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铭九先生回忆“西安事变”和周总理
来源：央视国际   2019-05-28 11:25:45

 

　　中共参与西安事变谈判的代表：秦邦宪、叶剑英、周恩来(左起)

　　前些日子，我们访问了在“西安事变”中担任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的卫队营营长的孙铭九先生。孙先生现在是上海市革委会参事室的参事，市政协委员。当我们向他说明来意后，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热情地接待我们，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述了“西安事变”前后多次见到周总理的情景。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一九三六年的四月九日。

　　“一九三六年春天，在洛川的一次秘密会谈时，党中央派李克农同志为代表与张学良将军就双方联合抗日问题交换了各自的看法和意见。张学良将军要求能同毛主席或周总理会面。

　　“这一年的四月九日，是我难忘的一天。当时，我是张学良将军的随从参谋，随张学良将军从洛川飞到延安，在约定的秘密地点——延安的一个天主教堂，等候着陕北‘红区’来的贵客。一会儿，只见五位身穿黑布制服的红领导人，风尘仆仆地向天主教堂走来。时值傍晚，依稀可见走在前面的一位领导人，仪表堂堂，目光炯炯，脸上留着黑胡须，显得格外威武英俊。他和我握手后，说声‘辛苦了’。我想，他一定是红军的一位重要人物。随后，我将他们引进屋里与张学良将军见面。我在门外守卫着，心潮起伏。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我所崇敬的周总理。我心里暗暗思忖：在国共两党对立之际，蒋介石反共气焰嚣张，手下暗探密布。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能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单枪匹马来到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商谈救国大计，足见他对中华民族的赤胆忠心，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否则，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吗!共产党中有周总理这样一批领导人，难怪蒋介石‘剿共’剿不出什么名堂来!”

　　孙先生告诉我们，他没有直接参加这次会谈，但他从张学良对周总理敬佩的言谈中，知道这次会谈对张学良将军是很有教益的。

　　“开始，张学良和周总理谈到了当前的国家前途。周总理问张学良，你看中国的前途如何?张学良坦率地说：中国的前途有两条，一是走共产党的路，一是走国民党的路。我过去总以为法西斯独裁可以救中国，因此曾提出拥蒋的口号，现在看来，不对了。如果中国内战不停，什么时候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呢!周总理告诉他：你要是真想抗日的话，就一定要实行民主，走人民群众的路线。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也不要人民大众，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深厚力量，就不可能树立真正的抗日信心。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调动起千百万人民群众抗日的力量，取得抗日的最后胜利。张学良听了周总理的开导，连连点头称是。他常常感慨地对我说，周总理虚怀若谷，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共产党确实了不起。张学良还极为兴奋地向周总理提议，请党中央派一名重要代表，长驻东北军，以便及时商议、研究随时出现的重要问题。

　　“在周总理的启发教育下，张学良心里豁然开朗。这也可以说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揭开了新的一页。经过这次秘密会谈，他看清了东北军发展的前途，对争取抗战胜利充满了信心。那天，周总理和张学良将军一直谈到拂晓才分手。我们同他告别时，他的精神仍然十分饱满，一点也看不出倦意。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的情景。”

　　接着，孙铭九先生谈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他多次见到周总理的情景。

　　“自从延安秘密会谈以后，张学良就在东北军内部积极地展开促蒋抗日的活动;与杨虎城将军一起在西安城南王曲镇成立军官训练团，提高东北军和西北军高、中级军官的抗日觉悟;在东北军内部成立‘学兵队’和‘抗日同志会’，参加的成员中大多是抗日积极分子和进步青年军官，为抗日作思想和组织准备。张学良自己抓紧一切机会，劝说蒋介石改变亲日反共的政策。然而，蒋介石不但丝毫听不进去，反而大搞阴谋诡计，逼张反共。于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把蒋介石抓了起来。

　　“蒋介石被抓以后，张学良要我立即通知东北军政治处处长应德田，把当时在东北军的党代表刘鼎同志找来，共同起草电报，向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已抓到的情况，请党中央马上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并特别邀请周总理当代表团团长。就在事变发生以后，南京政府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乘机打着营救蒋介石的幌子，企图派兵讨伐张、杨，轰炸西安，欲置蒋于死地然后取而代之;社会上的各界人士出于激愤，也纷纷要求杀掉蒋介石。另外，东北军、西北军内部也有一些人投靠南京政府。面临着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紧张局势，如何处置蒋介石才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安定?张、杨并没有明确的方针和认识，许多重大问题都等待着周总理率代表团到来后研究解决。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党中央、毛主席答应了张学良的请求，派周总理和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作为代表团来西安谈判。十二月十六日，周总理等从保安飞抵西安。

　　“那时，我是张学良将军的卫队营营长，和张学良的一个副官长一起，负责保卫代表团和周总理的安全。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日日夜夜里，周总理真是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他一到西安的当天晚上，就听张学良介绍情况。张学良对总理说，蒋介石要逼迫我们东北军和西北军配合他的中央军继续围剿红军，我们怎么劝说都不顶用，反而扬言要调我们到福建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实行‘兵谏’，把蒋介石抓了。张学良介绍情况后，就诚恳地征求周总理如何处置蒋介石的意见，并且一再表明他自己的观点：抓蒋介石是为了逼蒋抗日，只要蒋介石接受我们提出的八项主张，愿意抗日，我们就放了他。听了张学良的介绍，周总理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对张、杨的这一行动作了充分的肯定。他对张学良说，‘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确实符合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要求。事变是为了要求抗日救国而发生的，它将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了不使国内产生新的内战，我们同意你的主张，只要蒋介石接受抗战，我们完全同意放蒋回南京。张学良将军听了周总理对国内外形势的精辟分析，异常兴奋，感到有了红军强有力的支持，天不会塌下来，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但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阻力还是相当大。当时，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一些高、中级军官想不通。他们认为，放了蒋介石，犹如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为了消除这些人的顾虑，周总理苦口婆心地向他们分析当时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并指出逼蒋抗日的可能性。他说，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努潮不断高涨，就是在国民党内部，爱国力量也会逐渐形成，这就有了迫使蒋介石接受抗日的可能。总理还以卓越的见解，说明了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必要性，说蒋介石在南京方面还很有影响，若杀了蒋，在南京的何应钦、汪精卫就会公开投降日本。争取了蒋介石，有利于抗日。在现在的形势下，蒋介石不抗日就无路可走，我们应当争取蒋介石接受抗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坚决反对新的内战;而事变发展的另一条路，就是杀了蒋介石，引起新的内战，这会使中国走上更坏的道路。

　　“周总理高瞻远瞩。他的话，使得这些军官心悦诚服，佩服共产党的宽宏大量和远见卓识。当时东北军‘抗日同志会’的书记应德田，带着一系列疑问去请教周总理，回来后对我说：‘听了周先生的指教，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心中的疑虑顿时消除。’在张公馆里，我经常看到周总理房里的灯光彻夜不灭。我知道，这是周总理在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操劳。他每天工作十多小时，眼睛熬红了，喉咙嘶哑了，还经常到群众中宣传演说，接待来访人员。他每到之处，会场内外热情洋溢，听众挤得水泄不通。他那扣人心弦、气势磅礴的讲话，句句说到人们的心坎里，不断博得听众的掌声和欢呼声。据说，有的爱国听众看到周总理那布满血丝的眼睛，知道周总理为拯救中华民族而日夜操劳，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谈到这里，孙先生十分激动了。他继续介绍说：“周总理的一言一行，教育了东北军全体官兵。那些起初不同意释放蒋介石的军官们体会尤深。他们说，要说对蒋介石的仇恨，莫过于共产党人，可是现在，周先生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民族利益，不仅自己不记前仇，不念旧恶，还谆谆教诲大家从大局出发，为抗日团结作出贡献。在周总理的谆谆教诲下，那些军官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同意周总理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这样错综复杂的局面被周总理顺利解决了。对此，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钦佩不已，常常赞叹说，共产党人光明磊落，胸怀宽广，我们真是望尘莫及啊!

　　“经过周总理的耐心开导，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的思想比较统一了。于是，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开始同蒋介石国民党方面举行谈判。在谈判桌上，周总理坚持原则，义正辞严，说得蒋介石的全权代表宋子文、宋美龄无言可对，只得表示接受我们‘三位一体’提出的八项主张，同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总理会见了蒋介石，在周总理的教育下，蒋介石不得不表示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时针已经指向五点，孙铭九先生已经谈了整整三个钟头了，他还是滔滔不绝地继续谈下去。我们怕影响他的休息，决定改日再谈。在最后一次的交谈中，他告诉我们：“二十五日，就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第二天，张学良未同周总理商量，就贸然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当卫兵向我报告张学良已坐车到机场去的消息时，我急忙赶到周总理的住处，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个情况。周总理一听，顿时惊愕地问：‘几时走的?’我说：‘有十多分钟了。’周总理略带着责备的口气问：‘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报告!’我说：‘我也是刚刚得到卫士的报告’。接着，周总理焦急地问我：‘现在有没有汽车?’我回答：‘有车’。于是，周总理立即和我驱车赶往机场想追回张学良。可是到达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我们东北军在如何对待蒋介石的军事威胁，要不要营救张学良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由于东北军的少数高级军官在张将军尚未从南京回来之前，擅自释放被扣在西安作为人质的陈诚、蒋鼎文等国民党政府大员和飞机，我们‘少壮派’军人激于一时的气愤，打死了东北军的另一将领王以哲将军。事后，我们感到这事将会扩大东北军内部的分裂，破坏‘三位一体’的团结，于国内和平不利。周总理对我们这一鲁莽行动非常气愤，严肃地批评了我们。当时我感到非常惭愧，急忙去向周总理请罪，向周总理下跪，请求宽恕。可是，周总理并没有指责我，他把我拉起来，和蔼地对我说，‘不要这样子，认识了错误就好了。’又耐心地启发我说，‘要抗日，一定会有斗争的。只要东北军内部团结一致，营救张学良将军的办法是很多的，我们共产党始终支持你们的正当行动。’这使我非常感激。后来，周总理从全局考虑，为了稳定当时的局势，避免扩大事态，就请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转告我们，赶快离开西安到陕北红区去。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下午，周总理派当时在东北军的党代表刘鼎同志把我护送到陕北红区，从此，我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