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问 窑洞对——黄炎培的延安之行
来源： 民国大校场 文/长袖   2020-05-09 10:59:00

　　《左传》中记载，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宋国发生洪灾，庄公派大夫臧文仲前去慰问。听闻宋愍公将洪灾归咎于自身，臧文仲深为感动，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其中，“悖”通 “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也被后人认为是能够揭示王朝兴衰的“历史周期律”。斗转星移，风云变幻。两千六百多年后，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讨论又一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战后中国的出路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连年战争，满目疮痍，人民疲惫不堪，和平建国是人心所向。但是国民党先是修改《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后又宣布将在1945年底召开“国民大会”，其独裁意图，路人皆知。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由是进入僵局。

　　为了促成和平建国，民主人士积极奔走，竭力斡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称，“我向来主张，抗战要必胜，建国要必成，必须完成三件任务，就是政府与民众合作，中央与地方合作，国民党与各党派合作。我呢，愿意尽一切力量协助它”。之后他的延安一行正是此主张的实践。1945年6月1日，蒋介石在其府邸招待黄炎培等人，希望赴宴的民主人士能够为促成国共和平谈判出一份力。6月2日，黄炎培、褚辅成、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七位参政员联名致电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与周恩来，表达了访问延安并为两党谈判搭建桥梁的愿望。毛、周很快回复，“欢迎来延安商谈国是”。

　　黄炎培(1878-1965)

　　7月1日出发当天，王云五来电称自己身体不适，不能成行。毛泽东和周恩来等10多位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黄炎培等一行六人。一见面，毛泽东与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愕然，毛泽东解释说，1920年美国学者杜威来中国作演讲，黄炎培在台上，自己在台下。黄炎培颇为感慨，没想到当时的芸芸听众中间有一位取得了如此成就。

　　中共领导人在机场迎接黄炎培等人(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那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中共想要对外发声，是十分困难的。中国共产党及延安的形象在国人心目中一直是模糊的、歪曲的。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开篇中所讲，“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因此，毛泽东将民主人士的延安之行看作是对外，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树立我党形象的一次机会。

　　黄炎培一行六人在延安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干净整洁的新房，对延安的精神风貌和物质生活有了大致的了解。令黄炎培印象深刻的是街道上的意见箱——谁都可以给毛泽东提意见，大家都能“直达上听”。

　　7月4日，在六位参政员将要返回重庆时，毛泽东问起此次延安行的感想，黄炎培提出了关于“历史周期律”的疑问。他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毛泽东肃然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两人之间历史性的对话发生在延安的一处窑洞里，因此，这次讨论也被称为“窑洞对”。

　　毛泽东与黄炎培

　　返回重庆后，黄炎培六人将中共方面关于国共商谈的意见向国民党当局“很坦白地据实报告”，完成了在国共间传递信息的使命。同时由其夫人执笔，撰写了《延安归来》。这本小册子一部分记述了延安之行的动机和观感，一部分是他在延安时的日记。此书出版后，向外界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延安，一时间洛阳纸贵，超级畅销，前后发行了十几万册。

　　《延安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