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民主党派不可磨灭的功绩
来源：人民网   2019-05-23 10:17:31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上的英雄史诗，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中国主要的民主党派，多在抗日战争中诞生和发展，也有的在抗战期间酝酿筹组到解放战争时期成立，还有的从中间党派组合、建立、分化，在患难中与共产党一道坚持抗战、维持团结、推动民主，在战火纷飞中正确选择了自己的历史道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扩大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

　　响 应

　　当民族的存亡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民主党派响应共产党的武装抗日倡议，以各种形式提出了抗日救国的主张。

　　1933年3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起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首次筹备大会，宋庆龄发表演说，“中国的苏维埃政府不但已对日本帝国主义宣战，并且提议与任何军队合作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1933年5月，冯玉祥和共产党合作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其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称第三党)与冯玉祥讨论抗日，十九路军与红军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934年4月20日，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指出要想依靠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来抗日救国已经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事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

　　1934年夏，王绍鏊赴香港、广州策动陈济棠倒蒋抗日，并与陈达成了让中央红军长征顺利通过粤北边境的默契。

　　1935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等明确提出“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日”。

　　1935年10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领导人陈铭枢致电蒋介石“非停止内战无以抗敌， 非全国抗战无以图存”，并主动表示愿为“国共合作救亡负斡旋之责”。

　　……

　　共产党先后派冯雪峰、潘汉年到上海，同救国会领袖们建立关系，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在延安两次写信给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希望今后“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

　　民主党派积极配合共产党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建立。“西安事变”前后，马叙伦两次入川，劝阻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对红军的围剿。第三党的黄琪翔邀请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的张群一起到他家座谈，促进国共合作;黄琪翔等从“反蒋抗日”正式转变为“逼蒋抗日”，派党员罗任一去西安，利用与杨虎城的老关系， 多次与张学良商谈推动联合抗日。救国会通过张学良的东北同乡、爱国人士杜重远做张学良的工作，使张学良表示“不会辜负众友人的期望的”。民主党派的积极活动， 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态度有着重大影响。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成为中国从内战转向抗战的转折点，成为中华民族转危为安、从积弱走向自强的转折。经共产党的号召、组织、推动，民主党派的响应、支持、努力，伴随全国抗日救亡的浪潮， 1937年9月终于正式形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靠 拢

　　民主党派成员多是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人数不多，分量却不轻，以其特有的社会面貌广泛联系大后方的各界人士，在国民党上层和地方实力派、文化教育界、政治经济界、科学界人士以及爱国青年学生、华侨中都有影响。民主党派十分清楚，国共两党的关系决定着抗战进程。国共两党也十分明白，民主党派支持谁，谁就居于政治上的优势。

　　1941年1月6日，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 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民主党派对国民党“亲者痛、仇者快”的举动大为失望，对共产党深表同情，为团结之事尤为迫切。1941年1月12日，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向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发去电报，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张澜等一边抨击反共活动，一边不辞劳苦调解国共矛盾。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得知事变异常愤怒， 大声疾呼“要团结抗日， 反对分裂”。职教社黄炎培认为“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中间人士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痛感自由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致公党司徒美堂给蒋介石发电报， 谴责屠杀新四军的血腥罪行， 并代表10万洪门群众致电国共两党：“今大敌当前， 自毁长城， 自促亡国， 谁不痛心!”

　　蒋介石没料到“皖南事变”会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没料到民主党派会完全同情并站在共产党一边。毛泽东感到“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1941年，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第三党凡在大是大非的斗争中，都站在共产党一边，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新四军军长陈毅说，“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新四军和八路军正在敌后，党的领导又偏处边区，整个大后方的对蒋斗争，主要靠民盟来支持”，其意义“也说明了统一战线的正确性”。

　　民主党派从全面抗战之初对国民党寄予厚望，到与共产党结成事实上的同盟，彼此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相互支持，并形成了遇事相互协商的传统，推动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进程中此消彼长，引人关注。

　　这一过程展示了民主党派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站到时代前沿的勇气。从此，民主党派在组织上渐渐联合、发展、壮大，在政治上一步步走向成熟。

　　策 应

　　抗战时期，国统区聚集了大批知识分子，他们是国统区坚持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生力军，是抗战的重要宣传者、民主的重要追求者、民族文化的重要保护者。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创办了许多报刊，引导着社会的舆论，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

　　1937年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沈钧儒等12月在武汉创办了《全民周刊》，后与《抗战》三日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坚持“全民动员，抗战到底”的方针，每期销量达30万份。

　　1937年11月，拥有不同背景、主张、性质的10家报社在重庆共同出版发行《联合版》，它是战时各党派、各报社求大同、存小异的结果，是战时中国新闻界在国家民族最高利益下捐弃成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体现。

　　1937年底，黄炎培结识了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等，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救国通讯》上详细报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情况，使之为世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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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国统区的报纸已有400多种，1944年增至1100多种，民主党派利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舆论阵地，发表了大量报道文章，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的顽固立场，反对汪精卫的汉奸行径，介绍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和行动，反映共产党及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旗帜鲜明，启迪民智，鼓舞人心，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全国各团体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游行请愿，抵制日货，募捐劳军，支前救护，有力地配合了前方战场的作战，赢得了民众的普遍好感和尊重。

　　毛泽东明确说过：“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在政治上指引，道义上声援，学术上鼓励，生活上关心，危难时解救。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时，和郭沫若、邹韬奋、陶行知、马寅初、翦伯赞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重庆出版了《资本论》《列宁选集》《论持久战》等一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著作。共产党还把大批电影、戏剧工作者组织起来，成立中华戏剧艺社，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并在抗战初期、“皖南事变”后、香港被日寇占领后，设法营救了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他们由衷地表示：“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从1938年5月到1945年12月，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举行的各种形式的聚会有120次之多。黄炎培在日记中曾写道：“共产党领袖对民主党派的态度是：以诚相待、思想见面;患难与共、真诚合作。”

　　这些举措使知识分子在感情上更加倾向于共产党，其中不少人怀着满腔热情走向延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取得胜利，共产党最终夺得政权，与此不无关系。

　　1943年9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根本性好转，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却全面溃烂。国民党政府为蒙蔽国际视听、缓和国内危机，再次打出“宪政”旗号，摆出“即行宪政”的骗局。民主党派顺水推舟，与共产党联合发起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1944年9月，共产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激起了民主党派深深的共鸣，这是抗战时期民主政治的重大进步，对推动战后谈判和政治协商起到了积极作用。

　　“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民主党派以集会、演讲、著书等各种形式表示支持、扩大影响，使其变成了举国共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独裁政策， 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和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

　　胜 利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辉煌的篇章。它所提出的要不要抗战到底，如何抗战到底，抗战胜利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回答、作了实践。

　　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了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工农革命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时期社会主义爱国统一战线， 跨越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两大历史阶段，历经建立和形成、发展和壮大、过渡和结束的历史成长过程。值得注意的是，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与其他统一战线不同的特点，它形成了完整的统一战线理论， 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统一战线喻为“法宝”，是毛泽东对统一战线重要性最为通俗而精确的概括。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民主党派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在一个个真相面前，见证了拿和平做交易的龌龊，体验了受欺骗被出卖的痛楚，经历了痛苦的自我斗争甚至付出血的代价，然后心甘情愿地从同情、支持、靠拢共产党，逐渐形成政治共识、共同情感取向，并达至共同价值追求，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郑重选择多党合作，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尊重历史，就是尊重自己。史学家胡绳说：“中国革命为什么能胜利?一个当然是靠武装斗争，再一个就是靠统一战线。大批中间的力量参加，政治力量的对比就变了，这就是人心向背起了决定作用。”“……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