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礼：我对“一二九”运动的回顾
来源：清华大学校史馆   2024-07-30 10:20:54

　　“一二九”运动时，我是北平清华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的学生，名叫何维登。我在“一二九”运动中走上革命征程，并在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因此，回顾这段历史，我的心情就激动，感到振奋。但是，关于“一二九”运动，过去已经有许多同志写过文章，我所谈的，有的则难免重复，有的只是一些必要的补充。我想把着重点放在一九三六年十月我参加公开的北平学联后，所开展的一些工作和活动情况。

　　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句话是“一二九”运动爆发前一天，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当时广大同学所面临的形势。

　　“一二九”爆发以前，华北的形势危急，国家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采取卑鄙可耻的“不抵抗主义”的卖国投降政策，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之后，又进一步向华北进逼，提出了所谓“华北政府特殊化”的要求。经过“塘沽协定”，国民党汉奸殷汝耕已经在河北省东部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时北京的国民党政权也酝酿着“华北五省自治”，并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何应钦和日本的梅津美智郎签订的“何梅协定”，决定中央军南撤，国民党南撤，宪兵第三团南撤。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下，举国人心惶惶不安。北京城里日本兵横冲直闯，日本纵容唆使浪人在城内城外开设赌馆，贩卖鸦片、海洛因、白面等毒品，毒害中国人民。国民党不管人民的死活，却继续忙着将文物南撤，恰似一九三三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山海关失守时，鲁迅所作的一首《吊大学生》的诗中所描写的那样。其诗如下：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鲁迅吊大学生不如古物，因古物运去，将来还能卖钱，落入腰包，而放弃一座古城，陷人民和大学生于水深火热之中算得了什么!而当时各学校也准备搬家。清华大学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连夜装箱，准备搬到湖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在这种华北将亡，民族危急的紧迫形势下，使得处在国防最前线的北平学生，再也不能“安心读书”了。他们不能不痛切地感觉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这种国亡无日的形势下，“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爆发是势在必然了。鲁迅先生一九三四年五月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所写的一首“无题”诗中，已经预见到将会爆发伟大的抗日救国运动，诗曰：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在这民族危急和国家存亡的严重关头，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十一月二十八日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北平的学生首先响应党的号召。十二月九日，全市的六千多爱国青年学生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向华北反动当局提出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等六项要求。国民党卖国政府拒绝了学生的抗日救国要求，并且出动大批军警，用水龙、大刀、棍棒对游行队伍进行血腥镇压。游行队伍同军警展开了英勇的搏斗。划时代的“一二九”运动就这样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它打破了十年内战的黑暗局面，响亮地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吼声!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伪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的那天，北京学生又举行了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这次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冲破了国民党政府与日寇联盟的长期恐怖统治，立即扩展到全国，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纷纷响应，工农兵学商各界群众和民主人士，日益众多的参加到抗日斗争的行列中来。全国各阶级的关系由此很明显于表现出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一切爱国人们的共同公开主张的国事。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极大地被孤立。在学期末考试的时候，多数同学为了抗日救亡，要求罢考，但少数同学迫于学校的压力仍然参加考试。我们积极分子大约有四十多人自动地分别去文学院、工学院、法学院劝阻。我与三个同学直奔理学院生物馆，当时某教授正在监考，于是三个同学在课堂上抓收考卷，我跑到讲台上与某教授面对面地站着，极为愤慨地说：“华北都快沦亡了!你不怕当亡国奴?还考试!?”气得教授戴上帽子拿起书包就走了。就这样，全校罢了考，无形中就放了假，多数同学回了家。

　　在“一二九”、“一二一六”大示威以后，北京和天津爱国学生在党的领导下，紧接着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初组织了徒步南下的“扩大宣传团”。沿平汉路南下，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阻挠，向冀中平原挺进，到农村去宣传。他们沿途遭到军警的堵围殴打，但英勇的学生们终于冲破了阻力，奋勇前进，向农民群众宣传了形势和抗日救国的道理。

　　经过南下宣传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和实际锻炼的同学们，纷纷要求组织起来，以便将抗日救亡的运动坚持到底。回到北平后，二月一日，一、二、三团在北师大召开宣传团团员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是“一二九”运动的产物，是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它是在党的领导下成立的，党的政治纲领也就是它的斗争纲领，它的宣言和它的工作纲领，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为了镇压学生的爱国活动，从二月开始，国民党在各校抓人。后来，清华大学也发生了宋哲元军队、警察、保安队包围清华园，大肆逮捕学生的骇人听闻的“二二九”事件。

　　这天天不亮，军警就来抓人了。在平斋宿舍，正好纠察队队长方左英同学起来上厕所，看见军警来抓人，他就吹哨子集合“纠察队”，一面大叫“来抓人了!”军警立刻把他抓了起来，他们又抓到了蒋南翔，姚克广(即姚依林)同志，把他们三人关在西校门传达室的小屋子里。

　　这时天已经亮了，大家都起来了。军警突然大批开进中外有名的最高学府——清华园，这是前所未有的。对此，同学们激起了无比愤怒，有人说：“找校长梅贻琦去!”有人说：“是教务长潘光旦把军警引来的，找潘光旦去!”正在吵嚷的时候，有个工友来报告说军警把蒋南翔、姚克广、方左英抓起来了，关在西校门传达室。于是，一大队愤怒的学生跻跻跄跄地向西校门涌去，吴承明和陆璀同志带头把他们三个人抢了回来，并把军警乘坐的三辆大汽车砸了，把来见梅校长的北京警察局长陈继庵扣压了起来。因同学们又听说一名工友被抓进城去了，就要求和这位警察局长交换，这位警察局长只好照办。后来，听说这位警察局长回去后，就向宋哲元报告说，清华大学有五百多名共产党员暴动。宋哲元一听，当天下午就派来约一团人把清华园团团围住，不准任何人进出清华园。到了晚上，民先队组织同学们都躲进体育馆去，工学院的同学又把电源破坏了，清华园里一片漆黑。我和杨学诚同学自动站在离大门不远的地方监视，全副武装的军警进来以后，我们才后撤。宋哲元的军队抓不到人，就乱抓一气，碰到谁就抓谁。如：生物系的薛容(薛公绰)同学，是一个很用功的好学生。他支持革命，我们办《新文字》月刊没钱就用他的钱，因为我们在中学时代就是好朋友，但是，他本人想致力于生物科学的研究。那天吃晚饭时，我同他打了招呼，劝他到系主任陈桢家去，或仍去实验室，就在那里过夜，不要回宿舍(我们同一宿舍)。晚上，他一个人照常到生物馆的实验室去。十一时许，他竟然忘了重兵在校这件事，还象往常一样骑车回宿舍，在途中，遇见宋哲元的军队，就把他五花大绑地捆走了。第二天天亮，宋哲元的军队发现同学们躲在体育馆里，就包围体育馆，按名单抓人。我看见名单上，蒋南翔的名字排到第一名，在名字上画了三个圈。他们点了蒋南翔的名，但却在体育馆内找不到蒋南翔。名单上所有的人，他们一个都没抓到。只得乱抓了一些人去向上峰交差。原来，蒋南翔同志住在清华三院，“二二九”那天早晨，天还没亮，他听见外面有动静，就很机警地从后窗跳出去，发现窗外已经有人等着，他撒腿就跑，军警在后面追。他路熟，一拐弯就把军警甩掉了，跑到“工字厅”的时候，迎面又来了几个军警，他对他们说：“不要动!我自己走!”

　　蒋南翔同志被关在西校门传达室后，又被同学们抢了回来。当天晚上，宋哲元的军队又来搜捕的时候，他机警地跑到三院食堂，见到工友老刘，就叫老刘把衣服换给他穿，换了衣服以后，他又用炉灰把脸抹黑，装作伙夫模样，当宋哲元的士兵来搜查伙房的时候，蒋南翔同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还给他们倒水喝，这样才避免了军警的注意。

　　后来，学校当局梅贻琦校长有关人士营救被捕同学，薛公绰等被抓去了同学，被关了一个多月才放回学校。薛公绰一出来，头发指甲都长得很长，他立即对我说：“老何，我要参加革命!”就这样，我介绍他参加了“民先队”，因为他感到“书”的确“念”不下去了。

　　三月末，又爆发了一次“三三一”抬棺游行示威。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北平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富有爱国热情的中学生郭清，在二月大搜捕中，被关进监狱，惨死狱中。为了抗议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学生的血腥镇压，为了纪念郭清，学联决定于三月三十一日那天，抬棺游行地示威。各校“民先队”号召自愿报告。清华的“民先队”并要求报名的人头天晚上都要进城找关系住下，以便早早到齐，一致行动。我也报告参加了，住在北大学生全宿舍东斋，和宋尔纯(已故的地质部副部长宋应同志)同屋。

　　第二天，我和他们一起到北大三院去开会。这时，北大三院已被军警重重包围，来参加的人都装作是北大的学生，三三两两地陆续进了三院，三院大门是北大学生会主席韩天石同志用钥匙打开的。那天到会的都是“民先队”的骨干，看样子有一千五百多人，我们正在开会纪念的时候，一个中学女同学郝贻莼抢上台去讲话，突然会场外传来北大校长蒋梦麟开除韩天石学籍的布告。大家看了布告以后，群情激愤，大会决定抬棺游行示威，大家雷鸣般高呼响应。在操场排队时，大家唱着“国际歌”“囚徒歌”“工人歌”“少年先锋队歌”“五月的鲜花”等歌曲。操场上歌声此起彼伏，很有压倒一切的气概。由于军警的重重封锁，悲愤激昂的学生把操场的后墙拆了一个缺口，杨学诚、李昌在前面抬棺材，大家纷纷争着抬棺，争着拿花圈，从缺口那边的孔德学校出去，准备到东西长安街游行。走到南池子，只见架着机枪，又有重兵把守，根本无法通过。又走北池子，也是重兵把守，无法通过。学生们愤怒已极，和军警冲突起来，学生赤手空拳，光凭一腔义愤如何抵挡得住，结果有五十余人被捕，其他人也被打散了。这次游行示威，各校的“民先队”骨干被抓走很多，使有的学校的学运整整停了两三个月。

　　五月初，多数积极分子为了要实行“战时教育”，主张长期罢课，以学生救国会代表黄诚同学为首，向在科学馆开会的教授评议会提出建议，结果教授会不仅拒不采纳，而且事后将黄诚开除学籍。

　　从“一二九”运动那天起，学生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斗争一个接着一个。这段时期的学生运动和学校当局、二十九军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

　　二、策略的转变，“六一三”运动的胜利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一二九”运动爆发半个月以后，毛主席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毛主席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政治形势，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英明决策，并进一步对学生运动指明正确的方向。

　　一九三六年六月初，我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一天，清华地下党的支部书记赵德尊同志秘密地传给我一本三十六开的油印小册子。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党的文件，心情十分激动。我翻开一看，是一位以K.V.署名的同志写的论文《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篇论文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对党的危害。这篇文章的内容，我当时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但它使我的思想豁然开朗。这篇文章是从思想理论、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上，对党在白区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路线的彻底清算，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运用。它对指导“一二九”运动的正确开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后来，我才知道：K.V.是刘少奇同志的笔名。

　　过了两个月，我又参加了“六一三”游行。

　　“六一三”这次游行示威，是抗议日军大量向华北增兵，进占北宁铁路沿线，并屠杀了数百名被迫为其修建军事建筑的中国工人，将尸体抛进海河。这两件事激起广大人民和学生的极大愤慨。天津学生于五月二十八日，北平学生于六月十三日分别成功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高呼：“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拥护宋委员长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增兵华北”“彻查海河浮尸”等口号。(“三三一”游行示威喊的口号是“打倒汉奸走狗宋哲元!”到“六一三”时，口号变了。这是策略上的转折。)

　　这次游行示威，又一次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打击了日军侵略气焰，同时以前那种和军警、保安队完全对立的情况，也明显地有了变化，基本上没流血、没互相撕打。我记得游行队伍到景山附近的时候，军警保安队用警棍驱散同学，一个女中学生一边跑，一边哭，连声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是不是中国人?”……她这么一说，军警也哭了。这个情景给我的印象很深，改变了我们对士兵军警的看法。这说明二十九军的士兵、军警也是爱国的，是可以争取的。

　　“六一三”游行示威，在清华大学是公开合法，经过广大同学决议，有广大同学参加的。在大礼堂开的全校学生大会上，学生会主席说明了要发动示威的意义后，大家都表示同意。忽然一国民党学生阴阳怪气地质问：“我们有什么力量?拿什么去示威?”话音刚落，只见一民先队同学操着四川口音说：“我们拿人去示威!人就是力量!”当时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国民党同学又提出“通电拥护蒋委员长”的提案。另一民先队同学手里拿出孙中山的《民权初步》，提出“要求蒋委员长抗日”的修正案，并申诉理由说：蒋委员长在一九三一年自己说，三年如不北上抗日即杀蒋某之头以谢天下，现在快要到六年了，要求他实现诺言。因据《民权初步》程序，后提议的先表决，于是大会以绝对多数通过了《修正案》，否决了原提案。这时，七、八个国民党同学呼啸而起，宣布退席。受欺骗胁迫者约三十余人随之退席。他们跑到“同方部”(学生进行下棋等活动的小俱乐部)去开会。从此，就分出了所谓“大礼堂派”与“同方派”。国民党同学公开分裂了清华的学生，虽然他们只是极少数，而以后其中很多人退出了“同方派”。

　　三、北平学联公开后开展的一些工作

　　据我知道，一九三六年三月底(或四月初)，是少奇同志来主持北方局工作以后，当时彭真同志是北方局的特派员，曾经直接领导北平的学生运动。当时成立的北京市委，下面设有学委。三届学委的书记都是蒋南翔同志。蒋南翔同志分工管“学联党团”和清华、燕京两个学校的党组织，其他大学由李华同志为首的“大学干事会”管。学委下又设中学部，由孙敬文同志管。当时北平的学生运动，由“学委”作出决定后，就通过“学联”名义公开号召，而“民先队”则作为骨干支持，这样学委领导起来很是得心应手。

　　下面谈一谈北平学联争取公开合法所开展的一些活动和公开合法后，它所进行的一些工作和活动。

　　一九三五年的时候，学校中的党员少的可怜，因为一九三四年河北省委遭到破坏，只剩下少数党员。少数大中学的党员通过“山东水灾救济会”进行了秘密串联，后来公开发展为北平学联，主席是女一中的郭明秋同志。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同志是学联的党团书记。学联虽然成立，但国民党不承认。

　　一九三六年十月间，各校公开的代表聚集在燕京大学礼堂开了“北平学联第一届成立大会”。王永兴(黄刊)、黄绍湘和我是在清华全体学生大会上选出来的，代表清华学生救国会参加学联的。我当时根据党的指示，竞选的提案是“师生合作，共御外侮”。

　　此次公开的成立大会贯彻了毛主席统一战线的思想，请许多教授参加，有张申府(左派)、冯友兰、张东荪(燕京大学教授，国社党)等。当时学联的分工是北大管组织，清华管交际(即统战)，师大管宣传，燕京大学、东北大学、中国大学管总务(即主席)。公开学联成立以后，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扩大了队伍，壮大了声势，做了许多工作。举其大者如：

　　为了争取公开合法，学联曾给国民党中央政府内政部去信，汇报学联所做的救灾、劳军等工作。学联所做的这方面的工作，比当时的北平政府还做得多。内政部正式给学联复了公函，等于承认了北平学联的合法地位。

　　学联拜访了大、中学的学校当局，说明北平学联的宗旨，大意是：我们要师生合作，拥护政府抗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也不忘记读书等，得到了各学校当局的同意支持。甚至于极少数反动的学校当局，也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宗旨是对的。比如，最反动的北师大教务长兼物理系主任杨立奎，我和黄绍湘同学代表学联找他说明学联宗旨的时候，杨立奎大骂过去的学联(指秘密学联)拿俄国的卢布，骂斯大林独裁，被我们驳斥，杨立奎很狼狈，也不得不同意现在学联的宗旨。学联每一行动，都给各学校当局打招呼，学生一般的救亡活动皆得到学校当局的同情。

　　在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的影响下，我们改变了对二十九军态度。最初我们喊的口号是“打倒汉奸走狗宋哲元”，现在变成“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同时，我们还进行了劳军活动。一次是宋哲元的二十九军用大刀在长城喜峰口抗击日寇以后，又一次是宋哲元办盂兰会，在北海放荷花灯，给在喜峰口抗击日军的二十九军阵亡将士超度灵魂，学联就派代表参加追悼，上台念祭文的是东北大学的佟冬同学。

　　除劳军外，我们还同二十九军一起开展一些活动。一次，二十九军何基沣一个团在西山红山口演习，学联事先和他们联系，清华、燕京的同学参加了这次演习。打的靶子全是日本鬼子，这在国民党军队是少有的事。誓词是我们同演习的负责人商量的。我记得其中有这样一句誓言：“我们的每一颗子弹，一定要消灭一个日本鬼子兵!”

　　又一次是清华同学代表学联去固安参观二十九军的作战演习，并向他们献旗，推动和鼓舞了二十九军的士气。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下旬，二十九军准备在固安演习，宋哲元要亲自去讲评。“学委”决定发动清华的同学去固安参观慰问，并用北平学联名义献旗、献词，以此鼓舞二十九军抗日。杨学诚同志找我商量此事后，为了争取合法，取得学校当局的支持，我们用北平学联和清华学生救国会的名义，要求我校的军事教官去找宋部联系。教官听说有北平学联和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作后台，就壮着胆子打电话找二十九军的秘书长联络。秘书长请示了宋哲元，宋同意清华大学学生参观演习。第二天清晨，清华贴出海报，欢迎同学参加这次活动，结果有二百多名同学参加(左中右都有)，编为一个大队，准备坐火车到固安站下车，再徒步前往固安县。

　　话分两头，我与黄绍湘同学赶进城去，学联开了紧急执委会，我们汇报了清华去参观演习的准备情况。执委会通过决议：北平学联派代表去献旗，清华同学代表北平学联去参观演习，鼓励和推动二十九军的抗日准备工作。此事由清华何维登、黄绍湘及平大工学院陈希等共四人办理。我们四人先到前门外赶制锦旗，旗上上款是“廿九军固安演习纪念”，下款是“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敬赠”，中间“国家干城”四个大字是我根据诗经“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的意思想出来的，目的是争取和推动二十九军抗日。

　　车站离固安城区有十几里地。那天，天气很冷，风沙很大。傍晚时候，同学们步履艰难，有的女同学把鞋都走脱了。到了固安城以后，把同学们安顿在一个小学校里。这时纪毓秀同学(清华党支部干事，公开是清华学生会干事，后在山西参加抗战中积劳成疾病逝)来找我，她悄悄地说：“老何，你说怎么办?连草都没有，叫同学们怎么睡?再说，今天还有点小米熬粥，明天连小米粥也没有了。这么多同学吃什么呢?”我一听情况严重，便与黄绍湘同学商量，请她同赵德尊同志(党支部书记)研究明天如何献旗、献词的事。然后，就和纪毓秀一起去找县政府、商会。县政府和商会的人一听是宋哲元批准的，岂敢怠慢，就去动员地方。过了不久，首先送来了柴草，全县旅店的被子、饭馆里的馒头统统动员来了。这样，吃住的问题才算解决了。

　　这次演习，宋哲元果然亲临现场。演习完毕，他站在一张方桌上讲评。讲评以后，接着就献旗、献词。代表北平学联讲话的是彭国珩同学，代表清华大学献词的是郭健恩(郭建)女同学。当我们把锦旗献给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时候，宋哲元十分高兴，连说：“好!好!”我们回北平的时候，宋哲元拨了四辆军用卡车送同学直接回北平。因为人多车少，上车的时候，只听纪毓秀喊道：“民先同学下来，让女同学和身体不好的同学先回去!”于是，民先同学纷纷下来，自觉地让别的同学上车。就这样，中、右的同学与左派同学更团结了，剩下的人，第二天才乘车回北平。

　　通过这次活动，鼓舞了二十九军的士气，密切了学生和二十九军官兵的联系，在生活上，使同学们又受到了一次锻炼。在这次活动中，党员民先队员起了骨干作用。

　　以上这些活动都体现了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宋哲元部二十九军的师长、旅长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等都是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北平市用他们的名字命名街道以示纪念。何基沣同志在淮海战役中起义，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四、“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北学联”和“和平促进会”的活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对蒋介石实行了“兵谏”，逼蒋抗日。这是在百般劝说蒋介石改变内战政策，实现抗日救国大计不成，最后迫不得已把蒋介石抓起来的。且看他们提出的四条主张：

　　(1)为停止内战，已将蒋委员长妥为保护，促其反省。

　　(2)通电全国，要求政府立即召集救国会议。

　　(3)请南京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

　　(4)此后“国是”完全决诸民意，容纳各党各派人才，共负救国责任。

　　这是“西安事变”后，十二月十三日，报纸刊出的有关张、杨的第一号号外。

　　党中央、毛主席派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同志去西安说服张学良、杨虎城，请他们以大局为重，在蒋介石同意抗日后，释放蒋介石。一九三七年一月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是决定国民党抗日不抗日的关键。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经抗日派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联络英美派、元老派与亲日派何应钦斗争结果，国民党三中全会终于开始向和平和抗日的方向转变。

　　在会前，我党决定发动全国民众请愿，逼迫国民党做出抗日的决定。当时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北五省学联”“和平促进会”等团体。

　　“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是在党领导下由清华大学左派教授张申府出面组织的。当时参加筹备的有文化教育界邢西萍、杨秀峰、张友渔、于毅夫等，通过他们的主张与发言，我估计他们可能是党员，因同党的思想很一致。后来知道他们确实是党员。

　　在张申府家里，经常开会研究筹备工作的有四个人，即：张申府、天津的董毓华、民先代表刘导生、北平学联代表是我。我主要负责组织工作，依靠学联组织部北大的姜世勋同志，他手下有许多学联的交通员(中学的男女学生都是义务的小交通员，非常认真负责)。举凡住宿、吃饭、开会等组织工作非常具体而且繁重(不象现在住大旅馆，方便得很，什么都有)，有住私人家的，有住学校宿舍的，有住旅馆、公寓、会馆的。住在这些地方的人有很多在街上饭馆吃饭。开会地点、时间也不定，因有的大会会场要临时租借，都要出钱……总之，这种繁杂的组织工作可不好做，好在还没有出过差错。

　　“华北学联”则是由代表六省(陕西、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山东)七市(北京、天津、太原、济南、青岛、西安、张家口)的学联代表参加。聘有教授作为指导。并由北平学联代表以黄绍湘、智体洁、智建中为首组成主席团。会后选举了黄绍湘为“华北学联请愿团”的团长，又请杨秀峰教授做随团顾问。

　　“和平促进会”是华北地方上层党政军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等参加组成的，如有宋哲元的秘书长刘鼎五、老同盟会员社会名流李锡九、大公报名记者戈公振以及老国民党员、大学教授等。主要负责组织“和平促进会”的是平津知名教授杨秀林(即杨秀峰)。我也仍以北平学联代表身份参加了工作，我做为请愿团的秘书，是杨秀林同志在大会上推荐的。临行前，在杨秀林同志家里，我同杨秀林同志面对面坐着，他给我交待任务说：希望“和促会”能尽量联络各团体，尽量争取公开，表达民意!并介绍了团长杨集贤、团员张勃川等各个人所能起的作用。

　　当时我意识到杨是党员，但我们不能在当时的情况下打开关系。我说我可以设法找到南京秘密学联、全国学联等团体，如可能时，公开举行全国各请愿团联合招待中外记者的会，把民意公开出去，促进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杨秀林同志谈了我的想法之后，他表示很满意。

　　“和平促进会”是最后一个离开北平赴南京请愿的团体。坐津浦路火车一到浦口，就看到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全国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阎宝航来接我们。阎告诉我们，北平来的真正代表民意的请愿团体华北学联等团体，已被国民党软禁控制，全国其他请愿团体都不准公开等情况。我一听，果然不出所料，这就要很费周折，展开一场全国民意团体同国民党亲日派的斗争了。我们“和促会”请愿团找了一个大旅馆住下，对外声称我们是来见国民党最高领导方面人物的。我先到金陵女子大学，找一个过去北平崇慈女中毕业考入金陵女大的民先队员周曼如(周楠)同学，由她去找南京秘密学联。回来时，在路上恰好遇到全国学联段尚琪(段君毅)同志(他是北平中国大学学生，北平学联派到上海负责全国学联工作的。在北平时，恰好是我给他写介绍信，介绍他通过邹韬奋与全国学联联系)。我们两个人都非常高兴。他带我找到了以胡子婴为团长的“全国各救请愿团”，我们两个请愿团相互交换意见进行商议以后认为：国民党控制甚严，没有公开联合招待各界及中外记者的可能，只能采取各自设法多种途径请愿，互相支持配合的方式。胡子婴以营救章乃器为名，四处呼吁：保障民权，释放政治犯，共谋国是，一致对外。

　　另外，我和段尚琪同志到南京秘密学联李庚家中开会。在座的有南京秘密学联祁世潜、上海学联代表熊明煊等，互相汇报情况和交换情报以后，决定段尚琪不出面，由上海学联熊明煊代表全国学联及上海学联出面请愿，公开全国学联代表身份。另南京学联，“全联”与“和促会”准备熊明煊同志一旦被捕，就立即发动营救。

　　“和平促进会请愿团”团长是杨集贤(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团员张勃川(法商学院讲师，在泰山教过冯玉祥的政治经济学，算是冯的老师)、纪清漪(女律师，黑龙江人，在“一二九”运动中一直主动为学生辩护)，东北抗日联军的老赵，我是秘书。“和促会”请愿团主要是通过张勃川见到冯玉祥。冯玉祥接见了我们。杨集贤、张勃川先汇报了“和促会”代表华北党政军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全国和平统一，一致对外;纪清漪、老赵汇报了东北抗联的情况;我汇报了(1)华北学生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卖国投降政策，争取和拥护二十九军抗日，保卫华北的情形;(2)说了此次来请愿的“华北学联”代表被软禁了，“全国学联”和“全国救国会”都不能公开招待记者等等。冯玉祥听后，一面说一面老泪横流，我们大家也都忍不住流下泪来。冯玉祥说：“中国这个国家，国难深重，从孙中山起，中国就要革命。中山先生接近民众。张作霖不接近民众，别人就每天只办一张《奉天日报》骗他。张作霖相信日本人，结果被日本人炸死了。不抗日不行，东北也丢了，东北有三千万同胞，东北有好几十万军队，蒋先生让不抵抗。日本人得寸进尺，国亡无日。抗日同盟军力量不行，国民党不一致，现在要全国一致抗日。我一定把大家的愿望表达给蒋先生，让他知道。今天和大家见面，父老兄弟如一家人，很好!”冯玉祥先生一再表示要向蒋介石转达我们的抗日要求。关于如何向国民党三中全会请愿的问题，冯玉祥先生要我们去访问国民党的元老李烈钧(即李协和)向他请教。李烈钧对我们说：“对国民党、蒋介石要大闹，这些流氓就怕你大闹。你们要到三中全会的会场里面去闹，闹得越大越好!”

　　于是，杨集贤我们一行五人，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开会那天，坐着租的一辆汽车闯进国民党的中央党部，第一道门警卫措手不及，被我们闯了进去。到二道门的时候，被警卫人员拦住了。从车上下来，团长杨集贤大叫：“我是老国民党，见过孙总理的，现在是代表华北人民来的。”我们也大声说：“我们是华北亿万人民的代表，要亲自向大会申述民意!”吵吵嚷嚷，不可开交!后来，大会的秘书出来，说我们的意见已同意在大会宣读。我们这才胜利归来。后来听冯玉祥的秘书说，因为我们闯进去，大会被迫停顿了一阵。又说，大会气氛紧张，冯玉祥手枪都放在桌子上，对准亲日派何应钦。经过严重的斗争，国民党三中全会才被迫初步作出抗日的决定，十年内战才得到转折。于是，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进入联蒋抗日的阶段。

　　二月份，我们回到北平，在中国大学开了大会，向各校各界代表作了传达。国民党三中全会后，释放了“七君子”(即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在全国人民的逼迫下，蒋介石召开了庐山会议，决议国共合作抗日。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芦沟桥的二十九军和日本兵正式开了火，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了。从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示威游行，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到一九三七年的“七七”抗战，整个这一段历史叫做“一二九运动”。而把“一二九”运动仅仅理解为从“一二九”至“三三一”是不对的。

　　记得刘少奇同志一九四四年在延安解放区纪念“一二九”九周年大会上，曾对我们作过以下的谈话：学生运动高涨，冲破了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联盟的长期恐怖统治。但是要使运动得到持久，必须从实际出发提出小心谨慎的策略。当时有“左”倾路线残余，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对待二十九军的问题。二十九军是有可能参加抗日的，过去是属于西北军冯玉祥将军的部队。中国军队有封建性，你喊“打倒汉奸走狗宋哲元!”那就是打倒二十九的统帅，而且连二十九军也打了。二十九军必然和学生对立。学生虽很英勇，但不利于争取二十九军抗日。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要做争取的工作，口号转变为“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以后，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对国民党学校当局的问题。当时北平不是延安，在延安党可以出钱办学校，让学生学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本事。北平大中学校当局不是统统都是亲日派，教师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但他们不懂也不会办你们提的“战时教育”。你们反对学校当局，搞长期罢课，学校要是放假，大多数学生也就回家了，学校垮了，学生就走散了。因此提出“师生合作，共御外侮”的口号，既扩大了统一战线，稳定了学校，又聚集了大批学生。高潮时，很多人走上了抗日前线，将来胜利回到北平去的，也将是你们这批学生。

　　历史已证明了刘少奇同志的预见。上述我亲身经历的事实证明了刘少奇同志“两个小心谨慎的策略”的正确性。一九三六年，我看到以K.V.署名的那篇文章的时候，我还并不能真正地理解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对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活动的重要意义，但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这样实践了。直到一九四四年在延安听了刘少奇同志的谈话，这才恍然大悟，才真正明白过来。

　　在“一二九”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刘少奇同志对运动的正确的策略是不容许歪曲和抹杀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有人以“撕掉刘少奇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刘少奇扼杀‘一二九’运动，把学生运动拉向右转罪行的调查报告”为题，抛出一篇奇文，对历史进行了根本的颠倒和歪曲。现在有必要把这段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毛主席曾评价了“一二九”运动的历史意义。他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指出“‘一二九’运动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他还指出：“‘一二九’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

　　毛主席说的“一二九”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这一深刻含意，在“一二九”运动整个历史阶段中显示得十分清楚。“一二九”运动的实践培养造就了一代人，这些力量能够保存下来，是刘少奇同志谨慎正确策略的胜利，“一二九”运动的基本经验不仅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甚至于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都在不断运用、丰富、发展。整个青年运动的历史清楚地表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