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工作
来源：统战新语   2023-01-11 09:07:15

       七七事变，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全面成熟并取得巨大成功，毛泽东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党的三大法宝著名论断。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边区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权，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坚持和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人民革命力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壮大。

南方局机关即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处于十分艰难的时期。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为书记，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常委。南方局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的机构，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南方局处于秘密状态，其领导人对外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出面活动。南方局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通过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渠道，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与国民党内各派人士的团结合作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王若飞等代表中共中央多次同国民党谈判，表明共产党对国共合作抗战的诚意，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进攻进行坚决斗争，从而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维系了国共合作的局面。南方局重视同国民党内民主派人士的联系，团结和推动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南方局领导人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谭平山等国民党左派视为知己，经常征询他们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周恩来等人与冯玉祥、李济深、王昆仑、朱蕴山、朱学范、李德全等经常交往，与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的张治中、邵力子、贺耀祖等人也经常往来。1941年夏，在周恩来提议下，一部分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国民党政府中担任幕僚的进步人士，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参加者后来发展到200余人。小民革的成立及其活动，对争取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分化国民党顽固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进而推动国民党民主派组织起来，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1937年春，周恩来(右)、叶剑英(左)与张冲(中)在西安七贤庄

　　20世纪30年代，张冲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他曾策划上海《申报》等国内主要报纸相继刊出所谓的“伍豪事件”(伍豪是周恩来在白区工作时化名)，诬陷周恩来脱离了共产党组织，以蛊惑人心。西安事变后，张冲与周恩来成为国共谈判的主要代表。为了团结抗战，周恩来捐弃前嫌，不咎既往，让张冲深为感动。张冲为两党合作不懈努力，与中共建立秘密电台联系，置顽固派攻击陷害于不顾，凡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或蒋介石要见周恩来，都积极安排部署。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面对国共两党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张冲极力弥合。同年8月不幸病逝，周恩来写了“安危谁与共 风雨忆同舟”的挽联，并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讲，高度评价其为爱国志士。周恩来说：“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属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双方都以“敌人所欲为者我不为，敌人所欲不为者我为之”的准则互相勉励，互相提醒，进而增进了信任，加强了友谊，为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

　　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同国民参政会中的各界知名人士广泛联络，加强了解，并同他们一起为促进全民族抗战和国内民主提出许多提案。南方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积极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著名知识分子交朋友，经常就国际国内形势、坚持团结抗战的大局交换意见，对他们给予很多支持和保护，如领导和参与营救马寅初出狱活动，支持章伯钧、左舜生等人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等。1943年2月，在南方局支持下，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等在重庆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后筹建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4年，李济深、何香凝在广西从事抗日民主活动，为另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些中间党派的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在对国民党失望的同时，深感进一步组织起来反对内战独裁和争取民主之必要。1月中旬，章伯钧、丘哲等代表中间党派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找到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沟通，请求中共能对将要成立的统一组织给予支持，周恩来当即表示积极赞同。随后，中共南方局利用各种资源竭力扶持、宣传中间党派，并在经济上给予了切实的援助。3月19日，包括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及社会贤达在内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救国会于1942年1月正式加入。民盟的成立，加强了中间党派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民主力量的团结，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最可靠的朋友。

　　开展民族资产阶级工作

　　1940年1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统战委员会经济组，与民族工商界建立广泛经常的联系，帮助和直接领导工商界建立了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等团体。周恩来、董必武多次同卢作孚、康心如、余铭玉、吴晋航等民族资本家交往，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鼓励他们发展生产，支持抗战。

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办公室工作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许多民族工商业人士积极参加大后方民主运动，以个人、联名或团体名义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当局真正实行民主。

　　抗战初期，沈钧儒的儿子在重庆办画展，黄炎培在其中一幅《岁朝图》上看到茅台酒，联想到国民党的报纸曾报道红军战士长征中在茅台镇酒池以酒疗伤的事，就在画上题诗：“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买下此画。当时南方局经费紧张，购买小画家作品，大家都不理解。周恩来说，这幅画联系到两位重要民主人士，今后可能有用。1945年7月，黄炎培等6名参政员访问延安。当他走进毛泽东的会客室，第一眼就看见了《岁朝图》以及自己的题诗。他感慨共产党人真是拿他们当朋友，所以才直言坦陈“周期律”。多年后，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在他的回忆录中专门提到这幅画的事情，由衷感叹道：“周恩来搞统战，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细数吾党同仁，难有与其相匹敌者也!”

　　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

　　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会见川康地方实力派刘文辉，向他分析抗战形势和介绍共产党的主张，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同共产党配合，并表示愿意在政治上对他们给予支持。后中共中央又派人从延安到雅安，同刘文辉建立联系。刘文辉后来秘密参加了民盟、民革，积极从事反蒋民主运动。1940年12月，周恩来派员到云南卢汉的第一集团军做统战工作。后又派员同龙云联系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并建立专门联络的电台。龙云秘密参加了民盟，使昆明的民主斗争得以广泛开展，被誉为“民主堡垒”。另外，对贵州、广东、广西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争取、团结和教育工作。

　　开展各界人士统战工作

　　1939年4月6日，天主教爱国老人马相伯百岁诞辰，中共中央致电祝贺，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5月，周恩来在汉口专程访问了基督教人士吴耀宗，向他表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周恩来还为南岳祝圣寺和尚暮笳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叶剑英出席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会等活动。

　　建立香港统战工作委员会等组织，以香港为枢纽和基地开展港澳统战工作，争取海外侨领，扩大对海外华侨的抗日宣传，组织海外华侨回国抗日。南方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还经常同外国驻华使节、援华机构人员和新闻记者会晤，广交外国朋友，以大量确凿的事实及文字资料说明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内战的阴谋，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中国团结抗战，努力扩大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举办进步文化活动

抗战时期南方局工作人员演唱抗战歌曲

　　南方局把大批电影、戏剧工作者组织起来，成立中华剧艺社，上演进步戏剧。当郭沫若因创作《屈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种种攻击和迫害时，周恩来挺身而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道义上给以支持，在安全上进行保护。南方局大力支持老舍主持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团结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导演和演员，培育了许多文艺新秀。面对皖南事变后的险恶环境，南方局对大后方的文化工作者采取了保护措施，把大批进步作家等文化人送到延安或香港，成立以廖承志为首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加强党对进步文化工作的领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香港，周恩来指示有关同志尽快将留港的文艺工作者转移到安全地带。

　　开展群众工作

　　在做中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南方局注意以工人、农民、青年、妇女为主要对象的群众工作，开展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民主权利的具体斗争。皖南事变后，还提出了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要善于使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党外的联系与党内的联系相结合等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南方局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在抗战时期团结和领导人民群众同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推动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发展，提高共产党在全国的威望和世界的影响，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并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