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定力与策略运用
来源：团结报 文/杨跃进    2024-05-27 14:26:42

　　【精彩提要】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尽管中共中央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定位为一种策略，但在抗日战争中，从统一战线所包含的内容看，其战略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战略性意义，而实现它的战略性，就必须保持它的战略定力，这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而如何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性并保持其战略定力，其政策策略又如何运用，需要加以研究探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性问题

　　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一种战略，在中央的政策文件中并没有明确表述，而一开始是作为一种策略提出来的。如1935年10月中央在《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中指出，“党决定实现抗日讨蒋的任务，总的策略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延安时期资料选编(统一战线卷)》上册，第11页，2013年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那么，本文为什么要强调统一战线的战略性呢?

▲瓦窑堡会议会址

　　笔者认为，虽然中央文件中并没有关于统一战线的战略表述，但它的战略性意义是客观存在的。或者说，中共中央虽然没有在文字上提出统一战线是一种战略，但并不等于否定统一战线具有战略性。从党史文献看，当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时，这个策略的具体内容更像是工作措施与方法;而在阐述这一策略的重要意义与目的时，反倒显现出统一战线的战略性内涵与意义。如中共中央1935年发表的“八一宣言”中指出，愿与社会各党各派、社会各界同胞携手抗日救国，组成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而这个国防政府的代表则“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延安时期资料选编(统一战线卷)》上册，第5页，2013年版)张闻天指出，“教育我们的同志，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要“朝统一战线的政权(抗日联军、国防政府)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指出，抗日的形势，已“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延安时期资料选编(统一战线卷)》上册，第16页、第57、39页，2013年版)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仅是一个策略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全局、关系长远、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战略问题;它已不是一时的政策调整，权宜之计，而是一个涉及社会各行各业、各层各界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具有方向性的共同纲领;它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服务性政策或工作措施，而是与党的中心工作、与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智慧、大战略，或者说，党的中心工作、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本身就有丰富的统一战线的内涵意义。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重要文献中，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关于建立新中国等重大问题的论述上，都包含着统一战线的价值意义。因而，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特别是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每每表现出其重大的战略意义。这一战略性之所以能够呈现出来，最根本的就在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代表与反映了中国社会各层各界的意愿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这种战略性在全国抗日浪潮风起云涌中应运而生，有理论、有政策、有实践，如同一根红线贯穿于整个抗日战争中。

　　实际上，随着抗日战争的推进，毛泽东等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如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论持久战》等文献中，把统一战线视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视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1939年在向陕北公学同学的讲话中还特别提出，统一战线是一大法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略的，又是策略的。这无疑讲出了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和作用。1938年，任弼时、陈绍禹在关于抗战形势的报告中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长期的，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策略上的改变，而是带着战略上改变的性质。(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第122、123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后来邓小平在1951年3月《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的报告中指出，“固然，统战工作有其策略性，但更主要的是它的战略性”。(《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87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很显然，这些思想认识已直接把统一战线的战略性表达了出来。

　　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定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关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但在统一战线中存在着矛盾斗争、摩擦破坏和各种干扰，因而如何保持、坚守和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定力就显得至关重要。在抗日战争中，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定力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综合起来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做法是：政策上的引领，行动上的楷模，推动抗日民主，运用好政策策略。

　　一是政策上的引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中共中央根据世界与中国形势的分析判断，很快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于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就把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第15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作为党的一项紧急任务。随后的几年里，在中共中央的各种文献中都把建立统一战线问题摆在重要位置。尽管这个时期中共对统一战线的认识理解还有“左”的影响，还不成熟，还不科学完整，但对于建立统一战线是明确坚定的。随着全国抗日救亡的浪潮兴起，中共中央对建立统一战线的认识越来越准确、清晰和完整，因此，1935年12月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王稼祥、董必武等人发表大量的宣言、指示、讲话和文章，对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独立自主、策略原则等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论述，对于全党把握原则分寸，消除“关门主义”影响，保持战略定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摩擦破坏，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暂时的困难挫折时，中共中央都及时发出指示和决议，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坚持团结抗战，开展广泛的统战工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比如，1939年中央在给统战部的指示中，要求各分局、各省委市委把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经常性的工作;1940年中央在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中重申强调，统战工作必须广泛，而在友军中则必须扩大交朋友工作;1943年毛泽东等发出关于主动加强统战工作的指示，强调“应不放松每一机会和每一小的事件，主动地加强局部统战工作，改善关系，以求更加促进国内整个形势的好转。”这些都在抗战中，在重大事件的关节点上，为全党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定力起到了指导和引领作用。

　　二是行动上的楷模。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性价值，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实践问题。就是说，我们党必须从行动上来诠释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重要性，以模范的行动来体现它的战略意义。1936年张闻天指出，共产党是创造与扩大统一战线的火车头与推动机，应该最忠实地遵守统一战线的协定的每一条文，应该是实行统一战线的模范。(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130-131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1937年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应以“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谱(1921-1975)》，1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1939年周恩来也指出，要在敌后方，树立模范，以影响友军;在陕甘宁等边区，树立模范的民主政治，以推动全国。(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延安时期资料选编(统一战线卷)》上册，第555页，2013年版)很显然，发挥共产党的先锋模范作用，对于贯彻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扩大，中共中央不断派出大批得力的同志，有的还是资深专家学者，深入社会各层各界，以真诚、谦虚、严谨的态度与各方面的人士联络交友，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不仅在党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结下了真挚的友谊，也在党内为同志们从事统战工作树立了榜样，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开展统战工作的楷模。这对于坚实厚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度深度无不具有巨大的力量。

　　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价值，向社会各界展示我们党在抗战中的政治理念，必有一个实体平台，这就是创造模范的抗日根据地。看到这个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本质真谛。在众多模范抗日根据地中，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是两个典型的代表。在这里，人民群众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抗日斗争，同时形成了政治民主、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政府廉洁的环境和氛围。实行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建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包括各抗日党派、各阶层人民在内的各级人民代表机关和权力机关参议会及各级政府，深入有效地推行了“三三制”政策。由此，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挥中心和总后方;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正是从这些模范抗日根据地中，全党同志、社会各界人士，乃至国外友好人士，看到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看到了建设新中国的希望，从而更加坚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伟大。

　　三是推动抗日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价值，一个是抗日，一个是民主。共产党从来把争取民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所从事的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则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在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由于国民党不改变独裁专制的政策，实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对人民群众广泛地参与抗战还有诸多的限制，甚至还出台《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而民主问题又对抗战的胜利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抗日与民主作为一个重大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早在全面抗战前夕，毛泽东就指出，“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然条件”。所以“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随后又指出，对于抗日任务，民主是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我们为什么强调民主问题?毛泽东说“为的是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因为“以抗战求国内和平团结，没有民主不能巩固和平与真正的团结，抗日要求全国人民参加，没有民主则老百姓不能参加，无和平团结，无人民参加，抗战成为不可能，即战也不能保证胜利。所以民主制度为对日抗战胜利之必要条件”。如何实现民主政治?回答是要“依赖民主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谱(1921-1975)》，第141-1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很显然，毛泽东把抗日民主的核心价值意义论述得很充分，代表和反映了社会各界民主人士的共同愿望和追求。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与民主问题上已作出了模范榜样，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无不体现出抗日民主的精神品质;而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作为时代的先锋，始终站在斗争的前沿，与各民主党派人士一道，坚持不断地推动着抗日民主运动。针对国民党实行一党专制，排除异己，甚至限制、打压、迫害爱国民主人士，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中国共产党通过国民参政会向国民党开展了争取民主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中共参政员和民主党派参政员提出的“各党派平等合法地位”“基层行政机构民主改选”“保障人民权利和言论出版自由”“加强民权主义发展，结束党治，立施宪政”等提案，虽然遭到了国民党的严重阻挠和拒绝，但民主运动并没有因此停止，而是向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由此兴起了广泛的民主宪政运动：先是有宪政座谈会的发起，在重庆等多个城市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有宪政促进会的成立，抗日根据地走在了前列，延安成立了各界宪政促进会，民主宪政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虽然民主宪政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抗日民主运动深得人心，严重冲击着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使其假宪政的面目逐步暴露了出来。各民主党派中的许多成员表现出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怀疑和疏远，进而向共产党为主导的进步势力靠拢，这对于保持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战略定力直至抗战胜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运用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是服务于战略的。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定力，运用好策略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是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策略方针提出来的;这个策略方针是根据我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针对关门主义的危害，而对以前的政策作出的调整与改变，是对政策转变的原因、内容、重点、范围、方法的阐述，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基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意义。

▲新四军纪念馆

　　然而，策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与发展的历史关节点上。如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党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再把“人民共和国”改变为“民主共和国”。在抗日问题上如何对待国民党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先是提出“反蒋抗日”，后又提出“逼蒋抗日”，再后来又实行“联蒋抗日”。这一策略的运用，饱含着丰富的统一战线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变化的抗日形势中审时度势、分析考量作出的行动选择，既表明了我们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与决心，又有利于促进这个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国民党蒋介石骨子里仍然是要消灭共产党，而鉴于已达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表面上采取以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手段;但1939年11月后，则反转了过来，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军事摩擦、武装攻击不断升级。在严峻的形势中，如何巩固和扩大这个统一战线，保持它的战略定力，特别是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次次军事进攻，让人忍无可忍，使统一战线濒于破裂的情况下，能不能保持住这个战略定力，运用好策略十分关键。对此，中国共产党以抗日大局为重，维护国共合作，以坚忍持重的品质，采取正确的策略，处理和化解了一次次的危机。1939年12月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浪潮中，阎锡山充当了急先锋，制造了“晋西事变”，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500多人惨遭杀害。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给以有力的军事反击并取得了胜利，随后又急令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停止对阎军的追击，同时派代表与阎谈判，达成停战协议。毛泽东在给王世英的电文中说：“你应对外表示八路拥护阎长官抗日建国一如往昔”，“希望双方和解以利抗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1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这既给了顽固派以惩罚，又维持了团结的局面，这就叫“斗而不破”。

　　毛泽东指出，虽然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军事摩擦不可避免，并且来势汹汹，但都是局部性的，在坚决给以回击之后，还是要以团结为重心。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党各派共同抗日，因此就要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而在同顽固势力斗争中，则需要把握“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也就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极严重的任务，中间势力包括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等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在孤立顽固势力中，有一个如何看待国民党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强调说，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现在的顽固派在其党内居支配地位，但在数量上占少数，它的大多数党员并不一定是顽固派。因此，认清了这一点，才能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谱(1921-1975)》，第260-2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可见，在实践和理论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已完善成熟了起来，对于解决和处理更严重的摩擦事件如皖南事变将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1941年1月，国民党军蓄谋发动的皖南事变震惊中外，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空前危机，内战极有可能爆发。面对这样的严重危机，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当时很多同志满怀愤怒悲痛的心情，不惜与国民党军拼死一搏，身处险境的新四军军部也致电中央，要求迅速向蒋介石等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为决心，要国民党撤走包围部队，否则新四军即会全部覆灭。这样的心情是情理之中的正常反应。然而，中共中央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既不惊慌失措，也不贸然行动，而是总揽全局，理性分析，以团结抗日为大局，提出了“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策略方针。当然，在态度上，在宣传上，则取强硬的姿态，结束温和的态度，甚至不怕破裂，而以破裂对付破裂，转到尖锐对立与坚决斗争的立场上来。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表明了严正的态度和立场，对国民党阴谋歼灭新四军的行动提出了严重的抗议，政治上的全面反攻由此展开。我们党通过各种形式、各种渠道、各个层面的大量宣传，向国内外彻底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真面目，1月20日，中共中央又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与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强大而猛烈的政治攻势下，皖南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国民党受到了很多方面的谴责与抨击，不得不作出妥协退却;而中国共产党的坚持团结抗日的正义之举，深得社会各界和国际人士的同情、支持和赞誉，从而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团结报》2024年5月16日文史周刊5版　　作者：杨跃进　　作者系中国统一战线杂志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