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上战犯的石原莞尔：日本愤青眼中的日奸
来源：齐鲁晚报   2016-12-01 09:56:58

石原莞尔

　　智商爆棚，情商为负

　　1946年初的某一天，盟军驻东京宪兵司令部门口来了一个身着和服的老头，从他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脚步和每次迈步时的痛苦表情中，不难看出他已时日无多。然而，他面对接待他的美军军官说的两句话，立刻把全场都惊着了。

　　第一句是:“我是来自首的，我觉得我有资格成为甲级战犯。”

　　第二句是:“如果由我来当(日本陆军)总参谋长，根本轮不到你们今天在这里耀武扬威。”

　　这个跑到盟军宪兵司令部“自首”的老头，就是在终战时已经退役的前陆军中将石原莞尔。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发动者，石原“自首”的理由固然十分充分。不过，与他的自首相比，更令后世研究者后怕的，其实是石原的后一个论断——的确，如果这个曾被奉为“关东军大脑”的人如其所愿成为整个日本战争机器的“大脑”，日本军国主义还会在亚洲肆虐多久，着实难说。

　　跟天资欠缺的东条英机不同，石原莞尔年轻时就是个“考神”。1902年，他轻松地考上了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其他学生被沉重的课业压得透不过气来，而石原随时都在阅读与考试无关的闲书，还总能考高分。

　　石原的这项神功最著名的一次展现，是在他考日本陆军大学时。面试时有这样一道题目:“机枪应该怎样使用?”石原沉思片刻后回答说:“装在飞机上，对地上的步兵扫射!”主考官们全愣住了，这一年是1915年，石原所预言的战斗机刚好在当年的4月份被法国人发明。

　　不幸的是，石原虽然智商爆棚，但情商似乎是负分。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毕业学生前五名就能得到天皇赏赐的银怀表，而校方偏偏以“品行恶劣”为由将其“操行分”打得很低，其名次被拖到了第六名。在陆大学习时，石原重蹈覆辙。他的毕业成绩本来是第一名，首席毕业生享有觐见天皇并发表御前讲演的荣誉，估计校方是怕这位“怪胎”在演讲中说出什么悖逆狂狷的话吓着天皇，硬生生把他拉到了第二名。

　　虽说失去“首席”的风光，石原好歹成绩优异，是获得天皇御赐军刀的“军刀组”一员。按说这样一个人在日本军部谋份美差应该不难。然而由于石原浑身散发出那种怪胎气息，不出几个回合，他就在军部捞了个“正常人无法与之完成合作”的名声。毕业两年后，石原被“发配”到中国武汉华中派遣队当参谋，期满又被派到德国去留学三年，刚回来不久又被派到关东军去当参谋。从日本军部对于石原的这种安排中，不难看出上司们实在看他不顺眼，世界有多远，就让他滚多远好了。

　　不过，日本军部那帮老爷始料未及的是，对于石原莞尔的这种“发配”，无意中打开了整个战争的潘多拉魔盒。

　　一场豪赌成“民族英雄”

　　日本关东军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为守护其在中国东北获得的满蒙权益所建立的卫戍部队。在“九一八”事变前，这支部队不仅力量弱小(人数只有一万人，是东北军的三十分之一)，而且按照当时日本文官政府缓和对华关系的打算，关东军还面临条约到期后卷铺盖走人的尴尬前景。也正因如此，这支部队一度成为日本陆军用以打发不受欢迎军官的回收站，这种安排让关东军内部积聚了大量的“少壮派”军官。这批少壮派虽然郁郁不得志，却又偏要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积攒了一肚子的青春荷尔蒙无处发泄。恰在此时，石原莞尔如同一个火星，落在了这个火药桶上。

　　石原莞尔对中国的感情有一个奇特的转变过程，年轻时他曾信奉中日提携、黄种结盟的“亚洲主义”，甚至为辛亥革命搞过“裸捐”，毁家纾难帮着中国革命买枪买弹。然而在接触了辛亥革命后分裂的中国，尤其是被分配到关东军后，石原莞尔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编了一套鼓吹拿下东北的“最终战理论”。

　　所谓的“最终战理论”，就是东西方之间迟早要有一战。在日本抱有这个想法的人非常多，毕竟日本在近代也是曾被西方人欺负过的民族，肚子里也憋着一口恶气。石原认为，日本国土纵深太小，根本无法进行一场现代战争，解决方法是:要想和西方打，首先得有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洲(中国东北)。

　　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其实有点灰头土脸，对外扩张受到英美压制不说，国内还又是地震又是经济危机。在此之际，石原这个“最终战理论”让日本舆论一时如打了鸡血一般亢奋，《每日新闻》连发30多篇社论为其捧场。当然对此更为兴奋的是关东军——石原的理论为关东军的闲散愤青们指明了方向，石原在关东军聚集了大批“粉丝”，一下子从“被流放者”变成了连上司都对其言听计从的“关东军大脑”。

　　嘴瘾过完，下面该实干了。这时，日本陆军的一项奇葩特质显现出来——表面看上去，日军似乎是一支近代军队，有着严格的军法。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你打出“爱国”这杆大旗，干什么都行。石原正是抓准了这一点。他和拥趸们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策划，是打着“维护日本生命线”的旗号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弄到最后，连驻朝的日军居然都公然越过国界，跑到东北来“帮忙”了。如此目无中央的私下军事调动，日本军部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派了个叫建川美次的大将去视察，可是建川此人估计也追捧石原莞尔的理论。从日本到东北，有飞机不坐他非坐船，到了朝鲜又坐火车，一路磨洋工，“九一八”事变当晚才到东北，到地方后看到关东军上下一片紧张气氛，明显是要今夜动手，于是建川干脆跑到酒馆来了个一醉方休。

　　其实，对于“九一八”事变到底有多大胜算，石原自己也没底儿，东北军不仅人数绝对占优，而且武器装备也比日军精良，配备了当时极为少见的捷克轻机枪，飞机、坦克也一应俱全。关东军与其对赌，赢面实在太小。事变前几天，石原跟几个“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开了个最终会议，同伙板垣征四郎决定搞个占卜仪式，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手松开，往左倒就干，往右倒就不干了。结果这铅笔还真就朝右边倒下去了。几个人大眼瞪小眼，那就散伙回家呗?一阵难堪的沉默过后，坐中的今田新太郎突然跳起来:“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

　　今田的二杆子精神激励了在场所有人，“九一八”事变就这么被敲定了。

　　历史的诡谲有时就在于偶然，石原莞尔左算右算，也没算到自己的狗屎运竟然这么好，“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竟然压根没抵抗，等建川美次从酒桌上爬起来时，整个东北已经江山易手。石原莞尔的“最终战理论”就这么实现了。而石原本人，经此事变一跃成了日本的“民族英雄”，被任命为手握重权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站在了他人生的顶点。

　　根本停不下来的“模仿秀”

　　有人分析说，石原莞尔此人的性格有点像个洋葱，剥开怪胎的外衣，你看到的是一个绝顶天才，而摘下天才的面具，你又看到了一张军国主义愤青的脸，但在这个愤青的内心深处，又藏着一个稀世战略家的精巧心机。这些不同层次人性在他生命中的依次展开，构成了石原莞尔复杂的个性。

　　在将整个中国东北鲸吞后，石原的态度突然大转弯，成了日军内部极力鼓吹对华怀柔的旗手。

　　按照石原的计划，日本现阶段对于中国的挤压应该到此为止，东北拥有丰富的工业原材料，在日本统治下的伪“满洲国”GDP几乎和日本本土相当，好好发展这片抢来的风水宝地，日本将积聚足够的战略实力，而中国在羽翼丰满以前是不敢跟日本贸然开战收复领土的。如果这种战略僵持下去，中国进步，日本同样也进步，收复东北将遥遥无期，中国将在缓慢的蚕食中被日本肢解。这就是石原为日本设想的战略前景。

　　万幸的是，人算不如天算，石原计算好了国家力量格局，却忽略了一个人之常情——他这个前辈借着“最终战理论”立下功勋，自己也捞着了不少好处。后辈们当然想有样学样，自己也弄个“民族英雄”当当。于是日军内部各色“小石原莞尔”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石原莞尔认为日本本土需要满洲做纵深，那满洲呢?需要华北做纵深。华北又需要华南做纵深。山寨版“最终战理论”就这么一步步往外推，“小石原莞尔们”没有石原本人的对于战略的精细考量，野心却个个都比他大。最典型的案例，是1936年的绥远事变。当时，石原在关东军中的后辈武藤章想在内蒙古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石原莞尔深知不妙，亲自从东京乘飞机跑来劝阻，他苦口婆心地开导武藤说:日军再这么搞下去，会陷入中国大陆的泥潭，当今之际，最要紧的是积聚实力云云。

　　武藤章一句也没听进去，略带嘲笑地回了他一句:“石原前辈，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您在满洲干过的事情，有什么错吗?”这句话，对于石原的打击恐怕是巨大的，他意识到自己根本管不住这帮要“山寨”自己的下级。可以说，日本陆军走到这时，已经彻底丧失了约束的可能性，再没有什么战略可言了，只能朝着战争的深渊狂奔而去。

　　石原本人后来的命运有些讽刺，由于他老在强调“日本再战必亡”的“泥潭论”，以致原先将其奉为“英雄”的军国主义分子越看他越像“日奸”，逐渐失去了人望。再后来，依靠山寨他爬上来的武藤章等人干脆将他排挤出了军部，曾经的“民族英雄”最终以一个虚职黯然退役，当了一段教书先生后，又因为在战时鼓吹“东亚联盟”而丢了工作。在日本最终战败前，石原莞尔已经失业在家许多年了，这就是美军占领日本后为啥没找他的原因，也是石原为何上赶着去当战犯——这位曾经的“天才”，可能过得实在太郁闷了，哪怕是上绞架，他也想露回脸。

　　其实在1942年，已经退场许久的石原还闪光了一回。那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已经败象初显，黔驴技穷的首相东条英机突然想起日本还有石原这号奇才，于是不顾两人死对头的身份跑去问计。石原回答说:“没希望了，我军的作战已经超越了攻击停止点，从北支事变(七七事变)到这次战争(太平洋战争)，我军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在哪里停下来。打仗怎么能如此胡闹。”

　　的确，日本在二战中的一系列军事冒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盲动，只不过第一个推动这场盲动的，恰恰是石原。可笑的是，作为战争的始作俑者，石原已经被比他更疯狂的人挤出了主角的行列，他成了个求战犯之名而不可得的可笑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