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卫文麿笔记：太平洋战争篇 （大结局）
来源：风灵   2018-11-17 08:34:45

　　风灵按：“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近卫预见到了黯淡的前景，以他的视角留下了历史记录。但并非全部责任都在于军部强硬派。如果说日美开战几无可能避免的话，那么其最近的源头当然是卢沟桥事件以及随后的中日全面战争，再往前追溯，则是918事变和破坏世界秩序的“日本政府承认满洲国”。在倾向和平的两位首相接连被暗杀之后，政府方面自诉几乎再也无力阻止军人骚动。 但是，这种失控的局面又是如何产生的?全怪军部吗?其实，多年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忠君爱国”的反自由主义的教育，才是军国主义的源头。

　　所以，要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哪怕是在日常的和平环境中。

　　近卫文麿笔记：最后的御前会议 (三)

　　前文：

　　近卫文麿笔记：太平洋战争篇 (一)

　　近卫文麿笔记：太平洋战争篇 (二)

　　第七章 陛下厉声呵斥，衫山总长无以应对

　　问题越发复杂化，而且在东京和华盛顿之间进行着看不到出口的外交交涉之时，日本政府内却发生着值得大书特书的问题。这就是，要和美国继续交涉到何时，是不是该收手了，或者是不是该终止交涉和美国开战，这些重大问题被提出来。

　　秘密交涉终被泄露

　　这个日美谅解的交涉，在政府、在陆海军统帅部都仅限于在上层首脑之间进行，对下是保密的。但是首脑部中除了松冈一人，大家都期待交涉成功。也许正因为这样，大家为避免干扰保守着秘密。但是这些逐渐被泄露了，特别是随着松冈外相向徳意两国进行通报，在水面下的交涉逐渐露出真相，这点燃了自下而上的反对气焰，特别是来自陆军的反对十分强烈。恰好这时，又有德苏开战的冲击。政府虽然抑制了对苏立即开战的强硬论，但付出的交换代价是，使得进驻法属印支的决定一举在御前会议得到通过，同时为应对可能的危机，趁势正式启动了对美英战争的准备。战争准备和战争本身虽然有所区别，必须严格地把握界限，但其困难程度是无可否认的。随着准备的推进，反对日美交涉的呼声就越来越强烈。

　　而且，进驻法属印支的后果即刻发生并且冲击很大，美国决定了对日经济断交，击中日本的要害。美国旁若无人地一味拿着美国传统政策衡量一切，宣称这才是和平政策。美国的强烈反击，也激发了日本的反美阵营更激烈的反弹。日美交涉此时成为公开的秘密，为此更使得内阁处于被动困境。终于我提出了亲自与美国总统会谈，而所谓的“近卫信函”又从野村和美总统会谈中被泄露，虽然大家不知道具体内容，各种臆测谣言满天飞，大大增加了交涉的难度。从8月左右开始，从参谋本部方面就开始有首脑会谈无用论、日美开战论出现。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费尽心机，从8月后半我和陆海相不时进行恳谈、召开联络会议的次数也显著增多了。但在某种程度上断然停止交涉、对美英开战的“国策”议题被提上了日程。

　　终于提交到“御前会议”

　　就这样，问题终于发展到9月6日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帝国国策实施纲要”。其要项如下：

　　帝国国策实施纲要(御前会议议题)

　　鉴于帝国所面临的紧迫局势，特别是美、英、荷等国对日采取的敌对政策，以及苏联的情况，结合帝国国力之可能性，根据“伴随局势推移之帝国国策纲要”中有关南方的措施，决定实施如下：

　　一、为了帝国的自存自卫，不得不决心对美(英、荷)开战，以十月下旬为期完成战争准备。

　　二、于此并行推进的是，对美、英竭尽全力运用外交手段贯彻实现帝国的要求。在对美(英)交涉中，帝国应予实现的最小限度的要求事项，以及与此相关的帝国可予承诺的最大限度的事项如附件(原注：附件略)

　　三、根据前项所述的外交交涉，到十月上旬左右，我方要求仍然无望得到贯彻时，决心立即对美(英、荷)开战，对南方以外所实施的措施按照既定国策执行，并尽力阻断美苏结成对日联合战线。

　　在第三项的“到十月上旬左右，我方要求仍然无望得到贯彻时”，统帅部的原案是“得不到贯彻时”，经政府交涉添入了“无望”字样。

　　御前会议前一天，我入宫参谒陛下，将议题“帝国国策实施纲要”上奏时，陛下说：“看了这个纲要，感到第一项为战争准备，第二项为外交交涉，好像以战为主，外交为辅。这点明天我要问问统帅部两总长[衫山元参谋总长，永野修身军令部总长]。(译注：日本军队编制，陆海军大臣为军政如行政预算等，总长为掌握实际军务的统帅;陆军最高军事长官为参谋总长，海军则是军令部总长。陆海军大臣是政府成员，但统帅部(军队和军务)不受政府管辖，这是明治宪法在制度上的严重弊端，最终造成日本走向军国主义)

　　我奉答道：“第一和第二，未必是优先顺序，就政府而言，首先还是推进外交交涉，如果交涉无论如何不能成立时，采取战争准备。”并且建议：“关于这点，如果对统帅部有问题的话，考虑御前会议的场合是否合适，因此现在就召见两总长，如何?”天皇说：“那就立即叫来，并且总理陪席”。两总长立即赶来觐见，我也奉命陪席。陛下向两总长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两总长也和我相同地进行了应答。接着，陛下对衫山参谋总长问道：“日美开战的话，对于陆军来说确信什么时候能够收拾局面?”总长答称：“南洋方面打算三个月左右加以解决。”

　　陛下再问衫山总长：“你是支那事变当时的陆相，记得你那时作为陆相时曾说‘一个月左右能够解决事变’，然而都四年了，不是还没解决吗?”

　　衫山总长惶恐地辩称，支那内陆宽广，无法按照预定计划进行作战等等，啰啰嗦嗦陈述着理由。陛下厉声喝阻衫山总长，说：“如果说支那内陆宽广的话，那太平洋不是更宽广吗?!究竟凭什么确信说三个月呢?”

　　衫山总长垂头无以应对，这时永野军令部总长伸出援手，奉答称：“作为统帅部，如果从大局来说明的话，比如今天的日美关系就像病人，到了是否要进行手术的关键时刻，不进行手术就渐渐衰竭，进行手术也非常危险，未必得救，我想就是到了是否进行手术的关键时候了。作为统帅部，还是期待外交交涉得以成立，不能成立就下决心进行手术。在这个意义上，赞成了这个方案。”

　　陛下：“那么就算统帅部也是把外交交涉作为重点，但真是这样吗?”他追问道，两总长答称确实如此。

　　这样九月六日上午十点召开御前会议。会上，由原[嘉道]枢密院议长提出质询：“看这个方案，感到战争比外交更被置于重点，想进一步了解政府、统帅部的趣旨。”海军大臣代表政府进行答辩，但统帅部却谁也没发言。此时陛下突然开口说：

　　“刚才原嘉道枢密院议长问得好。但对此统帅部谁也不做回答，这令人极为遗憾。”陛下从怀中取出记有明治天皇所做和歌一张纸，朗诵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何以风波乱世间”。陛下说：“我经常拜颂这首御制和歌，温习已故大帝爱好和平的精神以努力自勉”。

　　陛下的意思清晰明了，一时鸦雀无声。终于，永野军令部总长站起来说：“对于统帅部的指责实在感到惶恐。其实，我自以为是刚才海军大臣的答辩代表了政府和统帅部。作为统帅部，当然像海军大臣答辩的那样以外交手段为主，在万不得已的场合才诉诸战争，这个想法没有变。”

　　就这样，御前会议在未曾有的沉重气氛中散会。

　　第八章 东条坚持“驻兵”，交涉陷入绝望

　　日美谅解的交涉似进非进，首脑会谈的提案虽然引起总统的兴趣，但看来未必容易实现，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东京-华盛顿之间，野村大使靠电报训令所做的努力，不足以将日本的真实想法传达给美方。于是，我决定直接会见格鲁大使。9月6日就在决定上述“国策纲要”那天，在陆海相、外相的理解下，我秘密召见大使和作为翻译的德攸曼参事官进行了密谈。我告诉他们，我现在的内阁，陆海军都一致希望会谈交涉取得成功，强调除了本内阁大概不再会有什么机会了，我用了最含蓄的暗示：“如今已经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我们的生涯中大概不会有两次相同情况了”，我告诉他们陆海军省和外务省大致上选派的人选都做了安排，希望尽早能与总统会见，就根本的问题进行意见交换。格鲁大使问我关于对赫尔国务卿的四原则如何认识，我答道：“原则上可以，但实际运用上会发生种种问题，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才有必要直接进行首脑会谈。”

　　我们谈了一个半小时，格鲁大使表示要将今天会谈的内容直接向总统汇报，他感慨道：“这大概是我作为外交官以来最重要的电报了。”

　　最困难问题在于驻兵

　　4月以来日美交涉，直到我提出和总统直接进行首脑会谈，向总统发函，又和格鲁大使披露心意，日本方面几乎该做能做的都做了，但另一方面，根据9月6日御前会议决定的重大国策，日本方面又对交涉设定了期限。令人强烈感到最后的关头已迫在眉睫。这时交涉的难点大体上看出来了，美国的想法也清楚了，就是所谓的四原则，具体说就是在支那驻兵问题、经济机会均等问题、三国条约问题。

　　美方也基本认为日方对四原则未必持有异议，而且我也向格鲁大使表示“原则上可以”，因此看来这应该不太有问题，但陆军和外务省的部分强硬派却仍然反对这些原则(他们认为，美国对于日本8月28日的提案进行如上的解释，是野村大使的翻译失误所致，要求加以取消，甚至还有召回大使的议论)。但是，这四原则到现在再加以否定，非常明显日美交涉就不可能继续下去，为此我大伤脑筋。

　　经济原则问题，日本已经抱有承认在支那机会均等的打算，只是美国也不会不懂日本和支那在地缘上的特殊关系，相对比较乐观。而在三国问题上，留下文字形式是不可能的，但只要我和总统可以实现会见的话，我觉得就不会谈不清楚。关键是驻兵问题，有时稳健派说名义上形式上都无所谓，第二天就又传出驻兵绝不可放弃的议论。在日本政府内也感到这个问题才最棘手。

　　政府一方面要推进外交交涉，一方面又要就9月6日御前会议所决定的国策考虑运作问题，顿时陷入深刻的烦恼中。我睡在首相官邸日本间的日子陡增。9月24日、25日连续和陆海相、外务相、企划院总裁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议。

　　从27日到10月1日，终于取得了休假到镰仓休养，期间还找来及川[古志郎]海相详细了解内阁的情况。4日我进宫觐见，然后召开联络会议，让随行官员全部退下，只和阁僚及统帅部成员进行会议。5日晚，我又请陆相(译注：东条英机)到我的荻窪的家里，袒露了我无论如何也想继续进行交涉的心意。

　　陆相在7日晚到官邸日本间找我，说：“在驻兵问题上，美国主张的原则是先全部撤兵，然后或可再派兵的形式，军队绝对不能服从。”他让我在谈判中坚持强硬论。

　　考虑到陆海军的强硬态度，我在6日、8日分别和海相、外务相协商回避危机的方法。外相还在10日见我，再次商谈如何才能把交涉继续下去。10月11日还召开了联络会议。这期间三长官(译注：通常指陆军三长官，即参谋总长、陆相、陆军教育总监)特别是铃木企划院总裁(译注：铃木贞一，陆军中将，东条英机手下“三奸四愚”中的一奸，主战派)的活动引人注目。

　　海军称，是和是战任由首相决断

　　10月13日，我五十岁生日，尽管是星期日，我仍把陆海相、外相和铃木企划院总裁召集到我的荻窪住处，这几乎就是讨论和与战的最后会议了。会议前，海军军务局长[冈敬三]向书记长官[富田健治]说：“海军不希望交涉决裂，也就是说希望回避战争。但是，作为海军不能在桌面上说。今天在会议上会说和与战任由首相决断。希望给予理解。”

　　果然，会议一开始海军大臣就发言：“现在到了决定是和是战的关头了。这个决定海军任由总理决断。说和的话，是什么样的和，也就是说让步到什么程度为前提，以此为目标来推进和平。交涉途中，两三个月过去了，还是不行，要开战，作为海军来说很为难。要决定开战的话，那么现在在这里就要做出决定，现在就到了最后的时机了(译注：海军动员和启动需要准备时间以及根据海洋气候来考虑，日本当时定于10月下旬开战就有气候季节的考虑)。如果说不打，那么一定要使交涉得以成立为前提。”

　　对此，我答道：“要是今天在这里做出决定，我是决定要把交涉继续下去。”

　　这时陆相说话了：“总理的结论太早了。继续进行无望的交涉，耽误了时机是大事。究竟外务大臣对交涉的前景如何考虑?”

　　外交大臣说：“这要看条件如何。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所在就是在支那的驻兵问题。对此，陆军坚持从来的主张，一步不让的话，交涉就没有希望。但可以考虑多少做出些让步，也许不能说交涉绝对没有希望。”

　　但是陆相却说：“驻兵问题是陆军的生命线，绝对不能让步。”

　　我说：“能不能舍其名取其实呢，形式上同意美国的要求，实际上取得和驻兵一样的结果?”

　　陆相最终也未能同意，会议从2点一直开到6点，但是没有得出结论而散会了。

　　次日13日，我进宫觐见，将内阁面临的危机向陛下报告，还和木户内大臣进行了恳谈。次日14日内阁会议之前，我请陆相来官邸再做商量，希望他能够重新考虑。我说：“我对支那事变有重大责任，这个事变过去了四年还未能解决，而现在却更要走向前途渺茫的大战，无论如何也难以赞同。现在，委曲求全做个形式上的撤兵，应能拯救危局回避战争。而且此时也有必要从国力上考虑结束支那事变问题。国家的进步发展是根本，为了培养国力有时也需要忍耐。”我披露诚意来说服陆相。但是，陆相说：“此刻如果向美国屈服，他们会更施加压力，没有尽头。撤兵的问题，弃名求实，但这关乎士气问题，到底难以赞同。”就这样，和陆相的分歧得不到弥合，在阁僚会议上，陆相甚至带着亢奋的态度，陈述了他的见解，认为日美交涉几乎已经山穷水尽无法继续了。

　　第九章 “统帅”无作为——东久迩宫的叹息

　　如上我曾多次和陆相商谈，其中还曾有这样的对话。

　　陆相：“人生，有时候就要有从清水的舞台纵身一跃的勇气(译注：日本典故，指从京都清水寺的悬崖上跳下，能达成心愿而不死，或者能成佛)”

　　我回答说：“作为个人，一生也许一次甚至两次能遇到这样的场面，但考虑到二千六百年的国体(译注：根据日本8世纪初成书的“古事记”记载，公元前660年神武天皇登基为第一代天皇，算至1940年，号称有2600年的国体)，考虑到一亿国民的话，站在负有责任的地位上，就不能这么做了。”

　　这话不只是对陆相说过。常有人说，乾坤一掷啊，一赌国运什么的，松冈外相就不时把这些话放在嘴边，听到这种话我总是很不愉快。看似豪迈，但对于一场前途未卜的战争，这与对个人纵身一跃，根本不是一回事。再想到这二千六百年无暇的国体，岂能这么轻易地处置国务。即使被人认为因循守旧，姑息软弱，我也不能这么做。我坚定地相信，不管怎么绕行迂回，安全第一，而且必须百分之百的安全，必须规避战争。

　　当时，军人中间也有许多人好这么说：“日清、日俄两大战争，当时也未必有百分之百的胜算啊”，我在和陆相商谈时也说起：“我认为，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在日俄开战时，是有充分成算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能允许，开战前明治天皇也不会那么轻易做出圣断。当时的桂[太郎]首相说今天就要请求圣断时，伊藤公阻止了，请他再考虑一晚。次日早上，伊藤公受召觐见天皇，被问到有几分成算，伊藤公奉答说，至少就朝鲜方面来说不会让俄国得进哪怕一寸地，以鸭绿江为界可以坚持一年，一年坚持下来就可期待第三国出面调停。要说第三国，英国是我同盟，法德是站在俄国那边的，可依赖的只有美国，我们立即开展对美工作，就更有成算。因此明治天皇感到安心，当天在御前会议上就做出圣断。然而，现在全然看不到这样的前途，不仅如此，这纵身一跃的是国家，这么想的话，决不可鲁莽造次。”

　　10月14日上午，我和东条陆相在首相官邸进行了最后一次商谈。陆相说：“我认为总理是太过悲观论了，这是因为对自己国家之不足了如指掌，美国不也有美国的弱点么?”这是在对撤兵问题上我们之间发生了冲突和分歧时说起的。陆相最后感慨道：“看来这是性格不同的缘故了。”

　　10月14日在阁僚会议上，陆相的发言非常唐突，令其他的阁僚瞠目结舌。阁僚会议对其他议题作出了决定，但这个问题没有涉及就散会了。

　　陆军告诫内阁总辞职

　　同日下午，武藤军务局长到书记长官处来，说：“看来总理下不了决心是因为海军态度暧昧的原因。这样，海军如果确实不希望战争，那么陆军也必须重做考虑了。然而海军对陆军表面上并没有这样说，只是说‘任由总理裁决’。而只有总理的裁决，陆军终归还难以调整内部的意见分歧。但是海军如果正式表示‘现在海军不希望战争’，作为陆军就容易抑制部下。能否想办法让海军来说这话呢?”于是，书记长官把这话和海军的冈军务局长说了，他回答说：“作为海军难于正式表态说不希望战争。海军说‘任由首相裁决’已经是最大限度的表态了。”

　　在同一天晚，陆军大臣派他的亲信铃木企划院总裁到我荻窪的家里来，说陆军大臣有这样的传话：“通过摸索渐渐知道了海军不希望战争。这样的话，海军大臣为什么自己不清楚表明态度，而是把全部责任推给总理，这实在令人遗憾。海军如果下不了决心的话，就根本上推翻了九月六日御前会议的决定。因此，以首相为首、陆海军大臣和统帅府的两总长，虽然参加了御前会议却都未能尽到辅弼之责。这样的话，我认为只有全部辞职，抛开现有决议，重新研究方案，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要能掌控陆海军，组织探讨新方案的话，我没有这能力。因此我认为继任的内阁首相只有让亲王来出任，也许再没有更好的人选。我考虑亲王中东久迩宫最为合适。作为我来说，很难说请总理辞职，但事至如今也不得不这么说了。希望能为举荐奏请东久迩宫继任首相而尽力。”

　　(译注：日本的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掌握统帅大权，陆海军统帅都是辅翼天皇而各成体系，很少沟通，加之明治天皇尚能驾驭局势，而昭和天皇标榜和自诩君主立宪，以英国为师范，君临而无治，于是陆海军相互之间的协同一直是个问题;海军师从英国，陆军师从德国，也使两者观念不同。)

　　次日15日，我进宫觐见，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奏报陛下：“昨晚东条传言告诉我，希望举荐东久迩宫为继任首相”，我问陛下的旨意如何，陛下答称：“我认为东久迩宫任参谋总长还是称职的，但是由皇族出任政治要职合适与否，不得不认真加以权衡。和平时期还好说，如果有可能面临战争，那么从皇室的角度考虑，就更不合适了。”我领受了陛下绝对反对的旨意，在归途中又与木户内大臣商谈，他也对此想法毫无赞成之意。

　　当晚，我秘密访问了东久迩宫，把东条陆相的意见告诉他，想促请他出山。但是，亲王阁下认为：“事关重大，要认真考虑二、三日”。

　　16日早上，和内大臣通电话得知：“亲王阁下的问题是，作为皇室成员毕竟很难出任首相”。然而时不我待，不能再犹豫了。因此，上午10点左右，我在官邸日本间分别找来各位阁僚，告诉大家辞职的缘由，请求谅解，傍晚时分大家的辞呈都集齐了，于是进宫觐见上奏。我的辞呈如下：

　　上奏文

　　虽三次拜受大命而无以图谋远计，有辱使命。内阁面临当前的国际局势，本着期待国家将来之发展，确信必须致力于调整与美国的友好关系，由此尽快解决支那事变，提出了与美国政府进行首脑会谈以至于今。然而现在东条陆军大臣认为，已经到了所定的交涉期限(约10月中下旬)而终归难以成立，即只能承认，仰承圣裁的九月六日御前会议决议“帝国国策实施纲要”之三“我方要求仍然无望得到贯彻”，所以现在决定对美开战的时刻已经到来。

　　深思熟虑的话，深信对美交涉假以时日仍并非不可能事，而最难关在于若他能够妥协让步，在撤兵问题上弃其名取其实，或可避免支那事变至今未能解决，现在却更要突进于前途难卜的大战争。臣文麿痛感支那事变爆发以来的重大责任之同时，希望值此际政府与军部可协同一致竭尽全力，付出最大努力来使日美交涉得以成立，从而解决支那事变，而且这从养精蓄锐、安定民心上来说都是紧要事。国家发展，要能屈能伸，为了君国，国民也要卧薪尝胆，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大步向前迈进。臣努力披露衷情希望说服东条陆军大臣。

　　对此，陆军大臣表示深深谅解总理大臣的苦衷，但撤兵有碍维持士气，到底不能赞同，并且认为向美国屈服一次，只会使美国骄蛮更甚而无底线;即使暂时解决了支那事变，可以预想不出两三年日支关系又会遇到新的破局。而且，国内存在弱点，彼我同然，他坚持主张不失时机做出开战的决定。臣与他四次恳谈也未能达成共识。由此我感到自己无以贯彻信念，完成辅弼之重任，诚惶诚恐至极，仰望圣鉴解除臣之重责。

　　臣文麿谨上

　　昭和16年10月16日

　　内阁总理大臣 公爵 近卫文麿

　　降旨大命，东条组阁

　　就这样近卫内阁总辞职，次日召开重臣会议，东条陆相受命为下届总理组阁。好像是木户内大臣举荐了东条。但是，内大臣的原意似乎并不是要他走向日美开战，即，根据东条的话来说，海军不明确自身的意向，那么只能把原纲要推翻重来，因此降命由他组阁也不至于立即突入战争，特别是降命之同时，陛下再加以叮嘱的话，作为陆相他也会采取慎重态度。这就是内大臣的考虑。

　　内阁更迭的情况如上所述，也就是说表面上看，想要继续推进日美交涉的首相，和要断绝日美交涉的陆相之间的意见冲突，使内阁无法统一而导致了内阁总辞职。所以一般而言，继任组阁大命的东条陆相，当然是断绝日美交涉，也意味着决定日美开战了，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根据如上所述的经过，以至于降命陆相组阁，却并不意味立即对美开战。近卫内阁总辞职以后召开的重臣会议上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木户内大臣说明了经过原委，重臣们知道了即便颁布大令由东条重新组阁并不意味着立即对美开战，也就安心地同意了奏荐东条大将。我在辞职后，向格鲁大使发函，告诉他我辞职后未必就导致日美开战的结果，仍然存在日美交涉的余地。

　　一方面，近卫内阁辞职的消息也给美国带去不小的冲击。据野村大使回国后说起，东条内阁取代总辞职的近卫内阁，使得美国政府感到日美交涉几乎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和野村大使有亲密交往的曾护送齐藤[博]大使遗体回国的舰长、时任美海军作战部长的特纳将军，在会见野村大使时说：“近卫内阁总辞职，是因为近卫首相提出与罗斯福总统的首脑会谈，总统没有响应的缘故吧。但是总统并不是一开始就拒绝的，只是再三强调基本前提，这要是能够确定的话，他很高兴能够进行这样的会谈。对此，他决定亲自向天皇发送信函，这已经通过程序在进行中了。”过了两三天，特纳将军再次访问野村时说，上次所说的事情，政府内也有议论，认为有干涉内政之嫌而作罢了。

　　控制局面者唯有天皇

　　以上，回想日美交涉难于推进的历史，痛感统帅和国务行政之不一致。统帅独立于国务行政，也许正是历届内阁的痛苦烦恼之处。在这次日美交涉中，政府竭尽全力想加以推进，军方却在积极进行军备，以备交涉决裂后所需。而且，这些军备究竟怎样，我们一概不知。这和外交显然步调不一。军舰在动，也进行了军事动员，动作不断，美国并非不知道，所以美国自然对我外交究竟有无诚意产生了怀疑。外交和军事的关系无法很好协调，实在难以运作。

　　在日美是战是和这种紧迫的气氛中，作为持有慎重论的东久迩宫殿下为了打开危局，就曾毅然向陛下提出，只有陛下予以裁决了。对陛下我也曾请求过。好多次听东久迩宫说，军队也非常困惑。听说，那时东久迩宫对陛下还这么说过，陛下不应该只当批评家，认为不妥的话，就应该明确地表态。

　　但陛下总是很少陈述自己的意见，回避明确表态，这是因为西园寺公和牧野[伸显]等总是告诫陛下，要学习像英国宪法那样的运作方式，不要去主导。在命我组阁时陛下曾嘱咐了三点：尊重宪法、外交上不要勉为其难、财政上不要过于激进。但是日本的宪法却是以天皇亲政为前提的，这是与英国宪政根本的不同之处。特别是关于统帅权问题，政府全然没有发言权，能够掌控政府和统帅这二者的，只有陛下一人。但陛下采取了被动消极的态度。平时还好，在战与和这种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就产生了障碍。以英国流的方式，只是给予激励或加以提醒劝诫，使得军事和外交的统一无法取得协调，这就是我在此次日美交涉中的痛苦感受。

　　但最后我要说的是，作为立宪君主的陛下，虽然态度看似消极，而陛下的真实意图仍是希望维持太平洋和平，回避突入前途渺茫的大战，维护二千六百年无瑕的国体。我亲眼见证了他也承受着苦恼和痛苦。

　　昭和26年(1946年)2月20日发表于《自由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