旧址加以修葺，烈士墓内的题名碑，亦按原拓本重新刻制，稍复旧观。文化大革命对我国历史文化大坏坏，举世尽知，毋庸隐讳，我们应实事求是，对参观者可以据实答复。我以为黄埔旧址遭破坏，文革时期尚是比较小的，日寇占领时将校舍夷平，才是致命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