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远征军战士侯体信访谈录
来源：郭平 文/陈友良 郭平   2023-07-04 09:07:03

　　侯体信，生于1927年，绵阳松垭镇普照寺村人。1943年被征召入伍，成为中国驻印远征军的一名普通士兵。他在印度兰姆伽接受美式军训，被编入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六军(简称“新六军”)。回国后，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后一次会战——湘西会战。抗战胜利后，侯体信亲历了芷江受降、接管南京等重要历史时刻。

　　1946年初，侯体信随新六军到东北，随即被东北野战军俘虏，经过教育，转变成为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参加过辽沈战役，有战功。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后驻守东北边境，1952年退伍还家。

　　2015年，中国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一枚。2019年春侯体信因煤气中毒不幸离世。

　　（本文采访时间2018年8月，访谈人员：陈友良 郭平，文中个别用语不妥，系照录侯老原话，不予修饰。）　

　　第一部分：16岁在家乡被“抓壮丁”

　　我叫侯体信，1927年农历5月29日出生，今年92岁。我出生在三保普照寺侯家石桅杆，现松垭镇普照寺村7组。父亲侯永登，母亲侯姜氏，后改名姜清珍。弟兄姊妹三个，姐姐91岁去世，弟弟侯体任83岁去世。

　　我小时候很贪耍，普照寺、方山寺、马嘶渡、惠泽堰、侯家祠堂，到处都爱去耍。

　　爷爷和父亲都是猪贩子，逢场的时候，我一般会去帮牵猪绳绳，父亲找来买主，要是生意谈成了，我就把猪绳绳转交给买主，事后，父亲会给我一两分钱。

　　我在侯家私塾进的学堂，学堂就在侯家桅杆那里。老师叫陈龙师，人高马大，方山寺人。我只入了一年学堂，但读不进去书，经常逃学。

　　16岁那年(1943年)，当时是八月初几，松垭背场，我在丰谷镇北门侯家茶馆打麻将。开茶馆的叫侯应安(音)，是我的老辈子。我们玩，打得小，用的是法币。突然三保副保长侯体琰、甲长和侯治茂把我围到，交代几句后，就一起用绳子把我反绑，抓了我的壮丁。

　　在马嘶渡坐船回松垭后，我被关在松垭场林氏祠的地楼里，当时全松垭一共抓了十三、四个人。这一关就关了7天，父母每天给我送饭。

　　7天后，我们被转送到塘汛火神庙绵广师管区*，在火神庙仓库里关了40多天。其间陆续从各乡抓来了一百多个人，编成一个连。

　　（——注：师管区是民国时期军事动员体制的区域划分，基本任务是：现役兵之征集补充，各兵役召集教育，动员计划实施等。绵广师管区成立于1941年1月，辖绵阳、安县、绵竹、德阳、罗江、金堂、广汉、什邡八县，司令部驻绵阳。）

　　接着，我们被送到绵阳盐市街火神庙集中关押。从各区抓来的壮丁有600多人，凑成一个营后，我们就从绵阳出发去成都。我们从火神庙出发，在北门的时候，路两边全部是欢送的人群和鞭炮，场面很大很热闹。走的是老川陕公路，三人一排，列队前进，专门有人负责找住宿和安排伙食，记得住过茶馆和旅馆。路上走了6天半。

　　到成都后，分散居住。我们连住在成都簸箕街张群公馆里。从绵阳出发后，我们的伙食就开始好起来。在成都时，每天吃水碾米外加萝卜丁，每人每天标准是一斤半米，吃得饱，在家哪有这样好的待遇?在张群公馆住了9天，洗澡、剃头、进行视力、听力、周身检查，包括内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合格的。

　　那天早上6点，我们出了公馆，晚上9点走到了双流。在双流一个茶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6点步行到机场上飞机。路上，为了防止大家逃跑，用绑腿绳把三个人连成一排。

　　6点过上的飞机。搭载我们的是运输飞机，有两个美国军人，一个中国翻译，一架飞机坐一个排，46人。飞到昆明的时候是中午11点。有的人体质不好，吐得很厉害。我们在昆明机场休息了1个小时，午餐每人发饼干。又上飞机，晚上9点，我们飞到了印度。

　　第二部分：在异国他乡受训

　　下飞机后，坐汽车30多里到了驻地。在那，我们12个人编成一个班，住进一个招待所。原来的衣物全部被烧掉，换成嘎啦*衣服，嘎啦皮鞋，嘎啦袜子、一人两套，被子、蚊帐、毛毯也全部是新发的，全部换成了美式装备。第一晚，我们一个班发了白面和两桶猪油，让我们自己炕馍，愿吃多少就炕多少，管够。（——注：嘎啦，不详，可能是当时某种新材料的译音。）

　　我们在招待所住了三个月，这是我们进正式部队的过渡期。这里的饮食跟在绵阳时完全不一样，为了适应这里的水土，就必须“换掉”肠胃。三个月里，我们每天打针、吃药，一天都没间断。吃的是白米和羊肉、牛肉罐头，白面吃得少，没有小菜，一个礼拜吃一次猪肉。每天坚持跑步和队列训练。

　　第4、5个月(1944年5月)，我们就到正式部队了。180个人，一半到了新六军，一半到了新一军。我到了新六军特务营第二连第三排第七班，我们排的四川人有七八个，松垭就有3个，有8村5组的杨润新，5村8组的陈祥穗。我们营负责军部站岗，任务是保卫军部，我没有分到一线作战部队。廖耀湘是我们的军长，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湖南邵阳人，营长姓魏，连长姓陈，湖南宝庆人。

　　然后开始军事训练，训练我们的都是中国人。每天进行跑步、队列、打靶训练。3颗子弹，我打得到35环，打满是36环，我成绩不错，还受过连队表彰。训练的内容很多，比如一枝中正式步枪，就有十几个训练科目。休息时，一般也不闲着，进行打野外，也就是学习地形地物知识。训练得差不多了，就进行野外演习，经常进行。

　　这一个阶段训练了7个月。我们在印度一共驻扎训练了一年半。那里的石头是白色的，像玉一样。树叶也非常大，长得很清秀，形状像佛手一样。当时我十几岁，吃得非常好，肉食有牛肉、羊肉和猪肉，我的身高、体重增长得很快，慢慢地比原来强壮了。

　　野外训练时，一个兵要背上背包、水壶、5斤米、1枝步枪、30发子弹、4个手榴弹，班长配冲锋枪。有的连队会配2挺60炮和一些轻机枪、重机枪和冲锋枪。不是特务营的，配备更好。

　　晚上会上夜校，学习文化知识，我们前面那一批远征兵全部是文化人，我们这一批基本上是穷苦人，莫文化，所以要学习。没事的时候，就和战友摆谈家乡和亲人，想亲人的时候，也只有干想了，自己也不会写信，从出门到52年退伍，都没和家里联系，是死是活，家里也无从知道。

　　第三部分：回国打日本，只铲了个尾巴

　　一年半后(1945年3月)，我们部队被调回国，坐飞机到云南曲靖沾益。当时我们连队住在老百姓家里。一人一天有半斤猪肉。很快就把云南能供应的猪肉吃完了，又到四川调取。那个时候，全国在抗战中消耗的元气很大，我们新六军一直受到了很高的待遇。

　　接着(4月)，我们又奉命调往湖南芷江驻防，仍住老百姓家。几个月之后，我们调往前线(参加湘西会战)。那是1945年6月，我们调到湖南省宝庆衡阳，步行六七天到达。我们的装备很精良，战斗力也非常强，是王牌军，64团、65团、66团了不起，战功显赫。我们特务营负责保卫军部，各连进行训练、学习和站岗轮换，一般不上火线，如果上火线了，情况一般很紧张。这次战役，我在运输队里，运送的都是军火，有炮弹、子弹、手榴弹和大量枪支。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我们部队是8月13日从前线退回的，退回到芷江，我仍然在军部特务营。芷江是受降城，我们特务营负责到机场接送中方和日方的高级军官，我被派往招待所干了十多天。平时在军部站岗时，也能看到军长廖耀湘，他身材魁梧，带着眼镜，高度近视，睡觉时，习惯双手抱头。那十多天经常看到他进出，比平时次数多很多，还看到过其他的首长。日本人有一个中将，一个上将，一个翻译。8月22日，日军投降和国军受降的签字仪式在芷江举行，芷江成为受降城，全国都晓得。

　　芷江受降后，我又回到特务营。9月初，我们部队去接管南京。坐飞机到南京下关机场，在中山路接受日本司令部移交的武器，手枪、步枪、机枪、山炮、野炮等等，种类有30多种，十分精良。

　　日本人非常勇敢，一个班哪怕还剩下一个人，仍然会坚持战斗到底，很少有被俘虏的。我们新六军也很厉害，军官不打骂士兵，军队纪律好，不侵犯百姓，吃饭不限量，虽说有贪污现象，但士兵从没干偷鸡摸狗的事情，武器装备好，战斗部队打靶子弹不限量，打仗心齐，攻击性和战斗力都非常强，都是拼了命保家卫国。可能是因为我年龄小，被安排在保卫军部的特务营，没在前面打过仗。

　　第四部分：弃暗投明加入了解放军

　　在南京驻守一个半月后，又调往杭州、常熟驻守两个多月，60军来换防后，我们被调往上海，在上海火车站营房驻扎了一个多月。有一次，我被派往吴淞机场执勤，是白崇禧的专机，他上车后，我们才回来。

　　1946年初(2月5日)农历三十夜，中午我们团了年。下午两点半，我们打好包，坐金刚大仓轮船北上，前往东三省。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初一(2月6日)，到了秦皇岛，冰天雪地，寒气刺骨。

　　我们又坐火车，经过锦州、锦西、大虎山、到沟帮子火车站下车。前方是共产党的军队。我们部队分散部署，我们营从此没有担负保卫军部的任务。等布置妥当后，开始分散打游击，由营部派来的便衣带路，根据地形，各班配合前进。

　　有时会遇到共军，他们势力强时，一般会喊话劝降：你们国军是维护蒋介石独裁的，是为四大家族服务的，我们共产党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保卫劳苦大众的……还会宣传土地政策。遇到喊话，我们只是听着，偶尔对几句，一般不理会。

　　打的是“跑跑仗”，根据地形，保护好上半身，互相支持配合，伤亡并不大。像沙岭、四平那样的阵地战、冲锋战很少，那样的恶仗，伤亡会非常地大，不管生死，直接拼的是命。当时我们伤亡相对小些，对方伤亡比我们高几倍。我们军长廖耀湘来到东北后升成了司令，指挥新六军把林彪的军队一直打到松花江边。共军尝到我军厉害后，还有顺口溜喊出来：“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六军。”

　　林彪部队又慢慢反攻回来，逼退我军回缩。我们营负责公主岭怀德一线的驻防，到1946年8月中旬，我们坐火车换防到营口、旅顺、大连一线。9月初的一天，我们二连和三连的一个排被派到瓦房店二三十里外的一个山沟作战，坐大马车去，由营部派来的便衣带路。结果便衣是共军的，直接把我们带进了包围圈。

　　共军把我们死死地围了三面，留了一面河道敞开。我们被包围之后，打了一两个小时，接着开始往可能有埋伏的河道方向逃跑。松垭的蔡幺跑在我前面一两丈远的地方，被机枪打死了，还有一个四川的和河南的被打死了。我们一共被打死了三个人，对方占据有利地形，还是被我们打死了一些。结果河道前方也被拦得死死的，共军喊话：都是中国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又战斗了一段时间，看到突围没希望了，只好投降。

　　我们的连长新到不久，湖南人，30多岁，用手枪自杀了。他牺牲前，士兵劝他，如果是日本人，我们拼死到底，现在都是中国人，过去就是了。连长说，没有颜面再回去了。士兵劝，不回去，直接到共军那里去。连长不听，直接打死了自己。当时是中午一点过。

　　从此，我们被收编，成了林彪统领下的解放军的一员。我们交过去的武器有4挺60炮、80炮，6、7挺轻机枪，十几挺冲锋枪，其余每人1枝中正式步枪，每人4颗手榴弹，子弹莫法计数。1947年后，新六军的败仗慢慢多起来。

　　刚成为共军时，我们并没有被编进部队，而是每天晚上走三四个小时路，然后回到驻地上课、学习和休息。通过反复学习，我们体会到了共产党的好处，我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土地政策和民主政策会让穷人翻身。我们知道了两个军队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新六军和全部国军，是为蒋介石的独裁服务的，是为四大家族服务的，而共产党军队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是为劳苦老百姓服务的。共产党的宣传做得好，每打到一个地方，就迅速出动宣传队，向老百姓宣传土地政策和民主政策，慢慢地，拥护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的思想得到了转变，我被编进林彪领导的四野85师5营4连，当时驻扎在沈阳南边抚顺大石桥一带。每天听军事战略战术课，进行训练、演习。在国军时，我们是领粮吃饭，成为解放军后，我们吃住在老百姓家，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巩固革命成果，帮助老百姓做事情，群众基础很好，老百姓都愿意为我们服务。我们主要吃高粱米、小米和一些毛毛菜，吃得饱。原来我用的是中正式步枪，改用三八步枪，配子弹30发，手榴弹4个，后来增加了一些。

　　1948年秋天，新六军被逐渐围歼。10月，军长廖耀湘在大虎山被活捉，听说当时他穿了一件伙食团衣服。

　　国军有投降的，有逃跑的，有带着武器进山的。驻扎、训练之外，我们有时被派去清扫后方，被派去打仗。大部分是小仗，偶尔打大仗。小仗主要是在后方进行清扫，消除残余部队对后方的扰乱。进山的国民党残军时不时用打游击的方式来扰乱;还有一些被剥夺财产的地主不服气，组织武装来反抗;还有一些土匪。

　　大仗主要是打国民党60军，1945年下半年，我当时所在的新六军驻守杭州、常熟的时候，就是60军来换的防。60军跟在我们后面也到了东北。我们跟60军打了两次。一次在大石桥，当时在那的60军人员不多，我们的便衣在前面摸清了情况，结果就把对方干掉了。一次是在营口，打了整整半天。这次属于辽沈战役，廖耀湘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被活捉的。把新六军、新一军解决后，我们的武器越来越好。

　　1948年冬天之后，我就没有再打仗了。我们部队在大石桥、营口、辽阳一带驻防，每天学习、训练、演戏，一直到解放。

　　第五部分：解甲归田

　　我参加了开国庆典。1949年9月25、26号，我们部队一万多人坐火车到了北京，住在大前门附近的大营房。10月1日那天，我们在广场上参加庆典，我们的位置有点靠后，队伍前面是军官、首长，部队前面是群众队伍。广场上安装了一些大喇叭，喇叭声音很大，听得非常清楚。毛主席是湖南口音，讲话慢句慢句的。他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当时奏了国歌，升了旗，鸣了礼炮。庆典活动大概有2个小时左右，大家都很振奋，场面很壮观，很喜庆。当时全国还没解放完，但那也是不久的事情。

　　回到部队，仍然是学习，接受教育，学习了很多新中国的政策。有时会派有知识的士兵出去协助地方搞土改、分田地。

　　解放后，朝鲜战争爆发，开始派过去的都是战斗力非常强的部队，死伤很严重。我们驻守在东北边疆，作为预备部队，一直到谈判结束，都没跨过鸭绿江去。

　　1952年10月，我退伍回到松垭，穿了一件很好的军服回去，见到了多年没见到的父母。周围的人只晓得我被拉了壮丁，对于我的经历和生死并不晓得。到现在还有人说我是国军，多年来，我没怎么解释。当时回来的时候，我有证件和奖章，被没收了。

　　1952土改，我被评为中农，在普照寺武家大院坝分了地主两间房子。后来又让给了别人一间，实际上只有一间。1953年我结了婚，媳妇叫王玉华，她妈姓侯，我们是嬢嬢亲。

　　三年困难时期，我到旺苍县乡坝河黄洋炼钢，缺吃的时候，两腿浮肿，没有死。当时从松垭到马嘶渡，里路(蜀语，沿路)都有饿死的人，我们队死了70多个。主要是青壮年都出门了，留在家的老的老，小的小，种收都莫法，第一年莫得啥，后来就开始莫吃的了。当时我的三女子小，怕养不活，送给石板河尖山子一家收养了。

　　清算历史的时候，我站了两晚台子，具体是大鸣大放的时候，还是四清的时候，我记不清楚了。当时同组的党员说我回来的时候，穿得太好了，当过国民党的排长，要我交代问题。我没当过排长，没有文化，也当不下来排长。大家了解到我没有历史问题，人也实诚，就再也没来找我说过什么。文革的时候也没有受影响。

　　后来我当过生产队的队长，担任了粮食保管员很多年，一直尽心尽力，大家都很信任我。要不要有人跟我半开玩笑，说我被抓壮丁，当过国军，可能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话。我莫文化，说不出来个啥，也基本没解释什么。

　　一九七几年的时候，我抵了我幺爸的定补名额，开始领补贴，一个月有几块。我幺爸叫侯应昌(音)，抗美援朝回来的，他死后，我抵了定补名额。

　　现在党和政府的政策很好，我是老军人，每个月有1300多元的补助，今年八一节的时候，还有100元的慰问费。因为满了90岁，每个月还有100元的高龄津贴。买了保险，一个月有1700元。2015年，民政部门给我发了一枚奖章。（——注：2015年，中央决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向约21万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一枚。—）

　　我有四个子女，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叫侯治春，从武警部队转业到公安，在西藏公安厅干了几十年。孙子侯建博，在南京读大学，就是当年我在那接管日本人武器的地方。三个女儿都在农村，大干儿梁志贵，1965年参军，1970年退伍，在地质队退休，是川地405。另一个干儿是塘汛的。一个女儿是58年因为饥饿送出去的。四个女儿，只有一个女儿的住房和田地还没有被开发占用。

　　原来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住楼房。修楼房时，儿子和女儿都出了大力。年纪大了，听了亲家的话，没贴地板砖。

　　我前几十年还是多病，有一次切胆囊，家里的东西都变卖得差不多了。现在92岁了，身体还不错，只是要不要的得个感冒，没得大问题。我们那时候的老兵，除了我，只剩下松垭三村一个了，90来岁，神智有点不清楚。

　　我身体好，可能跟经常走动，上庙子有关，初一十五都上普照寺。

　　当会计的时候，一分钱逗不上账，都交不脱。人一辈子，为人要诚实，心要起好。

　　访谈时间：2018年8月11日、8月17日

　　访谈地点：松垭镇普照寺、松垭镇德政三区

　　访谈对象：侯体信

　　居住地址：绵阳市游仙区松垭镇普照寺村

　　访谈人员：陈友良 郭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