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基：1944—1947年滇西鼠疫研究
来源：《近代史研究》 2012年02期   2020-02-29 12:19:10

　　编者：此文看看就好，请别当真!

　　对作者“在1950年代中期苏联的鼠疫学家形成鼠疫自然疫源地理论之前，人们对于一个地区鼠疫疫情的寂灭与复活，相当不解。因此，将鼠疫疫情归咎为境外缅甸或日军细菌战，就顺理成章了。当时的调查员，为了使其调查符合这一预设的主题，不惜强解调查资料。这一缺失，为近年来鼠疫史研究中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埋下了伏笔。”的言论不敢苟同。

　　台湾学者陈淑芬著《战后之疫：台湾的公共卫生问题与建制(1945—1954)》，论及日本殖民政权垮台之后，台湾公共卫生与管理陷入空前危机。国民党接收政权，缺乏现代国家管理之经验，使得战后之疫成为当时台湾面临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在云南省档案馆，我读到一批刚刚开放不久的公共卫生档案，得知抗战后滇西南地区也经历过一场“战后之疫”。抗战时期中国军队以怒江为屏障，在滇西南地区与日军进行殊死博杀，战争持续数年之久。1944年9月14日，日军战败，腾冲光复。然而滇西南战区人民还未及享受和平，却不料鼠疫流行，腾冲、保山遂成为战后防疫之前线。

　　1944年10月底，国民政府调集大批训练有素的鼠疫防治专家和公共卫生专家，奔赴滇西南地区，灭鼠防疫。云南省档案馆除保留了他们大量的工作记录外，还留下这些专业人员撰写的公共卫生调查报告。从中可知，当时的调查人员，皆将此次疫情的起源，溯于缅甸境内。认为疫情由缅入境后，由南向北，由西向东，蔓延而至滇西南各地。然而，在1950年代的疫情调查中，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认同。但关于此次鼠疫的疫源地，1950年代的调查人员语焉不详。近些年来，一批抗日战争的研究者，开始将此次疫情与日军的细菌战相联系。鉴于此，本次疫情实有重加讨论之必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滇西南鼠疫疫情自1953年沉寂以后，1982年旧地复发，且沿着与1940年代相同的路线，向北向东扩散;2000年以后，蔓延至滇东南乃至滇中地区。具体疫点，参见图4。而在滇西南地区，若将疫情的发生与传播途径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个年代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只不过，1982年以后发生的鼠疫疫情，已被证明为散在鼠疫各自然疫源地的疫情复发，少有人为传播的因素。这样一来，人们不禁要问，1944年滇西南的战后之疫，究竟是自然发生，还是人为传播?

　　鉴于此，尽管本文借用“战后之疫”一词，却并不是比较滇西南之“战后之疫”与台湾之“战后之疫”。作为1946年滇西南的“战后之疫”最好的参照系，反而是1982年的滇西的鼠疫复燃。

　　以怒江为界，将此次疫情分为腾冲疫区与保山疫区，分别论述如下。

　　二、腾冲疫区的流行病学调查

　　严格地讲，滇西南的疫情并不是战后开始的。抗战期间，甚至更早，疫情就已经在当地开始流行。1944年12月23日，云南省防疫处向上级汇报腾冲疫情。为了便于区别，本文将此报告称为《1944年底云南鼠疫情况初步报告》。1945年1月20日，云南省防疫处又向上级呈交一份报告，名为《滇西鼠疫防治报告》，其主要内容虽与上一份报告相似，但仍有不同。为了方便叙述，本文将此报告称为《1945年初滇西鼠疫防治报告》。

　　(一)疫源地

　　《1944年底云南鼠疫情况初步报告》称：“据地方乡绅所告，约于一八九四年—(一八)九六年间，时值世界性鼠疫之大流行，滇西盈江、八莫、南甸、龙川、龙陵、保山等处六边鼠疫光顾，得病者二万人。”其实，地方乡绅并不知道“世界性鼠疫大流行”这一概念，更不知道云南本来就是所谓“世界性鼠疫大流行”的疫源地。关于这一问题，可以参见我与李玉尚的相关研究。此题搁置不论，我们有兴趣的是疫情发生的时间及来源。同一报告继续写道：“省卫生处李医师曾南至大龙川调查，据谓于一九四三年九至十月间大龙川即已发生鼠疫，实际得病人数无可稽考，一九四四年二至五月间据此已死148人，龙川距缅甸边界约二日行程，人口约一千户，当地土人言，缅甸边境每年皆有鼠疫发生。”

　　从地图上看，大龙川即今陇川县城，距离缅甸有约70公里，恰好为步行2天的路程。1943年9—10月，大龙川发生人间鼠疫疫情。关于缅甸疫情，只有土人传说，并无确实证据。

　　《1945年初滇西鼠疫防治报告》称：“缅为亚南鼠疫区，世所共认。滇西腾、龙一带，接壤缅甸，辗转传入，为时已久。据当地乡老谈，约在七十年前，由缅甸八莫至龙川、盈江一带，经南甸而腾冲，此症曾经流行;又四十年前，保山、芒市、龙陵曾经大流行，死亡人数约在数千人以上;三十年前，缅境复又大作，并染及滇境之盈江，死亡人数约在数千。十年前，八关一带，尚在不断流行中。”

　　盈江即今盈江县城，南甸为今梁河县城，芒市即今潞西县城，龙陵即今龙陵县城。疫情由南向北，线路清晰。虽然关于40年前，亦即1914年左右之疫情，并未说明自缅甸传入，但从报告之上下文意来看，却是不言自明。加上30年前与10年前缅甸传入之疫，缅甸疫情来华，几乎是一个没有间断的过程。

　　缅甸之疫究竟从何处入华，遂成为一个问题。《1945年初滇西鼠疫防治报告》有文如下：

　　据本处派往防疫之李技正至龙川调查结果，谓民国32年四五月间，位其西北二三十里处之户撒、那撒二地，即已流行。该地未流行之先，铁壁关一带，早已发现(调查时该处仍有敌人，未能深入，仅止于龙川，以至所言，系由龙川土司及乡老口中得之)，及至同年八九月间，龙川附近即发生死鼠三四千头，10月间发现病例，至33年5月始患者达250余人，死亡确数为148例。

　　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册《清时期》云南图册，在今天陇川县城西北，有户撒司与腊撒司，腊撒司亦即“那撒”;铁壁关则位于腊撒西面约15公里中缅边境处。《1945年初滇西鼠疫防治报告》将云南境内的疫情，提前至1943年四五月间，地点也从大龙川，改至龙川西北二三十里处的户撒与那撒两地，继而又将离户撒、那撒更远的铁壁关一带，当作更早的疫源地。此时中日两军正在对垒，调查不能进行。该报告又说：“缅属南坎医院院长报告，自一九二八年以来，缅境掸族地带，即有瘟疫记载，但南坎瑞丽河南岸边境地带，发生瘟疫，在二十世纪中，尚以一九四零年为第一次，据调查所得，首先发现之地为勐卯(属瑞丽)。”

　　《1945年初滇西鼠疫防治报告》将最初疫情定于南坎、勐卯一带。南坎位于瑞丽江以南，清代属中国，此时为缅属。勐卯地处瑞丽江北，为中国瑞丽县所辖。由此可知，1940年代的疫情，首发之地就是在中缅边界。经防治后，虽已平息，但同一报告指出：“事后据卫生署派驻是地之医疗大队报告，虽偶有发生，然皆未流行，是该地之鼠疫已成散开性，故此次腾冲一带鼠疫之流行，当有其因果关系也。”很明显，这是一个带有推测性质的结论。

　　(二)传播路线

　　龙川江源自腾冲以北之高黎贡山，东北—西南流向，经今腾冲、龙陵、陇川、畹町、瑞丽，从南坎出中国境后称为瑞丽江。在龙川江以西70公里处，有槟榔江亦为东北—西南流向，经今盈江县城后，称为大盈江，于铁壁关以北入缅甸。大盈江与龙川江几乎是平行的流向，形成两江之间巨大而宽阔的走廊，是滇缅之间最主要的商道。基于此，鼠疫经此商道北上的观念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1945年初滇西鼠疫防治报告》称：

　　本处防疫队至腾冲后，始患南甸一带鼠疫最为猖獗，据调查所得，自腾冲外围之甘蔗寨沿大盈江河谷，南甸属之罗卜司庄各村寨以致龙川，迄缅甸边境之铁壁关，绵长六七百里，均为疫区，其传染来源，系由滇缅边境，逐渐向北蔓延，然其发源，是否由于二十九年瑞丽鼠疫之余毒，抑经由缅境传入则不得而知。

　　腾冲外围之甘蔗寨，地处腾冲之南，梁河至腾冲的大路上，此不讨论。“南甸属之罗卜司庄”，是一个片村名，包括大小几十个村寨，位于今梁河县城西南，梁河至陇川之大路上。关于各疫点疫情之传播，《1944年底云南鼠疫情况初步报告》说得非常详细：

　　大龙川北约二日行程之罗卜司庄，自去年七至九月间发生鼠疫，在此两地间尚无报告有鼠疫发生，惟在杉木龙有一未证实病例。发现此次疫情之起源，谓系一商人於本年六月下旬自大龙川返罗卜司庄一小村名芒东，忽染鼠疫数日即病死。在此村内第一病例发现前一月，村中发现死鼠，於七、八两月中即发现50病例，死去35人。七月初小红坡一妇人去蛮[芒]东遂染疾，后於七八两月中小红坡遂后发现23病例，在病人发现一月前村中已先发现死鼠。

　　此报告所涉各地名，可以从地图上加以标识。芒东，即今日梁河县城西南之22公里处之芒东镇。从陇川县城至芒东，直线距离约60余公里，约为2日行程，与上文记载相合，据此可以断定罗卜司片村的位置，是以芒东为中心的。小红坡村也是罗卜司庄所属自然村之一，位于今梁河县勐养镇东北之芒回村。杉木龙实为“杉木笼”，今属陇川县北之护国乡，与勐养镇为邻。各地名之空间关系，详见图1。

　　图1 1943年罗卜司地方鼠疫疫情

　　然而，上述报告有关鼠疫流行病学调查，存在问题。在《1944年底云南鼠疫情况初步报告》中，大龙川之疫情发生于1943年9—10月;在《1945年初滇西鼠疫防治报告》中，大龙川之鼠间鼠疫与人间鼠疫，相继发生于1943年8—10月。此一部分两份报告所述基本相同。然而，《1944年底云南鼠疫情况初步报告》接着称，1943年7—9月，地处大龙川以北两日行程的芒东村已有鼠疫发生，其疫情发生早于大龙川。其疫源是1943年6月下旬一商人从大龙川带来。但是，我们又注意到在芒东村和小红坡村的第一个病例出现前一个月，两村中均发现死鼠。鼠间鼠疫在前，人间鼠疫在后。由此可以判断，芒东村和小红坡村的人间鼠疫当由两地鼠间鼠疫所引起。

　　《1945年初滇西鼠疫防治报告》补充了“杉木笼”村的疫情。其文曰：“龙川北约二日行程之罗卜司庄，自33年7月至9月亦发生鼠疫，在此二地间，除杉木笼外，尚无有鼠疫发生之报告。据谓32年间杉木笼即有死鼠及病例发生;至33年10月间，又复死鼠百余头，病例5;当12月3日本处防疫队至该地时，发现一未证实病例，经治疗痊愈。”

　　由此可知，1943年杉木笼村已存在死鼠与疑似病例;1944年，又出现死鼠百余头，病例5人，可能已经死亡;而1945年底之“一未证实病例”，实际上是防疫队治疗痊愈之病例。1943年杉木笼村的死鼠及人间病例可以给我们强烈暗示，即本次鼠疫疫情的起源可能由龙川、罗卜司及杉木笼一带鼠间鼠疫疫情所引发。

　　依上述引文，罗卜司庄一带的疫情发生及流行应该重新进行描写：其一，芒东疫情：1943年5月间，芒东村出现大量死鼠，表明鼠间鼠疫正在流行;6月底，一名来自大龙川的商人在芒东村染疫后数日而死;7—8月间，芒东人间鼠疫大流行，共有35人病死。其二，小红坡村疫情：1943年6月，小红坡村鼠间鼠疫流行;7月初，小红坡村一名妇女染疫而死，此后该村出现23个病例。其三，杉木笼村疫情：1943年鼠间鼠疫流行并引发人间鼠疫，1944年10月出现鼠间鼠疫并人间鼠疫。从中可以发现，这三个疫点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鼠间鼠疫在前，人间鼠疫在后。另外，疫情的发生，先芒东，后小红坡，再杉木笼，由西向东，由北至南，与缅甸疫情传入的方向相反。

　　据《1944年底云南鼠疫情况初步报告》，罗卜司庄所属有48个村位于山谷中，“为去腾冲大道所经之地”，其中有9个村发现鼠疫;位于山丘之4个村，也有1村发现鼠疫。各村病例及死亡数均有报导，此不赘引。该报告又称：“罗卜司庄以北之杞木寨於去年七八月间发现病例20人，死亡11人，并有死鼠发现;惟梁河一村始终未有死鼠及病人发现;遮岛一处为商旅聚居之地，於是12月间发现病例6人，死亡3人;南甸则于11至12月间疫情极烈。”

　　上述引文表明，至1943年7—8月间，罗卜司庄北部染疫;而至12月间，梁河染疫，南甸染疫。依此引文叙述方式，可知杞木寨、罗卜司庄、梁河以及南甸，皆为不同之自然村或镇。细细推敲，则颇多令人迷惑之处。杞木寨位于梁河县城南，罗卜司庄北;遮岛镇为今梁河县城;原南甸土司衙门，座落在梁河县城内，属于遮岛镇之一部分，即今遮岛镇之南甸街。而据《1945年初滇西鼠疫防治报告》称：“南甸位於腾城之南四十五公里，约有人口一千，自南甸以下有一河谷沿柳树河而下，长约一百公里，居民约十万，分住七十余村，皆为南甸属地。”南甸有村庄与区域之不同地理范围。作为自然村或镇的南甸与作为行政区或片村村名的南甸是不同的。上述引文中，“南甸则於11至12月间疫情极烈”，指的应是作为区域的南甸。

　　《1945年初滇西鼠疫防治报告》还说：“印泉镇(即九保)在南甸之北六里，亦位于通腾冲大道上，与南甸同时发生鼠疫。当防疫队十一月十二日到达该镇时，已死鼠三四十头，经解剖一头证明属实。后因该队离开该镇往罗卜司庄时，公谊救护队曾以碳酸氢，毒杀鼠类，致死鼠数突增，连前共死万余头。继即病例连续发现，月余间达102人。至十二月初旬，在腾冲西北约廿余里处之两伞及明朗二村，亦相继发现死鼠30余头。本年一月春南甸之北约十里处之新村沙坝，亦有死鼠发现，经取死鼠脾脏作玻片囗囗，皆发现有与鼠疫菌形态相似之细菌，惟二地迄今皆无病例发现。”两伞村具体方位不明，但明朗村位于腾冲西南城郊的公路旁，与甘蔗寨毗邻。这一记载表明，1944年底及1945年初，疫情传至腾冲城之南部地区。

　　于是，《1945年初滇西鼠疫防治报告》称：“由以往滇西鼠疫史，及此次疫区各地疫病发生之日期观察，可知此次南甸一带鼠疫之发生，系由滇缅边界之鼠疫，循道腾冲大道，而逐渐向北传播所致无疑。”关于其具体传播途径，该报告则称：“查腺鼠疫之传染，系以鼠蚤为媒介。而由一地传染他地，则常因大量粮食及货物中携带疫鼠及死鼠，藉舟车而传染。惟此次疫区，系自足自给之地，少有大量货运流通，平常食粮、货物之运输，均藉托运或人力，故因携带疫鼠而传染之机会颇少。据观察，此次滇西鼠疫由甲地传染至乙地，由于赶街子所致，机会较多，因斯时人畜汇集，食品罗列。如此次疫区各村，皆曾互赶街子，凡未赶疫区街子各村寨均未传染，更可一证明。”

　　虽然《1945年初滇西鼠疫防治报告》认为商业货运与赶街子之人员流动，引发疫情传播。然而，从瑞丽边境至腾冲只有150公里的行程，疫情传播却从1940年至1945年初，整整花费4—5年时间。即便从1943年7月间芒东的疫情为起点计算，此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疫情也只在罗卜司庄境内展开，并未外传。直到1944年底及1945年初，才传播至腾冲之南。很显然，如此缓慢的疫情传播，与商业货运及赶街子无关，更像是各地鼠间鼠疫流行，再引发各疫源地人间鼠疫流行。也就是说，1943年5—6月间罗卜司庄一带开始的鼠间鼠疫流行，与同年6—7月间及以后的人间鼠疫流行，存在密切的因果关系。由芒东向北、向南的传播，时间上的序列虽然清晰可辨，但却没有证据说明一个疫点与另外一个疫点之间，存在明显的人为传播的途径。

　　三、保山疫区的流行病学调查

　　1946年7月3日，云南省卫生处滇西鼠疫防治第三队抵达保山时，县城内鼠疫已经开始流行，且于6月29日时已出现鼠疫患者一人，并已经死去。滇西鼠疫防治第三队的一份鼠疫防治报告称，保山县属人和镇地方，“因鼠疫而死者已达三十余人之多，于是人心惶惶，群众谈虎色变，均感大难即将临头，不可终日之势”。

　　(一)疫源地

　　保山平原东界怒江，西界澜沧江，为中印公路必经之枢纽。县境除保山平原外，还有其他几个稍小的盆地。因平原广阔，土地肥沃，保山物产丰富，商业发达，人烟稠密，“人民多数除农耕外，多业商营，畜马帮之家甚多，多往来于边夷及缅甸一带”。滇西鼠疫防治第三队的医生们在上述防治报告中认为，这里具备“适于传染病之条件”。

　　然而，保山之鼠疫流行史并非始于1946年。据1950年代的调查，1861年关家寨已有鼠疫流行，发生病例70人，全部死亡。关家寨位于保山县境中南部。1881年，其北边毗邻之南邵屯、北邵屯、邱家湾、辛街、东村、西村、南村、北村、汉庄和蒲漂等村染疫，病例90人，死亡84人。从1882—1899年，疫情在关家寨以北的县境北部流行，规模不大，至1886年，城关镇南北几个村庄如横沟、水源、沙坝、上美、西村等发生疫情，病例102人，全部死亡。1900年，疫情严重，以城关镇为中心，周边9个村庄相继染疫。

　　然而，据1946年滇西鼠疫防治第三队调查，1886年夏，保山县鼠疫的中心并不是在县城南北，而在施甸坝子，疫死人口以施甸坝子为最严重。报告引目睹此次鼠疫流行者的话说：“死人之多，胜过刀兵，初死者尚有棺木装殓，用人抬埋，后即无棺木，用马驼尸，再后全无人照管，任其置尸室内，阴森污臭，难以言状，绝口之家，到处皆是。”直至1908年，施甸坝子一直是鼠疫流行区。

　　据此可以肯定，保山县境本身就是鼠疫自然疫源地。鼠疫的流行，来自境内的鼠间鼠疫，并不需要从外面传入。然而，1946年的防疫队员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努力追踪疫情之由来。

　　1946年2—3月间，保山县施甸坝子鼠疫流行。首先发生死鼠的地点，位于施甸坝子人和镇东北二里许的老关庙村。发现死鼠后20几天，出现鼠疫患者，前后20多天，死亡17人，其中一家死绝。关于传染来源，其中较可靠之说有三：其一，有耍猴戏中川人，从芒市(今潞西县)来老关庙，不久即发病而死，死后不久，该村中即发现鼠疫。其二，老关庙往芒市一带经商之人甚多，其中一人，由芒市回家时已染病。其三，相传有人见大批走鼠，成群结队，由怒江以西渡江至东岸，施甸距江不远，可能由此西迁徙之鼠族传带而来。

　　上述三个鼠疫传染来源说的前两个说法，似乎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来自芒市的耍猴人及商人，沿着芒市—龙陵—保山公路，在施甸西境过怒江大桥后，折向东南，再沿施甸河向东北，过河后抵人和镇。患者在人和镇北老关庙发病死亡。然而，据1950年代调查，潞西县鼠疫疫区几乎全部分布在今县城以南，距离施甸的直线距离超过70公里。二三天的路程，正是在鼠疫的潜伏期内。但是，来自芒市之南的鼠疫，在向北传播的途中，首先要穿越龙陵，再渡过怒江。1946年7月5日的一份报告称：“查滇西发现鼠疫区域除上引腾冲、芒市及保山外，据昨日报载，龙陵亦发现，滇西鼠疫形势严重。”

　　从时间上考察，1946年2—3月施甸疫情已经暴发，而龙陵疫情的发生迟至7月。来自芒市的疫情在穿越龙陵北上后，再回过头来引发龙陵本地的疫情，这显然是说不通的。要知道，龙陵距离芒市，只有15公里的路程。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疫情不从龙陵县穿越，而是如防疫队员的第三个道听途说，一群疫鼠从某个偏僻角落渡过怒江，抵达施甸。然而，从地形上看，如果疫鼠从施甸之西渡过怒江，需要渡过施甸河;如果从施甸之西南渡过怒江，则要翻越重重大山。这里又引发一个生态学上的难题，疫鼠何以要作如此长距离的迁徙?

　　事实上，芒市的疫情的发生晚于施甸。据潞西设治局卫生院报告，“该项疫情计芒市发现16例，死亡4例;遮放22例，死亡达15例;蒙安8例，死亡达4例，未经注明发现日期。据推测芒市所发现者约在三月，遮放及蒙安所发现者约在六月。及三十五年，潞西设治局共发现患者40例，死亡23例。” 1950年代调查员将芒市疫情发生时间定为3月。这样一来，将1946年2—3月施甸坝子关帝庙疫情说成是自芒市传来，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滇西鼠疫防治队的医生称：“老关庙鼠疫之流行，均经二十余日，即告停止;一月后，人和镇(人和桥)街上又发现死鼠二十余，之后，镇上乞丐数人，群集草栅内居住，相继病死;继之居民亦发现鼠疫患者，且日有死亡，至是方为地方当局注意且向有关机关报告。六月以后，人和镇附近村落，如瓦房村、砂沟、热水塘、三岔河、张家村、杨家村、施甸镇，甚至远距人和镇北三十里之田旺镇，均发现大批死鼠，经严加防治之后，除三岔河于七月二十日发现患者两人外，其余各地截止八月二十日止，均未发现鼠疫患者。”

　　由上述诸报告看，几乎所有的疫点，都是鼠间鼠疫在先，人间鼠疫在后。1946年6月29日孟广义的病案从反面也证明这一点。孟氏长年在芒市经商，5月从芒市回人和镇居住，因人和镇鼠疫流行，遂迁入保山城内。孟氏“入城不久即发病，可知其已先在人和镇染疫无疑”。孟氏病死，防疫队员“按照鼠疫防治原则处理后，即未继续发现(死鼠)。于该户附近，事先并未发现死鼠。”这一调查证明，即便患者孟广义携带疫蚤进入保山县城，也未必一定会导致保山县城中的鼠间鼠疫流行。

　　同一报告继续称：“7月19日，距保山县城仅十五公里之辛街(在旧滇缅公路侧)，又发现鼠疫。经调查，该镇二日前即发现多数死鼠，自19日至25日先后共发现患者十人。经从严防治后，自25日起，即无新病例，患者经悉心治疗后，死去三人，其余完全治愈。”可见，也是鼠间鼠疫在先，人间鼠疫在后。

　　所以，该报告在叙述人和镇防疫过程时，特别强调“每日分数小组普遍施行与防治注射，先由镇内而及镇外村庄，所有附近发现死鼠之村落均一一普遍预防注射”。在三岔河防治时，“职队因三岔河死鼠特多，深恐该村即将有死鼠发现，即全队移驻该村工作，严密监视，终于七月十九日段姓屋内，同屋同时发现患者二人”。仍是先有死鼠，后有病人。

　　(二)传播路线

　　前引滇西鼠疫防治第三队报告称：“除三岔河于七月二十日发现患者两人外，其余各地截止八月二十日止，均未发现鼠疫患者。”据保山县卫生院院长呈报的1946年6—10月底保山县各疫点的鼠疫疫情状况，8月20日之后保山县的疫情并没有停止，详见表1。

　　资料来源：《云南省保山县政府公函》(社防字第13631号，1946年11月4日发)，云南省档案馆藏，21/3/162。

　　保山县城内孟广义因染疫死亡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7月初，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指示：“拟请暂禁昆关一带与救疫无关之车辆来保(山)，并在霁虹、功果两地设站检疫，以免疫渡澜沧，更难扑灭……并商请驻军将疫区附近断绝交通，举行全境大扫除，不致再有蔓延。”云南省政府出动军队，采取了最严厉的封锁措施。

　　县境内部的封锁也相当严厉。滇西鼠疫防治队在1946年7月初抵达保山后，开始对人和镇实施全面封锁。图2表明，人和镇进出的所有道路都被严密封锁。

　　图2 保山县人和镇封锁设计略图

　　在辛街，7月19日发现鼠疫患者后，先由卫生院就近派人前往防治，但至7月25日，患者已增至10人，不得已而实行道路封锁，“即行通知执行服派兵照此设计之地面实行封锁，并会同警局及乡长保长，严行普遍预防注射，通知救济股前往实施救济，患者仍旧隔离治疗，除其中三人病势严重，不治死去外，其余七人均完全治愈……又封锁期间，范围增加至一华里，该村农田(在封锁范围)以外，以便农民仍旧继续工作。又于公路两端路口各设一警牌：‘鼠疫之区，禁止通行’，以警告行人，封锁至八月十日方行解放。”

　　在表1中，辛街患者为20人。这说明，封锁之后，辛街仍有疫情流行。其实，直到当年10月，甚至到1947年，保山的鼠疫疫情始终困扰着地方行政当局。究其原因，并非封锁不力，而在于遍地开花的鼠间鼠疫不断地引发人间鼠疫。在此情况下，全民卫生运动与血清注射，成为控制鼠疫的最好方法。限于篇幅，本文不予展开。

　　就道路封锁的问题而言，以保山县属施甸疫区为例，从疫情初起之老关庙为起点，疫情逐步南下，攻陷一村又一村。每一个陷落的村庄，都成为封锁的对象，又都成为下一个疫村的疫源。详见图3。

　　图3 保山县属施甸鼠疫疫区分布

　　有趣的是，所有的疫村几乎都分布在施甸的平坝上，山地上的村庄基本不受干扰。这令我们猜想疫村之所以封锁不能成功，是因为无论如何封锁，人类很难封锁疫鼠的活动。而平原地区的疫鼠，没有与山地鼠类交流的习惯。既便没有封锁，两种鼠类也不会交集。因此，山上的村庄能在鼠疫流行中得以幸免。由此看来，1946年滇西人间鼠疫的流行，乃由当地家鼠间的鼠疫流行所引致。

　　四、余论

　　1946年9月14日，云南省参议会召开会议，讨论保山疫情的外扩。有文称：“兹鉴于保山鼠疫已越过澜沧江，传至剑川弥沙井。昨接八月十八日来讯，自七月下旬至八月中旬二十余日间，弥沙井居民百余户中已经患鼠疫死亡十余人，其死亡率之大而且速，较之保山芒市各处情形尤甚，尚不速予扑灭，其流毒不知伊于胡底。”

　　然而，这一观点却是完全错误的。保山与剑川相距甚远，除了大江所隔，还有永平县、云龙县，疫情不可能呈现如此长距离的跳跃式传播。（恰恰证明这是播撒的。编者）我们今天已知，剑川鼠疫杆菌不是外来的，而是本地鼠疫自然疫源地中固有的。

　　上述的错误观念，来源于以下事实：1946年的疫情确实曾借助公路交通，从疫区向外作大范围的扩散。1949年，昆明至保山公路沿线，已经形成多个疫区。其中下关、大理一带，尤为集中。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疫情很快将波及省城昆明。

　　然而，在1940年代，剑川与大理间还没有公路相连。即使在今天，两地间的交通仍不很便利。因而，在当时条件下保山疫情借助公路交通传入剑川，几乎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解释，可见图4。

　　图4 云南省1950—1960年代检出鼠疫疫鼠地区与1982—2000年鼠疫流行地区

　　资料来源：(1)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第422页。(2)《中国鼠疫流行史》上册，第761页。

　　所谓“检出鼠疫疫鼠”，指的是这一类区域，鼠间鼠疫一直都在流行。随着鼠口密度的增加，鼠间鼠疫的流行有扩大的趋势，往往形成暴发式流行。鼠间鼠疫的流行会造成鼠类的大量死亡，从而造成种群密度的降低，弱毒形态的鼠疫杆菌在某些鼠类身上保留了下来，从而为新一轮的暴发进行准备。这类地区，称之为鼠疫自然疫源地。

　　从1982—2000年云南鼠疫的流行史可知，云南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为鼠疫自然疫源地。而滇西和剑川，为云南最顽固且最活跃的鼠疫自然疫源地。两地的鼠疫疫情，均来自本地。正因于此，从1982年开始，滇西南再次成为云南鼠疫的发生地。至于此次云南鼠疫疫情再度暴发，为何是1982年而不是其他年份，可能与这一时期的温度、湿度及其他一些我们尚未知晓的因素变化有关。1947年，云南省下关市卫生院院长张鹏飞说：“不幸今年入夏以来，雨季降临，淫雨缠绵，气湿气温，适宜鼠疫杆菌及鼠蚤之繁殖，保山过去若断若续之鼠疫逐益猖獗。”其实，每年雨季的温度与湿度均适宜鼠疫杆菌及鼠蚤之繁殖，不独1947年。我们要问的是，何以从1946年或从1982年开始，滇西南会出现全面的疫情暴发。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课题，留待于将来的解决。

　　回到本文的主题上来。在1940年代，由于缺乏“鼠疫自然疫源地”的相关知识，参加鼠疫流行病学调查的公共卫生专家，均将鼠疫疫源地追溯于缅甸境内，并将中国境内的疫情起伏，视为由南向北的流行。不仅如此，还有人将1940年代滇西南的鼠疫疫情，视作日军细菌战的一部分。一份1945年6月29日美国盟军的报告称：

　　1894—1896年世界鼠疫大流行之后，腾冲地区50年没有发生鼠疫。日军的细菌作战从滇缅边境开始，沿滇缅公路从龙川、罗卜司庄到南甸，逐渐蔓延到腾冲县全境。缅甸边境的鼠疫1943年9月传染到离边境只有两天路程的大龙川，当时的云南省卫生处李医师(Dr.Y.C.Li)发现了该地鼠疫流行，可惜没有实际数据记录。1944年2月至5月，大龙川上报死亡病例148人，1944年7月鼠疫传至罗卜司庄。在人间鼠疫之前，有很多死鼠发现，说明在人间鼠疫流行之前鼠间鼠疫流行，从而证实了腾冲鼠疫是人工流行的鼠疫。

　　很显然，盟军的报告所本即是本文上引诸文献。依据中国防疫专家的报告，盟军方面作出了疫情起于日军细菌战的大胆假设，并将人间鼠疫流行之前的鼠间鼠疫流行，解释为“人工鼠疫”，即利用人力撒播鼠疫杆菌导致的鼠疫传播。然而，中国的鼠疫防治专家并没有将滇西南疫情与日军细菌战直接联系起来，但他们一再强调的人间鼠疫之前的鼠间鼠疫，似乎与盟军方面观点的形成存在某种因果关系。

　　在1950年代中期苏联的鼠疫学家形成鼠疫自然疫源地理论之前，人们对于一个地区鼠疫疫情的寂灭与复活，相当不解。因此，将鼠疫疫情归咎为境外缅甸或日军细菌战，就顺理成章了。当时的调查员，为了使其调查符合这一预设的主题，不惜强解调查资料。这一缺失，为近年来鼠疫史研究中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