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黄埔怪侠”称号的统战干将——宣侠父
来源： 民国大校场 文/紫娟   2020-06-10 10:29:31

　　为期两月的黄埔一期生

　　1899年初冬，宣侠父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宣铁珊擅长诗词歌赋，功底扎实。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下，幼年宣侠父便打下了良好的文学基础。1916年，17岁的宣侠父考入浙江省立特种水产学院，后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得公派赴日留学资格。留日期间，宣侠父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积极投身留日学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22年被遣回国。次年，他在杭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宣侠父(1899—1938)

　　1924年初，国共第一次合作拉开帷幕。两党合作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在广州建立了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军人的军事政治学校——陆军军官学校，俗称黄埔军校。这年4月，受中共浙江省委派遣，25岁的宣侠父组织并带领石祖德、胡宗南等几位青年前往广州投考军校，并于6月入黄埔一期学习。由于他年纪长，阅历深，而且知识渊博、文采斐然，又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因此在同学中颇有威望。不过，因为他太有主见，加上年轻气盛，也极易成为学校当权者眼中喜欢“惹事”的“刺儿头”。

　　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主席台

　　开学近两个月时，蒋介石决定在学校成立国民党支部，但校内各级党组织未能完全按照民主的方式建立，结果，校党部与队的区党部均以选举方式产生，而分队党小组的组长则由校本部指定，以校长蒋中正的名义公布。对此，初入黄埔的新生们大都慑于校长威严，无人敢公开反对。

　　虽然宣侠父被指定为三中队区分部党小组组长，但在他看来，指定党小组组长的办法公然违背了民主的原则，他对此很有意见。一番思索之后，他毅然拿起笔，向蒋校长发起了挑战。

　　在给国民党特别党部的报告中，宣侠父义正词严地写道：“由校长指定党小组的小组长，不符合党的组织法，请收回成命，改由各小组选举自己的小组长。”并指出，对国民党的一切小组活动，蒋介石无权干涉。

　　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竟公然挑战自己的权威，蒋介石对此异常恼火。他以校长身份对宣侠父进行威胁恐吓，关其禁闭，但宣侠父毫不为其所动。虽有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总教官何应钦等居中调解、劝说，但都没有奏效。最终，双方水火难容，宣侠父被开除学籍，成了黄埔一期永久的肄业生。

　　陇藏地区统战工作的领头羊

　　宣侠父离开黄埔后不久，1925年，党组织安排他协助李大钊同志工作。考虑到宣侠父文笔好、口才佳，为充分施展他的特长，李大钊将其推荐到冯玉祥的国民军做文教工作。同年8月，宣侠父随国民军第二师开赴甘肃，次年以甘肃督办代表身份被派往甘南藏区开展工作。

　　陇藏地区为少数民族聚集地，随军途中，他极为重视少数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基层推进组织创建和革命活动。在西北重镇兰州，组建了甘肃省首个党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并担任委员。在工作中，他积极发展党员，壮大革命力量;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团结藏族同胞;以笔代枪，全力支持基层开展反封建反压迫斗争，迫使军阀马麒撤出拉卜楞藏区。后来，宣侠父将其在西北的这段经历写成《西北远征记》一书，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甘肃人民出版社再版的《西北远征记》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宣侠父离开冯部回到家乡，继续开展革命工作。1929年，他领导诸暨全县农民开展减租抗租斗争，并取得胜利。这自然又招来了国民党当局的忌恨，他们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宣侠父被迫别离新婚一天的妻子，逃离家乡。

　　此后的6年间，宣侠父辗转于济宁、武汉、张家口、上海、香港等十余个城市，充分发挥“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砖头精神”，积极投身统战工作，支持冯玉祥建立“抗日同盟军”，协助李济深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抗日统战工作中留下了一串串坚实的脚印。

　　斡旋于国民党上层的“眼中钉”

　　1936年6月，反蒋的“两广事变”发生，宣侠父作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员，随李济深、蔡廷锴等南下南宁，担任新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兼第六十一师参谋长。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又奉周恩来、叶剑英之命，北上西安，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工作。不久又转往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1937年3月，再回西安，协助周恩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后任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

　　1937年，宣侠父(前排左一)与徐向前(前排右一)、陈赓(后排左一)、左权在西安合影

　　因统战工作需要，宣侠父长期穿梭于国民党当局各个系统。凭借非凡的胆识、过人的智慧，加上性格开朗、善于辞令，他以独特的魅力赢得了一大批国民党军官的信任和拥戴，尤其是在国民党军队黄埔系成员，以及曾长期一同工作过的西北军及浙江系的上层军政官员中，有着很大影响。蒋鼎文、胡宗南等利用浙江同乡的名头，有意拉拢他站到蒋介石的队列中来，但均未得逞。

　　蒋介石一面感叹“我们这边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像宣侠父这样的人”，一面又将其视为“眼中钉”，非拔除不可。1938年4月，蒋介石指示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秘密制裁宣侠父”。

　　蒋介石为何这时要对宣侠父痛下杀手呢?这要从军统局上报的一份材料说起。原来，早在宣侠父调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上任伊始，蒋鼎文便特意嘱咐西安行营第三科科长、军统西北区区长张严佛(又名毅夫)，“宣侠父为人狡猾，难对付”，要注意防范、严加监视。张严佛领命后，动员各方情报力量专门对付宣侠父，将其“逆行”材料整理汇报给军统局。军统局据此列出宣侠父五条“罪状”呈给蒋介石，大致内容包括：

　　一、与发起西安事变的主要人物杨虎城的旧部有来往，有反中央、反蒋之心;

　　二、与左倾人物接触广泛，以抗日救亡之幌，煽动学生情绪，败坏学风;

　　三、以黄埔同学会为名拉拢关系，散布共产主义思想，动摇国民党军官思想;

　　四、公开发表和散布指责中央、诽谤委员长、破坏抗战的言论;

　　五、指挥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阴谋破坏活动。

　　蒋介石看到这些材料自然大为光火，不久即下达“秘密制裁宣侠父”的指令给蒋鼎文。蒋鼎文转而将此任务安排给张严佛，但因张已接到戴笠的调令到武昌军统局任职，便又将此委托给了继任徐一觉。徐一觉受命后立即部署，逐一落实行动人员。国民党特务经多次跟踪后，在7月最后一天的夜里，秘密绑架并杀害了宣侠父。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很快发现了宣侠父失踪的情况，党代表林伯渠派人多方查找，都没有结果。中共方面综合各方信息和种种迹象，判定宣侠父已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为此向蒋鼎文提出质询。蒋鼎文则以“正值国共合作一致团结对外时期，不可能动共产党的人”为由作掩饰，表示毫不知情。宣侠父的“失踪”遂成为一件长期得不到破解的悬案，直到解放后有参与此事的国民党特务交待罪行，宣侠父被害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宣侠父的“失踪”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转向积极反共的一个标志性事件。1939年12月19日，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在致军事委员会的电文中，引述了彭德怀此前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彭德怀说道：“自宣侠父失踪后，(国共)摩擦事件层出不穷。”对此，中国共产党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也对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939年12月19日，天水行营主任程潜致军事委员会电

　　宣侠父牺牲后，他为革命事业尤其是统战工作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并没有被遗忘。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在“七大”的会场上，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2015年，民政部公布了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宣侠父的名字赫然在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