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下）
来源：黄土情联谊会   2020-09-22 09:38:13

　　在瓦窑堡会议前后，中共中央还适时调整了经济政策，其中包括工商业政策、劳动互助政策等。

　　1935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颁布了《关于发展苏区工商业的布告》，并在同年12月1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上予以刊发。布告宣布：“第一、把一切工商业的捐税都完全取消，甚至于连‘关税、营业税等均一概免收’。第二、苏区的大小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白区的大小商人也可以自由的到苏区来营业’。第三、除了粮食及军用品外，苏区的出产品均可自由输出。第四、允许苏区内外正当的大小资本家投资各种工业。”

　　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对工商业政策也提出了明确的规定，指出：要“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的减低租税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在红军占领的地方，保护一切对反日反卖国贼运动有利益的工商业”。1936年7月3日，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签署发布了《关于发展志丹市镇贸易的布告》，布告规定：“在志丹市(即保安县所在地)恢复从前逢五逢十的集市，并由苏维埃政府帮助设立消费合作社，与志丹市机关消费合作社，经常出卖食盐、布匹等群众日用必需品，规定每天都有出卖，就是不限定市集一次。”布告要求：“各区责成各区苏政府，立即帮助群众设立区消费合作社，分销食盐、布匹等，大批供给群众。”“责成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设立营业部，批发食盐、布匹等大宗货物，以供给各个合作社”，“责成粮食部，组(织)设立调剂局农业品收买处，凡工农群众要出卖的生产品，如粮食、豆、羊毛、羊皮等，都可随时拿到市面上来出卖，如卖不出去的，都由收买处一齐收买”。布告宣布：“自布告出示这一天起，一切买卖都只准使用苏票，严禁白票在市面流通。大家公买公卖，也不得故意抬高市价。”

　　中共中央在调整工商业政策的同时，对劳动互助政策也进行了调整。

　　1936年3月28日，西北办事处土地部部长王观澜签署发布了《关于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纲要》。纲要规定：“劳动互助社是广大农民群众一种自愿实行互相帮助耕种收获的群众组织。”“凡是农民(富农在内)只要自己愿意加入互助社，不论男女老少，都可加入为劳动互助社的社员。凡是社员，都有享受互助社新规定的特殊的权利”。“劳动互助社以乡为单位组织之，一村或二三个小村的社员则组织小组”。纲要规定：“互助社决定每天工资的标准，不应比普通的工资高，并要按照各地实际情形及分别农忙与平时来决定。”“决定工资要开社员大会，每工工资多少，由大多数社员意见决定。对于不能做农事主要劳动的妇女、儿童等社员工资如何，社员大会可单独决定(一般可较低些)”。“互助社还应调剂耕牛、农具。牛工可以抵人工，每个牛工抵二个或三个人工，由牛好坏和当地实际情况决定。”“工资可以每一月结束一次，或农忙将到时或过后结束一次”。纲要还特别规定：“互助社对于社内的红属，应实行优待，并须特别欢迎红军家属参加互助社。凡普通社员(非红属)帮红属社员做工时，不计工数，不计工资。凡红属的社员帮普通社员做工时，要计工数，计工资。凡红属的社员帮红属的社员做工时，大家都不计工数，不计工资，或大家都计工数工资。”

　　调整劳动互助政策，纠正了过去存在的强迫组织劳动互助社，以及不执行互利原则的错误做法。同时，又对优待红军家属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工商业政策、劳动互助政策等经济政策的调整，促进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发展。

　　4  调整社会政策

　　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改变了不适应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对一些社会政策进行了及时的调整。

　　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北办事处于1936年1月15日公布了《西北苏维埃选举法》。这一选举法同1933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公布的选举法和1935年10月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筹委会公布的选举法相比较，有以下重大的改变：第一，一切脑力劳动者(如医生、著作家、教员等)都有选举权;第二，雇佣工人在10人以下，资本在5000元以下之工商主也有选举权;第三，在苏维埃政府及各革命团体的工作人员，不论出身如何，均可获得选举权。选举法的修改，扩大了人民阵线的成分。

　　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在广大乡村普遍建立的贫农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一度具有政权组织的性质，承担过政权组织的任务。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对贫农团的性质和任务进行必要的调整，已是大势所趋。

　　1936年2月8日，西北办事处发布了《关于贫农团的组织与工作大纲》。大纲开宗明义地指出：“贫农团是广大贫农群众的组织，是土地革命的坚决实行者与拥护者，是扫荡农村中封建半封建势力，打击汉奸卖国贼的强大力量，同时也是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无产阶级的可靠的朋友，是苏维埃的支柱。”大纲回顾与总结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贫农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与历史经验，并指出：“根据苏维埃运动中对于领导贫农团的工作经验，依照陕甘苏区的实际情形，特颁布这一《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大纲指出：“贫农团不是纯粹一个阶级的组织，而是在革命政府(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等)管辖区域内广大贫苦群众的组织。同时，农村工人必须参加贫农团，组织工人小组，在里面起积极领导作用，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成为革命政权最可靠的柱石。”关于贫农团的组织形式，大纲要求：“加入贫农团以自愿为原则，那种按户派人的方式，是错误的。为了严厉防止地主、富农的混入，新会员应该按照分析阶级的标准，加以考查。”大纲规定：“以乡为单位来组织贫农团。乡贫农团之下分小组，不设村分会。小组可以一个村庄或附近的几个小村庄为单位，每个小组会员不得超过二十个以上，五个以下。”关于贫农团的作用，大纲指出：“贫农团的作用，一方面是为本身利益而斗争，另一方面是赞助政府，实现政府一切法令命令，而不是代替政府的工作。”大纲指出：“贫农团要注意中农的利益与权利，使中农环绕在贫农团的周围。”“在土地问题解决后，贫农团的注意重心就应移到怎样去增加土地生产，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畜牧业，改善自己的生活，充实革命战争物质供应而斗争。”大纲要求：“贫农团除夺取地主阶级的土地，发展农村经济，改善自己生活外，还要进行扩大与巩固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力量，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为自己的最后解放，为整个革命民众的利益而斗争。”大纲要求贫农团“帮助与强固自己的革命政府，坚决拥护与执行革命政府的主张、法令、命令，具体实现。排斥与反对反革命分子破坏革命政府的意见与行动”。

　　随着西征战役的开展和胜利，陕甘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拓展，民族与宗教问题也被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1936年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向回族人民宣告：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保护清真寺，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联合回族中一切武装力量，成立“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回汉两大民族亲密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

　　6月8日，毛泽东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正在西征前线的彭德怀等，指出：“中央决定回民工作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我们应站在帮助地位上去推动和发动回民斗争。”电报还提出了对回民工作的主要政策。

　　同年8月，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王首道和回族青年干部等组成筹备委员会，筹备成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10月20日，豫海回民自治县政府成立，回族雇农马和福当选为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回族自治县政权。

　　在重视回族工作的同时，中共中央还加强了对蒙古族的工作。1936年5月28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等：“你们取得宁条梁后，将进到蒙民集中地区，要特别注意执行中央对内蒙人民的宣传，扶助蒙民自决，而不是赤化，以建立北线上的缓冲地带。”同年5月，毛泽东致信盟克耳纪，提出：“蒙族内部事务，应由蒙族自己解决，国民党绥远政府不得借此挑拨离间;愿与蒙族人民团结一致，以实力援助其解放;蒙人自己组织政府，有应用自己语言文字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内蒙及国民党官员的欺凌压迫;将长城沿边各地如宁条梁等地划为通商地区，增进汉蒙商业的发展;愿与蒙族联合一起，缓急相助，共同打倒公敌。”

　　靖边县宁条梁一带是天主教在陕北的重要传教地。毛泽东同周恩来在1936年5月28日致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除对蒙族工作提出基本政策外，还特别指出：当占领教堂区域时，如俘得神父，应特别优待，不应侮辱。

　　6月9日，张闻天就西征中关于教堂区域工作方针问题致电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指出：“我们应需要教堂在原则上承认苏维埃政府的主权与苏维埃一切法律，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目前不应没收其财产，解除他们的武装，推翻他们的统治。目前我们着重于抗日救国的宣传与组织的工作，组织抗日救国会与改良人民生活的工作。目前不必立刻在教堂区成立苏维埃，而首先成立救国会。把教堂弄得太红在目前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目前的方针是在教堂区事实上成为我们与白区交通与通商的缓冲地带，对我们守善意中立的地带，这对我们更为有利。我们同那些神甫应该建立很好的友谊关系，以便利于我们同外面建立好的交通与通商关系，使他们为我们做一些好的宣传。”

　　中共中央关于民族自治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以及对宗教问题所提出的政策原则，有力地促进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新开辟地区的巩固和发展。

　　哥老会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内部及周边地区广泛存在的一种帮会组织。

　　1936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哥老会宣言》。宣言肯定哥老会自辛亥革命以来“光荣的事迹”，并指出：不管我们过去互相间有过怎样的误会与不满，我们现在都应该忘却抛弃，我们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共赴国难。“我们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7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

　　10月6日，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周恩来致函中共陕北省委郭洪涛、王达成、龚逢春等，指出开山堂是争取哥老会的有效方式，过去有些同志没有着眼于争取哥老会的广大群众。中共争取对哥老会领导的最基本任务是：将苏区的哥老会引导到保卫苏区的任务上来，将边境白区的哥老会引导到发展苏维埃运动上来，将一切哥老会会员统一到抗日救国的事业上来。为此，要求陕北省委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党内进行争取哥老会基本方针的教育。

　　在中共中央和西北办事处的指导下，全国哥老会代表会议于同年8月在保安县永宁马头山召开。会议提出了哥老会抗日救国十大条规，并通过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简章，选举产生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领导机构。

　　中共中央对哥老会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哥老会广大群众的团结，也推动了哥老会的逐步改造与走向进步。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全面调整政策，陕甘革命根据地出现了政治上民主团结，经济上充满生机，人民生活日益得到改善的大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