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卫文麿笔记：“苏联颠覆势力”与日本左翼的战争谋略？
来源：风灵   2018-11-21 08:41:02

　　风灵按：《近卫文麿笔记》已由老狼是也先生全篇翻译完毕。

　　原译稿第一二部分讲述的是从军部势力崛起到卢沟桥事件之后，日本逐步陷入在中国的战争泥潭、迷失于世界不稳定局势之中、内政外交滑向深渊的经过，见本公号前几天的连载。第三部分此前已发表，即《近卫文麿笔记·太平洋战争篇》，讲述日美交涉与最终开战的经纬。

　　笔记第三部分

　　近卫文麿笔记：太平洋战争篇 (一)

　　近卫文麿笔记：太平洋战争篇 (二)

　　近卫文麿笔记：太平洋战争篇 (三)

　　第四部分的内容是近卫文麿在日本败局已定时，奉召觐见天皇后所呈的上奏文。近卫看到苏联已经成功对欧洲输出了革命，眼见日本也在其威胁之下，进而对日本军部如脱缰野马般执意推动的整个“大东亚战争”产生了怀疑。近卫文麿说自己恍然大悟。“军部帮伙所谓的革新目的，未必就是共产革命，但是卷入其中的一部分官僚以及民间人士(可以说是右翼，也可以说是左翼。所谓右翼只是披着国体外衣的共产主义者)包藏祸心，有意识地想把日本引向共产革命，而单纯无谋的军人不明真相地奋起总不被视为大过……” 近卫的观察有独到之处。固然一些日本著名的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但当时中日冲突和日美冲突从酝酿到最终爆发，其过程却也不无微妙之处。不过，与其说左翼有意操纵利用了军国主义者，倒不如说日本国内各种激烈的矛盾、政治的缺陷，给极端分子提供了舞台，并最终使得苏联和左翼在亚洲成为得利者。

　　可以说，“近卫上奏文”是理解自麦克阿瑟时代起持续至今的、以日美安保条约为中心的日美同盟的一个线索。

　　近卫文麿笔记

　　翻译 老狼是也

　　第四部分

　　近卫上奏文

　　(2015年中公文库版《近卫文麿笔记集成》)

　　昭和二十年(1945年)2月20日奉召觐见天皇，就时局上奏的概要

　　近卫公奉召觐见天皇，天皇就时局向近卫进行咨询，近卫公爵在奉答后将其概要再做整理上奏。

　　考虑关于战局的走向，遗憾的是最坏的事态[败战]必至。判断的前提如下：

　　所面临的最坏事态在于，如英美的舆论指责我国体的瑕疵，至今未有改进和进步(当然部分言论过激，而且将来也难以预测)。因此，仅仅是最坏事态(译注：指战败，下同)的发生，国体还不至于担忧，但从维护国体的立场考虑，忧虑的是因为最坏事态而引发共产革命。

　　我认为令人痛心的是，从国内外的形势看，共产革命正急速发展着。即，在国外苏联正在积极扩张。我国民不能切实把握苏联的意图，自从1935年苏联采用人民战线即所谓的两阶段战术以来，特别是共产国际解散以来，国民明显对赤化有低估的倾向，这是一种只看表象的认识。苏联终究不会放弃赤化全球，最近在欧洲周边各国露骨地策谋革命已经越来越明显，此外在其他国家至少逐步推行着建立亲苏容共的政权，现实表明这已取得了大部分的成功。

　　南斯拉夫的铁托政权就是最为典型和具体的事例。对于波兰，苏联毫无顾忌地排除在英国的亡命政府，而以在苏联培养的爱国者联盟取而代之建立新政权。从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的停战条件看，虽然有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却要求解除亲希特勒的政治团体势力，实际上强行造成非亲苏维埃的政权就难以存在的局面;对于伊朗因为没有接受其对石油权益的要求，就迫使伊朗内阁总辞职;瑞士提出和苏联建交，苏联将其视为亲轴心国政府而不予理睬，因此瑞士外长被迫辞职;在英美占领下的法国、比利时、荷兰则利用反独裁的武装组织和政府之间进行斗争，这些国家都将面临深刻的政治危机，而指导这些武装集团的主要就是共产党。

　　对于德国，正试图以早有准备的在波兰的自由德意志委员会为中心建立新政权，这对英美来说今后将是个头疼的问题。

　　苏联就这样对欧洲诸国表面上不干涉内政，实际上积极插手内政，试图把这些国内政治往亲苏方向引导。苏联的意图在东亚也同样，从莫斯科到延安的冈野[野坂参三]成为中心组织了日本解放同盟，正与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台湾先○[缺字]队等携手，想与日本国内相呼应。我认为在这样的形势下，苏联具有充分地干涉日本内政的危险(即，承认共产党，让共产主义者入阁参政)——就如对土耳其政府、巴多格里奥(译注：反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政府首相)政府所要求的那样，要废除治安维持法和防共协定等。

　　反观国内，可以看到达成共产革命的各种条件日趋成熟，即生活的贫困、劳动者发言权扩大、在军中反英美气氛高昂之同时，亲苏的倾向以及革新运动也趁势兴起，就是所谓的新官僚运动以及在背后操纵的左翼分子的暗中活跃。

　　职业军人的大部分是中等以下的家庭出身，他们大多数处在易于受共产影响的境遇中，只是他们在军队中接受了彻底的国体观念教育，共产分子则以国体和共产主义的并存论在不断争取这些人。

　　引发满洲事变、支那事变，进而扩大战争，终于导向大东亚战争的人，现在可以明确地认识到，这都是军部一直有意识的计划所造成的。

　　满洲事变当时，他们就公开宣称事变的目的在于国内革新，这已是确切无疑的事实。

　　支那事变当时，他们仍公然宣称“事变拖延为好，解决了事变，国内革新无望”，还是军中这伙人为中心提出的。

　　这些军部帮伙所谓的革新目的，未必就是共产革命，但是卷入其中的一部分官僚以及民间人士(可以说是右翼，也可以说是左翼。所谓右翼只是披着国体外衣的共产主义者)包藏祸心，有意识地想把日本引向共产革命，而单纯无谋的军人不明真相地奋起总不被视为大过。在过去十年间，军部、官僚、右翼、左翼在多方面就曾相互交友，对此，不肖[近卫自称]直至最近在静思反省中才得出结论看出端倪。这一结论，是面对镜子，在回顾过去十年发生的事情，才悟到的关键，为此感慨悔恨良多。

　　不肖曾经在此期间两次拜受组阁大命，为了避免国内相互摩擦消耗，尽量采用这些革新者的主张，苦苦追求实现举国一致的成果，曾希望能够充分看透潜于他们内心的意图却终未有得其要领，为此深感责任重大，深感愧疚。

　　近来战局不断告急，与此同时一亿玉碎的喊叫也越发猛烈。这种主张者或可看作右翼，但在背后煽动者，则唯恐天下不乱，可以看出这是些想以此来实现革命目的的共产主义分子。

　　在呼吁彻底击败英美的反面，能够看到亲苏的气氛也正浓厚起来。军部中就有人提出不论付出怎样的牺牲也要和苏联携手的论调。而且还有考虑和延安携手合作的人。

　　如上所述，国内国外都有走向共产革命的趋向，而且所有的条件日见成熟。今后战局越来越不利的话，这种趋势只会更加急剧地发展起来。

　　若论战局前途有无打开局面之一丝望，那只能是侥幸的例外。而在最坏事态必至的前提下来看，只能说继续进行无望的战争是将日本拱手交给共产党。所以我确信从维持国体的角度来说，当应探讨如何迅速结束战争。关于结束战争，最大的障碍就是自满洲事变以来将事态扩大推进至今的军部那伙人的存在，他们其实已经丧失了继续战争的信心，只是碍于迄今为止的颜面想抵抗到底。在实行终结战争的措施时，如果不清除这些人，民间的右翼左翼和这些人呼应将引发国内大混乱，结果就有事与愿违之虞。因此，要终结战争，首先清除军中强硬顽固帮伙至为关键，不扫除这些帮伙，那些官僚和民间的左右翼分子的影响就能潜伏其中。或许他们尚未沆瀣一气，只是寄望于如何利用军部。正因为如此，铲除根本才能使得枝叶枯萎。

　　并且，这也许只是些微希望，一旦铲除了这些强硬顽固帮伙，军部面目一新，英美以及重庆[中国国民政府]或也能对日态度稍有缓和。原本英美和重庆的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军阀，我认为军部的性质变化可能使得他们改变政策，考虑是否继续战争。

　　总而言之，如果彻底清除那些顽固派，使军部得到重建，从共产革命中挽救日本，将这些作为先决条件的话，那只能依仗陛下果敢的决断。

　　以上陈述的意见，或有谬误的话，请陛下呵斥。

　　陛下：关于我国体问题，朕与近卫的考虑有所不同。军部认为，美国甚至对于我国体也考虑加以变革，对此你怎么认为?

　　近卫：臣认为，军部为了鼓动国民，故意把问题说得很严重。我相信格鲁[美国副国务卿，原驻日大使]并无此意。格鲁大使离任时，从格鲁夫妇对秩父宫(译注：日本皇室成员)送行的御使的态度、言辞来看，我相信他对皇室有充分的认识和敬意。但是，美国受舆论左右的话，不能保证由于战局的发展，将来会否产生态度的变化。因此，尽早考虑结束战争至关重要。

　　陛下：刚才说的问题提出了肃军的必要，说的是以什么为目标进行肃军呢?

　　近卫：在于贯彻一种思想，这就是目标(译注：所谓“思想”，此处应指的是维护国体)。

　　陛下：结果成为人事问题，而对此近卫如何考虑?

　　近卫：这要看陛下如何考虑……

　　陛下：近卫也不知道的话，这就很难了。

　　近卫：长期以来军部在一种思想指导下延续下来，对此经常有反对者，所以起用这些反对者也是一种办法。这大致有宇垣[一成]、香月[清司]、真琦[甚三郎]、小畑[敏四郎]、石原[莞尔]等，这些是三种类型。起用他们当然会引起很大摩擦。考虑这难以避免，就需要毅然决然果断实施，但考虑这样在前线会造成危险影响的话，起用阿南[惟幾]、山下[奉文]两大将也是一种方案。不久前，和平沼[麒一郎]、冈田[启介]等会面时，也曾就此议论过。谈起这些，贺阳宫[恒宪亲王]殿下提出，他认为军部重建的话山下大将比较合适。

　　陛下：我想，不再取得一次战果的话，这难以推进吧。

　　近卫：能取得这样的战果当然不错，但还有那样的机会吗?这如果不在最近的将来加以解决，半年、一年后我认为大概就没用了。

　　根据木户日记研究会编《木户幸一相关文书》

　　(1966年[昭和四十一年]11月 东京大学出版会刊)

　　第五部分

　　关于终战

　　1946年朝日新闻社《失却的政治——近卫文麿笔记》

　　我与大东亚战争之前

　　对于本次大战的前途，人们多少见解各异，但在塞班岛失陷后，终于开始意识到不行了。木户内大臣当时还认为不至于到那样的程度。到了二十年(1945年)春，则大大动摇起来。我在将内阁让位于东条以后，实际上直到今年(译注：指1945年)一直未拜谒天皇。对此，一方面木户和东条竭力防止将我们的见解传告天皇，这从明治时代的经验来看，排除杂音造成对天皇的干扰之说也可以成立，而陛下自身似乎也持有不听取负有责任者以外的意见这一方针。在报纸还可以自由报道的时候，这点还算有所补偿，直到最近还有对我担任总理时的恶评或对当时政策的批判，因此陛下看了，常说这不报纸上不都写着吗，这常令我感到惶恐。而东条内阁以来不允许任何对政府的批评，新闻报道被严密掌控，内阁的意见和报纸发表的内容完全一致，人们陷入了不明真相的状态。

　　整体战局急剧恶化时，我时隔三年，在2月4日拜谒了天皇。这时我向天皇做了大致如下的陈述：

　　“战败已成定局，但是现在结束战争，关于日本的天皇制，美国恐怕不会触动它。尽管美国国内也有各种极端的议论，我却认为至少不会触动天皇制。但是，如果战争以现状继续发展的话，不可排出有引发共产革命的可能性。”

　　陛下问到：“参谋总长上奏称，现在日本求和的话，美国肯定会要求废除天皇制，国体危殆。结果，求和也会使国体难以存续，坚持一战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你怎么看?”

　　我回答：“未必如此。但是如果继续战争，内外局势更加恶化，我认为这将触及天皇制。”

　　当时，硫磺岛战役还在没有结束，正在进行中。于是，铃木内阁成立后就设法在外交上打开局面，根据东乡外相的意见，开始与苏联进行接触。为什么不直接与英美进行对话呢，因为陆军认为，和英国(译注：此处应该是指“美英”)交涉的话，大概只有无条件投降，然而通过苏联作为中介，或能多少保留些面子。所以，和苏联交涉，陆军也不得已地接受了。这样，同年2月在箱根的强罗，广田弘毅和苏联大使马利克开始了会谈。但是会谈迟迟不得进展，到7月份还未有成果。这原因就在于，日本想依靠苏联做中介，那就必须拿出相当的礼物，再说日本还想同时进行对苏邦交关系的调整。交涉大致如下：

　　甲、割让渔业权利

　　乙、满洲国中立，即日本从满洲国撤兵，同时苏联从国境线撤兵

　　丙、作为放弃渔业权的代价，增加石油的进口

　　对于这样的条件，苏联表现得不屑一顾。驻苏大使佐藤尚武为此频繁打电报来表示，现在这样的条件根本不会得到理睬，不提出几近于无条件投降的条件，交涉很难成功。这种状态持续到7月，于是决定派遣特使。我刚好从轻井泽返回东京的7月12日，奉命进宫觐见，敕令我作为特使赴苏进行谈判。对此，佐藤大使不断地发来电报进言称，交涉条件如果不能近乎无条件投降的话不可能取得成果，而另一方面陆军又突然提出了强硬的论调，这时我决定采取非常手段。这就是我曾在向罗斯福提出会谈时的所考虑的同样的手段，即当时陆军不愿承认的从支那撤兵的问题在会见时加以解决，同时在会谈地点直接发电来取得陛下的裁可而签订协议。这次，我决心仍将使用这样的手段。也就是说，对苏联不提示任何条件，以在莫斯科商定的条件直接争取陛下的敕令裁决，这一想法也得到了陛下的许可。7月13日，向苏联发出了近卫访苏的电报，但从16日开始因召开波茨坦会议，斯大林正待出发，苏方回复称推迟正式作答。更在7月22日，收到苏联的电报，要求近卫访苏的目的加以明确。这是因为，7月13日的电报是极其外交事务性的抽象的：“陛下希望和平，为此派遣近卫公访苏”。于是在7月23日回电苏联：“陛下希望和平，派遣近卫公访苏商谈，拟委托苏联为中介和美国进行和谈，有关条件近卫在访苏时具体商议。”

　　大体上是这样的内容。但是对于这一电报，苏联没有答复，一直到苏联向日本宣战。苏联宣战的理由是日本政府无视了波茨坦宣言，故而和谈的基础已经丧失。而实际上，苏联没有加入波茨坦宣言(译注：波茨坦宣言由美英中三国签署发表，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同时才加入该宣言)，而且苏联对于日本7月23日的电报未作出任何反应。苏联以日本无视波茨坦宣言为由宣战根本不能成立。就这样我作为特使的派遣也丧失了时机。

　　第六部分

　　近卫文麿遗书

　　我在支那事变以来犯了诸多政治上的过错，对此深感责任重大，但作为所谓战犯接受美国法庭的审判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正因为我感到支那事变的责任，所以把解决事变作为自己最大的使命。于是，我得出结论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和美国之间取得谅解，为此竭尽全力进行了日美交涉。而美国现在指名我为战犯，实在感到遗憾。

　　但是，知我者知之。我确信即便在美国也或多或少有我的知己。伴随着战争，产生了亢奋、激情和胜者的过度行为，也产生了败者的卑怯、故意中伤和误解，由此造成的流言蜚语形成所谓的舆论，届时恢复冷静和正常的时候终会到来。那时才可望神的法庭做出正义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