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安内后攘外”政策与“一二·九运动”
来源：中国文化研究院   2022-06-23 10:25:45

　　日本侵华之所以在东北、华北屡屡得益，固然因其蓄谋已久、实力雄厚，但也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或专待其他列强调停有关。“不抵抗”的重要根源则来自“先安内后攘外”思想和政策。早在1931年7月23日即“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就发布了《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一文，称“抗日必先剿匪，攘外必先安内，安内以攘外，剿匪以抗日”。当时的安内，主要指剿共，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从南到北围剿中共的农村根据地，于是对日本侵略每每妥协、姑息及退让。

　　国民党的剿共优先于抗日，引致全国人民普遍不满，纷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一二?九运动”。日本进侵华北激起各阶层人民的愤慨。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策划领导下，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以捍卫中国领土完整。尽管受到军警阻挠、镇压及逮捕，学生们还是长期坚持抗争，如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第五次示威游行，高呼“援助绥远抗战”等口号，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万余人又再次示威游行。之后，华北学生组成了南下宣传团，深入人民中间宣传抗日救国，杭州、广州、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也相继举行游行示威。1936年11月，主张抗日的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更将全国抗日舆情推上高峰。

　　民国以来，国民政府屡提“攘外必先安内”，此说是否蒋介石首倡?

　　答案见下。

1932年3月4日，蒋介石亲写关于安内攘外的训示，上有“攘外必须安内”之语。

　　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起，对内面对新军阀和中共挑战，对外则面对日本侵略。蒋介石坚持先以武力安定国内局势，尤其必须消灭共产党，再对付日本。而在完成安内前，须尽量忍辱妥协，避免与日本开战。这种政策称为“攘外必先安内”或“先安内后攘外”。随着日本侵华日烈，该政策受到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全国反日情绪高涨。1932年12月，上海、南京、青岛等地学生先后举行抗日请愿和游行，蒋介石(图中穿黑色上衣者)不得不到中央军校礼堂接见请愿的学生。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打动数千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高喊“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是为“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期间，学生遭军警镇压。

参与“一二·九运动”的学生没有向政府的压力屈服，反而力图将运动扩大。图为学生组织宣传团向民众宣传抗日。

“一二·九运动”蔓延至首都南京，南京学生向国民政府请愿。

“一二·九运动”蔓延至最大工商业城市上海，上海学生向当局请愿。

“一二·九运动”蔓延至华中大城市武汉，武汉学生游行示威。

“一二·九运动”蔓延至华南大城市广州，广州学生游行示威。

1936年的七君子被补事件，将抗日舆情推向高峰。图为1937年7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君子获释出狱前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民国以来，国民政府屡提“攘外必先安内”，此说是否蒋介石首倡?

　　北伐战争后，国民政府面对中共及各地新军阀的反抗，力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布了《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一文。同年11月30日蒋在任命顾维钧署理外交部长的训词中说：“攘外必先安内，一统方能御侮。”1932年12月14日，蒋介石在《修明内政与整饬吏治》演说中说：“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抗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之媒。”1934年7月，他在庐山对军官训练团所作题为《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演讲中强调：“安内是攘外的唯一前提和必要的准备工作，现在御侮救国、复兴民族惟一要道，就是先求国内的和平、安定、统一、集中。”不过，“攘外必先安内”词源并非来自蒋介石，而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

　　在中国历史上，当内外交困、面临重大统治危机时，历代统治者为应付危机、维护统治，常常以安内为先。早在东周时期，管仲为春秋第一霸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口号，意即先尊周王以安内，然后才能攘外夷。西汉景帝时晁错力主削藩，认为“攘夷必先安内”。到了北宋初年，赵普在给宋太宗的奏折中更明确地说：“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南宋岳飞也曾上书宋高宗：“臣窃惟内寇不除，何以攘外?”明洪武六年，太祖对兵部臣曰：“攘外者所以安内，练兵者所以卫民。”明臣于谦在奏疏中说：“强兵以足食为本，攘外以安内为先。”种种先例，说明“攘外必先安内”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