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率先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来源：中国军网   2019-08-29 14:56:52

　　核心提示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为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实，早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之前，中共满洲省委就已经根据中央“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反帝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斗争与反日游击战争。东北，也因此成为全国最早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地区。

　　1932年，提出“中朝满蒙众一致联合起来”

　　“东北是全国最早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地区，比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早4年。”本溪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孙诚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众所周知，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而形成的。而在东北，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民族矛盾激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1933年便应运而生。1933年1月26日，中共满洲省委接到 《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简称 《一·二六指示信》)这样一封信。信中不仅分析了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之后的政治形势，阐述了东北反日游击运动的性质和前途，还提出了党在东北的战斗任务和斗争策略。“信中的总策略方针明确指出‘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反帝统一战线’，这为东北率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明了方向。”孙诚说，当时东北的抗日力量十分散乱，仅南满地区就有数百股报有各种“字号”的反日义勇军和山林队，他们人数多寡不同，信仰主张各异，组织形式也不尽一致。

　　“从他们内部组织的领导职务称号便可见一斑。名号诸如‘马团’‘毛团’‘许团’等的抗日组织，组织内各级首领称为‘团长’‘旅长’等;另一些部队首领则被称为‘大掌柜’‘二掌柜’，下面还有‘炮头’‘总摧’‘字匠’等。”本溪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处处长崔维补充说，“这些队伍普遍说‘黑话’，有时几股力量为攻打某地也会暂时联合起来，即俗话所说的 ‘合绺子’。”

　　这些散乱的抗日组织之间的联合不仅缺乏计划性、组织性以及统一集中指挥，在合作的过程中，彼此间还存有戒心，都怕对方趁机消灭自己，加上有的时候存在利益冲突，所以他们更多的时候还是各自独立行动，很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一·二六指示信》 提出的建立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是在对东北各种抗日武装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它们各自不同的性质和特点进行联合，而且指出要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符合当时东北的实际情况。”崔维说。1933年5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后作出《关于执行反日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确定了东北党组织当时的中心任务是执行反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斗争与反日游击战争。“事实上，东北在此之前已出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势头。”孙诚告诉记者，中共满洲省委于1932年3月，在告义勇军书中提出的“中朝满蒙众一致联合起来”，为统一战线的建立做了铺垫。

　　杨靖宇是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早践行者

　　“谈及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不能不说杨靖宇，他是最早的践行者。”孙诚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确立之后，杨靖宇不计前嫌，以宽大的胸怀团结了许多反日义勇军、山林队。当时在磐北地区活动的“马团”“赵团”，都是旧武装队伍，早前都曾攻打过南满游击队，与游击队结有宿怨。一次，这两支队伍在板凳沟陷入了日伪军的包围，数次突围均以失败告终，形势极其危险。当时，杨靖宇正率队在玻璃河套活动，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决定率队助他们突围。出发之前，他对战士们说:“我们不能顾念旧怨，要以大局为重。救出马、赵二部，就是给抗日事业增加一份力量。”在杨靖宇的帮助下，“赵团”“马团”成功脱险，他们对此十分感激，同意联合起来一致对外。赵团长更是表示:“这回我算知道了谁是我的朋友，以后我姓赵的如果再有三心二意，对不起磐石父老，天理良心不容。”

　　经过杨靖宇的努力，许多反日义勇军、山林队逐渐向党领导的南满游击队靠拢。1933年7月，杨靖宇在桦甸八道河子附近主持召开了成立南满反日联合军参谋部会议，标志着南满游击队与其他反日队伍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1934年2月，杨靖宇联合17支抗日军和山林队，在临江县城墙砬子(今属江源县)召开抗日义勇军首领会议，并在会议上成立抗日联军总指挥部，发表抗日宣言:“我们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抗日主张，不分见解、信仰，枪口一致对外……我们一致联合起来!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在这次会议上，杨靖宇当选为抗日联军总指挥，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所属部队外，其他16支抗日义勇军改编为8个支队，整个抗日联军共约4000余人，标志着南满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为东北抗联队伍的最终组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东北乃至全国第一支以中共为领导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军队。”孙诚这样说。除了抗日联军，在东北，广大群众组织的反日会、农民委员会以及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队等也都参与到抗日统一战线之中。

　　1936年2月，杨靖宇等将领联合发表 《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则标志着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毛泽东对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给予充分肯定“我党领导建立的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先于全国，对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借鉴作用。比如在统一战线中党的独立性与参加阶层广泛性的关系，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的关系，以及统一战线采取何种形式等等。”孙诚说，“毛主席都对咱们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38年，毛泽东在接见美国记者王公达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那里也是民族统一战线，除共产党员外，还有其他的派别及各种不同的军队与民众，他们已在共同的方针下团结起来了。”“毛主席的话是对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公正、最到位的评价。”孙诚说。自从东北贯彻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来，南满地区的反日斗争呈现出一个新的局面:抗日联军开始主动向日伪军发起攻击。1934年，杨靖宇指挥第一军独立师及抗日义勇军“老常青”“赵参谋长”等部，在金川县痛击伪满军邵本良部。邵本良后来谈及此战时仍心有余悸:“当时红军大概500人，加上胡子共约1000人，的确不容易打，他们不像以前的胡子一打就跑，不管你怎样攻，他硬在山上不退。”1936年4月30日，杨靖宇又指挥一军一部和其他抗日山林队在本溪县梨树甸子一举歼灭邵本良一个加强营。“在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导下，东北抗联也迅速发展壮大。”孙诚说，“1936年以后，东北抗日联军人数最多时达3万余人，另外还有接受共产党指挥的抗日友军2万余人。”

　　1937年全国性抗战爆发后，东北的抗日活动成为全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后来东北抗日联军在日寇的疯狂进攻下，处境日益艰难，但是他们仍然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0年3月19日，抗日联军领导人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等提出东北抗日救国运动新提纲，仍然继续坚持这一政策。

　　专家谈孙诚 本溪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始于党中央，最先践行于东北地区。东北最早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全东北，3000万东北同胞饱尝国破家亡、骨肉离散之苦。驱逐日寇，收复失地，成为东北民众的一致愿望和共同使命。然而，相较于装备精良的日寇，东北的抗日力量多为散兵游勇，不但武器陈旧落后，而且相互之间还缺乏团结协作精神，在与敌人对抗的时候往往势单力薄，被动挨打。各股抗日力量唯有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才能痛击日本侵略者。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恰符合当时东北的实际情况，因此，东北的共产党人在全国尚未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在东北这个局部地区率先贯彻了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共同抗日。事实上，东北抗日联军就是东北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纵观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进程，足以证明，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几乎贯穿整个东北抗战史，且是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探访遗迹中共桓兴县委首次党员代表大会旧址

　　在桓仁满族自治县木盂子管委会仙人洞村西南1公里处，有几座相连的山峰，海拔不是很高，最高峰也就600米左右，最低的不过200米。当地人称这组山峰为骆驼砬子山或大砬子。在最低峰的北坡半山腰处，有一个天然的大山洞，洞内极为宽敞，大约有500多平方米。1936年5月上旬，中共桓仁特别支部就是在这个山洞里举行了桓仁、兴京地区首次党员代表大会。当时到会党员50人，正式代表45人。在那次会议上，出席中共南满省委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的桓仁县代表高维福、曾昭吉、黄宝山传达了中共南满省委“二大”精神、《南满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及杨靖宇、魏拯民的报告，并组建中共桓兴县委，民主选举中共桓兴县委委员。“由于当时参会的党员大多数不识字，大会采取苞米粒计票的方法进行民主选举。”崔维说，大会选举李明山为县委书记，朴金华等人为县委委员。与此同时，大会确定了中共桓兴县委六项主要任务:一是团结各界人士组成反日统一战线; 二是发展和领导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和反日会组织;三是发展和扩大党的组织，培训地方干部;四是筹粮筹款，支援抗联;五是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坚决驱逐日寇;六是加强群众政治宣传工作，清除奸细叛徒。另外，在当时游击条件下，由于中共桓兴县委未能公开，因而没有固定的驻地。根据组织安排，朴金华和李明山以夫妻的名义住在这里，县委的一些会议经常在这个山洞里秘密召开。1961年，这个山洞被列为桓仁县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