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衢州市区罗汉井的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直处于闭馆状态。然而,该馆馆长吴建平最近的心情却并不平静,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创系主任曹树基教授日前发表的一番言论,引发了包括吴建平在内许多细菌战受害地人士的强烈质疑。
事情起源于《新京报》旗下“文化客厅”微信公众号2月19日刊发了一篇名为《瘟疫与防疫:历史之假与现实之假的魔幻交替》的访谈文章,曹树基在接受新京报特约记者访问时语惊四座:“侵华日军的鼠疫战是建构的,并不是历史的真实”“尽管在十多年前,中国的细菌战官司在日本打赢了,但对我来说,所有的证据都经不住推敲”“揭开此事的真相,对中国人来讲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
《新京报》文化客厅官微截图
“曹树基教授作为知名大学的资深学者,其公开发表的言论,对本馆陈列的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构成严重影响,伤害了细菌战受害者后代的感情,我们必须予以回应,以正视听,向更多人揭露侵华日军犯下的人间极罪。”吴建平在接受衢报传媒集团啸报工作室独家专访时表示,侵华日军在衢州等地实施的细菌战行为,早已被日本法院所承认和认定,是衢州百姓亲历的真实国殇。
以下为专访摘要
如果对历史无知,那么历史随时将会重演
衢报传媒集团《啸报》工作室:能否先简单介绍下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概况?
吴建平: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所在地曾是衢州首批细菌战遇难者黄廖氏的故居。1998年,在细菌战受害者和有识之士的奔走呼吁下,建起了这座展览馆,主要目的是为了纪念衢州细菌战的遇难同胞和揭发日军发动细菌战的罪恶行为,后来进行了多次提升改造,达到了现在的规模。
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也是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关于日军为何要对衢州持续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学界也有不少研究,我认为,这与衢州同时拥有铁路和机场的交通战略地位有关。
1942年4月,美国空军成功实施轰炸东京的杜立特行动,其计划降落的中国机场正是衢州机场。一个月后,日军集中9个师以上的兵力,发动浙赣战役和地面细菌战,其目的就是对营救过杜立特突袭者的衢州军民实施报复,夺取浙赣铁路,破坏沿线的衢州、玉山等机场,消灭有生力量,制造恐怖的无人区,妄图使中国东南机场群失去作用。
衢报传媒集团《啸报》工作室: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馆长,我知道你的身份比较特殊,本身也是细菌战鼠疫受害者的后代,担任馆长是为了接过父辈的旗帜。
吴建平:确实如你所说,这个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馆长身份其实是一种志愿者角色。我退休后被衢州市关工委任命为关工委宣讲团长、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馆长。听上去头衔很多,实际上就是一名志愿者。
我妻子身体不太好,需要有人陪伴照顾,孩子又在重点高校攻读研究生,经济压力也挺大,可我为什么还要坚持和坚守这份志愿服务,这当然与我的家世有关。
2018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举行纪念活动,吴建平(右一)向参观者介绍细菌战历史。 韩强 摄
我爷爷是抗战时期的难民,浙北战事频发,便携妻带子从诸暨逃难到衢州。1941年春,我幼小的叔叔和姑妈死于日军制造的鼠疫。1942年春夏,浙赣会战中,日军入侵衢州,我的爷爷被日军用刺刀刺了七刀后丧命。父亲吴世根则死里逃生,随母改嫁,历尽战乱之苦。
这段历史被民国时期的衢州地方报纸报道过,曾任衢州市卫生防疫站站长的邱明轩医师在调查衢州细菌战历史时,正是凭借当年报纸上的报道,找到了我父亲。后来,父亲参加了由王选大姐担任团长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开启了长达10多年的对日诉讼漫长征途。
2001年初,父亲曾前往日本东京,作为衢州的细菌战鼠疫亲历者出庭,官司败诉后,他同衢州市原告代表杨大方,细菌战调查者邱明轩医师等一道,在当时衢县县城遭受日军飞机投下鼠疫跳蚤的旧址上,建起了这座历史展览馆。
2001年3月,衢州细菌战原告代表吴世根(右二)前往日本东京出庭BBC播出的纪录片《731部队》记录了这些场景。资料图片
前辈用苦难与勇气,建起了纪念碑和展览馆,我身为后代,就有责任去不断疾呼、大声讲述,将那些被害历史与被害意识传递给下一代,叙述还原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历史现场,为无名者正名,替无言者发声。
事实上,我们所背负的不但是个人的受难史,也是整个民族的受难史。现在,施暴的国家想要忘记,甚至扭曲那段历史,如果连受害者也沉默的话,那么真相将永远沉没。
杨大方老前辈曾经说过:“罪证立在那里,这一页就不容易翻过去!”每个人都是历史真相的一部分,别人身上的苦难,我们永远无法感同身受,但是可以静静倾听、默默记下,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
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去年接待的参观者超过4万人次。每逢清明节、抗战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等重大节日,我们还会举办纪念活动,央视《新闻联播》已经16次报道了这些活动。
央视《新闻联播》中的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资料图片
我很感谢那些愿意来此寻找真相的人们,记住历史,是为了不再让错误重演,但如果对历史无知,那么历史随时将会重演。
因此,当曹教授发表了这些“惊悚”的言论后,我当然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
日军在衢州空投了带鼠疫杆菌的跳蚤
衢报传媒集团《啸报》工作室:曹树基教授在访谈中,提出了一个疑问,怎么能够证明日军在衢州散播了鼠疫细菌?他认为日军飞机播撒的鼠疫杆菌,难以构成传播到人的路径。
吴建平:关于日军在衢州散播鼠疫的过程,原衢州市卫生防疫站站长邱明轩进行过专题研究,并出版了专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我们展览馆里的陈列,也主要参考了邱明轩的研究成果。2015年发行的《浙江省鼠疫防治史》一书,也对侵华日军发动的衢州鼠疫战史实进行了论述。
自1937年开始,日军就常常对衢州市区进行无差别轰炸。1940年10月4日这天上午,日军飞机再次来衢,防空警报过后,9岁的邱明轩随大人们从防空洞出来,看到日机扔下的是黄豆、粟米、麦麸、碎布、小纸包等物品。
我们的展览馆所在地属于富商黄石麟宅邸的一部分,有人从散落漂浮在天井鱼缸中的日军投下物品中,发现了跳蚤。尽管衢州地方当局组织了“焚毁一切空投物”的全城大清扫,但还是没能阻止灾难的发生。
空投发生一周后,衢城上营街、下营街、县西街等地陆续发现神秘死亡的老鼠,与此同时,同一区域开始有居民突患急症死亡。衢县卫生院的调查显示,死者在急病期间均有高热、畏寒、腋下淋巴结肿痛等症状。
不久后,又有一批患者发病,其中包括黄石麟的家人黄廖氏。衢县卫生院分别对患者穿刺取淋巴液染色镜检,均发现革兰氏阴性杆菌,判断为鼠疫。
根据衢县县政府的报告,浙江省卫生处等派员调查,进一步证实衢城的鼠疫暴发,是由日军飞机撒下鼠疫杆菌和带菌的跳蚤所造成的。
鼠疫疫情严重时,衢州全城封锁,火车、汽车路过衢州城时,非但不准停留,而且必须关紧门窗,快速通过。孤悬一隅的城内,死亡正日夜而降,无家可以安眠。
衢州地方媒体《大明报》曾这样描绘当时的城乡凄景:“田野无人迹,午夜多哭声,沿途只见抬棺材”……
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就是当年衢州鼠疫的亲历者。1941年,为避战火的金庸,流浪辗转来到衢州中学(现衢州一中)求学,不料遭遇了侵华日军的细菌战。
很快,金庸的同班毛良楷也不幸染上鼠疫。当其他人都避之不及,唯有作为班长的金庸与班主任姜子潢挺身而出,在黑夜中跟在担架的后面,相送毛良楷到衢江上的隔离船上,直至江边与毛良楷垂泪永别。多年后,金庸回忆道:“战争期间,唯一自觉有点勇敢的事就只这么一件。”
当时,上级军政部门均派遣了鼠疫防疫队到衢州,来衢的专家还包括还有后来参加常德鼠疫防疫的国际红十字会防疫专家伯力士博士。
时至今日,衢州因为是鼠疫历史疫区,疾控部门每年都会定期对鼠疫宿主动物、媒介昆虫及鼠疫疫情进行监测,随时警惕人间鼠疫的死灰复燃。
衢州现有不少民国档案可以显示,国民政府地方当局已经发现,浙江境内的鼠疫暴发与日军的飞机播撒有因果关联。资料图片
衢州地方媒体《大明报》曾这样描绘鼠疫疫情下的城乡凄景:“田野无人迹,午夜多哭声,沿途只见抬棺材”……资料图片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衢报传媒集团《啸报》工作室:曹树基教授在接受《新京报》特约记者专访时透露,他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忙于完成三篇关于日军鼠疫战的论文。他表示,今天的中国学术界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所笼罩,应该实事求是地好好做研究。他所做的这些研究,你之前对此是否有所耳闻?
吴建平:没有。我们目前没有看到曹树基教授所谈的这几篇新论文,关于他2006年出版的著作《鼠疫:战争与和平》,王选大姐倒是给我们大家一人买过一册,让我们学习。
非常期待曹教授能够早日将他的新的论文提供给我们,而不是通过公众媒体发表一些博人眼球,仅有结论性的谈话,我们需要了解的是支撑他结论的研究方法和所运用的资料,以及整个研究的论证过程。
衢报传媒集团《啸报》工作室:曹树基教授在访谈中提到了另一个质疑焦点是说有两个日本军人的资料存在漏洞,有虚夸与作伪。一个是曾经是731部队军医的论文集,另一个是前线的作战参谋留下的一部作战日记。对此,你怎么看?
吴建平:曹树基教授所谈的两位日本军人资料,由于他没有指名道姓,我们目前尚无法加以评论,但这恰恰说明他对待大众媒体发表观点是极不严肃的,既然他已经得出所谓细菌战是不真实的结论,那么他应该举出所依据的资料的出处,毕竟事关重大。
说到这里,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曹教授:他说他把我们细菌战诉讼的证据材料全部都看过了,不知道是在哪里看到的?是不是这几年王选大姐代表我们受害者赠送他的那些相关细菌战历史的书籍。实际上,那些书籍里的内容绝大部分都不是我们诉讼的证据材料。比如衢州细菌战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记录就还没有整理出版。我们也缺乏各种资源来做这项工作。
衢报传媒集团《啸报》工作室:曹树基教授称他从去年开始,就在关注浙江衢州、金华、宁波,还有湖南常德的侵华日军鼠疫战,你和他之间有联系吗?
吴建平:到目前为止,曹树基教授还没有与我们展览馆和衢州细菌战受害地人士有过联系。既然他有志从事细菌战鼠疫史研究,我代表衢州细菌战鼠疫受害者后人欢迎他来衢州进行田野考察,和受害者和亲历者面对面交流。就像古诗里说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对于学者提出不同意见,我们应该引起重视,但学者发表意见必须有根据,随便地扣上一顶帽子,比如“民族主义”,不但不利于推动细菌战历史研究的发展和进步,反而会伤害细菌战受害者及后代的感情。
这些年来,南京大学的学者及曹教授母校江西师范大学的学者都来衢州细菌战展览馆考察过,浙江省内高校的历史学者反倒是对此话题比较冷淡。
我们偶然会接待浙江省内的一些大学生,他们基本都来自王选大姐当年建立的细菌战调查大学生社团。衢州学院的师生曾经打算开展衢州鼠疫战研究课题,但很遗憾争取不到科研经费。从这点上说,我非常期待曹教授这样的著名高校学者能来参与衢州细菌战研究。毕竟,自邱明轩前辈去世后,衢州本地的细菌战研究便已中断。
2016年10月24日,日本著名反战组织“ABC企画委员会”发起的“细菌战最大被害地——浙江”寻访之旅来到衢州考察,在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调查团成员虔诚地依次进香、鞠躬,向死难的受害者,表达作为日本国民发自内心的谢罪与忏悔。李啸 摄
“细菌战诉讼的结果,是双方迈向和解的第一步”
衢报传媒集团:曹树基教授在访谈中特意提到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的情况,他表示自己的研究发现,并不会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
吴建平:我在这里需要严正声明的是,早在2002年8月,东京地方法院已经在对中国180名鼠疫和霍乱细菌战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的诉讼的一审判决书中,承认731部队的一切罪恶事实,对中国原告方提出的日本细菌战加害状况及中国平民受害事实全部予以认定。日本大报《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当时都以“731部队诉讼·认定细菌战事实存在”的大字标题刊登了判决报道,国际媒体也给予了广泛关注。
一审判决书分别详述了从1940年到1942年,日军细菌部队——731部队及1644部队在中国的衢州、宁波、常德、江山等地实施细菌战带来的居民受害情况。判决书指出:“衢州的鼠疫,逐渐传播到义乌、东阳、崇山村、塔下洲等周边地区,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2005年7月,东京高等法院在该案的二审判决中也承认:“1940—1942年,日军731部队及1644部队等……实施了细菌武器的实战(本件细菌战)。其结果,衢州、义乌、东阳、崇山村、塔下洲、宁波以及常德多发鼠疫患者,江山多发霍乱患者,造成多数人的死亡。做出承认这一事实的判断。”
当年中国原告团对日诉讼是通过230名日本律师组成的律师团代理的,提交法庭证据材料的组织和选取,都由日本律师团具体操作,因此绝大多数诉讼材料都是日文。法庭对于所有的证据材料均予以严格的审查。
而且,日本各级法院在做出判决后,作为被告方的日本政府,全面公开接受了判决结果,未提出上诉,用王选大姐的话来说,“细菌战诉讼的这一结果,应该说是在司法的层面上,代表了日本的国家最高意志,意味着日中两国和人民在细菌战历史遗留问题上迈向了和解的第一步。”
诉讼已经结束12年了,我们原告方和被告日本政府之间还剩下的问题,就是谢罪和赔偿,其中谢罪是最主要的,这是走向和解的决定性的一步。看这两天媒体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力,还在向日本国民谢罪。
那么,连日本政府都承认的事实,曹树基教授还提出质疑,称试图“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他到底想要挑战和证明什么?
遥想当年,意气风发的王选经常带着一拨又一拨中国老人,走上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大声控诉日本政府犯下的滔天罪行。图为1998年5月25日,王选带领细菌战对日诉讼衢州原告代表杨大方、薛培泽等走进法院。资料图片
上世纪90年代末,细菌战对日诉讼衢州原告团部分成员在衢城罗汉井5号细菌战死难者铭记碑前合影。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告代表和细菌战受害者正一天天凋零。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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