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后中共引领的重庆救国会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胡平原    2023-01-07 09:43:37

　　抗战前后,重庆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重庆救国会”),在中国共产党秘密引领下,将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井井有条,轰轰烈烈。重庆救国会,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渐形成,在抗日战争胜利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

重庆文化救国会演出抗日剧目一瞥

　　救国会的组织成立

　　1931年“九·一八”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全力推行反共内战和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当时共产党内又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到1935年5月,川渝地方党组织除个别保存外,都被国民党破坏,因此,重庆各界民众的反日斗争受到极大扼制。随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越过长城,踏进华北,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危险。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郑重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号召,这才推动了抗日运动的发展。当震惊中外的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重庆后,重庆各界民众闻声响应。譬如《商务日报》和《新蜀报》连日发表消息和文章,揭露国民党压制抗日、阻止学生爱国运动的行为,呼吁广大民众立即行动起来,抗日救亡,共赴国难。全市3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响应重庆大学学生的倡议,于12月24日成立了“重庆学生救国会”(简称“学联”),随即派出学生代表向国民党当局请愿,提出立即出兵收复失地,讨伐叛逆,严惩汉奸,保障爱国学生运动等6项要求。那些热血青年纷纷走向社会,高喊被长期禁止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积极开展爱国救亡活动。同时,“重庆市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发表《告本市学生书》,赞扬学生的爱国行动。重庆东水门码头工人也拒绝为日轮、英轮装卸货物,声援学生斗争。

　　奋发起来的人民群众,冲破了“救国有罪”“抗日犯法”的铁网,走向街头,唤醒民众,宣传抗日救亡。随即,国民党当局极力压制爱国学生运动,强令解散学联。但学生中的进步骨干,仍然继续联系,坚持秘密阅读进步书刊等活动。同时,在温嗣翔编辑的《商务日报》副刊周围,也聚集了一批进步作者和读者,他们以《商务日报》副刊为基地,发表进步文章,宣传抗日救国。随后《商务日报》公共园地又开展救亡与职业的讨论,吸引了职业青年中的一些先进分子,编者组织他们阅读进步书报,互相鼓励。此时,重庆还没有党的组织,《商务日报》接获从巴黎直接寄来的《救国时报》刊登的《八一宣言》,在进步青年中暗地传阅。几个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学习领会了党的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的主张,加之又受到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启示,他们便共同酝酿准备秘密成立救国组织。

救国会学习的《救国时报》

　　1936年春,从苏区脱险出来的共产党员漆鲁鱼来到重庆,积极寻找党的组织,他通过投稿方式结识了温嗣翔和他周围的进步力量。他们汇集在一起,共同研究“一二·九”后重庆的救亡运动情况,大家决定组织救亡团体。1936年6月8日,在漆鲁鱼寓所正式成立了“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重庆救国会”),参加会议的有漆鲁鱼、侯野君、温嗣翔(温田丰)、陶敬之、饶友瑚、陈和玉、李余等。会议推选漆鲁鱼任总干事,侯野君任组织干事,温嗣翔任宣传干事,陶敬之、饶友瑚任干事,组成干事会(抗战开始后,继续吸收了黄宇齐、郝文彪、杜延庆、黄觉庵、黄亦人等参加干事会)。

　　当时鉴于公开学联被解散的教训,决定救国会为秘密的组织,会员个别秘密吸收,在人民群众中尽量利用合法组织开展活动。

　　救国会成立不久,共产党员张曙时通过刘传福与漆鲁鱼(时任《新蜀报》编辑,后任主笔)通气,对救国会在政治思想上加强指导,要求重庆各界救亡力量联合一致,发展统一战线,把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结合起来开展活动。

　　在这个正确思想指导下,救国会的活动和影响日益扩大,陆续在学生、职业青年中和文化、妇女界都建立了组织,迅速形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

　　救国会的组成发展

　　重庆救国会由哪些单位构成和哪些人员参加呢?重庆救国会的领导机构是干事会,下属有“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学救”)、“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职救”)、“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文救”)、“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妇救”)4个团体。其中除文教是公开的以外,其余的都是秘密组织。另外,在他们周围还分别联系和团结了一些公开团体,开展公开的救亡活动。

　　重庆救国会成立时只有干事会和少数会员,在举办了“山付新文字暑期讲习班”后(山付为《商务日报·副刊》“商副”的谐音,当时推行汉语拉丁化,即新文字,故把“商副”称为“山付”),吸收了第一批新会员。

重庆学联救国会骨干成员留影

　　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救”。最初是由漆鲁鱼直接领导各校组织活动,没有成立全市的统一组织。后来由于援助绥远抗战募捐,抗议国民党逮捕并要求释放全国救国会“七君子”等活动,需要统一活动,因此,1936年11月成立了秘密的学救机构(即“学联”)。由刘传福任主席,温嗣懿负责组织,罗炽铺负责宣传。学救活动的方法是利用各学校的公开、合法组织,团结广大师生,开展救亡活动。当时学生联系的公开团体有:二女师的学生自治会、高工校的暴风歌咏队、巴农校的耕耘研究会、省女职校、巴男中、巴女中、治平中学、明诚中学等校的读书会,以及一些学校的同乡会、同学会、联谊会等。利用这些团体的名义吸收进步和中间状态的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选择积极分子个别参加救国会。通过广泛的活动,学救迅速在各校发展了组织。当时全市3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中,学校占优势的有20多所,使学生的活动主要掌握在学救手中。学救是救国会下属组织中最大的一个组织,它在重庆抗日救亡运动中,始终起着先锋作用。

　　职工救国联合会。简称“职救”。由干事会干事陶敬之(时任《商务日报》记者兼《公共园地》编辑),将《公共园地》联系的一批职业青年(主要是银行职员、练习生、商店店员、学徒)组织起来于1936年7月19日成立。成立前,大家进行酝酿,共同决定:为避免向国民党当局登记备案的麻烦,秘密职救的对外名称是半公开的“职业青年读书会”。成立时选举产生理事5人:翟廉为理事长,赵湘植负责总务,丁雪松(丁屏)负责宣传,李郁生负责教育,杨帆负责组织。另外,根据干事会决定:“职救”与“学救”共同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改造了少年部举办的“民众歌咏会”,成立了“自强读书会”。随后又利用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青年新闻学会”,广泛开展抗日歌咏、读书、讲演等活动。后来为了运用一个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名称,更广泛地团结职业青年,于1937年7月18日以秘密职教为核心,以银行职员、练习生和公司职员、商店店员为主要成员,成立了公开的“青年职业互助会”,以代替原来半公开的读书会。

文化救国联合会部分会员留影

　　文化救国联合会。简称“文救”。经过半年多酝酿,根据上海、成都的先例,由《商务日报》副刊、《新蜀报》副刊、《大江日报》副刊、人力周刊社、春云社等报刊发起组织,于1937年5月16日成立。成立大会选出金满成、漆鲁鱼、黄宇齐、肖崇素、陈彝荪、温嗣翔、李华飞、毛一波、侯野君、赵铭彝、李开先、陈凤兮、许可经、刘稚德(沙金)等为理事,推选金满成为主席。抗战爆发后,救国会系统的抗日救亡组织有很大发展,并争取到一定合法地位,为进一步扩大群众基础,文救于同年11月23日改名为“重庆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协”)。在“文救”和“文协”领导下,先后举办了1937年暑期文艺讲习班,成立了“文艺研究会”“移动演剧队”“儿童演剧队”“课余农村宣传队”“怒吼剧社街头演剧队”。1937年底,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国民党当局对抗战动摇,强行解散“文协”。经过谈判,1938年1月27日,文协改为“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文化界支会”,除演剧队外,其他各团体逐渐转为隐蔽活动。

　　妇女救国联合会。简称“妇救”。抗战前夕已着手酝酿筹备,1937年8月2日正式成立。这是为了加强妇女工作的领导而成立的。“妇救”的领导成员有丁雪松、陈奇雪(陈红藻)、陈玉和、吴永英、朱斯白、王光娣、闵庶佳等。随后,“妇救”利用合法名义,于8月16日公开成立了“重庆妇女抗敌后援会”。不久,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为利用宋美龄的慰劳会的招牌去抵制各界抗敌后援会对抗日力量的控制,便于12月1日将重庆妇女抗敌后援会改名为“中国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重庆分会”(简称“重庆妇女慰劳分会”)。妇救会的骨干都参加了重庆妇女慰劳分会工作,形成实际上的领导核心。重庆妇女慰劳分会有执委会,负责人是进步文化人士李兰。主要任务是广泛发动各界妇女,特别是中上层妇女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救国会抗战前的活动

　　抗战前夕,国民党禁止抗日,救亡运动成为非法,救国会的活动受到极大限制。为了在秘密状态下打开救亡运动的局面,救国会首先通过各种关系,利用当时重庆主要的两家报纸《商务日报》和《新蜀报》作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合法阵地。后来,舆论阵地还逐步扩大到了《齐报》《人力周刊》《春云》等报刊。救国会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会、读书会,把要求进步的青年组织起来,形成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在此基础上,群众性的救亡运动如火如荼,主要开展了以下的具体活动。

　　1.学习党中央文件,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救国会成立后,文化界和学生中的进步青年,通过外地的党员和国外进步刊物,获得了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文件。他们互相传阅,并翻印散发宋庆龄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声明,以及斯诺的著作《中国的新西北》等进步书刊,在进步青年中传播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特别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在漆鲁鱼领导下,组织救国会骨干成员学习、领会、讨论、宣传中共中央制订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

　　2.举办“山付新文字暑期讲习班”。1936年7月12日至8月16日,救国会以《商务日报》副刊名义,举办了“山付新文字暑期讲习班”,参加学习的有90多人。讲习班只有少量推行新文字的课程,主要是讲述国际国内形势,宣传抗日救亡,并传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发展规律和辩证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帮助学员选择革命的道路。讲习班培养了一批革命积极分子,讲习班结束后,吸收20多人参加救国会,成为救亡运动的骨干先锋力量。

　　3.反对日本非法在成都设领事馆。1936年8月,日本力图把侵略势力延伸进四川,妄想在既无日侨、又非通商口岸的成都设立领事馆。全国人民尤其是川渝人民坚决反对。因此,成都和重庆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声势浩荡的“反日在成都设领事馆”的斗争。重庆8月18日在巴县党部召开了“重庆市江巴各界民众反对日本非法在成都设领事馆大会”的成立大会,大会决定:分6个组分别向党、政、军当局请愿,并组织60个宣传队到郊区、工厂、农村进行抗日宣传。蒋介石和地方实力派刘湘都想利用这场斗争互相削弱对方,都派出了自己的心腹和爪牙参加这个机构。救国会也通过陶敬之以记者身份,带领职教骨干赵湘植和杨帆,参加了这个机构的工作。日本人岩井到重庆,曾打算组织游行示威,没有成功,但广泛发动“学救”“职救”成员参加并领导了一部分宣传队,大张旗鼓地到各地开展宣传。重庆各界民众的宣传、请愿活动,积极配合成都人民的斗争,挫败了日寇在成都设领事馆的政治阴谋,同时对广大群众进行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4.举行鲁迅先生追悼会。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于1936年10月逝世,噩耗传来,人们万分悲痛。而国民党当局却力图缩小鲁迅的影响,只准宣传鲁迅的前半生。救国会决定通过纪念鲁迅着重宣传抗日救亡,并且以鲁迅为旗帜号召组织起来。于是,《商务日报》副刊从10月24日至29日,连续6天刊登了《追悼鲁迅先生专刊》。漆鲁鱼针对国民党贬斥鲁迅先生后半生的谬论,写了《鲁迅先生思想考察》,着重颂扬鲁迅的后半生,但文章的下半截被新闻检查所“免登”。救国会决定联络文化界召开追悼会,进一步扩大鲁迅先生的影响,并筹建“文化界救国联合会”。为取得广泛支持,争取了工商界知名人士温少鹤等为发起人。鲁迅先生追悼会于11月1日在重庆市商会礼堂召开,参加者有报刊编辑、记者、工商界人士、学校教师、学生、职业青年、工人等共300多人。为争取合法,温少鹤邀请了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参加,被推选为大会主席,漆鲁鱼在会上讲了话,热情赞扬了鲁迅战斗的一生,号召大家要以鲁迅先生反抗黑暗势力的大无畏精神为榜样,团结起来,为抗日救亡、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这一次活动,取得了联合各界纪念伟大文人鲁迅、宣传抗日救亡的成功。这一活动影响极大,意义深远!

学国会学生举行示威游行

　　5.援助绥远抗战募捐。1936年11月,傅作义部队在绥远奋起抗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救国会在《商务日报》副刊上,联合文化界知名人士20余人,郑重刊出启事,发动各界援绥募捐,同时发动“学救”“职救”统一行动,分别组织劝募队,到街头、乡镇、娱乐场所、公司银行进行宣传募捐,妇女界举行了援绥募捐游艺会,仅3天就捐得8000余元;工人、农民把自己低微的收入也捐献出来;巴县女中全校同学绝食一天,以伙食费作捐献。救国会经办的“知识服务社”,绘制出版了《绥远抗战形势图》,在重庆市出售、宣传,将所卖的钱全部捐献。这一次抗日募捐活动,对抗日军队是有力的支援,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推动了更多的民众加入到抗日的救亡行列。

　　此外,还举行了抗议国民党逮捕并要求释放全国救国会“七君子”的活动。为避免暴露和遭到镇压,救国会采取了统一部署,分散宣传和散发抗议信函。对“西安事变”也作出了正确宣传,又进行了救济四川旱灾募捐,并组织了慰问队到刘湘办的反省院,慰问绝食的“政治犯”,使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不久,由于形势变化,反省院也解散了。这一系列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正确的方法,为下一阶段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救国会抗战后的活动

　　抗战后,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国团结一致的抗战局面逐渐形成,重庆的政治环境有所好转,尽管国民党被迫抗日,力图限制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但当时客观形势是国难愈深,民众日醒。加之武汉沦陷前后,许多全国性的抗日爱国团体先后迁渝,抗日阵容不断扩大,同时,当时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因而救国会的活动更加广泛深入人心,抗日救亡运动出现新的高潮,抗日活动如火如荼。这一时期,救国会通过各个纪念日,充分利用公开、合法形式,开展了大量的宣传活动,其活动具有以下特色。

　　1.声势浩荡,形式多样。抗战爆发后,重庆民众反日斗争声势浩荡。1937年“九·一八”6周年纪念日,救国会发起举行了由800人开始,最后汇集到3000多人的歌咏大游行。1938年“七七”和“八·一三”周年纪念,救国会所联系的14个青年团体,发起组织了盛大的纪念会和上千人参加的火炬游行,轰动了整个山城。1937年至1938年间,抗日戏剧和歌咏活动特别频繁,救国会系统的各个演剧队,协同陆续从外地来重庆的全国性戏剧团体共20多个,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举行大型戏剧公演70多场次,演出剧目50多个,集中揭露了日寇在华罪行,同时,歌颂了中国人民的反日爱国斗争,观众达到几十万人。

　　另外,以救国会成员为骨干的各救亡团体的宣传队、歌咏队、演剧队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开展活动。如遍及城市、农村演出街头剧,张贴壁报、漫画、慰劳、募捐,举办暑期文艺讲习班、文艺研究会、战时知识训练班、救亡图书室、平民识字班、平民夜校。以及邀请中共吴玉章、邓颖超和知名人士沈钧儒、史良等主讲的定期讲演会等,各种形式紧密结合,广泛宣传联合抗日和抗战必胜的道理。

　　2.很有规律,较为深入。“七七”之后,救国会利用每个国耻纪念日和“三八”节、“五一”节、“双十”节、戏剧节等节日和假日(如星期日和学校的寒暑假),开展经常性的宣传活动。以此同时,活动不断深入。各救亡团体不仅活动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茶楼酒肆和娱乐场所,而且深入到农村田坝、山坡。不仅活跃在山城的城区和郊区,而且远征到重庆的东、西、南、北,如长寿、涪陵、丰都、万县、江津、綦江、北碚、合川等地。不仅活动在学校师生中,而且深入到兵工厂的工人、川军的士兵,以及工商界人士、甚至华侨巨商。

　　譬如,1937年11月,以救国会成员为骨干组织了170多人参加的宣传队,到磁器口地区的兵工厂和机械制造厂宣传,演出抗日戏剧,高唱抗日歌曲和街头讲演,引起广大工人、家属、男女老少的共鸣。又如,1937年秋,华侨巨商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组织“虎标永安堂抗日宣传队”,救国会骨干应考参加了宣传队,到下川东7个县宣传演出,沿途深受群众欢迎。再如,1938年6月,国民党川军67军奔赴抗日前线,救国会组织了“六七战地工作团”,随军到鄂东平原向部队和沿途群众宣传、演出,并在67军举办了学兵训练班,在学兵中培养了一批抗日宣传积极分子。

　　3.活动更加公开化、合法化。抗战爆发后,抗日成为合法,各种救亡团体随之成立。国民党当局于1937年成立了官办救亡组织“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八·一三”后,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他们力图把民众的爱国斗争控制在他们所容许的限度内。抗日阵营中的斗争更为复杂,救国会因势利导,利用合法名义,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注意保持“救国会”组织秘密性的前提下,将救国会系统的分支机构挂上官办组织的衔头,或派救国会成员参加官办组织,掌握部分领导权,充分利用各种合法条件,使救亡运动更加公开化、合法化。

　　譬如,1937年底“文协”被迫解散后,于1938年1月利用抗敌后援会的合法名义,成立了“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文化界支会”。又如,1937年12月,“妇救”利用宋美龄的慰劳会的招牌,成立了“重庆妇女慰劳分会”。再如,1937年10月利用庆祝“双十节”的名义,由“战时书报供应所”出面,邀请40多个学校、团体参加,借用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办的英年会大厅举办的抗日壁报展览等。这一时期,救国会在复杂的斗争中,渗透到许多公开、合法的救亡组织,巧妙地推动着救亡运动的工作。这些活动,一直坚持到1938年底,声势浩荡的民众救亡运动,已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使国民党当局深感难以控制。

　　救国会的重要作用

　　重庆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的成立、发展、活动,全都是在中共党员漆鲁鱼等领导下进行的。它在重庆抗战的革命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救国会青年奔赴抗日前线

　　1.为重庆成为抗日大后方创造群众基础。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重庆党组织已被国民党彻底破坏,而民族危机日甚一日,国民党当局和地方军阀却极力压制民众的反日斗争。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成立了重庆救国会,顺应历史发展需要,擎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依靠民心,领导民众,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形成。这就使抗日大后方的重镇重庆,并未因党组织被破坏而中断反日爱国斗争,而且从“一二·九”之后兴起的群众运动,还能持续地发展下去形成高潮,为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在重庆全面开展活动打下基础。同时,救国会的活动和影响不仅遍及山城,而且扩大到附近县区和川东一带,为促进川渝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2.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输送了新生力量。重庆救国会在各项活动中,注意结合形势,尤其是在形势转折关头。譬如,“西安事变”后,武汉沦陷前后,针对国民党的各种谬论和群众的思想情况,及时宣传党关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坚持抗战到底的精神。因此,在火热的斗争中锻炼和培育出一代新人,救国会的成员和它团结的进步群众,他们中的许多人觉悟不断提高,积极要求入党,渴望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救国会于1937年底到1938年上半年,分批输送了100多名会员和青年去革命圣地延安和抗日前线。他们经受了中国革命历史若干转折的锻炼和考验,这些会员大都成为革命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3.为重庆党组织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重庆救国会不仅注意宣传党对抗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积极引导抗日骨干学习《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大众哲学》《辩证法入门》《政治经济学》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读物。同时,经常宣讲党的基本知识和传授与敌人进行地下斗争的经验。因此,使抗日骨干不仅具有抗日思想,而且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许多人初步具备了党员的入党条件,这就为重庆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做好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重庆救国会领导人漆鲁鱼

董必武为漆鲁鱼题诗

　　1937年底中共重庆市工作委员会成立后,首先在救国会骨干中发展党员。1938年6月,中共重庆市委正式成立,在党的组织大发展中,救国会成员是发展党员的主要对象。到1938年底,救国会的成员大部分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进而成为党的各级组织的革命新生力量。

　　重庆救国联合会在抗战史上所起的积极重要作用,中共中央给予了充分肯定。1938年5月,在抗大召开过一次重庆去延安的救国会成员座谈会,抗大主任张际春同志听取了救国会的汇报,并在会上讲话给予肯定和鼓励,会后给中央组织部写了报告,请求中央派去干部加强领导,得到肯定的答复。在抗大第四期的毕业典礼上,李富春同志在讲话中肯定了救国会的成就。

　　1961年12月,董必武用遒劲的笔力在宣纸上题诗:“少习岐黄业,长为马列徒。活人兼活国,无忮亦无虞。抗日能从众,持躬若守愚。鸣琴事已治,刻石信相孚。”对重庆救国会领导人漆鲁鱼给予高度总结和评价。共产党员漆鲁鱼善于结合当地革命群众,并团结其他地下党同志,创建并正确地领导了重庆救国会,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卓绝贡献。而救国会成员陶敬之、李茂林、刘鸣寂、饶友瑚、鲜国学、周国仪、袁美云、何贵前等同志,在前线、在监狱同样为革命贡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值得党和人民永远敬仰和纪念。

　　1984年7月2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组通字(84)22号通知指出:“重庆救国会是我党在白区直接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其成员的革命工龄应从参加之日算起。”表明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重庆救国会的会员,并给予救国会会员的政治荣誉和生活待遇。

 

　　(参考资料:《重庆文史资料》《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等)

　　作者:胡平原(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纪实文学学会会员,重庆市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口述巴南党史》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