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档案 1949年秋后蒋介石两次来校
来源：黄埔二十三期一总队步兵大队一中队 秦效斌 撰稿   2018-11-19 18:52:07

　　以黄埔起家和长期任校长的蒋介石，对陆校甚为重视。黄埔时期常驻在校主持校务。南京时期虽然他是党政军魁，日理万机，仍不时莅校，星期一总理纪念周也常亲临训示。抗战时期西迁入川，分在渝蓉，就很少来校了。而胜利还都后，陆校仍留成都，四年间他却从未到蓉来过学校。但在1949年秋后，仅三个月时间他却两次来校，驻在黄埔楼。当时我在23期一总队步兵大队一中队，驻北教场内东院(建制属二总队步一大队)，距黄埔楼隔中正堂仅100多米，并但任警卫和仪仗队，曾数次见蒋。

　　蒋第一次来校是9月工2日，工7日离去。9月11日(或10曰)，队上就通知大搞环境和个人卫生，严格要求整理内务，武器、钢盔、皮鞋、皮绑腿，擦试务必一尘不染，油光锃亮。命洗衣兵洗净每人的衣服、被单、鞋袜;命理发兵给每人理发修面。大家预感到可能有大官或美国顾问要来。

　　12日早，在点名时大队长宣布：总裁(蒋已辞总统职)要来校，我大队换勤务团担任校内警卫，一队为大校门、黄埔路口灯塔下及仪仗队;二队为二校门、铜像下、中正堂前及黄埔楼院门;三队为存正门及北城墙……。值岗须全副武装、着外出服、穿皮鞋，必须严格遵行“步哨守则”，值岗两小时一班，仪仗队一个班白天四小时一班。以区队为单位24小时轮换……。大家才恍然明白，也甚感兴奋。我们即去大校门接班。大校门三人，一人带班，佩手枪，执小红旗;灯塔下二人，面向东西;区队长为仪仗队长，佩红色绶带，持指挥刀。总裁车队出入，队长口令行撇刀礼，队员及门岗行抚枪礼。车队外出听侍从室电话通知，仪仗列队于校门内右侧，进入时视灯塔下岗哨手势，仪仗列队于校门内左侧。校内外将级以下军官不得进出大校门，来人(车辆)带班挥旗令停查询身份，谒蒋报侍从室同意放入。

　　12日中午，蒋氏一行由四川省首要及校首长从凤凰山机场迎陪到校。有十几辆小轿车，车窗茶色，看不清人。在这五天中，蒋曾外出四、五次，据说曾去戴季陶、刘湘墓祭吊，去华西医大补牙，出席四川各界欢迎会等。外出时一般是四、五辆一色黑轿车，不知蒋在哪一辆车内。

　　13日晚8时许，我们正在教室上自习，蓦见数人进来教室西门，除随后有关麟征校长、吴允周教育长、王锡钧训导处长等穿军装外，一律着灰黄色中山服，为首的一眼就认出是蒋。大家十分惊诧，不知所措。幸好一位机灵同学叫起立口令，大家才起立，蒋微笑颔首示坐，缓步在课桌行间穿行，翻翻桌上书本及笔记本，然后从东门出去到别的教室。这是我们第一次见蒋，近在咫尺，较为真切，他个子中等稍高，体态匀称，光头，满面红光，头发已花白。原以为魁伟高大，实际是个平常老头儿。

　　14日晨，通知上午总裁检阅全校官生。早餐后我们全副武装整队到大操场。见西教场特科总队、皇城三总队都已到，排列在南边。阅兵总指挥、一总队长萧平波佩红白相间绶带(校值日官带)，挎指挥刀，跃马场中，驰骋捭阖，调整队伍。我们二总队在东边，三总队在南边大校门以东，特科总队依骑、炮、工、通信、辎重兵大队顺序在大校门以西，勤务团及军训班在西边。检阅台(铜像下)东是校部官佐、教官，西是军乐队。8时正，司号兵吹“立正”号，全体肃立，一批官员策马出二校门到检阅台前，萧平波拍马趋前行撇刀礼，报告人、枪、炮、车、马数，请阅兵。军乐队奏乐曲，马队向东迤逦而东再转南而西。“敬礼”、“礼毕”的口令此伏彼起，马蹄哒哒杂沓而过，我等行抚枪注目礼。见首位即蒋，其后为侍卫长俞济时，左右为关麟征(升任陆军总司令)、张耀明(新任校长)、吴允周、王锡钧及几位穿便衣的随其后，有蒋经国、谷正纲等，有一穿黑制服戴黑墨镜者，是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蒋着黄色中山服、戴礼帽、披黑色斗蓬、戴白手套，举右手以示还礼。阅兵式结束后，他们登上检阅台，蒋立于中。萧平波请示后口令“分列式”开始。在进行曲乐中，依步、骑、炮、工、通信、辎重兵大队顺序，由东向西，在“向右看”的口令下，正步向右看，行托枪礼通过检阅台。当炮兵大队榴弹炮队经过阅兵台时，不巧一辆牵引车熄火，急忙抢修，压得后面队伍亦停待良久，颇为大煞风景。阅兵结束后，官生集中在中正堂前广场。蒋在黄埔楼稍息后即登台讲话。讲话约半小时，因是很浓厚的浙江口音，大多听不懂，不外是吹牛打气，“戡乱”“反攻”，训勉学生努力学习等。唯记得一句话“秋风扫落叶”，一直在同学中传为笑谈。听说蒋的假牙掉落，故讲话仓促结束。

　　15日下午，全校学生在大操场铜像前集合。听谷正纲(国民党宣传部长)、陶希圣(蒋的笔杆子，不知何职)讲话。吹嘘国际形势变化，三次世界大战将起，“反攻必胜，戡乱必成”。天气炎热。队列密集，大家只顾挥汗换脚，颇不耐烦，狗皮膏药，又粘又长，一直到6点多钟才结束。

　　15日(或16日)晚饭后，我们几个同学在中正堂东草地上坐卧乘凉，忽见蒋光着头、穿衬衣，拄着手杖，在蒋经国及几个侍从陪同下，从堂后台阶登上北城墙三民堂，继向东往存正门，距城墙下我们约二、三十米。我们急忙起来举手行礼，蒋微笑挥手。这是我们第三次见他。

　　15日上午10时，全总队到大操场进行队列基本教练。我们大队在射击场进行实弹射击，除步枪、轻重机枪外，还有战防枪、火箭筒、火焰喷射器、战防炮、无后座力炮、索罗通机关炮、麦特森机关炮等步兵重火器。这些重火器我们只在上兵器课时见过，所以由教官和练习营官兵操作。天气酷热，基本教练已非军官生该操练了，所以大家也不怎么认真，我们轮到射击时过过枪瘾而已，而那些重火器也只是操作基本动作(架炮、装填炮弹)。似乎是在等待什么。果然到11点多钟，见从西二校门出来一行各色人等，便衣穿着，有西服革履、有长袍短褂、也有奇装异服的少数民族。大家这才认真起来，枪炮轰鸣、火焰喷涌，煞有介事。原来是蒋接见四川各界，仕绅耆老、名人逸士、苗彝藏羌各族首领头人。让我们在这里装模做样，给这些人示威，吃定心丸哩。

　　17日上午10时许，侍从室通知总裁外出。我们仪仗列队敬礼，十余辆小轿车迤逦出大校门而去。校部才宣布总裁去凤凰山机场回重庆了。

　　我们也就结束了警卫值岗的任务，回队恢复了正常的操课学习。

　　蒋第二次来校是11月30日。这是他和他的政权中枢从重庆逃难而来，住的时间较长，12月13日离蓉去台湾，也就永远离开了大陆。

　　11月29日学校通知，进行了如上次同样的准备工作，而且还通知学生停止操课，将教室课桌内个人物品一律收拾拿走，课桌凳集中码放在一角。我们感觉到蒋又要来了。近几个月来形势急剧变化，大家也知道要迁校逃难了，前途渺茫，群情惶惶，从而也丝毫不感到兴奋。

　　11月30日晨早点名时，大队长宣布：“总裁已于今日凌晨到校，各队如上次布署接替勤务团警卫任务。我们一队仍为大校门、灯塔及仪仗队。早餐后我们即去大校门接班，见黄埔楼院内外已停放丫数十辆小轿车及小吉普车，布署了不少便衣侍卫官，在周围逡巡。大校门不时有乘坐将军及大官的小轿车、吉普车出入，经询问，都是司令、军长、部长、厅长……等。午后及晚上从东西校门也进入了不少满身泥泞的大小车辆，停放在操场东西边。各队教室及原有空房门上都贴上了“军委会”、“国防部”、“×厅”、“×处”……的纸条，这都成了它们的办公室、住室。看来大势已去，是从重庆逃跑来了，校内出现了许多面生的将校，行止仓惶，形神狼狈。据说最高军政中枢就设在黄埔楼，故张群(西南军政长官)、闫锡山(行政院长)、顾祝同(参谋总长)、胡宗南(西南副军政长官)、王叔铭(空军总司令)及罗广文、陈克非、李文等兵团司令纷纷进出学校。中、少将级军官杂沓校内。

　　12月3日晨，全校官生集合于中正堂前聆听总裁训示。在迎宾乐曲中蒋在张群、闫锡山、顾祝同、蒋经国、张耀明等陪同下登台，他穿黄呢中山服、戴礼帽。讲话一开始就以凄凉的声调说：“国家到了今天已经是千钧一发的时候了 ……”。没有如上次先说“诸位官长，诸位学生”的开场白，也一直未叫“稍息”。只简单的讲了要“反攻”和陆校要迁校，再就是吹牛、打气的陈辞滥调。仅只不到10分钟就匆匆结束，然后在张耀明、李永中(教育处长代教育长)、二总队长李邦藩(校值日官)等陪同下，到官生队列间穿行，目视检阅，并与排头排尾握手，这就是告别吧!我们行抚枪注目礼，见他已须眉花白，较三月前苍老憔悴了许多。这次接见就在一片肃杀悲凉的气氛中结束。此后他也再未露过面，十多天来他外出过一两次，据说还是去辞戴季陶陵吧!

　　这些天天色阴沉，时有小雨，气候也较寒冷，大有乌云压顶城欲催之势，象征着暴风雨即将袭来。虽然白天校内车水马龙、夜晚黄埔楼灯火通明，但表明了蒋和他的将相、谋士们惶惶不可终日，在策划着垂死挣扎的“成都保卫战”和如何逃难。据说拟定了中枢迁台、军事指挥机构及陆校迁往西昌，在西昌设立大本营的计划。从而陆校迁校行动积极进行，张耀明将陆校改编为代号“军明”的部队，官生改佩白底、兰框兰字(军明)的符号。两个步兵总队改编为两个建制团，各大队(营)以一个队为机炮连。配备了马克沁重机枪和八二迫击炮还有驮马。每个队(连)配备了九。火箭筒和六。小炮，都发下了实弹。并要轻装，随时准备行动。

　　12月8日，闫锡山率行政中枢即逃台湾，陆校的第一梯队即23期一、三总队，勤务团、几个建制不齐的教导团，离开成都南下西去。我们北教场的二总队因蒋还在校内，要警卫值岗，故仍留在校内，与新招的“24期”新生，教导三团、军官训练队为二梯队，待命行动。我们纪律也较松弛，在不值班时，携带多余和来校时私人的被服、衣物，到街上摆地摊或去估衣铺变卖，以轻装和换钱(银元券已经贬值如同废纸，故要银元)。

　　这些天有三件事值得一提。10日前后的一天上午，忽听得四队(机炮连)方向轰燃一声爆炸，浓烟冒起，驮马惊跳。我们跑过去看，见一匹驮马炸伤仆地，腹裂肠出，血流满地，台阶砖石，炸裂散乱。幸好该队学生正在教室内集合，故未伤人。据说是一颗八二炮弹的引信不知怎么爆炸了。立即有侍卫官和校部官佐来询问情况，领导批评该队，也要求大家都要警惕谨慎，防止发生事故。

　　又一天下午，校部、总队宋追查，说大操场上停放的一辆高级将领的座车被某学生开去兜风了。李邦藩气急败坏，声言查出后必要严办。但晚上车回来了，此事也不了了之。

　　又一天黄昏，见大操场东北角五担山下火光汹汹。我们跑过去看，见是某个高级机关在焚烧文件杂物。其中竟有整箱的勋章，都是十分精致的缎面小盒(约工5公分见方、五公分厚)，里面是红、黄绸缎衬垫的各种勋章，大小不一，大者约10公分，小者有5—8公分，银光熠熠，金光闪闪，还有折叠的红黄兰各色相间的绶带和与绶带同宽一、二公分长的杂色略章，盒内上盖上附有勋纪(状)。有青天白日、云麾、宝鼎、嘉禾等各种名号、等级。有人在第二天拾得未烧毁的，还有熔为小块的金、银、铜块。

　　这表明当时校内已很混乱，整个局面已无法收拾了。这几天随着解放大军从北、东、南三面逼进川西，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及95军、24军等部川军，云南省主席卢汉等的相继起义，蒋欲困守西南一隅的妄想已彻底破灭。无可奈何花落去，只有逃台湾了。

　　12月13日夜11时许，蒋氏父子在俞济时及侍从室一行，和步二大队学生乘车护卫下，出大校门经南去新津机场，逃台湾。这也是他丢弃了他赖以起家、惜为保命的陆校官生，最后背家离乡，离开祖国大陆，流亡孤岛一去而永不复返了。

　　于是我们也就结束了警卫任务，准备西迁了。三天后的12月16日，我们惜别了近一年艰苦磨炼的北教场，怀着无限彷徨快怏的心情，踏上了新的旅途。八天后陆校在郫县通电起义，投入人民队伍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