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天皇自述录（一）
来源：风灵   2018-11-22 09:00:57

　　风灵按：本自述录是二战前日本驻美外交官、战后裕仁天皇所信赖的下属——寺崎英成所记录的笔记。笔记内容是裕仁对侧近要员追忆从战前至“终战”的重要事件;对相关的人、事之看法;以及裕仁对自己的有关立场的说明。

　　笔记所载的记录时间是1946年3、4月间。1990年代，笔记为寺崎英成在美国的家人发现，并公之于众。寺崎英成一家的传奇经历即是电影、小说《樱桥梦》的原型。这个家庭为美日两国贡献了多位杰出人士。

　　根据网络阅读的特点，现将该自述录分为多部分连载。此为第一部分，从皇姑屯事件到卢沟桥事变，以及此后的日德意策划法西斯同盟。

　　需要说明的是：

　　作为也能解读汉文字的国家，原日本帝国曾认为“中国”一词含有对外国的贬损之意，而使用“清国”“中华民国”的称呼，亦或称为“支那”，即使是在中性甚至褒义的场合。当然，后者在贬义场合更容易被使用;由于中日曾经持续冲突，因此“支那”已经由古、近代乃至清末民初时的中性词，被认为成了贬义词。

　　因此，在资料形成之后不久，驻日盟军司令部已经在1946年6月以后，令日本政府与媒体、学校等各界全面废弃了“支那”一词(历史和学术引用说明时除外)。

　　此外，“大东亚战争”也是战争期间通行的称谓，后来也被认为是不正确的用语，多为“太平洋战争”所替换。

　　出于保留历史文献的原貌考虑，本资料对日本学者的相关批注和讨论忠实翻译为“中国”“太平洋战争”，而将原文“支那”“大东亚战争”予以保留。

 

　　昭和天皇自述录

　　(寺崎英成的笔记)

　　凡 例

　　1. 这是书格栏外注有“寺崎用笺”字样的特制便笺共170页所记录的全文，几乎都用铅笔书写，一部分为毛笔书写。

　　2. 记录中新字新假名和旧字旧假名混用，并不统一，原则上完全依据原文，但是片假名则改为平假名。

　　3. 文字遗漏的误记、误用、以及代用字等在“[ ]”内显示了更正文字。

　　4. 适当填补了句读点和假名注音。

　　5. “< >”以及“[]”的补注由昭和史研究家半藤一利所为，注内的敬称省略。而“()”内是原文所注。

　　【译注】：

　　以上为日文版的凡例，除了第5条与译稿相关，其余关系甚微。另，需要之处译稿中加有“(译注：)”，以示与原文的区分。

　　为了避免繁琐，在文中出现的读者易于查询的当时日本军部、政坛主要人物和事件不做过多注释，如：田中义一、西园寺公望、或二·二六事件等;仅对个别处做简单译注。

　　文中的日本年号都附注了公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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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东亚战争的远因

　　如果要问这一原因的话，要上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条约的有关内容中的一些伏线。日本主张的人种平等提案未被列国承认和接受，如依然存在的黄白人种差别意识的加州拒绝移民，这就足以使日本国民感到愤慨。还有被迫归还青岛也是如此。

　　以国民的愤慨情绪为背景，一旦军队奋起之时，要加以抑制就并非易事。

　　<注> 大正八年(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联盟二十八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日本的全权代表是西园寺公望。当时，日本深受各国人种差别的移民政策影响，于是从有色人种的立场出发于2月13日提出了“废除人种差别”的提案，但是虽然经过各种途径的外交努力，日本的提案还是在4月11日被正式否决，因而使得日本舆论激烈沸腾。

　　而且，大正十三年(1924年)5月，美国通过了所谓的“排日移民法”。这对日本犹如“一场军事挑战”，“它在日本人中留下了永远的怨恨”。日本的舆论全都充满激愤，甚至“好好教训美国”、“向美国宣战”的呼声席卷全国。这对日本的反美感情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暗杀张作霖事件(昭[和]四?年)[实际为昭和三年(1928年)]

　　这一事件的主谋者是河本大作，田中[义一]总理最初对我说，即便爆炸暗杀的是个自封的地方权势人物也罢，这事件也实在令人遗憾，因此考虑处分河本，并拟向支那表示遗憾。而且据说田中也向牧野[伸显]内大臣、西园寺[公望]元老、铃木[贯太郎]侍从长说他考虑对于这件事要召开军法会议对责任人进行彻底处罚。

　　然而，田中把这个问题提交内阁讨论时，听说小山平吉铁道大臣为首的人主张，从日本的立场出发处罚责任人并非上策，这些反对意见十分强烈，因此内阁会议无果而终。

　　于是田中再次来到我这里，称想把这件事随便应付过去。这和之前的说法相去甚远，于是我对田中用严厉的口吻说，这不就和以前说的不同了吗，你提出辞呈的话如何?

　　现在考虑用这样的方式说话，还是因为我年轻气盛，总之这么说了。因此田中提出了辞呈，田中内阁总辞职。听说，因为军法会议开庭审理的话，河本会把日本的谋略全部暴露出来，所以军法会议就没有召开。

　　田中内阁因为上述的事情倒台后，仍有对田中表示同情的人。久原房之助就造出了“重臣帮”的称呼，到处散布内阁倒台是重臣帮的宫中阴谋论。

　　就这样编造出来的“重臣帮”、“宫中阴谋论”之类令人误解的流言蜚语，听信了的话就可能酿成一种怀恨的气氛，以至于后来造成灾难。这对那个二·二六事件就具有不小的影响。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决心对于内阁上奏的事情，即便自己持有反对意见，也给予裁可。

　　<注> 大正十五年(1926年)夏，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为了统一在清政府灭亡后的乱局开始进行北伐。担忧这一趋势将波及满洲的日本陆军策划把大军阀张作霖弄垮，将广阔的满洲掌控在自己手中。这就是昭和三年(1928年)6月被称为“满洲某重大事件”而众所周知的爆炸暗杀张作霖事件。可以说这象征了在同年(1928年)11月举行登基大典的昭和天皇时代一开始就以军部的“谋略”开场了。

　　至今为止的记录，比如《冈田启介回忆录》中记载，“天皇说，这和之前的话不是矛盾吗?田中惶恐地说，请允许我再做说明。感到气愤的天皇说，没有必要听说明了，就退回内宫”，这种间接的说法曾有所流传。但是在这里，公开了昭和天皇直接严厉地要田中“提出辞呈的话如何?”，诚惶诚恐的田中義一内阁就此总辞职，田中内阁倒台。这是昭和四年(1929年)7月发生的事情，田中在此后的两个月后就突然病逝。

　　而且这里初次揭示了，河本大佐威胁称如果召开军法会议就要“把日本的谋略全部暴露出来”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

　　以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为理想的西园寺告诫天皇“自己的意见不应直接表明”，于是昭和天皇在此之后就向铃木侍从长谈及“那时自己还太年轻……”(时年二十七岁)，而这以后天皇就自己塑造起对政府或军部的决定不说不可的“沉默的天皇”的形象。

　　比如，那个“李顿调查报告”[昭和六年(1931年)满洲事变时国际联盟调查团所提出的报告]，我想完全予以接受来终结此事，和牧野、西园寺商谈了，牧野表示赞同，而西园寺认为内阁会议已决定不予接受，对此加以反对就不合适了。因此我就把自己的意见撤回了。

　　对于田中，说要他提出辞呈，并不是否定(译注：这里使用了拉丁语的外来语“veto”，详解参考如下的注释)他的意思，而是给予忠告，但是自此之后，我只说意见，但再也不做否决了。

　　<注> 李顿调查报告的主旨是，判定满洲事变是日本的侵略，但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权益，提出劝告要求日中之间相互妥协缔结新的条约。昭和天皇想“完全予以接受”，这是个有意义的历史内情。并且这里使用的“veto”，意即使用君主大权加以否定或拒绝的意思。

　　伦敦会议、帷幄上奏的问题(昭和四年)[实际为昭和五年(1930年)]

　　滨口[雄幸]内阁的某日，加藤[宽治]军令部长来拜谒上奏，铃木侍从长和住山[德太郎]侍从武官商谈后根据宫中的情况答复称不得不延期一天，加藤也表示了解了。因此到滨口向我谈及此事为止，所谓阻止帷幄上奏、干预大权之类与事实是完全相悖的。

　　当时海军大臣的财部[彪]还在伦敦未回，而加藤上奏的内容和政府的意见大致相同，是极为稳妥的。

　　加藤提出辞呈是财部回国以后的事情。这里有一个背景情况，当时军令部次长末次[信正]兼任宫内御用官，曾为我进行军事学的讲习。讲习时谈及了对于伦敦会议军令部的意见。这是与加藤军令部长上奏内容不同，而强烈反对海军裁军的意见。看来末次其后对加藤说了这件事。加藤直接来向我提出辞呈，其中还有使用了诸如即便忽视军令部的意见，仍望让圣上有所听闻等措辞。末次的行为有把宫内和政务混同之嫌，同时加藤不通过海军大臣而提出辞呈也是个错误。我把辞呈下转财部，他非常吃惊，称希望把辞呈当作没有这回事情。

　　当时，海军省和军令部的意见正相反，因此财部此时果断地更换军令部长把事情了结了为好，因为犹豫不决事情反而复杂化了。

　　<注> 加藤军令部长上奏事件发生在昭和五年(1930年)4月1日。当天下午滨口首相将上奏天皇向伦敦发送以妥协来缔结协议的指令文案。而上午加藤怀着悲壮的决心想抢先一步向天皇表达坚决反对的意见。铃木侍从长作为海军的先辈明白了他的来意，对其进行了劝阻，加藤也接受了。第二天，加藤把修改得更为平稳的意见内容重新进行上奏(这在以后发生所谓“侵犯统帅权”骚动时，被指责为侍从长阻止上奏，为此铃木还受到袭击)。

　　当时什么也没发生事情似乎就过去了。4月22日伦敦裁军条约签约，但这之前的一天，军令部以加藤、末次为首的军人向政府发出通牒，对伦敦条约表示坚决反对，于是海军省和海军军令部分为两派引发了“侵犯统帅权”的骚动。财部海军大臣于5月20日回国。6月10日，加藤提交了弹劾政府的奏文，并直接向天皇提出辞呈。这就是天皇上述发言的背景。

　　而“侵犯统帅权”这一说法被认为是北一辉的造语，并在之后发生的二·二六事件中更有“崛起宣言”的这样一段话：“元老、重臣、官僚、政党成为破坏国体的元凶，侵犯统帅权的伦敦条约以及更换教育总监(译注：教育总监为陆军最高三长官之一，时任教育总监的是皇道派中心人物真崎甚三郎)，试图窃取至尊天皇军队大权的三月事件(译注：1931年的“三月事件”是由陆军中的统制派人物为中心，以推翻政党政府改造日本为目标的未遂政变)……”，这些就是上述内容的历史经过。

　　上海事件(昭和七年)(1932年)

　　在上海限定了作战区域、防止事件扩大，这是白川[義则]大将的功绩。三月三日停战了，这不是奉敕令(译注：指按正规程序发出的命令)所为，是我特意事先命令白川不得扩大事态。

　　白川因此受到了参谋总长[闲院宫]的非难，但是我在白川去世后还特意咏唱了一首赞扬大将功绩的和歌赠给白川夫人。

　　参拜靖国神社而想起白川大将3月3日(译注：3月3日为日本“女孩人偶节”)发出停战命令避免了与国际联盟发生冲突的功绩：

　　恰逢女孩人偶节，深深缅怀将军断然停战之功绩。

　　这首和歌世人都不知道，这是我通过侍从武官转赠的，并特别嘱咐绝对不要对外发表。

　　这首和歌的事情松冈洋佑知道。在松冈担任外相时，他请我发话能使南京的本多熊太郎(译注：外交官，1940年后曾任日本派驻汪伪政府的大使)设法控制军队的非行，但木户认为把这首和歌给像本多那样多嘴的人不好，所以就没有给。

　　<注> 为什么天皇关于昭和八年(1933年)3月27日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光荣孤立”未置一词，取而代之的是对白川大将遵守了停战的嘱咐却详加叙述?而且，这一停战命令并非采用程序通过天皇裁可由参谋本部发出敕令，而是天皇对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大将直接下达的命令，这实在是非同寻常的事例。

　　2月25日在亲补式(译注：天皇亲自任命高级军官的仪式，白川大将就是当日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时天皇就明确指示：“把遵守条约、遵守与列国的协定作为宗旨”，“还有一件要托付于你，从上海把十九路军击退即可，绝不要长距离追击。希望在3月3日国际联盟大会开幕为止停战。迄今为止总是事与愿违，我想你不会辜负于我。”

　　白川大将忠实地遵守了天皇的嘱托，并抵制住陆军中央部们的反对而停战。结果国际联盟大会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原来对日不利的气氛就此得以好转。天皇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天皇机关说和天皇现神说(昭和七年)[实际为昭和十年(1935年)]

　　齐藤内阁时，“天皇机关说” 成为在社会上广为议论的问题。我和武官长本庄[繁]说，把国家比作人体，天皇是脑髓，文字表述上用器官来替代机关说，与我国国体的关系就没有什么障碍吧，并托他把此转达给真崎[甚三郎/时任陆军教育总监]。听说，真崎回答称知道了。

　　还有现神[即“现人神”]的问题。我对本庄还是宇佐美[與屋]说过，把我称为神，我和普通人的人体构造完全一样，不是神。被这样说的话很是困惑。

　　<注> 军方和右翼等认为美浓部达吉(译注：日本法学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的“天皇是国家最高机关”这一学说，有悖我国国体，需要加以清算，对其进行了猛烈抨击。这是昭和十年初冈田启介内阁时候的事情，此处说成是齐藤实内阁时的事情乃记忆错误。昭和天皇赞成“天皇机关说”是众所周知的，但通过本庄侍从武官转达天皇的认识给皇道派领袖真崎陆军教育总监是新的史实。

　　加之，这一围绕“天皇机关说”的国体争论此后继续着，一直到二·二六事件时达到顶点。可以说二·二六事件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为实现天皇亲政以及统帅权的绝对化而引发的事件。

　　二·二六事件

　　事件发生时我发出了讨伐叛军的命令，这时我想起了町田忠治。町田任大藏大臣时对金融问题非常担忧，曾提出如果不断然采取措施的话将陷入严重混乱的忠告，因此我才能对事件采取强硬的讨伐命令。

　　通常讨伐命令和戒严令相关联，不能只限于军事系统，还有必要取得政府部门的谅解。当时冈田[启介·首相]去向不明，而陆军省态度又不明朗，所以我才直接下达命令，严令讨伐。

　　我因为从田中内阁的事情中吸取了教训，所以办什么事一定等待辅弼方面(译注：根据明治宪法，政府阁僚负有“辅弼”的职责)提出进言，而不会有违于这些进言，但这个时候和结束战争的时候，只有这两次是主动按照自己的认识和思考的结论来处理的。

　　参谋本部的石原完[莞]尔[作战部长]也通过町尻[量基]武官请求发出讨伐命令。究竟石原是什么样的人我不太清楚，他曾是满洲事件的首谋，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却是正当的。

　　本庄武官又带来了山下奉文 [军事调查部长]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的话，派遣检视(译注：现场监督自裁)让叛军首领三人自裁，但是派遣检视这本身含有礼遇叛军的意思，就意味着这种行为具有一定的正当性。

　　我知道赤穗义士(译注：18世纪初元禄时代为藩主殉死的47名武士)自裁的场合派有使者为检视的这种方式，但不能对反叛者派遣检视，所以这个方案没有采用，而是发出了讨伐命令。

　　关于军事参议官的大将们发出归顺劝告的事，我没有听说。

　　<注> 昭和天皇把起事者视为叛军，并担心经济问题，严令进行镇压。从《木户日记》、《本庄日记》中也记录了，这时天皇亲自决断并直接进行统率，是广为人知的。

　　“这次事件，无论提倡什么精神，都难以接受。只能说它有损于国体的精华。”

　　“迅速镇压暴徒!”

　　“自杀的话，任其所为，对这样的东西不值得派遣敕使。”

　　但是，这一断然讨伐令的背后还有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的忧虑，可以说是新史实之一。这和事件结束后有关的记载和天皇的这一发言相吻合。

　　“担心事件对经济界的影响，特别是如果海外汇兑停止的话就为难了。但是，好在比较早地收拾了乱局，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实在令人庆幸。”(摘自《木户日记》)

　　昭和天皇的开阔视野再次令人感佩。

　　还有关于“军事参议官的归顺劝告”问题，指的是26日晚10点左右，由林铣十郎、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阿部信行、植田谦吉、西义一、寺内寿一等几位大将和叛乱军官代表五人在陆相官邸进行的会谈。“你们的行动天皇已经听闻了。我们也将好好听取你们的意见把事情办好，总之赶快作罢撤兵”，以这种借口既谈不上归顺劝告，也无说服力，结果什么效果也没有。这时的军事参议官的说服文案之后成为“陆军大臣告示”，使得事件复杂化。这些事实昭和天皇当然什么也不知道。天皇在事件发生当时就直截了当地指称起事者为叛贼，根本就不是“崛起的意图已经告知了天皇”(陆相告示)这么一回事。

　　支那事变和三国同盟(昭和十二年)(1937年)[缔结三国同盟在昭和十五年(1940年)]

　　十二年(1937年)初夏之际，在北支(译注：指华北地区)日支之间的对立愈发激化，宋子文手下的税警团包围了天津。

　　这支军队只是名为税警团而已。实际上是宋氏家族配备了新式武器的私有精兵。

　　日支关系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我希望能设法与蒋介石之间达成妥协，于是把杉山[元]陆军大臣和闲院宫参谋总长叫来。

　　恰在此时，北满国境发生了干岔子岛事件[干岔子岛事件是指关东军击沉苏军炮舰事件]，这像是烟雾，人们以为是因此事而召见二人的，其实是为了征询对支意见。

　　如果陆军的意见和我一致的话，我考虑和近卫说，要他和蒋介石协调妥协。我想，满洲是边陲僻地，有点事情也没太大关系，而在天津北京发生事情的话，问题严重，有发生双方激烈冲突之虞，将招致英美的干涉。

　　当时参谋本部实际上由石原完[莞]尔执掌具体事务。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对将来的预测，据说在天津只要略施打击，一个月内就可以结束事件。我了解到这与我的想法不尽相同，因此感到遗憾也没有说出协调妥协的意见。

　　正值这一危机时，卢沟桥事件发生。我认为这不是支那方面的挑衅，只是一些无谓的事端而引发的。

　　<注> 军部逐渐增强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敌视态度，到了昭和十二年(1937年)更加强了在中国大陆的活动。从4月到5月，发生了几起事件正好使得陆军的活动有了绝好的借口，其中之一就是昭和天皇所说的天津事件，但是这里昭和天皇的记忆有误，税警团进驻的是山东省青岛，由此对日本侨民的暴行、放火事件频发。其次，在中国各地反日行为也不断发生。这时，天皇早早地就找来陆相和参谋总长，说服他们与蒋介石协调妥协，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新的史实(木户日记也有类似的记载)。并且，所说的宋子文手下的税警团是名义上在华北沿海守护盐业的私人武装。其实盐税是国民政府重要的财源，宋子文是专管财政的。

　　关于“卢沟桥的一枪”，如何理解天皇认为“ 这不是支那方面挑衅”这一发言，大概天皇认为这既不是日本的谋略也不是蒋介石军队的挑衅，而是偶发事件吧。

　　期间，战火又飞到了上海。近卫主张不扩大方针，我感到上海发生战事要防止扩大就困难了。

　　但是上海我方的陆军兵力还薄弱。因为要防范苏联，所以不愿意分派兵力到上海。据我从汤浅[仓平]内大臣那里听说，石原当初只打算派两个师团到上海。政府阻止派遣增援，其实据说是石原阻止的。我感到两个师团的兵力在上海将陷入困境，因此频繁地督促增派兵力，而石原仍然担心苏联不愿发派更多的兵力。

　　我经常说在武力威压的同时要强调和平论，而参谋本部对此是赞同的，但陆军省内，大概军务局是反对的。就此又丧失了妥协的机会。

　　然后就是攻陷南京后，通过德国大使进行了和平工作，但从币原喜重郎那里听说，这时日本方案在宋美龄那里被截住了，似乎都没送到蒋介石手上。又因为畑[俊六，这里有误，应该是松井石根]很强硬，再次丧失了妥协的良机，日本军又朝向汉口继续进攻。

　　<注> 如众所周知，对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关于事变不扩大方针进行针锋相对的是陆军省军务课长武藤章，对着愤怒的石原，他讽刺说：“我们只是做着阁下您在满洲事变时同样的事情罢了”。这是众所周知的。

　　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斡旋的日中和平工作，在昭和十二年(1937年)12月取得了很大进展。7日蒋介石通知陶德曼，拟按照日本方面提出的和平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从广田弘毅外相那里听说这个事情，天皇点头称好。这时候，参谋本部已经根据松井石根强烈的请求，下达了攻打南京的命令。这恰好成为重大的历史转折点。成功占领南京后的日本政府对曾经提示的和平条件再次加码通告中方，终于使得陶德曼工作化为乌有。

　　从以上的历史背景来看，“在宋美龄那里被截住了”的新说法，指的究竟是哪个和平条件呢?而当时不担任任何职务的币原又是从哪儿得到这一情报的呢，这仍然是个谜。

　　就这样，近卫的不扩大方针也变得愈发前途渺茫，因此近卫为了压制陆军内部的强硬派，起用了第五师团长坂垣[征四郎]为陆军大臣。

　　近卫盘算一旦起用坂垣，陆军内部和平论就能占上风了，但事实恰恰相反，坂垣不仅完全成为军部操纵的人偶，而且陆军省的态度愈发强硬，于是支那事变陷入了无法拔足的泥沼之中。

　　因为关于处理支那事变的前途更加难以预测，国内的舆论开始显示出厌战的情绪，所以为了引导舆论转向，陆军军部内有一种不祥的气氛开始蔓延，想用缔结新的日德意三国同盟，让国民同仇敌忾朝向英美，用以掩盖支那方面的问题。

　　近卫、平沼内心里确实考虑同盟所针对的对象是苏联，但是在陆军省军务局那些人来看，针对苏联之同时，英美也包含在内。近卫第一次内阁的外相宇垣[一成]为了和陆军步调一致，使用的是“针对对象主要是苏联”这一暧昧说法。宇垣对为传递来自德意两国的意向而回国的笠间[疑是指笠原幸雄]武官就是这么说的，因此笠间把这些传达给了大岛[浩/驻德国大使]、白鸟[驻意大利大使]，而他们在各自出使的国家就开始把英美也作为假想敌来展开谈判活动。

　　<注> 昭和十一年(1936年)11月，广田内阁就为防止共产主义而与德国秘密签订了所谓“日德防共协定”。这是当时驻德陆军武官大岛浩和纳粹党的里宾特洛甫之间的会谈而发起的。三国协定则是根据陆军的意向，进一步发展成把因日本在华权益问题而对立色彩日趋浓重的英美也作为对象的“军事同盟”，在近卫第一次内阁、平沼内阁时，这引起日本高层不断进行激烈的争议。昭和天皇反对军事同盟。昭和十三年到昭和十四年(1938～1939年)日本为是否签订同盟摇摆不定，但是国民并不知道这些实际情况。

　　外务大臣宇垣一成有个奇怪的毛病，他知道我不喜欢暧昧，因此对我倒是陈述明瞭，而对他人就常常使用“我知道了”这样的语言。根据场合不同，“我知道了”可以当作“原来如此”，这使得对方可能片面地认为已经得到了理解。听说宇垣和三国同盟[应该指的是“三月事件”，这是军队的未遂政变，计划拥立宇垣一成担任首相成立军部内阁的事件]有关联，这大概就是这种暧昧的说话方式作祟吧。这样的人我觉得不适于当总理大臣。

　　这种暧昧的说话方式就有一个引起误会的事件。这就是十三年(1938年)7月发生的张鼓峰事件。

　　宇垣来我这里报告了满苏国境张鼓峰的情况，意思是说陆军有突袭张鼓峰的计划，但是内阁对此表示反对。然而，翌?日(译注：原文如此)闲院[宫]参谋总长来报告将实施突袭计划，然后回去了。

　　随后，坂垣陆军大臣来说，宇垣外务大臣也赞成这个突袭计划。根据这个说法和宇垣向我明确表示的反对意见，大概就是因为他以“我知道了”的这种方式使坂垣可以理解为赞成，所以坂垣把这解释为至少外务大臣也没有异议。

　　张鼓峰事件不久就结束了，好像之后因为苏军方面的射击又打了一仗。

　　<注> 天皇的宇垣不适于当总理大臣这一发言，实在意味深长。昭和十二年(1937年)宇垣内阁流产的背后是否有昭和天皇的意思在起作用呢?

　　这姑且不说，而昭和十三年(1938年)7月11日，在图们江北岸的张鼓峰日苏两军冲突时，是天皇明确下达了统帅令。

　　“陆军的做法真不像话。要说的话满洲事变是这样，这次最初的卢沟桥的做法也是这样，中央的命令根本不服从，只是在当地独断专行，不时就使用与朕的军队不相符的卑劣手段行事。这次再不能允许类似的事情发生了……。今后，没有朕的命令，一兵一卒也不准动。”(摘自《西园寺公和政局》)

　　以下的事情想就限于这个范围来说，就是关于三国同盟我与秩父宫吵了一架。秩父宫那时一周大约三次来劝说缔结同盟。最后我关于这个问题，任随他怎么说，坚持不再予以应酬了。

　　而且关于这个问题我跟陆军大臣也发生了冲突。我跟坂垣说撤回同盟论吧，他就称要提出辞职，因为他不在的话陆军就更难掌控了，就这样随他去了。

　　当时跟我意见一致、能够依赖的就是以前[指的是在第一次近卫内阁时]的米内[光政/海军大臣]、池田[成彬/大藏大臣]两人，以后[指的是平沼内阁时]的有田[八郎/外相]、石渡[莊太郎/大藏大臣]和米内[海军大臣]三人。

　　平沼像是赞成三国同盟的，而关于推荐白鸟、大岛两大使的事情和宇垣有关联。

　　<注> 关于秩父宫与天皇的激烈争论，是以满洲事变后动荡的国内局势为背景围绕宪法所发生的争论，这在《西园寺公和政局》中就有披露。这时的秩父宫提出废除宪法实施“亲政” 的建议，天皇认为这破坏传统，表示坚决反对。而昭和十四年(1939年)左右围绕着日德意三国同盟发生的争论，是初次公开的令人惊异的史实。

　　此外，德意两国与第三国军事冲突时日本参战与否是三国同盟中最大问题之所在，关于和坂垣陆相之间的冲突，在《西园寺公和政局》中披露说，天皇曾激烈地斥责坂垣：“在派驻国的两大使(大岛、白鸟)就像与己无关的问题，轻描淡写地僭越权限表示参战意愿，这不是侵犯天皇大权么?这种场合你(陆相)恰恰采取支持的态度，这是什么意思?还说每次阁僚会议你都故意回避了，这又有什么意思?”(摘自《西园寺公和政局》)这就是指昭和天皇当面激烈指责板垣的这一事实。

　　(待续)

　　关于笔记的发现和公开

　　Mariko Terasaki Miller

　　编注：米勒女士是在美日两国知名的美国政治活动家，寺崎英成的外孙女。Mariko Terasaki Miller(寺崎真理子·米勒)常年致力于和平事业，曾选为美国民主党全国执委，还被日本授予“驻美名誉总领事”的荣誉称号。

　　这里所刊载的记录，是昭和二十六年(1951年)8月21日去世的父亲遗物中所收藏的各种文件中的一部分。

　　到日美开战为止，作为一等书记官一直在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馆工作的父亲，仅五十岁即英年早逝，我认为这是过劳的缘故。在野村驻美全权大使之下任职的父亲，为了回避日美开战而竭尽全力地不断进行着努力，这在当时完全是勉为其难的事情，由此明显损害了健康。他的死因是脑溢血。

　　日美开战后不久，父亲带着家属，美国人母亲Nguyen和我作为外交官员坐船被遣返日本。不用说，在战时对于生活在日本的“敌国人”的母亲，这是段非常艰辛的日子。

　　战后，父亲被配属到日本战后中央联络事务局担任日本政府和联军总司令部之间的联络工作。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被任命为宫内省御用官，担任天皇陛下的翻译官以及向GHQ提供有关情况的顾问。父亲数次担当了天皇陛下与麦克阿瑟元帅之间单独会谈的翻译。

　　父亲保管着这么珍贵的记录一直到最近我们都不曾注意到。1958年母亲和我访问了日本(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8月，遵从卧病在床的父亲特别是出于对我的教育问题考虑的强烈意愿，我们离开日本去了美国)。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为父亲扫墓，以及因为母亲的自传《通往太阳之桥》的出版。这时，父亲的兄弟寺崎平(故人，原国立立川医院院长)将父亲的遗物交给我们，而这里刊行的记录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母女俩把父亲遗留的各种文书带回了田纳西州的约翰逊城(译注：Johnson City)，但没有想到翻译阅读，只是将它们包藏存放在储物间，知道这些记录的内容只是最近的事情。

　　两年前的圣诞节，我住在洛杉矶的儿子科尔来到了我们于1959年移居的怀俄明州的卡斯帕(译注：Casper)，开始为我的母亲、卧病在床的Nguyen外祖母整理以往的书信。其中有在日期间我母亲给外祖母的信件，以及我们母女离开日本后父亲的来信等。科尔选取了英文的信件读给因为老衰卧榻不起的母亲听，令她非常高兴。

　　但是，科尔和我都不能阅读日语，所以父亲留存的许多文书的解读仍然被拖延下来。去年圣诞节再次回来的科尔显然对外祖父寺崎英成的经历抱有明显的兴趣，于是开始想方设法了解这些日语文书的内容。这些记录，在书格栏外注有“寺崎用笺”字样的特制便笺共写有170页，几乎全部是铅笔书写，只有一部分是毛笔书写。用纸已经泛黄，随处还有些斑迹。它分作两部分用线绳捆绑着。于是科尔只把其中一部分复印了交给美国某著名大学的教授看，教授又将其转给了在东京的日本现代史研究的权威。

　　今年春天，等待已久的回复终于来了，称其是“极为稀有的历史资料”。我马上和可以信赖的日本友人取得了联系并拜托进行更为详尽的调查，随着其内容价值逐渐明晰，我感到惊叹之余，意识到这一纪录所具有的公共价值，更紧迫地感到它不应该为我们一家人所独自占有。

　　这一纪录的内容，是由父亲无限崇敬、也对父母亲关怀有加的天皇陛下就昭和史中的重大问题所作的回忆。据说，有些重大场面迄今已经有许多被提及，但是作为天皇陛下亲自叙述的内容却从来未曾公开。我认为，对于生长于动荡的昭和时代而又迎来平成这一新时代的人们在思考日本未来方向时，这显然是值得公开的历史事实。而且我确信，父亲之所以把这些记录留给我们，一定也抱着将陛下的自述所做的回忆记录有朝一日让全日本人知道的真切愿望。

　　在昭和这一动乱时代，大半时期天皇和寺崎英成，一个作为“神”，一个作为“臣下”，走过各自不同的人生，而在战争结束后一个时期把他们俩人联系在一起。父亲曾经把天皇陛下称作为“在护城河对面被囚禁的人”。他对天皇非常崇敬，而天皇对持有美国人妻、曾经竭力避免开战的父亲也非常赞许。我们不时听说，当涉及过往事情时，天皇曾对我们一家给予的同情。我深切感受到，父亲正是怀着将他随处所见的天皇陛下的人性和作为人的苦恼能够通过这些记录传递给千万人知晓的意愿。

　　本月12日平成天皇即位的仪式象征着“昭和”已然结束，这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明年又是袭击珍珠湾五十周年。我不能不感到冥冥中有一种因缘，使得父亲的一部分日记记录能够在此时公开发表。

　　而且，这些记录能够由值得信赖的出版社承接予以公开，在感谢之同时，我感到有种卸下肩负重荷的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