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精神永存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回忆片断）
来源：黄埔一期 李奇中 撰稿 1981年6月   2018-10-29 16:26:45

　　我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其时，正当风华正茂之年，而今年已逾垂暮，忆自参加革命队伍已是五十七载。星移物转，沧海桑田，每忆国共共缔的黄埔精神，不胜怀念，每思鼠辈叛变此精神，不胜愤慨。然而“人间正道是沧桑”，今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春光一色倍葱笼，中华统一之潮流不可抗拒，在新的历史时期，黄埔革命精神将永放光芒。

　　黄埔军校的建校简况

　　黄埔军官学校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情况下予一九二四年创建起来的。校长是孙中山先生派任的蒋介石，党代表是廖仲恺，政治部主任起初是戴季陶，继任命邵元冲，邵离职，最后是代表共产党的周恩来。总教官是何应钦。教官有钱大钧、刘峙、顾祝同、陈继承、胡树声等。总队长是邓演达、严重。队长是金佛庄、茅延桢等。区队长是蒋鼎文、曹石泉等。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编成四个队，称第一、二、三、四队。毕业时又将第二期的第六队提前到第一期毕业，所以黄埔第一期学生后分为第一、二、三、四、六等五队。教官和学生中已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人，其中三人是队长，七个区队长，学生党员有一百多人，政治工作人员三分之二是共产党员。

　　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吸取了外国的精华。第一期的学制、教材大半是参照日本的，部分采用苏联红军的，并结合了中国国情加以改造后编成。军服采用苏联红军式样。

　　黄埔军校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的训词为校训。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为了实行“联饿、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主张创办了这个军事学校，集中一批革命青年，参加建立新军的工作。这些青年学生中，比较要求进步的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也有部分人加入了共产党，在黄埔军校中汇成一般革命势力。因此，黄埔军校也可以说是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军事学校;所谓黄埔精神，就是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

　　学生爱戴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我记得，我们同学中喜欢用功读书的，白天没功夫读书，就寝后，有的躺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读，有的干脆到教室里偷偷开着灯来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经常亲自巡夜，发现这种情况，于是走到同学身边细心婉言劝说，要人家注意爱护身体，不要过度疲劳。

　　上政治课，多半是四个队集中到一起听周恩来讲课。周恩采主讲时总是先讲个大要，紧接着让听讲的人提问题，自已用笔记记录，然后再详细地解答，深入浅出。凡遇到当时不能解答的约定在下次解答。周恩来同志在讲到黄埔学生所担负的任务时，他说，依照孙中山总理的训词所指示的那样，必须为民前锋，救国救民，扫除一切害人虫，建设新巾圜，进入大同世界。周恩来讲课，易懂易学，同学们非常喜欢听。都称赞周老师是最好的老师。

　　在第一次东征打淡水、打棉湖两次战役中，周恩来都是亲临前线鼓励同学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而他自己，更是言传身教，在阵地上与官兵们同甘共苦，陪同苏联顾问一道，冒险予枪林弹雨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聂荣臻和鲁易同志，作为周恩来的助手，使得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各项活动更加活跃。那时聂荣臻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与周恩来的专门联络员，兼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经常奔走于广州市和黄埔之间，帮助周恩来工作。鲁易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秘书，经常给周恩来处理文件，使得周恩来腾出功夫做更重要的事情。聂、鲁二人经常同我们同学促膝谈心，交换学习心得，很是融洽无问，和许多同学交成了朋友。

　　参加蒋介石家庭的一次晚宴

　　一九二四年九月的一天晚饭后，蒋介石校长约请我们第二队(下属三个区队)第三区队到他家做客，我是第三区队的学生，当然参加(是不是亦轮流约请旁的队，不得而知)，公馆在黄埔军校附近的原海军学校旧址，两层楼，很宽敞。我们由区队长蒋鼎文率领准时到达。蒋介石本人和他的夫人姚氏(原配夫人毛氏没随蒋，姚氏原是蒋纬国的养母，权充夫人)殷勤招待，备有茶点，是各色饼干之类，但没有香烟，茶点供学生随意挑选。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蒋介石对我们大家宣布说他有三件宝贝密藏于室内，我们分头去找，谁人找得，大大有赏。大家自然热心捧场，故意装疯，到处搜寻，连楼上楼下符个角落都翻遍了。每搜出一样东西，蒋介石都说不是。蒋纬国养母姚氏偷偷告诉李之龙(李是烟台海军学校学生，后进入黄埔学习，因公时常出入蒋公馆，同姚氏混得很熟)说，校长的三件宝贝就藏在他枕头底下。原来是《俾士麦传》、《曾文正公家书》和《曾、胡治兵语录》三部书。蒋介石见李之龙找着了他这三件宝，高兴地说道：“李之龙到底是我的好学生，懂得校长的心意。这三部书我是非常重视的，我天天要阅读的，晚间睡觉时要读，早上起床前也要读。因为做人做事，成大业做大事，以及教育儿女都少不了它们，要认真领会其中奥妙，希望你们也照这样做，才是我的好学生。”

　　观察蒋介石一生的行为可以得知，他之所以这么重视这三部书，是因为他把它们当作座右铭，作为他处世待人的基本哲学的。

　　邓演达关心共产党人

　　黄埔学生规定每晚九点钟就寝。有些用功的学生往往在熄灯后逐偷偷地到讲堂里读书。我共产党学生每星期开一次小组会，也是用这个时间。值星官和非值星的队长每晚都要查夜，这是规矩，有时总队长邓演达也要亲自参加。有一次邓演达亲自查夜，恰好碰到我们觉小组在开会(当时黄埔一期各队都有党小组)，邓演达问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坦白地告诉他我们正在开共产党小组会。邓演达本来不是共产党员，他不但不加以干涉，而且还亲切地对我们说，同志们务必注重身体，切不可耽误过多的睡眠时间。从那时起，我们已感觉到邓总队长对共产党是真正同情支持的。

　　学生第二队奉命到虎门

　　大约是一九二四年七月以后的一天半夜里，值星官细声叫起同学们起床集合。大家迅速地爬起来站好了队，队长宣布出发到虎门去，但是什么任务没说。同学们心里不免紧张起来，又不敢闷，只是互相耳语，瞎议论。队长茅延桢率领我们第二队全体学生登船向东驶去，拂晓便到达虎门。只见一条海轮停在附近隐蔽处，待我们乘的小火轮驶近这艘海轮时，才发现挂的苏联国旗。但是为什么这样机密，船上装的什么东西还不清楚。当船上的水手们揭开舱面上盖的油布，放下吊车，露出一些木箱，这时茅延桢队长才告诉我们大家，我们的任务是起卸苏制枪炮武器弹药。同学们立即高兴得跳起来，纷纷同苏联水手握手，会说俄语的还同他们交谈。我们第二队曾先后到虎门起卸枪械三次。听说后来苏联船只可直驶抵黄埔，就无需再到虎门去了。自从得到苏联武器后，我们黄埔学生就一律换上苏式步枪和手提机关枪等武器装备。

　　蒋介石要独裁的预兆

　　黄埔第一期学生予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中旬毕业，都分配了工作，有的派在校长办公室工作，有的派在教导团第一、二两团的营、连任党代表，多数派任教导第一、二两团的营长、连长、排长、特务长，有的派到黄埔系统以外的军队中担任团长。被派任各级党代表的人，我也是一个(第一团第一连党代表)。我们第二队的队长茅延桢和学生蔡光举则任背党代表。党代表在到达工作岗位以前先集中学习，都在官长饭厅吃饭。

　　官长饭厅正设在楼上校长办公室的东边，每逢开饭，都是校长蒋介石主席，由他发口令“开动”，大家才能动手吃饭;吃完饭，也得由他宣布“随便”(即离席之意)，大家才分别离席分散。天天如此。

　　有一天，党代表们生气了，认为党代表是独立行动的，校长不应该干涉党代表的行动，于是由营党代表茅延桢率领我们党代表登船到广州找廖仲恺党代表作主。大南洋轮渡升火待发，党代表都登上轮渡了。我是党代表，当然也随着上轮渡，这个消息被蒋介石知道了，他立即传令上了船的党代表不准去广州，马上上岸到校长办公室集合听训。

　　蒋介石怒气冲天，鼻孔出烟，满脸发白。这是我从到黄埔以来头次见到蒋介石发这么大的火。蒋介石训话的大意是：“你们不经许可要到广州去，你们不是想造反吗?你们还没出校门就这大胆，岂有此理。你们就不认我校长了吗?你们要到广州去找廖党代表，为什么不找我呢?我完全可以作主。”这时他从抽屉里拿出两个图章说;“廖党代表的图章交给我，我可以代表廖党代表，你们知道吗?将来你们羽毛丰满还能听我的指挥吗?”他收起怒容，带着微笑的样子说：“希望你们今后好好做事做人，好好听校长的话，包管你们都有办法。你们懂吗?”

　　营级党代表茅延桢是学生队的队长，不敢讲话了。还是营级党代表蔡光举答了话。蔡说，报告校长，我们下次再不敢了，请校长原谅，我们这次是初犯，以后一切听校长的。

　　我们退出校长办公室以后，都感到蒋介石的这次发火生气非同寻常，隐约感到这是蒋介石要独裁，不满党代表制度，且看他以后还有什么行动!

　　淡水战役-黄埔精神大显神威

　　第一期同学毕业时，我被派任第一团(团长何应钦)第一营第一连党代表。我们出发打东江陈炯明，第一仗是攻打淡水。淡水是进入东江地区的一个重镇。陈炯明的一个旅(为熊略部)凭借坚固城墙和工事死守，阻碍我军前进。我方两个团的官兵，除少数人打过仗外，绝大多数包括黄埔学生在内都是初次上战场。拂晓前我方发起攻击，由十名敢死队员(除营党代表蔡光举、李安定二人不是共产党员外，其余八人，有连党代表张远韬、赵楞、李汉藩、游步瀛、李奇中等全部是共产党员)担任爬城队的前锋。敌人的子弹迎面射来，打得城墙外面菜地上的菜叶沙沙响，心中不免有些紧张。忽听得冲锋号紧吹紧催，我们敢死队员们立刻奋勇当先，冒着枪林弹雨一口气冲到城墙脚下，党代表蔡光举不幸中弹牺牲。爬城梯子已抬到城墙脚下，我们很快从梯子往城墙爬上去，一面用火力压住城内的敌人，一而越过城墙，冲进城里，打开了西门。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有一个营冲进城，紧跟着第一团全团都进城了。敌人全部缴械投降。至此，淡水一仗打胜了。教导第二团是预备队，没有参加战斗。

　　接近黄昏，得知敌人增援淡水的兵力已到达城外东边地区，占领了高地。蒋介石本欲派第二团去驱逐这般敌人，不料二团团长王柏龄听到枪声就逃跑了，该团一时乏人指挥，乃派我第一团第一营前往接应。也真是凑巧，我们教导团打的是军校校旗，是红颜色的，敌方陈炯明部队的军旗也是红色的，站在高地上的敌人看见从淡水城方面来的一支队伍(其实是我们的)打的是红色军旗，误认为是从淡水退出来的自己队伍，于是一枪不放，等我们接近了他们时，敌人也来不及放枪。立刻纷纷后退。我第一营乘机猛追，于是淡水增援之敌就这样被打退了。一天之内接连打了两次胜仗，真是首次出征，大显神威。

　　淡水战役自始至终，政治部主任周恩米都在第一线鼓舞士气，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在攻打淡水和击退敌援两次战斗中，充分显示出黄埔革命精神之旺盛，真是一人倒下，众人顶上，毫无迟疑畏惧之心，足见黄埔教育之成功也。

　　棉湖之役-黄埔精神再发扬

　　淡水战役结束后，教导第一、第二两团，继续攻击前进，在进入海丰地区时遇到敌人抵抗，但却不堪一击地溃退了。我们顺利地由海丰进入了陆丰，进抵揭阳县城，休息整训。

　　一九二五年三三月十二日陈炯明全部主力林虎、李易标两部共计万余人前来进犯，蒋介率领何应钦第一团于拂晓从揭阳进到棉湖，并计划第二团(此时第二团团长已换任钱大钧)进到鲤湖迎击来犯之敌。第一团在棉湖附近高地展开战斗，因第二团情况判断有错未能按时到达鲤湖攻击做之侧背，第一团(只有十二个连，每连一百多人仅在淡水打过仗，官兵多是新手)只能以少数人迎击十倍的敌人，打得很苦，死伤惨重。笫一营营长蒋鼎文负伤被救出火线，第一连连长以下的副连长、排长、副排长都阵亡了，只剩我这个党代表和司务长阎国福(黄埔第一期同学)两人未遭伤亡，全连士兵死伤三分之二，其他营、连伤亡也不轻。大家拚死抵抗，直到午后，形势更加危急，但士兵们都毫无惧色，不肯退缩。周恩来和苏联顾问都在阵地上极力鼓舞官兵坚守阵地。

　　团指挥所设在我第一连背后的高地，团长何应钦命传令兵叫我们第一连撤到团指挥所右侧，我将队伍带到指定地点后便来到团指挥所听候命令。这时有一小股敌人已迫近到团指挥所下面的小河地带。何应钦的卫队出去抵抗，有两人受伤。这时，蒋介石、周恩来和苏联顾问都在团指挥所。第一团的炮兵连也撤到团指挥所。大炮因打的时间久了，拉针过热变软而打不响了。这时蒋介石非常着急，对何应钦说：“何团长，千万要站住脚，不能后退，如果退了，恐怕广州也不是我们的了。”他一眼看到炮兵连连长陈诚在场，于是对陈诚说：“你几门炮难道都打不响吗?你自己为什么不亲自试验一下呢?”陈诚于是鼓起勇气，就在团指挥所架起炮来，亲自瞄准，亲自拉火，天晓得，“哑炮”经过一段休息，冷了下来，给陈诚打响了，一炮恰好打中了团指挥所下面小河边上密集的敌人，敌人猛然受到炮击，慌忙后退;同时我们其他三门炮也打响了。于是全线敌人开始后退。我们疲劳不堪的残存官兵也乘机猛烈冲杀，迫使敌人全面溃退。蒋介石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命令提升陈诚为炮兵营营长。

　　这时第二团因钱大钧呆待命令，未有行动，第二团第一营营长刘耀辰实在不耐烦等了，自动带着第一营向敌侧背攻击，敌人受到前后夹击，溃败了，我方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获得了棉湖战役的决定性胜利，这又一次显示了黄埔的神威。

　　攻占惠州-黄埔精神威震全国

　　一九二五年五月东征军回师广州，肃清滇桂军阀叛乱，安定革命根据地广州之后，举行了第二次东征，予同年十月中旬攻占惠州。惠州是东江的门户，军阀陈炯明第一次东征被打败后又率部卷土重来，企图以惠州为据点，进革毕命根据地广州。国民政府为了奠定广东全省的安定，认为必先消灭陈炯明部，遂举行第二次东征。

　　这时，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_托笫一军军长。第一军只有第一、第二两个师，一师师长何应钦，二师师长王懋功，每师只成立两个团，即第一、第二、第四、第五共四个团，第二师第四团完全是收编滇军加以改造的。这些士兵在滇军都打不得仗，一经收编成立第四团后，干部都是黄埔第一期学生。该团在攻击惠州城的时候，表现得特别英勇，前面的人倒下去，接着后面的人紧跟上去，牺牲精神极为壮烈，在这城门下倒下近数百人。东征军于十月十四日占领了惠州城，这一战，威震中外。

　　惠州战役的胜利，蒋介石捞了个头功。国民政府为了向蒋介石表示慰劳，特派了陈洁如(蒋介石夫人)、汪精卫夫人陈璧君、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前往惠州慰劳。由第二二师第五团(团长蒋鼎文)派出一个连去护送。!师长王懋功特派我(当时担任连长)带队。我们十月下旬乘火车到石龙就下车，换乘小火轮带拖驳，沿东江上驶，到达惠州登岸，一同前往蒋介石行辕。蒋介石派副官到江边迎接，陈璧君一定要骑马。副官只得把马给她骑，谁知陈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只得用担架把她榆到蒋行辕，蒋介石亲自到门外迎接，十分殷勤。

　　第二次东征之前，蒋介石作了精心布援，叫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主持后方军费方面的一切责任，表示特别相信共产党人。周恩来以第二二师部和广州卫戍司令部所在地的八旗会馆为办公地点，那时我被调任第二师第五团第一连当连长兼任卫戍司令部的卫兵司令，也驻在八旗会馆，时常有事请示周恩来，所以那时我是与周来往最密切的。

　　“中山舰事件”暴露了蒋介石的革命伪装

　　两次东征取得胜利，滇桂军的叛变也业已镇压后，蒋介石以为羽翼丰满，于一九二五年冬搜罗了欧阳格之辈，挑拨离间，不断制造国共之间的磨擦。至一九二六年三月廿日，更捏造事实，诬蔑共产党员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擅自移动中山舰图谋造反并且声言是“受共产党之命”，欧阳格率领一些人乘李之龙在睡梦中将他逮捕。紧接着便是“勒令”黄埔系统范围的共产党人“表态”，要周恩来交出共产党员名单。这就是“中山舰事件”。

　　发生“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建议，给予反击，以压下蒋介石的反革命气焰。周恩来力陈理由，此时，从干部的中心力量来说，黄埔系统共产党人有三百多人，占了主要地位。国民党左派还有不少同情革命同情共产党人的。这些革命势力联合起来完全可以推倒蒋介石，把北伐领导权掌握在左派力量手中。(这个意见，一九四九年七月周恩来在中南海宴请我们的时候，还特意提到)当时我在第五团第一营任副营长，大体知道“中山舰事件”前后经过，也极表赞同周恩来提出的推倒蒋介石的意见。当时黄埔内外的共产党人无不义愤填膺，都拥护周恩来的主张。无奈，陈独秀对蒋介石一再退让，实行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先是同意交出黄埔系统全体共产党人的名单，后又迫使共产党员在广州大佛寺受训。后来又一味妥协退让，蒋介石得以得寸进尺，致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最后造成蒋介石成为统治者的结局。

　　参加北伐

　　“中山舰事件”被蒋介石扣押的第一军共产党人集中在广州大佛寺受训，周恩来为训练班主任，我虽在第一军第二师第五团第一营任副营长，但我当时以病假为名正在共产党主办的一个秘密学习班(在广州东皋大道)学习，所以我的名字并未列入三百二十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后来大佛寺训练班全部并入北伐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连同毛泽东同志所办的政治讲习班，编成一个宣传大队(我也被派为该大队的一个中队长)，由刘文岛率领，六月中旬到达长沙，继续往武汉前进。到达武汉后，我被派到第八军教导师周斓部负责政治工作，驻防常德。一九二六年冬在常德，我被派去迎接贺龙下山参加北伐革命战争(那时贺龙自称澧州镇守史)，同年冬又协助周斓镇压了北洋军阀黔军总司令袁祖铭，收编了许克祥。一九二七年春，调到第三十六军第二师做政治工作，奉武汉革命政府之命，协助叶挺、贺龙等部击溃了大军阀张作霖，在郑州与冯玉祥会师。至此北伐就此结束。我由河南郑州调赴武汉，随即前往黄石港接任鄂东部队一个团的副团长任务，急到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

　　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革命军队聚集南昌，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于八月一日举行南昌暴动，对蒋介石打响了第一枪，我是贺龙部第三师第六团副团长(由鄂东部队编成)，也参加了南昌暴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直接掌握军事力量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的背景是：蒋介石继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策划中山舰事件后，又发动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发动上海事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周恩来早在中山舰事件后就向中共中央提出“推倒蒋介石，由共产党人领导国民党左派来干革命”的建议，“四一二”事变后，又再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动见武汉革命政府命令军队东向打倒蒋介石”的建议。陈独秀依然不同意周恩来的建议而主张依靠国民党势力，妄想等武汉北伐军到郑州与冯玉祥会师后再联军东向打倒蒋介石。不料冯玉祥违背诺言，到郑州后声称“大敌当前应该首先与蒋介石合作，共同挥军北上消灭军阀势力，再谈其他”，使陈独秀大失所望。因此中共不得不另想办法继续革命。从而激成南昌暴动。

　　共产党一方面聚集革命军队在南昌，一方面召开八七会议，讨论今后如何进行继续革命的问题。七月下旬在周恩来同志等的策划下，把聚集在南昌的贺龙部第十师扩充为第十军，由武汉调到南昌的教导师和第六团编为贺部第一师，贺部原有五个团编为第一、第二两师，合编为第廿军。原在南昌的朱德同志升任第九军副军长(韦杵为九军军长);叶挺为十一军军长，辖蔡廷锴的第十师、董仲明(改名董朗，黄埔第一期学生)的廿四师、周士第的第廿五师。各部队安排已定，八月一日举行了南昌暴动。参加南昌暴动的黄埔第一期学生、共产党人还有陈赓(营长)、袁仲贤、王尔琢、侯镜如、傅维钰、郭德昭、蒋作舟、廖运泽等人。

　　起义大军在南昌驻了三天即向南前进，准备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举行第二次北伐。蔡廷锴第十师在向广东前进未遵命而中途改向福建方面去了。叶挺部第廿四师、廿五师，贺龙部第廿军及朱德(以第九军军长名义)等向广东前进。到达广东时，贺龙、叶挺向潮汕地区前进，留廿五师(归朱德指挥)，置于三河坝，警戒梅州方面之敌，朱德亦留三河坝指挥廿五师。三河坝遭到敌人攻击，师长周士第以下的主要负责人都自动离开了队伍，乃由朱德同志率领廿五师余下的官兵经闽赣湘边境转辗到达韶关落脚。朱德同志和陈毅、王尔琢同志商议将队伍编成一个团，朱任团长，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党支部书记，我在该团任第一营营长兼教导队队长。

　　一九二八年一月间，朱德同志率领队伍到达湘南宜章县境蟒山洞，打垮了许克祥一个师，缴获步枪九百多支。朱德同志率领部队进驻宜章县城，发动湘南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将队伍编成工农革命第四军，我该军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兼教导大队大队长。工农革命军由宜章出发，郴州、耒阳等十一个县成立了县工农兵苏维坎政府。同年四月初与毛泽东秋收起义三湾改编的队伍会师井冈山，把工农革命军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为党代状，陈毅为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为参谋长，我任红四军十二师卅六团团长。从此以后，以井冈山为革命根据地，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方针，发展为赣、闽、粤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