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卫文麿笔记：太平洋战争篇 （二）
来源：风灵   2018-11-17 08:25:58

　　风灵按：这篇笔记自述写于1941年底至1942年初，发表于1946年2月的《自由国民》月刊。笔记以第一视角回顾了灾难性决策的出台过程，具有相应的史料以及现实借鉴意义。近卫文麿尽力辗转腾挪，但未能更深刻地理解到，日本和德国不合时代潮流的国家政策，是导致两国卷入败局难免的战争之首要原因。

　　成于战前和战争早期的笔记，包含一些陈旧过时的遣词用句。从保持史料原貌考虑，译者编者未做更改和详细说明，读者可自行辨别。

　　近卫文麿笔记：最后的御前会议 (二)

　　昭和26年(1946年)2月20日发表于《自由国民》月刊

　　上一篇：近卫文麿笔记：太平洋战争篇 (一)

　　(译注：本文译自“中公文库”2015年版《近卫文麿笔记集成》。下面的“编辑部”指业已不复存在的原《自由国民》月刊编辑部。)

　　【编辑部后记】选摘

　　这部笔记根据[近卫]公的侧近者说，是近卫公为了在自己记忆清晰时为后世留下史实，从昭和十六年(1941年)末开始执笔，于昭和十七年(1942年)春完稿，再由千代子夫人誊写完成的。原名为“在第二次乃至第三次近卫内阁时日美交涉的经过”，由记者将其名为“最后的御前会议”。因为，几乎日本所具有的一切矛盾集中反映在了九月六日御前会议之中。

　　近卫公和东久迩宫都曾叹息：“陛下对陆军太迁就了”。这无奈的叹息彷佛仍近在耳边。近卫公笔锋一转，结尾中一个“但是”，表述“陛下的真实意图仍是希望维持太平洋和平，回避突入前途渺茫的大战，维护二千六百年无暇的国体。我亲眼见证了他也承受着苦恼和痛苦。”反映了他忠于天皇的切实的心境。滨口[雄幸]、犬养[毅]等多位政党政治家被刺杀，日本的君主立宪制下的政党政治之功能终未有成，统帅的独立在日美交涉中可以看作招来了统帅制度本身的死亡。读者即便在今天，对于这样的天皇制和少数人决定国家命运的悲剧，会有深深的感慨吧。

　　近卫笔记的价值，在于它能在战前写就这样的内容，笔者认为这可以从近卫本身的性格中探寻。近卫公罕有的公平正直的性格，即便是他的反对者也都承认的，这在笔记中也随处可见。比如，日美交涉初期，东条也非常热心;海军称“任由总理裁决”，近卫公虽未作决断，却并没有把海军反对战争抬出来做挡箭牌，这里他没有根据好恶区分敌我，而做了如实记载。

　　近卫公被作为战犯在被捕前自杀的真相也许永远是个迷，他的亲属都认为，即便他站在审判法庭上，如果按照笔记来陈述事实，也许并不会承担多少罪责。命运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卫预期到自己的死，而将陈述开战经过的笔记留诸后人，功罪任评说了。

　　第四章 难解的松冈，千方百计策动站队轴心国

　　从外相的言行看，怀疑他是否在访欧期间做了某种重大承诺，但也只能相信他关于访问德国的会谈内容报告。根据这报告，希特勒总统和里宾特洛夫外相都怂恿日本进攻新加坡，而看不出他做了什么承诺。但是，从大岛大使发来的电报看，里宾特洛夫称：“我个人认为，松冈外相来德时对进攻新加坡的承诺又改变了”。究竟真相如何仍是个疑问。总之，在对美关系和对徳意义务这两者之间，外相的意图的确令人难以捉摸。

　　野村大使和赫尔国务卿的会谈迟迟未有进展

　　并且松冈外相在这前后越来越不加掩饰地表露出对野村大使的不满和反感。5月23日他和我会谈时，愤慨地说：“直到现在才知道这次的谅解案并不是美国方面提出的，而是野村大使的提案。”

　　我劝说道这是误解，但外相依然指责野村大使“越权”，并且知道了这并非他对斯坦因哈特进行工作的结果，他感到郁闷和不满。更从海军的监听中得知，英国大使向本国政府发电称，野村大使向赫尔国务卿说，关于谅解问题，日本以天皇为首、政府和陆海军都希望能够成立，只有外相一个人反对。松冈外相大为愤慨，向野村大使发电指示道，根据较为确实的情报，要求“立即向国务卿澄清误解”。野村大使回电称：“感到吃惊，这是毫无根据的”，并解释道：“在回答赫尔国务卿提出质问时，只是回答说日本的外交政策不是外交大臣一个人可以决定的。”对此，松冈外相发回电称：“了解。但当地有散布这样影响的人，要加以适当处置。”明显对大使馆周围的人表现出不满。问题似乎到此为止，但外相对野村大使及其下属的感情对立表面化了。

　　野村大使在5日、14日、16日、20日、21日、28日都分别和赫尔国务卿继续进行着单独的不做记录的“亲切的会谈”，“每次一至两小时”，都是反复围绕太平洋整体的协定形式、三国条约、支那问题等展开，但没有显示出些微进展。

　　国务卿始终表示，根据种种情报，对日本究竟有无诚意进行交涉感到怀疑，特别是对松冈外相的强硬论抱有极大的警惕。

　　罗斯福总统的炉边谈话，在世界瞩目之下于5月27日进行了。谈话中对日本很少直接谈及，对支那问题也是简单带过。也有情报显示，他对与日本的关系上刻意做了保留。综合各种消息可以看到，美国反映出来对日慎重态度之同时，从日美交涉的角度来说，可视为一种乐观的材料。但是，正在稍感乐观之时，华盛顿的时代周刊、“The Herald”等刊物上登载了“The Chicago Tribune ”的华盛顿特派员亨宁暴露出日美交涉的文稿。据说，在总统的炉边谈话前召集国会领袖时，他透露了对日采取缓和，而将主要矛头对准专制独裁的政策，总统在此时说道：“要促进日本的财经界反对日本军部，以达到瓦解三国同盟的目标”。

　　东京立即封锁了这一报道，松冈外相则表示不如公开发表为好，30日他发表声明称：日本坚持三国同盟的决心不可动摇，而且高调提出和平南进政策将是有限度的，对美国的消息进行了反驳。

　　传来德苏开战的消息

　　我在6月13日起开始西下，这次还了到京都平安神社和近江神宫参拜之愿，16日早回京，次日17日南京政府的汪主席来访，一直到25日他返回为止，我为此耗费了相当时间。其间的6月22日，令世界震惊的德苏开战的消息传来。无独有偶，在之前的21日，美国的答复递交给了野村大使，24日东京收到电报，但内阁的精力都集中在德苏战争这个问题上，无暇顾及于此。松冈外相接到德苏开战的消息后立即进宫参拜天皇。

　　他上奏称：“今天德苏开战，日本应与德国携手讨伐苏联。这样，南方问题虽早晚要打，暂时加以控制为宜。最终将是日本同时与苏、美、英开战。”

　　当然外相没有征求过阁僚的意见，是他独自的行为。陛下无疑感到震惊，命其立即到总理那儿去商谈，同时通过木户内大臣把外相上奏的内容转告我。根据命令外相在当晚10点左右到荻窪来见我，所说的却语焉不详，总之外相似乎只是将对事态最坏的预估向天皇做了上奏。我在23日拜谒天皇说明了情况请予安心，而外相的强硬论究竟是他的预估呢还是他的主张也搞不清楚，我担心引起纠纷，在皇宫即给书记长官打了电话，通知他暂时中止定于当日下午召开讨论德苏问题的联络会议。

　　外相除了向天皇做了上奏之外，甚至还对内府、对一般民间人士也同样说了这些，酿成各种各样的议论。我和内府对此进行了各种咨询，似乎外相的主张是：“首先应先讨伐苏联，和美国回避战争，但是美国一旦参战，那就必需挺身而战。”

　　这虽是外相的意见，但为了明确作为政府的态度，我和陆海相进行了恳谈，并且在25日、26日、27日、28日、30日和7月1日连续召开了联络会议，最后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奏请决定当前对苏暂不采取行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松冈外相却提倡积极论，而且认为陆军在满洲集中有相当兵力，随时可以乘机对苏开战。所以为了抑制这种动态，结果多少付出的代价是，承认了进驻法属印支。

　　从当时的局势来看，一方面要抑制军队的冲动，但全面拒绝军方的要求，无疑是和军方发生正面冲突;而当时正在进行的日美交涉对进驻法属印支问题也是谈判的项目之一，有望得到充分的妥协，也就是说我对防止战争的危险还是有信心的。

　　其结果，尽管美国方面舆论大幅恶化，而从罗斯福总统随后提出的关于法属印支中立的提案看，明显看出日美协商尚在途中有可能继续下去。在美国提出法属印支中立条件的撤兵要求之同时，美国实行了对日资产冻结，但我认为至少美国还是现实地沿着收拾事态的意向而提案的。

　　格鲁大使的失望

　　随着德苏开战，对于美国而言，日本的动向至关重要。罗斯福总统命令赫尔国务卿7月4日直接向我发电询问。7月6日由格鲁大使(译注：Joseph Clark Grew，美驻日大使)直接向我递交电文，问：“有情报称日本将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但这不应该与事实相符吧。”

　　这是非常异常的，也说明美国政府如何忌讳松冈外相。对此，我和外相进行商谈后，8日(译注：原版为“8月”，前后文及相关史实看是误字)将外相于7月2日递交给苏梅塔宁(译注：ConstantinAlexandrovich Smetanin，时任苏联驻日大使)的通告(译注：这是敦促苏联严守日苏中立条约，并重申日本最终以三国条约为重的通告)复印件代替对美的答复交给了格鲁大使，并且借此机会反问道：“美国有无参加欧洲大战的意思?”美国在我内阁总辞职(译注：第二次近卫内阁总辞职，同时重新组阁开始第三次近卫内阁，就是为了排除了外相松冈洋右。请参见后文)的7月16日回复中断然答称：“启动对德意志的自卫权将是当然的”。并且讽刺道：“此时此刻，要美国袖手旁观的，无疑是和武力侵略的国家一丘之貉。”松冈外相答复称这是对自卫权的无限制的滥用。但双方的应酬到此为止。而外相对于美方直接向我发出信息询问耿耿于怀，另一方面格鲁大使对直接与我会面遭到阻碍也并不掩饰自己的失望。就这样，外相和格鲁大使之间曾经的不和越发恶化。

　　日美交涉问题终于得以再审议

　　随着德苏开战后的问题暂时得到处理，美国问题就不再允许更加拖延了，而且关键的外相的暧昧态度也不能就此放任，我在7月4日特地以书信的形式向外相阐述了我的见解：

　　? 在解决北方问题为止，对南方不行使武力。应该进一步调整与美国的关系。同时与美苏为敌之难度，正如海军首脑曾明确的表态，那不可行。从这一见地出发，像进驻法属印支的行动尽可能中止为宜。

　　? 和美国关系调整的结果，或许不能满足德国的要求而有损于同盟国的感情，虽不希望产生潜在的暗流，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 与美国关系的调整，从以下三点看很有必要：

　　1.获取海外的资源以增强国力

　　2.阻止美苏接近

　　3.迅速推进与重庆的和平工作

　　? 根据以上的见解，正在进行中的日美交涉有必要继续推进，而且从施行国策的高度来考虑，也应该迅速试图加以妥善解决。

　　我在最后特意强调说：“如根据阁下的达观论，也不认为日美之间的妥协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身负辅弼之重责，更应该全力以赴。毋庸说这也是天皇之圣意。值此之际，当应竭尽全力，即使多少作出让步也必需使得日美交涉得以成立。”

　　外相当晚打电话给我，表达了感谢之意。次日5日，在官邸访问我时，初次郑重明确地说了如下的话：

　　“从根本上说我与首相同感。无论人们怎么说，我认为没有比我对美国问题更加热心的，绝不是只倾向于德国。但是，我反对使三国同盟出现嫌隙。从今开始将认真考虑美国问题。而且如果我成为障碍的话，那么随时可以辞职。”

　　就这样，7月10日、12日召开了联络会议，终于重新开始审议6月21日美方的提案。美国的这一提案要点如下：

　　1.关于欧洲大战两国的态度：将日本提倡由日美双方共同努力促使和平解决的条项删除了，暗示归根结底要打倒德国。

　　2.关于三国同盟关系：希望日本表明“日本将致力于防止由于挑衅行为而扩大欧洲战争”;而且在美国因德国的挑衅参战时，日本将不采取行动，并就此希望得到某种成文的承诺。

　　3.关于支那问题：取消了最初谅解案中蒋介石政权和南京政府的区别，仅仅是促使“支那国政府”和平解决事变，而且仅提出睦邻友好，对近卫原则中的经济合作和共同防共却只字未提。显然迫于美国国内舆论的压力，美方整体上大步后退了。

　　4.日本曾删除的日支和平条件，美方作为附属文件重新提出，把满足这样条件的日支和平作为日美交涉的必要款项。

　　5.对于日本提倡的局限于南西太平洋的日美经济合作问题，美方修改为在整个太平洋区域的经济合作提案。

　　并且，在美方提案时，还附有一个口头声明，用此试探日本的真实意图，即美国认真希望日美谅解案得以成立，但希望日本比之前更明确地承诺日本政府也抱有同样的态度。其中一节称：根据有关情报，认为“在日本政府中占据有力地位的某些指导者，有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侵略政策的倾向，并向德国做了坚定不移的誓约”，这样日美双方协商的谅解案将归于幻灭。这暗示和非难的就是松冈外相。另外对于日本军驻扎支那也表示疑问。

　　7月10日联络会议终于开始探讨这个提案，但我的苦心经营并未得到回报，松冈外相的态度越来越不妥协，甚至倾向于反对日美交涉本身。在这个联络会议上，他特别把自己的心腹、外务省顾问齐藤良卫带来参会，两人一唱一和全面展开否定日美交涉的论调。而且，他们的要点事先都做成文件在会议上散发给参会者。他们的反对和之前的论调并无二致，总之美国的要求是彻头彻尾地企图使日本屈服，要不就是充满恶意企图让日本陷入混乱。

　　特别是对美方附有的口头声明，认为必需不予接受，而且还应该停止继续交涉。他主张，交涉的方法和时间都是问题。

　　外相的拖延激愤了军部

　　我看外相持有如此强硬态度，当晚就和陆海相、内务相进行密谈和详细的研究。隔日的12日在联络会议上，由陆海军共同陈述了与外相不同的意见。

　　1.对于欧洲大战，帝国将根据条约的义务和自卫的角度来出发自主决定应取的态度。

　　2.对于支那问题，以近卫三原则为基础，由美方劝诫蒋介石政权和平停战，但不得染指相关的和谈条件。

　　3.太平洋的有关区域，帝国保留行使武力的权力。

　　这三点从今后的角度考虑加以明确是必要的，此外和美国提案的要点也并无冲突。但是考虑万一交涉决裂的话，也应该把这一交涉拖延到我进驻法属印支以后。

　　最后松冈外相也同意以陆海军的意见为基础做成我方的提案，会议结束后，武藤、冈陆海军军务局长、寺崎美国局长、富田书记长官加上齐藤顾问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完成了案稿。

　　剩下的就是取得外相的同意了。但尽管陆海军方面一再催促，不巧他又称病，案稿看也不看，而其间却会见了德国大使，这使得陆海军相当愤慨。到了14日才得以听齐藤顾问转达外相的意见，将这些意见再添加进去才算最终定稿。这虽然仅一两天的事情，但造成政府内险恶的气氛，政局紧张度加深。

　　外相加以修改所完成的日本的提案，与美方提案不同的要点如下：

　　1.恢复了日本关于欧战的原有条项，但为了使美方易于接受，加上了“在适当的时机到来时”，日美共同努力促使欧战早日终结。

　　2.关于三国条约，修改为“……如果欧洲战争不幸扩大，日本政府仅在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和保卫本国的福祉和安全的角度来决定所应取的态度。”

　　3.关于支那问题的条项，继续提倡近卫三原则，回避提美国政府忌讳的“南京政府”，明确记载美国政府将对“蒋政权”提出和平劝告。

　　4.再次删除了日支和平条件。

　　5.考虑到日美经济合作所需要的主要是南西太平洋，所以把太平洋全区域的说法改为美方提出的“南西”太平洋。

　　又向德国秘密通报

　　如上终于完成了日本对美交涉的修改案，当然大家都认为应该立即发给美国，但是外相提出不同意见：“首先要发电拒绝美国的口头声明，三天后再将修改案发给美国。”他认为，这个口头声明是“非礼的不恰当的……美国如果不撤回，日本就无法对谅解案进行审议”。我和陆海军方面都认为这会恶化对方的感情，强烈主张这样可能导致交涉决裂，至少也应该把这一要求和日本的修改案同时发送。但是，到14日深夜，外相无视他通过齐藤顾问与我商谈的结果，在晚间11点就只向美国发出了拒绝接受美国口头声明的电报(事实上，赫尔国务卿对于口头声明的日方理解感到意外，为了解除误解在17日撤回了该声明)。而且，15日外相又命令坂本欧亚局长，将还未向美国提交的日本修改案和美国提案都通报给了德国。

　　第五章 野村大使错失良机，再组阁意义未传达到位

　　事态发展成这样，我和有关的阁僚都感到如此以往重大外交问题将无法处理。于是在外相的缺席的情况下，我和内务相、陆海军相协商了处理办法。陆相(译注：东条英机)说：“罢免外相或引起种种不良影响，但大家付出努力进行的协商却得不到推进，这样的话不是更换外相，就是内阁总辞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四相(译注：这里包括近卫本人)对此达成一致意见。而外相一个人辞职的话，就正中了他所说的，“美国的口头声明就是让日本混乱”，这将引起各种麻烦。于是，有意见认为，把外相与美国问题分开，不如以战争局势问题为由决定总辞职。最终商定在次日做出决定，就这样散会了。

　　(译注：根据明治宪法，天皇才有阁僚大臣的任免权，并且内阁首相只是首席，与各大臣之间无上下级之分，内阁不是按照首相意旨行事，各大臣各自承担责任辅弼天皇。所以内阁出现重大分歧异议，就造成内阁危机或者致使内阁倒台。比如陆海军大臣的现役制，就是军方以此掣肘内阁。)

　　丰田外相就任的意义

　　我下午2点在叶山御所伺奉，向天皇奏报了以上的情况，陛下问道：“只让松冈退下不好吧”，我奉答说如此以往内阁难以为继了，但将慎重考虑善后处理。

　　接着，我会见了木户内大臣，说了此际不得不总辞职的缘由，以及“后任应该由平沼骐一郎来出任”，内大臣未置可否，只是说：“不管如何，尽快决断为好”。

　　次日16日，根据前一天的商定，从中午就在目白别馆秘密召集了首相、内务相、陆相、海相和企划院总裁五相会议，协商的结果达成了总辞职的一致决议，立即嘱咐等待中的书记长官进行各种准备后，在6点半召开了临时阁僚会议。外相显然十分吃惊，大为不满，但大势已定，他向书记长官交出了印章，表示进退任由决定。

　　晚上8点50分，我在叶山御所递交了辞呈，11点回到官邸向阁僚作了汇报，第二次近卫内阁就此结束。

　　7月17日下午5点10分，我应召入宫觐见，接受了再次组阁的大命，立刻着手再次组阁，18日下午5点半完成了组阁名单，7点入内参谒，将阁员名单呈交天皇，8点50分举行了亲任仪式，第三次近卫内阁就此成立，9点45分召开了初次内阁会议。

　　新内阁的特色是，由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出任外务大臣。举荐丰田海军大将出任外相，也反映了我热切希望日美交涉得以成立的意愿。

　　丰田曾经担任过海军次官，不仅精通海军事务，而且之前作为商工大臣，也熟知资源物质问题，当时也是极力主张必需回避日美冲突。

　　但是，这样明显的政治变局的意义，在华盛顿的野村大使却没理解，而且他自身不理解，也就在对美国传达其意义上几乎无所作为。对于这一情况，随着新内阁成立，对于希望一扫原来对美的暧昧态度，加快步调来推进交涉的东京政府而言，野村的做法实在出乎意料。对于前内阁末期煞费苦心拟就的对美提案的修改案，尽管7月15日已经发出了训电，但华盛顿的大使馆一来由于内阁更迭，二来担心美方难于接受该内容，居然未向美国务卿提交。这情况从7月22日野村大使的电报中得以判明，甚至野村大使在23日还发电请示：“希望紧急明示新内阁的对美方针”。

　　事情有违我之初衷

　　就这样日本内阁的对美交涉的意愿不仅没能传达给美方，而之前已经通过朝廷决定的进驻法属印支的日期却迫近了，随着在南太平洋的军队调动频繁，美国不得不感到猜疑和警惕。如24日野村大使发来的电报反映美国的动态，美方认为：

　　(1)至今的会谈应该都是东京施放的烟雾

　　(2)日本对轴心国说明的是，日美交涉是为了完成对南进准备的谋略

　　这种怀疑成为具有支配性的倾向。而在日本，所谓的对日包围网则被频繁使用，大致上时评政论与内阁的意图相去甚远，反美色彩越发浓重。

　　7月21日，威尔兹副国务卿代生病的赫尔国务卿召见野村大使时警告道：“根据情报，日本在最近有侵占法属印支的动向，这样的话，从来的日美会谈再也无必要了。”

　　7月24日，威尔兹再次召见野村大使，并使用严厉措辞警告说：“美国一直尽量忍耐着与日本进行交涉，但今天交涉的基础几乎完全丧失了。”24日野村大使秘密地与总统也进行了会见，这时总统陈述称，法属印支问题是个致命的重大问题，并就此提出如下的重大建议：

　　1.以日本军从法属印支撤退为条件(如果已经进驻的话)

　　2.由日、美、英、荷、支共同保障法属印支的中立化

　　3.可给予保障获取法属印支的物质资源

　　然而7月26日东京政府发表了进驻了法属印支，紧随其后美国就发表了对日资产冻结。鉴于事态恶化，我当夜召来警视总监，要他对美国大使馆进行特别加强警戒。

　　政局变化重组内阁到进驻法属印支仅十天，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对话都存在太多遗憾，以至于使我感到日美会谈已经完全归于失败，但作为内阁仍然抱着期待，以美总统24日的提案为基础，期待通过努力能重开谈判。在美总统重大建议的基础上，31日通过威尔兹副国务卿提出我方可以考虑中立化不仅限于法属印支，可扩展至泰国。在东京，7月29日、30日、31日、8月2日接连四天召开了联络会议，我在31日和外相、海相恳谈，在8月1日和陆相恳谈，甚至招来头山满(译注：著名的国家主义极右翼巨头)这样的右翼人物打招呼，千方百计做了努力。

　　于是在8月4日的联络会议上，终于决定再次对美提出新提案。这在形式上也是对美总统提案的答复，试着想以此为钥匙，重启陷于停顿的日美会谈大门。其要点如下：

　　1.日本没有进一步进驻南部法属印支的企图，在支那事变解决后日本将从法属印支撤兵

　　2.保障菲律宾的中立

　　3.美国从南太平洋撤除武装

　　4.美国协助日本从荷属印度(译注：今印度尼西亚)获取资源

　　5.美国作为日支直接谈判的桥梁，而在日本从法属印支撤兵后，承认日本在该地区的特殊地位

　　这一训电8月5日发给野村大使，8月6日他直接递交给了赫尔国务卿，但对方没有显示出特别的兴趣，称说日本不放弃武力政策的话，没有会谈的余地。野村大使报告称，可以看出美国似乎已抱有准备应对各种不测事态发生的觉悟。过了两天，8月8日赫尔国务卿向野村大使递交了美方的答复，全然没有涉及日本的提案，只是指出这与总统的建议根本不相吻合，并且几乎带着辛辣的嘲讽，将美总统的提案一字一句地重复了一遍。

　　第六章 最后一张牌：近卫罗斯福会谈

　　我在此时对于日美会谈已经心碎，终于下定决心亲自会见罗斯福。于是在8月4日向陆海相初次阐明了我的想法。我的谈话大致如下：

　　与美总统会见的理由：

　　美国提出(原注：中间缺字)。我认为就谈判问题尽力而为是我们的义务。至今的日美会话的背后，产生种种误解，感情难于弥合，因互不了解双方的真意而产生怨恨，如此以往不排除将陷入战争，作为为政者来说，这有违关心世界和平及日美关系的天皇的意愿，也对不起国民。

　　? 尽力而为了，但仍然无法回避战争也就罢了。这样，我们可以坦然面对，国民也可以觉醒。欧洲战争前，英国的张伯伦再三赴欧洲大陆会见希特勒，结果看来被希特勒欺骗了，但是这对于促使国民的觉醒却具有极大的意义。

　　? 现在正是千钧一发之际，通过野村大使进行交涉，可能耽误时机，不如总理亲自与美总统会见，直率地披露帝国的真意，如果无法取得谅解，大不了踢翻谈判桌回来，抱有这样的觉悟，事情也不过如此。

　　因此拥有对美不惜一战的觉悟，而与美总统直接会见，如果实在得不到相互谅解，对于国民来说，促使他们理解日美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且对于世界，也多少缓和所谓侵略的指责，我们为了维护太平洋的和平如此披肝沥胆表露诚意，这也有益于使得世界舆论多少得到缓和和理解。

　　? 美总统如果能够到火奴鲁鲁来谈判，我想已经有过最初谅解案的一些共识，未必就不能实现谈判，未必事先感到绝望。美国以九国条约(译注：亦被称为“华盛顿体制”，以四国条约及海军裁军条约为基础)为盾牌，这就使得双方难以相容。但美国曾表示“任何时候愿意以合法的方式进行修订”，而另一方面，从今天的国力来看日本也不可能一举实现全部理想状态，所以双方从广泛的和平立场出发未尝不可以进行对话。

　　? 这个会谈有必要抓紧进行。德苏之战的预测，大致上在九月可见分晓。如果，像一部分人预测的那样战争处于胶着状态，德国的将来未必乐观。这样的话，美国就更加胆壮气粗，可能都不再理睬日本的对话要求。反过来说，即使德苏战争中德国顺利展开的话，这次日美对话也不会对日本有所不利。即使德国因此对日本态度冷淡下来，德国要想称霸世界，对美英取得完胜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日德关系无论如何还会有转机。所以，今天无须过分担心德苏战争于德国有利，倒是应该考虑对德国不利时，不如尽早和美国携起手来，这才是紧急要务。

　　? 但是，并非什么都要和美国协商，急于一揽子端出来反而像献媚。关键是尽力而为，如果不能成功也没有办法，我认为尽力而为，对外对内都是必要的。

　　海军赞成，陆军反对

　　陆海相都严肃地听取了我表述的决心，当场无法作答，但海军在当天就表明全面赞成我的意见，而且期待会谈成功。[东条]陆相的答复测是以书面形式提出来的，如下：

　　“首相亲自会见美总统，这必将弱化帝国以三国同盟为基础的外交态势，并且估计会造成国内的混乱，考虑下来觉得这未必妥当。但是面临现在紧迫的局势，首相挺身而出想打开局面，对此深表敬意。如果N工作(原注：指野村大使的交涉)坚持帝国修改案的根本方针，仍然得不到美总统的真正理解，并继续现有对日敌对政策的话，使我们不得不面临断然对美一战的局面，那么陆军绝不会提出任何异议。

　　“附言：①试探美国的态度，不能赞同和美总统以外的赫尔国务卿以下的官员会见。②会见的结果不能成功的话，要么辞职，要么首相就具有带头站出来不惜对美一战的坚定决心”。

　　另外陆相还表示：“估计这个会谈失败的可能性更大”。结论则是，同意在充分考虑的基础上，“迅速采取相应措施”。

　　我在6日上午的联络会议结束后，觐见天皇把我的决心奏报了。次日7日下午陛下召见我，督促我道：“根据海军的情报，如果美国将对日全面实行石油禁运的话，更要尽快与美总统会见。”

　　7日下午向野村大使发出了有关训电。这一重大提案，美国给予第一反映却令人非常失望。这时恰好罗斯福总统因会见丘吉尔首相不在华盛顿，野村大使8日将此建议向赫尔国务卿提出时，如上所述，这正好与美国对日本8月4日修改案作答重叠在一起了。

　　对于这关键的首脑会谈的提案，赫尔国务卿只是礼节性地表示：“只要日本政府不改变政策，我对总统接受会见没有信心。”野村大使当场没有进一步说明，而是来电要求东京方面对格鲁大使做工作。在美国又发表了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的共同声明，日本媒体对此加上辛辣嘲讽做了报道。加之14日平沼国务相遇刺(译注：被视为近卫内阁重要阁僚，主张修复日美关系遭极右团体刺杀，身中六枪但未死)又被媒体做了煽动性的炒作。而且13日美国赫尔国务卿向野村大使递交了抗议书，以美国式传统外交方式指责和例举了在支那的美国权益受到蹂躏。野村大使感到在美国即便态度比较折中的阁僚官员中，也都存在着悲观情绪，认为美国难以接受首脑会谈的建议。

　　感觉到事态紧迫的野村大使赶在美总统结束威尔士亲王号上的会谈(译注：美英两国首脑会谈会谈，签署了“大西洋宪章”)回华盛顿之前，16日再次与赫尔国务卿会谈，向他表明日本的诚意，但是赫尔国务卿只是一味地反复强调反对“军事威胁”，不过对首脑会谈的态度也稍有软化，答称：“你如果觉得有充分把握的话，也可以向白宫提一下”。

　　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

　　果然8月17日，罗斯福在结束美英首脑会谈回到华盛顿，尽管是星期日，他召见野村大使，向他提出了两点，一是对日本进一步武力南进的警告，另一点就是对首脑会见的答复。看来美国对我和日本政府有许多误解，要求说：

　　“日本政府要调整立场，停止扩张活动，并且对合众国誓约的程序和原则(译注：指大西洋宪章)能够同样予以遵守，有将其运用到太平洋和平程序的意愿，并能够加以实行的话，合众国有重启7月中断的非正式预备性协商的考虑，而且为能坦率交换意见，应当摸索适当的时间和场所。”

　　他表示原则上的同意，最后要求日本提出正式的外交文书。而且上述的“和平程序”，明确指的是，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享有平等的经济发展机会和待遇的原则，支持在同区域内各国自发的和平合作，对受到威胁的国家给予援助，排除军事或政治支配以及独占或优先的经济活动权利等等。

　　这次野村大使和罗斯福的会谈中，总统始终情绪饱满，并进一步提出：“夏威夷作为会见场所从地理上看不合适，阿拉斯加的朱诺市较好。日期放在10月中旬如何”。野村大使从美国政府的某部长(原注：沃克[邮政部长]?)那里也探听到，总统抱有尽快解决问题的意向，将问题交给事务部门探讨，自己则从大局角度出发考虑问题。

　　野村大使向东京发来报告称：“不可丧失这一机会，望能果断决断”，还将自己拟就的答复作为参考发送过来。

　　在东京7日发送首脑会谈建议后，9日、13日、14日、16日接连召开了联络会议，此外我还不断地和陆海相、外相进行联系和恳谈。

　　18日丰田外相召见格鲁大使，强调说明了首脑会谈的必要性，请其给予协助。此时，帮助野村就日美交涉问题尽了力的岩畔大佐和井川氏回国了。20日的联络会议招来岩畔大佐，听他详细说明谅解案协商的经过和美国的情况。而井川氏也分别向我和陆军相关人员进行了说明。正好若彬公使也回国，他主要对外务省有关人员从略微不同的角度说明了他对日美交涉的看法。

　　对于8月17日美总统交予野村大使的美方要求的答复，在8月26日的联络会议上决定通过了。其要旨是：从日本方面来看，美国政府历来的态度也未必敢于苟同，随后重申了日本对南方及对苏联的态度和意图，并且对于美国提出的“应适用于全世界，因此也适用于太平洋地区的构想”，则强调了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存而言，必要的条件首先是和邻近地区的关系上相互进行调整，这也是促进和平建设的紧迫问题。

　　当天的联络会议上，在决定采用以上答复的同时，也批准采用我致罗斯福总统的信函，这里面提出，未必拘泥于现有的事务问题，而是从大局出发探讨日美关系，因此直接提出了会见的要求，并希望早日得以实现。

　　这两个文件在8月28日由野村大使递交给美总统。总统在读了我的信函，大为赞赏称其是“出色的文件”，然后说“希望和近卫先生进行三天左右的会谈”，关于日期没有具体提及，但显示出很有兴趣的样子。大概这时是日美之间最为接近的一刻吧。

　　与美总统颇感兴趣的模样相比较，此时同席的赫尔国务卿则显得极为慎重。当晚再次召见了野村大使，他反复强调美方“希望就首脑会谈问题，还要做进一步的确认”，同时阐述了美国与日本之间认识上的根本分歧。他特别指出：“为此，希望更加明确地了解日本对支那的态度尤其是从支那撤兵的问题，以及所谓自卫权问题的意向，这将是先决的前提。

　　与美总统会见后的乐观报告，和与国务卿会见后的悲观报告，这两份报告分别于29日、30日发到了东京。它们提示了打开所面临的难关的重要信息。政府的见解也分作乐观悲观两派，但都还在为实现会谈做准备，陆海军和外务省都在选派会谈的代表人选。外务省多少有点轻视以赫尔国务卿为代表的美国传统理论外交，更倾向寄希望美国总统的“政治性解决”而乐观其成。

　　美国总统的态度转变

　　9月3日，罗斯福总统秘密召见了野村大使，递交了致我的复函以及以作为口头声明的文件。美总统在对我的复函中(原注：此处缺字)，但没有显示前次所表露出的有关对会谈的兴趣，内容措辞也是郑重其事，回避了明确同意会谈的问题，而陈述了作为条件日本有必要同意基本原则，这很明显地看出占主导的是国务院的意见。至于口头声明中，提出了至今未曾表面化的四项原则，称：“这些正是原来进行会话的基本问题，有的问题则归纳进这四项之中”。他还说：“对于8月28日日本提交的答复(附有我的信函)表明了同意，但与6月21日美国提出的谅解案，仍继续留有分歧，此间将这些加以解决是先决前提”，并要求“对这些根本问题，希望了解日本政府的态度”。

　　9月4日，野村大使在会见赫尔国务卿时，他的态度则更加强硬：“四项原则是最为重要的问题，日本必须首先明确表态”。总之，美国坚持“首脑会谈的条件应当站在谅解案成立的基础上”的态度，即，想要日美双方对谅解案首先达成完全一致。

　　而在9月3日野村大使会见罗斯福总统时，在东京的联络会议提交上来一份对美国的新提案。这是外务省起草、将野村-赫尔非正式会谈中探讨的谅解案，以另一前提加以简略化的提案。提案如下：

　　1. 对法属印支不再向南进驻

　　2. 日本对于三国同盟将自主进行解释

　　3. 遵守日支协定(译注：指将来和谈缔结的协定)，从支那撤兵

　　4. 将不限制美国在支那以公正为基础的经济活动

　　5. 在南太平洋的通商贸易上，建立无差别待遇的原则

　　6. 采取日美恢复正常通商贸易的措施

　　外务省对这一提案寄予很大期待，想做出如上的承诺应该会得到美国方面的同意，特意采取了双重递交的方式：9月4日，丰田外相将此递交给了格鲁大使，另发电由野村大使向赫尔国务卿递交此案。这个方案也并非新提案，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而且4月以来的谅解案交涉中，日本在上下进行讨论基本原则时，未曾考虑何时实现这些原则，而只是把对当前危机处理中面临的紧急具体的问题抽取出来作为首脑会谈的基础了。然而在美国看来，这次日本因为难于取得全面谅解，回避问题，又提出新方针、新提案而已。就这样与外务省寄予的厚望相反，9月4日的提案，只不过又一次招来了误解和混乱。

　　美国这样误解也不无缘由。即，在美国看来，美国6月21日向日本提示了最终方案。对此，日本7月15日做出答复，但因政治变局及相关原因，野村大使结果没有向美国政府递交和传达这一答复案，即美国没有收到日本的答复，认为9月4日是日本又提出的新案。这就是引起美方误解的重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