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将士莫为庸那段不为人知的抗战史绩——追忆父亲的革命生涯
来源：安徽宿松 黄碧玉   2022-04-22 16:09:40

　　四十一年前，突然收到父亲从广西寄来的家书。在给我的信中还夹带着另一封信。从称呼中看出，是寄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信件底稿。(原信见附件1)

　　通过反复阅读，我终于从中隐约悟出老人埋藏心中的秘密和苦衷，知道他在秘密战线上为我党抗战贡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年华。尤其是在营救抗日将领第九游击纵队少将司令云应霖、马相苓夫妇脱离生命危险和为了民族的统一与国民政府顽强斗争的特殊贡献。

　　也使我领悟到父亲把李先念融总理寄给我的良苦用心及理解信中所说的“我的生平值得你一参评”深刻含义。父亲的家书饱含了他对远在安徽的母亲和女儿的牵挂和涓涓深情。

　　父亲的家书是向女儿倾诉他饱经风霜的人生，对自己错误决策无比悔恨及对我的深切希望和期待，更是他革命思想的传承，看完父亲的信，顿时心如刀绞，泪如泉涌，原来对他刻骨铭心的恨即刻转为怜悯和懊悔!我深感责任重大!然而历史和社会背景生活环境等诸多原因使我力不从心，只能把父亲致李先念副总理的信和家书背着家人收藏起来，直至今日。

　　父亲离开人世整整38年了。在我的人生印象中，父亲和我只有过一次短暂的会晤记忆。当时尚未满10周岁的我可以说懵懂无知，对父亲没有任何亲情概念。然而，正是这样一次短暂的会面，却谁也不会料到竟成为我们父女人生中的永诀。虽然老人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离开人世，但由于交通、信息及诸多方面的历史原因，从这以后，我们天各一方。

　　在数十年的岁月长河中，父亲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一直成为我萦绕心头的家事。几乎从开始懂事到步入社会，直至退休，我一直无法揭开父亲这段历史的神秘面纱，母亲虽然和我朝夕相处数十载，但她一直回避我这些触及敏感的问题。对此，带着心中的许多不解和疑问，在退休后的近年中，我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沿着老人当年从军的轨迹和抗战路线，在历史的尘埃中寻找蛛丝马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各级政府统战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众多热心人士的指导帮助下，我收获满满：父亲1950年亲笔简历，黄埔军校毕业照，黄埔军校南宁分校通讯录，黄埔军校建校八十周年纪念币图片，台北莫为庸档案，以及广东人民出版社《抗日将领云应霖》，南京二档馆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八军176师，138师等各军师在安徽抗日战斗详报等和8252号176师参谋长云应霖个人档案及一篇篇佐证的抗战资料，一份份证明证词全都收录到我的眼底。

　　父亲莫为庸(莫维荣)1904年-1984年，出生于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福利镇老梧村，1919年参于国民革命军事宗仁部第十九路军，1931年毕业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第四期，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第十九路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第四十八军176师，138师总部军需主任职务。1925年父亲随李宗仁出征北伐，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淞沪战役，浙江天目册战役，徐洲会战—武汉会战—外围战役等大型战役。

　　父亲在大别山安徽任第四十八军第176师138师任职期间，亲身经历了太湖县举世闻名的“冢田攻战役”，潜山水吼岭“云应霖起义事件”亲自营救出抗日将领云应霖、马相岑夫妇脱离了生命危险，并分别参加了安庆攻袭战，无为反攻战，潜山三桥战斗及宿松凉亭镇壮烈的“烽火山五百士”战役。

　　父亲早年就接受了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教育，投身于共产党地下革命工作。

　　其一：1930年间莫为庸与抗日将领云应霖同在第十九军驻扎在漳平、连城一带与共产党张云逸、周士第、徐名鸿交往密切甚深，并参于“六一”反蒋运动密谋策划由云应霖率兵起义投共后因走漏消息本次起义搁浅《黄埔后裔寻找父亲19路军如今还健在的战友及后人》。

　　在安徽立煌参与了共产党组织派送“江文团”一行30余人进驻安徽省政府六安国民革命军总部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受“江文团”党支部陈素、朱迈先(朱自清之子)江上青等领导人的直接领导指挥。

　　继陈素牺牲后，朱迈先和莫为庸等人接任负责“江文团”党支部地下组织工作《烽火山五百士·红色特工》。

　　1937年莫为庸任五路军武汉办事处军长时，接受了共产党董必武和新四军军需处主任叶辅平等领导人的共产主义教育。调任安徽立煌后莫为庸结识并接受了共产党新四军首长李先念、叶剑英、廖承志、杨秀峰等共产党领导人的革命教育，并得到了新四军首长李先念“邀余同去延安”(莫为庸致李先念的信)的信任。

　　其二：在安徽六安毛坦厂镇结识了1926年由安徽共产党派往广州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第6期学员夏爱生(夏澍)《回忆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毛主席讲课的经历》第11页和邮电局局长韦启泰。三人结拜拜把兄弟为掩护，在当地开展共产党地下工作秘密组织农民武装抗日救国运动。莫为庸以自己在国军的职务之便大力支援农民运动队伍的枪枝弹药等武器军需用品和费用，并亲自指挥和训练农民运动队伍共同抗日。

　　其三：1938年，据安徽宿松县志记载，日军进犯安徽宿松，莫为庸随国民革命军(114、123、138、165、176)师进驻安徽宿松期间，与中共地下党太宿望三县红色交通员——宿松县凉亭河街余荣茂(革命烈士)有着密切的联系，并通过交通员为新四军提供军事信息和枪枝弹药等军需用品。有《抗战期间中共宿松特殊支部领导下的相关抗日活动》为证。

　　从我询查到百余份相关资料中从历史人物，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等方面，完全地证实我父母致李先念总理信中内容的准确真实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信中“1943年请长假退职，意死心恢”，与父亲1950年的亲笔中“三十二年因视党国民党政府及各军部队日趋腐化树党肥私，决意请假归农，以图自给”其内容和思想竟界完全一致，对父亲这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革命情怀使我无不感憾万千，深受教育，受益匪浅!此刻父亲英雄的形象是那样伟大!

　　特别欣慰和感谢的是我不辞艰辛，踏遍父亲的抗战足迹迎朝阳，赶日落，不停地转展查询父亲相关资料之举得到了国家领导人李克强总理和国家信访局领导人大力支持，为我开辟了畅通的询查之路和平台，附国家信访局转发本人致李克强总理信的《信访信息登记表》(见附件2)

　　为弘扬和传承父亲的革命精神，我决定自费在父亲亲历的《烽火山·五百士》战斗地——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凉亭镇烽火山五百将士纪念园建一座纪念亭追思父亲抗战特殊功绩及五百将士，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和抚慰我隐藏父亲抗战功绩的历史无比愧疚之心!

　　附件1：

　　先念副总理长官赐鉴：

　　立煌总库拜别后，转瞬数拾寒暑矣，只以不学无术，徘徊岐路，踽踽独行落后，致今深感惭愧。敬禀者为庸，自1938年由五路军驻汉办事处解送武器一批进入大别山区，分发各友军补充配用。同时，并奉调176师部军需主任职务。到立(煌)，及复奉命交由总库验收，由此获见尊颜，热情厚道、词意动人，会见之余深感荣幸。武器交清后，复向钧座请领粮秣，随队赴176师工作。由于初到山区，人地两生，复蒙钧座以至亲爱之热情，沿途配发粮食，途程地点远近一一详写指示，务使庸得到轻松愉快，胜利地到达目的地。而后，已(以)此种推诚布公热爱部属，对事对人，不分彼此，团结统一之精神，真使庸肝胆涂地，无或能忘，戎马半生，诚第遭之所遇也。

　　1939年冬，因公赴立(煌)，即赴总库拜候，殊知比来此往，已不复重见钧座尊颜矣。询及库内人士，云库长早经更调，不知其去向矣，怅怅而归。公毕，于立煌归途中，得遇英山县令杨秀峰同志由英(山)来立(煌)，云其已辞去县令职务到立(煌)候，不日转回延安工作。询其原由，方知公等原由八路军来，现仍回八路军去，并云邀余一同前往。当时，余心上下不定，不知所否无已，只得双方握手，再会一声而别。

　　回部后，乘本师人员更调，并请调换职务，果调立煌总部军需处任职。不数月，余友云应霖(176师部参谋长)率队举义，不幸至舒城，中途被追捕，解送立煌。此时，余五中俱裂，不能坐视，深知余友素为蔡庭楷、黄琪翔两上司所器重，余为其设法，函请蔡、黄两公营救。其后，果然由蔡、黄两公通过广西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公，调余友回桂林行营处理而脱险。其爱人马同志(安徽人忘其名)仍被监视立煌，亦庸暗地资助而脱逃。此事前在大别山区轰动一时，而新四军首长诸公皆能洞悉。今庸重述此事于钧座之前者，借此以明庸平生心迹耳。

　　1943年请准长假退职，意死心灰，直至解放后，一切上司、老友均皆不复联系，而庸亦自形惭愧，甘愿老死沟壑。熟知老而不死，竟有今日。兹有愁者庸，飘泊一生，老年失养，无家可归，既不能自力更生，复无法靠近儿女，风烛末年，残生难渡，奄奄一息，命在垂危。在相信共产党、相信华主席之下，不喘厚颜惭愧，特函恳乞我公复以昔日片面之情，一援手救俾，庸不至活生饿死，则公私两感大德不尽。买路券不胜迫切，立马示复。

　　敬叩

　　钧安

漓江 79.7

　　附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