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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上)
来源:黄土情联谊会   2020-09-22 08:45:54

  1  瓦窑堡会议

  从1935年5月起,日本侵略者在华北连续制造了河北事件、张北事件,迫使国民政府先后与之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这两个协定的签订,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南京国民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

  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将开始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

  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张浩从莫斯科来到瓦窑堡,张浩带来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的精神,还带来了1935年8月1日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主要精神。

  11月20日,张闻天从瓦窑堡致函正在根据地南线部署反“围剿”战役的毛泽东,通报了张浩来到瓦窑堡的情况,以及他带来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11月24日,张闻天和博古致电毛泽东,电报指出:估计敌三次“围剿”已经终结,建议开一详细讨论的会议。

  11月2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宣言还提出了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的十大纲领。

  《八一宣言》和中共中央11月13日、28日发表的两个宣言,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一二•九”运动爆发。这次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地爆发出来。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在瓦窑堡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凯丰,列席会议的有中央有关部门和陕北省委负责人李维汉、吴亮平、张浩、邓颖超和郭洪涛等。担任会议记录的是欧阳钦。

瓦窑堡会议旧址

  瓦窑堡会议就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问题进行了讨论。张闻天做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做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与会者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12月23日,毛泽东向会议做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会议当天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12月25日,会议讨论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共分为六个部分:(一)目前形势的特点;(二)党的略策路线;(三)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四)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五)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六)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决议指出:当前国内形势最基本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12月27日,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我们的党已经规定了自己的任务。”毛泽东指出:“革命的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毛泽东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会议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既说明了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之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为实现由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折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2  改变阶级政策

  在瓦窑堡会议召开前后,中共中央根据民族革命新高潮到来的实际状况,实事求是地调整了阶级政策。

  1935年11月25日,张闻天致函毛泽东,就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红军行动方针、改变对富农的政策等重大问题,征求毛泽东和前方领导人的意见。随函附送了张闻天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草稿等文件。

  12月1日,毛泽东在富县东村复电张闻天。就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这一问题,毛泽东指出:“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但决议上应指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对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农村中的党应善于领导与监督富农,严防为富农所领导。要指出当斗争深入时,富农必然转入地主阵线,这是中国半封建富农阶层的特点。对有劳动力又破产了的小地主阶层,在群众同意下应按富农待遇。

  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讨论改变对富农的策略。同一天,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指出: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形势下,“富农也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革命,或采取同情与善意的中立态度,不论是富农自己参加革命斗争,或采取同情甚至中立态度,对于我们现在不是可怕的,而是有利的”。

  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宣布改变对富农的政策,以扩大全国抗日讨蒋的革命路线。命令规定,富农之土地,除以封建性高额出租应全部没收之外,其余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土地之好坏,一概不在没收之列;富农之动产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高利贷出借者外,均不应没收;除统一累进税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之惩罚及特殊税捐;富农在不违反苏维埃法律时,各级政府应保障其经营工商业及雇用劳动之自由;在实行平分一切土地之区域,富农有与普通农民分得同样土地之权。命令同时还规定:富农仍无权参加红军一切武装部队,并无选举权。改变对富农的政策,是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公开纠正“左”倾错误的一个重大步骤。

  1936年4月4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发出《关于执行改变富农策略给各级党部与苏维埃政府的指示》,指出:“党与苏维埃的富农策略的改变,是为了适应目前的新的政治形势,为着更便利于集中力量对付目前的主要敌人,为着抗日讨卖国贼,为着消灭农村中的地主阶级、孤立地主阶级,为着更巩固的联合中农,为着发展农村生产。”指示要求:“正确的彻底的纠正过去决定错误的成份,还是目前许多地方的重要的工作。在改正后,土地、牲畜等,可由普通公地或没收来而未给分配的土地、牲畜,按其成份,尽量补偿,但不得再从群众手中抽去。”指示明确规定:“纠正成份,一定要经过支部会、乡苏主席团或代表会、贫农团等会议讨论,本村群众会通过,经区苏土地科批准后,才作有效。”指示指出:“正确纠正所发生的偏向,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各地党与苏维埃应有高度的阶级警觉性,去辨别事实,不使一个贫苦工农错定为地主富农,也不使一个地主富农假称贫苦工农。”

  在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后,中共中央也调整了对地主的政策。1936年7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保安召开。会议讨论了新形势下的土地政策,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指示共有十条规定。指示指出:“自去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苏维埃在土地政策方面作了许多重要的改变(如富农政策,小地主政策,分析阶级及一些特殊问题的决定等等),这种改变已经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在苏区里面已经收得实际的成效。但是,为要使土地政策的实施能够实现清算封建残余与尽可能的建立广大的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需要进一步的审查现施土地政策时,并给以必要的改变。”指示规定:“对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一律没收,没收之后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地主耕种份地之数量与质量,由当地农民群众多数的意见决定之。”对“生活情况很坏的小地主”的土地,“不应没收”。指示还规定:“商人兼大地主时,其土地部分照一般地主办理,但不得侵犯他的商业部分。”指示规定:“苏区内允许土地出租,但无论何种出租土地的业主,均须废除旧时残酷的和奴役的出租办法,一律遵守苏维埃政府所颁布的土地出租条例无有例外。”

  中共中央调整对地主的政策,改变了过去没收地主经营的商业部分,以及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以后,不给其分配耕种份地和生活资料等“左”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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