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综合   2018-12-30 15:56:51

 

　　冈村宁次先后就学于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曾参加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3年陆军大学毕业后在参谋本部任职。1917年在驻华武官处工作。1919年回国后，长期供职于陆军参谋本部，研究中国情报。1925～1927年任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参与中国内战。1945年日本投降后，率侵华日军向中华民国政府投降，于9月9日在南京签署投降书。后被中华民国政府委任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工作总联络部长，协助组织日军和日侨遣返事宜。后被中华民国政府聘为军事顾问。1949年1月回国。1950年被台湾当局聘为“军事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1955年起任日本归国军人组织战友联盟副会长、乡友会会长。死于东京。

　　人物生平

　　1884年5月15日，冈村宁次出生在日本东京四名坂町街区的一个没落武士家庭。由于日本孕妇在胎儿隆起后有束腰的习惯，加之不足月份，所以他出生时很瘦弱。他的父母冈村宁永夫妇此前生过一个儿子，却夭折了，他们担心这个孩子仍然活不下来。在给这个孩子起名时，宁永取自己名字里的“宁”字，再加一个表示顺序的“次”字，就是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4岁开始，宁永夫妇就教他认一些简单的汉字，并规定他每日作息时间和识字进度。1890年3月，冈村宁次入坂町小学，开始了长达8年的小学时代。1897年，13岁的冈村宁次小学毕业，考进了著名的东京专门学校(1902年更名为早稻田大学)的附设中学部。由于该校当时的收费较高，所以冈村宁次仅仅在此读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后转入东京陆军幼年学校。1898年9月，冈村宁次身穿草绿色军装参加了入学典礼，从此迈出了他军人生涯的第一步。

　　1904年，冈村宁次以优异的成绩从陆士毕业。同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被分配到麻布步兵第一联队担任补充部队小队副的冈村宁次，怀着为天皇建功立勋的迫切心情，恨不得马上驰骋疆场。在冈村宁次的一再请战下，上司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于翌年4月将冈村宁次从补充部队转到步兵第四十九联队，作为新编第十三师团的一个小队长参加库页岛战役。

　　1914年8月，被上司调到参谋本部外国战史处工作。同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乘机夺取了德国在华势力范围——山东青岛。1915年2月，日军参谋本部为编纂日德战争作战史，派冈村宁次等人赴青岛搜集资料，由此冈村宁次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冈村宁次赴青岛不久，被时任黎元洪大总统顾问的日本陆军中将青木宣纯调至北京做助手，主要负责对外联络、文牍书案之类的工作。这样，冈村宁次在北京青木顾问处一干就是4年多。1919年7月，冈村宁次终于返回日本。他的新职务是陆军军事调查部新闻班的少佐班员，主要从事沟通军队与国民之间的“感情”和处理军方对国内民众的宣传事务。在新的职位上，冈村宁次不遗余力地为争取陆军的所谓“生存权”和“发展权”摇旗呐喊。

　　1921年，作为巡回武官赴欧美考察，在东久迩稔彦引见下参拜了皇太子裕仁，并替裕仁搜罗驻外武官作为党羽，1921年10月底，日本政府内阁的原敬首相被刺前一周，德国莱茵河上游的黑森林贵族城堡区，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矿泉疗养地举行了一个秘密聚会。3个军衔皆为少佐的日本驻外武官聚集在一起，纵论时政，目的与7天后刺杀原敬的中冈艮一类似：结束国内的腐败。

　　这3人——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皆是日本陆军中的骄子。在以训练严酷著称的日本军校中，永田铁山的毕业成绩是士官学校第4名、陆军大学第2名;小畑敏四郎的成绩为士官学校第5名，陆军大学第1名;冈村宁次则为士官学校第6名，在陆军大学则因成绩优异接受过大正天皇颁奖。这3人后来被称为“三羽乌”——日语“三只乌鸦”之意(略同于汉语的“三杰”)。国内腐败在他们眼中首先是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又首先表现在陆军的人事腐败。日本历来藩阀门第气息极重。明治维新后海军由萨摩藩把持，陆军则由长州藩把持。山县有朋、桂太郎、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人物，无一不是出自长州，非长州籍人士休想晋升到陆军高位。

　　这一天被日本史学家视为昭和军阀的诞生日，其实，巴登巴登聚会还有第4个人——东条英机。尽管他后来出任日本战时首相，但只因为在士官学校中比“三羽乌”低了一年级，所以在巴登巴登他只是替永田铁山点烟和站在蒸汽浴室门口放哨的小喽罗。既不能列入“三羽乌”之内，更不能参加他们的讨论。除了在巴登巴登这4人之外，“三羽乌”从不属于长州藩、且才华出众的同事中又选出7人。这就是驻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哈尔滨武官松井石根、驻北京武官矶谷廉介。这11人就都是日本赖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昭和军阀的核心骨干。在纪律严明的日本军界，这几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因为他们背后阴影里是那个在日本神一样存在的昭和天皇。这就不难解释日本一系列所谓的下克上事件为什么没有受到惩罚的原因所在。当被称为太阳鸟的“三羽乌”从巴登巴登腾空离去之时，他们那张开的黑色翅膀，将笼罩整个东亚大地。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7.9级的大地震。9月3日，日本政府为抗震救灾和维持秩序，遂成立关东戒严司令部。刚晋升为中佐的冈村宁次被临调该司令部宣传情报部，负责戒严期间的新闻检查。冈村宁次并不满足于宣传工作。经过频频活动后，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参谋本部上海驻华武官的调令。

　　冈村在谍报武官任上，干得风风火火，颇有“实绩”，在上海纺织工人罢工，日本厂家枪杀顾正红事件发生后，他巧妙的利用英帝国主义分子打头阵，制造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使中国民众的反帝矛头一下子集中于英国。结果，1925年度日本对华出口总额，非但没有受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而跌落，反而较上一年增长了12%。 冈村在瓦解和破坏五卅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出色”的情报、谋略及交涉协调能力，给参谋本部和外务省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深得他们的赏识。所以，后来遇到像谈判塘沽协定。上海事变停战协定之类的军事外交问题，陆军本部总是指定他来主持。在江浙战争爆发时，他把军事间谍派到双方的军中去当顾问，自己成了战争的总导演，想打就打，想停就停，以此检验双方军队的作战实力。后来只是在福建的孙传芳部突然出兵，奇袭卢永祥才打乱了他的计划。他便去当孙传芳的顾问，看着这只小小的军队迅速膨胀成为五省联军，又被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击败，在一片混乱中，他偷盗了孙传芳的军用地图躲进了日本长江舰队，又被奖励了一大笔资金。这期间他公而忘私，家庭屡遭不幸，先是他的次子武正在上海得了猩红热，不幸夭折。不久其妻子理枝也在东京病逝。他回国不久，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的二次北伐，日本陆军悍然出兵济南，到1927年8月15日，冈村宁次终于接到了大佐联队长的任命，但这次虎头蛇尾的出兵济南除了证明日本军队的残暴外没有任何作用，国际上的一片反对声使他还没有踏上大陆就准备打道回家了。

　　1932年，为了转移九一八事变后国际社会对东北的关注，他派遣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出兵中国上海。熟悉上海情况的冈村宁次于2月26日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3月6日晨，姗姗来迟的冈村宁次抵达上海，但淞沪战事已基本结束了。4月1日，他转任为临时军事调查委员长，同时晋升为陆军少将，时年48岁，他任军事调查委员长的主要职责就是粉饰日军侵略上海的行动。5月5日，中日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停战协定。尽管日军取得了在上海的种种特权，但冈村宁次还是对协定的内容并不完全满意，认为对中国“让步”太多。

　　1932年8月19日，冈村宁次有了新的“用武之地”，他奉命转赴东北，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来关东军就任后，面临所谓“匪患猖獗”的困难局面。他口里的“土匪”，其实是指我东北各地的抗日军民。因而冈村宁次将“治安”问题列为首要任务。为此，冈村宁次先给军部打报告，要求增派援军，然后通过“满洲国”政权加强所谓“法制”建设和地方武装建设，收买土匪、招募伪军，建立所谓“谋略部队”为日军作炮灰。

　　1932年9月，日伪统治者发布了由冈村宁次等人参与炮制的《治安警察法》，随后又颁行《暂行惩治叛徒法》和《暂行惩治盗匪法》，把义勇军污蔑为“叛徒”、“盗匪”，可以格杀勿论。随着增援部队的到来，在实权人物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关东军50000人马以“步步为营，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分地域逐次展开，向义勇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1933年春，在以武藤、小矶和冈村为首的关东军的疯狂围剿下，东三省的各部义勇军，除少数坚持斗争外，绝大部分先后被剿垮，无数义勇军战士为反抗侵略而献出了宝贵生命。

　　1933年5月30日，冈村宁次作为日本关东军代表与何应钦派去的代表熊斌在塘沽举行正式停战谈判。这次谈判实际是日本帝国主义将事先拟好的侵略条件强加于中国、强迫中国接受的一个仪式而已。最后，冈村宁次终于拿到了令他满意的《塘沽停战协定》。冈村宁次代表日本所签订的这个协定，其实质在于强迫中国方面承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这等于认可华北平津地区是第二个“满洲国”。同时非武装区的确定，为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打开了通路。

　　1935年，冈村宁次转任陆军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成为了日军大本营决策侵略战争的核心人物之一。翌年3月晋升中将，转任第2师团师团长。1937年4月(七七事变前夕)，率部驻扎在中国东北。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6月，时任第二师团长的冈村宁次接到军部调令，组建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并任该军司令官，负责攻略武汉地区。他的越级提升引起了包括不希望扩大战争的华中派遣军调司令官畑俊六等一大批人的不满。而他也在日记中记述南京大屠杀的恶劣影响(1938年7月13日的感想中写道：“到达中支那战场后，在听取了先遣官宫崎参谋、中支那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机关长荻原中佐等人的报告才知道，派遣军前线部队一直以给养困难为借口，大批处死俘虏，已成恶习。南京战役时，大屠杀的人数多达四五万之多，对市民进行掠夺、强奸的也大有其人。”这是在日军官兵日记中记录南京大屠杀人数最多的表述)。

　　由台湾旅团组建的波田支队攻占安庆，接着在海空军配合下突破马当要塞，沿路打垮十几个杂牌师， 占领九江，完成了战争序幕 。8月1日，冈村宁次正式下达进攻命令。当时，他手里有3个师团一个旅团，还有2个师团在增援中。他决心以波田支队镇守，以第6师团沿长江北岸而上攻武汉，集中2个师团沿南浔线攻取南昌，然后西进大迂回至岳阳，切断合围陈诚第六战区的27个军。但是他的算盘打错了，先是101师团被中国军队引诱偏离了进攻主线，一头扎进西部山地和中国军队拼起了消耗，接着准备迂回薛岳兵团后方的106师团又因为迷路而被中国军队包围，伤亡惨重。冈村用增援的2个师团解围后，不得不重新修订自己的作战计划，放弃了大迂回战略，改用第6、第9、第27共3个师团的强大兵力沿江而上，在海空军的支援下，突破田家镇要塞，击退沿途的张发奎、李品仙两兵团，终于抢占武昌。

　　1939年4月，他抢在中国军队发动四月攻势之前，发动了以夺取南昌为目标的南昌会战。面对罗卓英集团的10个军20万人和横在进军道路上的三条宽阔的河流，他不惜违抗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元帅的意志，力主用101、106两个连吃败仗的软弱师团作主力，具体战术上他在3公里宽的突破口上集中了250门重炮 ，并集中了130辆坦克在航空兵的掩护下作为先锋单独突破，结果七天就占领了南昌。要知道德国闪击波兰都在这半年以后 ，光凭做出这个计划和决断他就可以列入日本名将之列。

　　在对华政策上，他反对建立汪精卫政权，认为这样一来就会刺激重庆国民党政权，逼其走上绝死抗战的道路。他反对日本人在占领区内担任各级官员，而主张以华制华，要给中国人以“尊严”。他提出“讨蒋爱民”的口号，不断分化抗日势力。 当时他了解到日本军队发生了强奸案，军法官以证据不足和对方未告发为由替犯罪的军人辩护，他勃然大怒，以战争期间哪有弱势的被害人敢告发为由严惩了罪犯。

　　1939年夏季， 冈村宁次完成了他的研究成果，制定了对中国第五、第九两战区施以政、战谋略的方案和指导大纲。其核心思想是：以政治、军事和派遣特务等各种手段，策反杂牌军，孤立以黄埔军校少壮系为主的中央军，然后歼灭中央军。其计划要领是： 一、对第五战区的敌军(指中国军队)，置重点于策动广西、四川军队反叛，借此使全战区走向崩溃;其次对该战区的中央军及其旁系军加以影响，也要不失良机进行工作。 二、对第九战区之敌(指中国军队)，可对四川军及游击旁系军施以怀柔工作，对其他军队(直系军以外)进行积极的谋略宣传，引导其丧失战争意志和走向投降、逃亡…… 三、任务分担：第6师团对杨森军策反工作;第33师团对王陵基军策反工作;军特务部担任对五战区的四川军的策反谋略工作，为此应接受有关师团长的援助。在大力开展策反工作的同时，冈村宁次又制定了《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将第九战区的中央军列为武汉日军的打击重点。大纲的中心意图是：以奇袭手段，尽量在短期内歼灭中央军。

　　接着在5月和9月他又发动了对中国第五战区的襄东进击战(随枣会战)和对第九战区的湘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 襄东进击战他3个师团一个骑兵旅团面对李宗仁20个军30万人，湘赣会战他4个师团对薛岳52个师。共同的特点是，在宽大的正面上长途奔袭，穷追猛打，以消灭对方骨干兵团为目标(在江北是汤恩伯军团，在江南是关麟征集团)，不以占领地域为目标，速进速退。均因作战兵力不足和作战地域限制而没能完成任务。这表明日本军队已经陷入了他们最害怕的持久战中。

　　冈村因此对大本营总参谋部的限制扩大作战地域的方针大为不满，也不认为板垣征四郎的诱降会有作用，他上书胡说什么：“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他要求大举增兵一逞，由于他的上书和日本的大方针有冲突，他被调离前线，回日本当军事参议官，坐了一年冷板凳。

　　1941年4月，冈村宁次被授予大将军衔。不久，被天皇钦点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当时，华北方面军人员24.5万名， 马匹5.2万头，重炮740门 ， 汽车8000辆， 各种弹药1会战份，粮秣一月份余。是日本最大的一个战略集团。他在北京郊外的翠明庄，集中一段时间分析了前任失误的原因，认为：华北方面军历来高度分散部署兵力，平均每3平方公里才2个人。由于缺乏确切定期的肃正目标，常常变成静止的防御。日军如不主动讨伐、则中共方面也不进犯。乍看起来，相安无事，宛如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在双方共存期间，中共却在民众中秘密进行工作，充实其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即可一举转向进攻。百团大战就是例证。因此，日军施策的目标，应是采取主动进攻的有计划的措施，要划分地域，限定时间巩固治安地区，隐蔽准治安地区的兵力，有计划进入治安地区，并以剩余的兵力向未治安地区挺进，使之向准治安区发展。最终目标是把华北1亿民众拉到日方。按照这样步骤去做，既不宜急于求成，也不可坐失时机，必须要有针对性的战法。冈村宁次称，八路军如附骨之蛆，药劲儿一过便又迅速生长，因此决不能放松对八路军的打压。他计划用三年时间把日军实际控制地区由10%提升到70% 。他判断是否是治安区的标准很简单，从中国姑娘的眼神可以看出当地的治安情况的好坏，第一、绝对见不到姑娘的踪影。系惧怕日本兵的佐证，为“治安不好”。第二、对我们的汽车、卡车感到稀奇而远远地从窗口眺望。为“治安稍好”。第三、在上项情况下，走出家门口眺望，中国姑娘神态自若地走在有日本兵往来的街道上，为“治安良好” 。

　　1941年，冈村宁次调集数万日军，开始对中国军队进行残酷的大“扫荡”。中国的历史书上说他在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时提出“三光”政策，造成约270万平民的死亡，但在他的回忆录中却写到，他提出的口号是“不杀、不抢、不淫”的三不政策，其实这个“三不”比“三光”更厉害，表面对是日本军队的战争行为进行约束，其实他是要以此来收买人心，达到长期占领中国的目的。 国民党系军队受不了压力，光投降的就有40余万，这些投降将领也很有歪理，他们在初次见到冈村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齐消灭他们。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这时八路军陷入很被动的局面，丧失了一半根据地和人口，平原富庶地带全部变成游击区，总兵力由40万减至30万。太行山上的前方总部被日军特种部队突袭，参谋长左权战死。彭德怀后来曾深有感触地对部下们说：“冈村宁次是一个比多田骏更为毒辣、更为老练的对手。他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没有内线发动配合‘维持’他不进行‘蚕食’。他不出风头，不多讲话，对部下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是历来华北日军司令官中最厉害的一个。”由于日本太平洋战场陷入困境，华北的日军不断被抽调，八路军终于坚持了下来。

　　1944年，日军计划打通大陆交通线，责成华北方面军提出方案，这虽然不是冈村所主张的西安-成都作战，但他还是认真作了准备，其实他早在1941年秋就在黄河南岸夺得了一个桥头堡作为突破口，并不惜代价保持了两年之久。鉴于中国军第一战区40万众分为蒋鼎文和汤恩伯两个集团，而华北日军140个大队只能动用一半约12万人。他预计先消灭作为机动兵力的汤集团，然后再消灭以洛阳为中心的蒋鼎文守土部队。针对汤恩伯喜欢打运动战，而且喜欢趁日军退却时集中兵力突击一翼的习惯，冈村命令内蒙的战车第三师团秘密南下，部署在战线后方，准备在汤恩伯反攻的时候给他当头一棒。结果战场形势发展完全符合他的预计，汤的反攻刚刚显出模样就被打垮了。冈村也由守土的华北方面军司令调任进行大规模机动作战的第六方面军司令。在到达武汉上任的时候，他惊讶的发现华南的制空权已经被中美空军所夺去，武汉的军用仓库都被炸掉，连他要去广州都要绕道台湾，他冒险在夜间从南昌去广州视察，但他的下任冈部直三郎飞这条航线的时候就被击伤。在进行桂柳作战的时候，由于11军司令横山勇不执行命令，为争功抢先占领了柳州，破坏了他的大包围聚歼中国军队的计划，作为前任11军司令并率领11军打下武汉的他以铁腕整顿军纪，把11军从军长到师长到作战参谋一个不留全部撤换，显示了他的雷霆手段。

　　由于冈村宁次在侵华战争中，为大日本帝国立下赫赫战功，1944年11月，日本政府升任他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此时的冈村看到战争不利，曾想引兵直入重庆，引诱盟军大规模增兵中国，以解日本本土之危，但下属都信心不足，对他的芷江作战计划和老河口攻略计划阳奉阴违，出工不出力，他也只好尊从大本营的命令把派遣军主力部署到沿海一带防止美军登陆。正当冈村宁次一心要带领八十万侵华日军准备进行“玉碎”决战时，1945年8月12日，冈村宁次收到了东京大本营密电，此文的核心内容透露了准备接受投降的实情，冈村宁次看了这封电报感到“真是晴天霹雳”。冈村宁次立即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发了电报，要求拒绝《波茨坦公告》，继续作战，冈村宁次对于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热情可谓“矢志不移”。

　　1945年8月15日10时10分，冈村宁次接到了东京发来的关于“天皇陛下已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陆军第68号密电。他心中顿时明白了，战败投降已成定局，除谨遵诏命外恐别无他策了。11时过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两千余名日军官兵，按平时遥拜天皇的队形，在南京市鼓楼广场东面集合，聆听天皇亲自播讲的投降诏书。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冈村宁次代表其“中国派遣军”和驻台湾、越南北部的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

　　1945年9月12日至1948年3月底，冈村先后以“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和“联络班长”等名义，被中国政府软禁在南京，除协助遣返日军、日侨外，还充当国民党军事当局的秘密军事顾问。1948年3月底，被解往上海候审。8月中旬，被正式送进上海战犯监狱，但不久以“保外就医”名义被监视居住于上海黄渡路秘密住所。

　　1949年1月26日，中华民国政府军事法庭在上海宣布其“无罪”。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因冈村被宣判无罪释放一事陡起风波。1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向南京方面提出强烈抗议，谴责对冈村宁次的判决，要求重新逮捕他。此时蒋介石已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为争取和谈，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却将命令扣压不发。当天，汤恩伯当晚即派副官来到冈村在上海临时借住的寓所内，通知他于次日晨6时30分之前到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其他在押的日本人同乘美国轮船回国。1949年1月30日上午10时，冈村搭乘“维克斯”号美轮驶离上海黄浦港，回到日本。

　　1950年前后，一批战前日本军队的官兵酝酿成立了“战友会”，冈村被邀请挂名为该会的副会长。在战友会的资助下，冈村到各地巡回演讲，千方百计地扩大右翼势力，以抵消日共等左翼政党组织在战后迅速扩大的影响。战后初期，蒋介石为了重振旗鼓，培养所谓“中坚干部”，在台北市郊阳明山成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并亲自兼任院长。该院不仅培训党政干部，还设有军官训练团培训各级军事干部，冈村宁次等一些原日军将佐被聘请为高级军事教官，他本人还有该院的“顾问”头衔。

　　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迅速发展，军国主义思潮也在社会上进一步抬头。冈村等一批战前法西斯将佐的生活境遇已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也搬进了在东京的新居。这时，许多政界名流如魏德迈之类的“国际友人”，时常来拜访他。日本自卫队的军官还慕名常来向他请教问题，着实令他欢喜了一阵。

　　可是，好景不长。1962年4月，他此时唯一的儿子忠正暴死，时年仅49岁。忠正的生母星野理枝死后，便跟着祖母阿定生活，由于祖母的溺爱和仗着有一个步步高升的父亲，他一直不思上进。从冈村日记里的零散记载中可以看出，冈村并不喜欢他。但是，他的晚年毕竟需要有儿子来照顾。忠正之死，对冈村的打击很大，这一年冈村已经78岁了，身边除了有老伴加藤及几个孙辈外，就再没有其他骨肉亲人了。早年，他最喜欢的武正夭折于上海，而现在忠正又先他一步死去，莫不是上苍的报应?一想到这儿，他常常不禁老泪纵横。

　　1963年初，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请冈村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撰写个人回忆录，以“启示”自卫队青年干部。接受这件事情后，他在老部下宫崎周一等人的协助下，于同年4月份开始动笔。为了宣扬“日本精神”和以他的立场去“说清历史事实”，他压抑下失子的痛苦和时而发作的肺病的折磨，用了两年的心血撰写完毕。

　　回忆录写完了，冈村宁次感到自己走进了人生终点。1966年9月，他的心脏突然发病，因抢救不及时而死去，时年82岁。

　　主要经历

　　1904年，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清国学生队区队长，为陈仪、阎锡山、孙传芳等人的军事教官。

　　1913年，29岁，又被送进日本陆军大学。在校期间，曾获得大正天皇的授奖。奖励的原因是：“学习勤奋，成绩最优秀。”

　　1931年，参与过九·一八事变的谋划，成功达到目的。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热河事变后，他作为关东军代表签订“塘沽协定”。

　　1936年，晋级为中将，并提升为第二师团长，赴任去中国“满洲”，驻屯哈尔滨。卢沟桥事变后，他所领导的筱原诚一郎的混成第15旅团作为关东军蒙旅兵团，参加了察哈尔和山西方面的战斗。

　　1938年，冈村宁次出任日本第11军中将司令。其时，日军急于要攻下中国抗战临时政治、军事中心的武汉，进而拿下武昌，以摧毁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意志。

　　1941年，晋升为大将，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指挥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和“扫荡”，推行残忍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1944年春，率部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

　　1944年8月，任第6方面军司令，率部攻占桂林、柳州。

　　1944年11月，任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

　　轶事典故

　　1944年1月，一架日军飞机因机械故障坠落在山东解放区昌邑县东利渔村附近，当地民兵发现后，活捉了这架敌机的飞行员。渤海军区敌工部门经过审讯查明，日军飞行员名叫山田井马，是日军陆军航空兵驻山东一个飞行联队的中尉飞行员。令人没想到的是，他还是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远房侄子。

　　1944年1月7日这一天，他奉命驾机去青岛，途中飞机因发生机械故障而坠落在东利渔村附近，被抓个正着，成为日军在山东战场少有的被俘飞行员。由于山田井马失踪后日军派出大批兵力四处搜查，看守部队不得不经常转移。每当夜里通过日军的封锁沟时，山田井马总是趁靠近炮楼时拼命挣扎，想方设法弄出声响企图引起日军注意，直至转移到解放区中心地带，他的逃跑企图才有所收敛。对于山田的“逃跑”，八路军并没有对他施行任何惩罚，反而依旧优待他。渐渐地，山田井马感觉到共产党八路军与他了解的其他中国军队不一样，逐渐消除了恐惧心理，也打消了逃跑的念头。

　　在关押期间，渤海军区“日人反战同盟支部”的领导和一些被俘的日军反战人士也对山田井马做了许多工作。山田井马的思想转变很快，与八路军官兵的关系日渐紧密。他甚至还教敌工干部和看押战士学习一些瓦解日军的阵前喊话。这些喊话后来在与日军对阵时经常被用到。山田井马坠机后，日军多次搜救无果。无奈之下，日军便派出飞机多次投撒传单，宣称只要释放被俘的飞行员，他们愿以大批武器进行交换，也可以另提条件。

　　针对日军的多次要求，渤海军区决定用山田井马换回被俘的渤海行署公安局长李震和临淄县长李铁锋等10余人，并尽量扩大交换我方被俘人员的数量。双方很快达成了战俘交换协议。按照协议，日军先行第一批释放了李震等10多人，并赠送了一批武器弹药，我方则遵照协议释放了山田井马。随后，日军按照协议又释放了第二批我方作战被俘人员30多人。这是中国抗战史上少有的交换战俘事件，八路军和抗日政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据有关资料和当年的老战士回忆，山田井马回去后一再拒绝再次驾机作战，他不愿再与八路军和中国人民为敌，也拒绝其父辈要他对被俘期间所受的“赤化”“洗脑”进行“反省”。最终，他被派往东南亚战场与美军作战，战死在马来亚前线。

　　我军被俘人员获释后，继续战斗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临淄县县长李铁锋在出狱后带领地方武装连续端掉了十余个日军炮楼，并粉碎了日伪军发起的报复性“扫荡”。公安局长李震带领锄奸队员深入虎穴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给敌伪政权以沉重打击。对此，当地汉奸头目曾一度抱怨日军不该为搭救飞行员而“放虎归山”，日军也后悔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