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回忆录：茅以升没有负责爆破钱塘江大桥
来源：刘本新   2023-08-25 16:32:18

　　【编者按】本文来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59辑》第176页，茅以升《钱塘江建桥回忆·开桥炸桥》，写于1978年11月。该文显示爆破钱塘江大桥时，茅以升不在场，更不是他负责了爆破，他只做了初期的协调与商讨，与现今众多说法不同。茅以升当时是桥工处领导及设计师，总工程师为罗英。整理该回忆录其中一节作为文献，供研究者参考。

钱塘江建桥回忆·开桥炸桥

茅以升

　　1937年11月16日下午，我在桥工处（那时已迁至杭州市内西湖饭店），忽然有位客人来访，说是南京来的，有机密要公面谈。他先见了罗英，但罗因当晚要离杭州赴兰溪，欲见我。见面后才知是南京工兵学校的丁教官。他说，奉了命令，因敌军逼近杭州，要在明日炸钱塘江桥，以防敌人过江。炸桥所需的炸药和电线、雷管等材料，都在外面的卡车上。说着就取出公文给我看，原来是军方的命令，说明要桥工处协同办理，并限于明日完成，要我会同丁教官事后具报。我看了大吃一惊，想不到军事演变如此之快，因为从报上看，战争离此并不近，为何要立即炸桥？我向丁教官说：桥工处是归铁道部和浙江省政府管辖的，现在铁道部并无炸桥命令，至少也要有浙江省政府的命令，我才能办到；既然你是军方命令，那么，我们一同去浙江省政府，候省政府主席决定再说。那时浙江省政府主席是朱家骅，我和丁教官把情况说明后，他也觉得这时炸桥太早，而且杭州撤退事务还未办完，铁道部方面也正需要大桥，因和丁教官商量延迟几天再说，南京方面有他去解释。丁教官说，炸桥很不简单，并非说炸就炸，现在延迟几天固无不可，但他要等到最后再办，那就来不及了。朱说：技术问题，我管不了，总之，桥不能马上就炸，但也要有妥当办法，让丁教官最后缴差，不致误事。

　　我和丁教官回到桥工处，会商办法。原来丁教官在南京拟定的计划是要炸五孔钢梁，使它们全落江中，但我们认为这还不够，因为仅炸钢梁，而不同时炸桥墩，敌人还容易设法通车。于是告诉丁教官，当我们作大桥设计时，已经考虑到这个毁桥问题，故在靠南岸的第二个桥墩里，特别准备了一个放炸药的长方形空洞，应当连这个桥墩一并炸去，才算彻底破坏。丁教官当然同意，并说，你们想的真周到，不过造桥时就预备了放炸药的地方，这也算是不祥之兆了。同时我们又告诉丁教官，如炸钢梁，炸药应放何处，才是要害所在。根据丁教官估计，炸这一座桥墩的五孔钢梁，需要一百几十根引线接到放炸药的各处，而完成这项工作，至少需要十二小时，若等到敌人兵临城下，再来施工，那就万万来不及了。但军事变化莫测，哪能在十二小时以前就准确知道必须炸桥呢？如果真能有十二小时的从容工作时间，那么就一定显得是炸桥太早了。大家考虑至再，最后决定办法如下：先把炸药放进要炸的桥墩的空洞内，以及五孔钢梁应炸的杵杆上，然后将一百几十根引线从每个放炸药的地方，通通接到南岸的一所房子内，作为炸桥准备，，目前工作到此为止；等到要炸桥时，再把每根导线，接通雷管，最后听一声令下，将爆炸器的雷管通电点火，大桥的五孔一墩就立刻同时被炸了。预计将所有的引线接通雷管，至多只要两个小时时间，这就不会贻误军机了。根据这个办法，丁教官和带来的人就要在南岸桥边守候，一直等到炸桥后，才能离开杭州缴差。桥工处也派人协助。在进行接线工作时，火车照常放行，但预先通知，从今以后，不许在过桥时加煤添火，更严禁落下火块，并说明这是军事秘密，不得泄露，因为恐怕有人知道桥上有炸药，引起惊慌。

　　就在11月17日埋药完毕的这天早晨，我忽然接到浙江省政府命令，叫把大桥公路桥立即开放通车。大桥公路面早在一个多月以前就已全部工竣，只以预防敌机空袭，尚未开放，现在何以忽然幼教通车呢？原来杭州三廊庙到西兴的过江义渡，平时每天总有一两万人来往，上海战事爆发后，过江人更多了。渡船本来就不够用，再加时遇空袭，不免损坏，这渡江交通就更难维持。不意在16日，渡船又因故沉没了一只，以致很多人在江边待渡，而且越聚越多，情势严重。迫不得已，省政府才决定开放大桥公路，也顾不得空袭问题了。大桥公路开放后，17日这一天过桥的人真多，从早到晚，拥挤的水泄不通，可钱钱塘江上从未有过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南渡。同时，还有很多人故意在桥上走个来回，以留纪念，算是“两脚跨过钱塘江”（杭州旧时谚语，用来讽刺说大话的人，因为这是从来“不可能”的），也竟做到了。这消息传遍杭州，来的人更似潮涌。可是，就在这大桥公路开放那天的前夜，那炸桥的炸药已经埋进去了，所有这天过桥的十多万人，以及此后每天过桥的人，人人都要在炸药上走过，火车上桥也同样在炸药上风驰电掣而过。开桥第一天，桥里就先有了炸药，这在古今中外桥梁史上，钱塘江桥要算是空前的了！

　　到了12月初，战事更逼近杭州，眼看大桥是保不住了，我们就想到，一旦杭州失陷，虽然大桥可以预先破坏，但敌人一定要修理，那时如还有留下的修桥工具，这不是正好为敌人所利用吗；我们费了不少事叫康益留下机械设备，这不是自搬石头自砸脚吗。当然，现在已经把它们搬走，也还不晚，但如康益的打桩机船，因为池水较深，现已无法迁避，这便如何解决呢？我为这事去见浙江省主席。那时主席又换了黄绍竑，他很爽快地说，到时把机船沉没了就完了，可对康益说，责任在政府。后来这只船就是这样解决的，因而大大地阻碍了敌人的修桥工作。

　　战事越逼越紧，到了12月21日，丁教官接到第10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快邮代报，说“……关于爆破时机，请候本部另行通知为盼。”（这时恰巧我往上海办桥工善后，这封快邮代电是后来才见到的）后来据丁教官报告和报上消息，才知道炸桥情况：12月22日，敌人进攻武康，窥伺富阳，杭州危在旦夕。大桥上南渡行人更多，固不必说，而铁路上，因上海、南京间，不能通行，大桥成为撤退的唯一后路，运输也突然紧张。据铁路局估计，这天撤退过桥的机车有三百多辆，客货车有两千多辆。第二天，12月23日，午后一点钟，上面炸桥命令到达了，丁教官就指挥士兵赶忙将装好的一百几十根引线，接到爆炸器上，到三点钟时完毕。本可立即炸桥，但北岸仍有无数难民潮涌过桥，一时无法下手。等到五点钟时，隐约见到敌骑来到桥头，江天雾霭，象征着黑暗将临，这才断然禁止行人，开动爆炸器，一声轰然巨响，满天烟雾，这座雄跨钱塘江的大桥，就此中断。

　　在大桥工程进行时，罗英曾出过一个上联，征求下联，文为：“钱塘江桥，五行缺火”（前面四个字的偏旁是金、土、水、木）始终无人应征，不了如今“火”来，五行是不缺了，但桥断了。

　　大桥爆炸的结果是：靠南岸第二座桥墩的上部，完全炸毁；五孔钢梁全部炸断，一头坠落江中，一头还在墩上，一切都和计划要求的一样。显然，敌人是无法利用大桥了，要想修理，也绝非短期能办到。

 

钱塘江建桥回忆·战后修桥（摘录）

　　1946年春，我回到劫后的杭州，随即接到交通部命令叫我充实桥工处，准备修桥。当时钱塘江桥是什么样子呢？在日本侵略军占据钱塘江两岸后，开始几年，他们还无暇修理，直至1940年9月起，才在坠落江中的五孔钢梁上，架设军用木桥面，先接通公路，行驶汽车。从1943年年底起，才着手修理炸毁的桥墩和钢梁，到1944年10月竣工，才通行火车。他们的修理，完全是为了临时军用，故一切因陋就简，草草了事。

　　还有江中心的第五及第六两个桥墩，破坏情况也严重。这两个桥墩不是我们撤退时炸伤，而是抗战期中我方游击队所破坏的，一个是1944年3月28日，敌人修桥期间；一个是在1945年2月4日敌人通车以后。两次破坏都很成功。据说是游击队于夜间偷渡至桥墩旁边，放下定时炸弹所爆破。两个桥墩的墩壁，破裂多处，敌人只是用墩中填沙和墩外加固的办法，勉强维持。

　　我们回到杭州，立刻对全桥作了详细勘测，才知道破坏过的桥墩钢梁，情形异常严重，现在虽然通过火车，但速度严格限制，若不及时修理，势必发生危险。

　　1946年9月起，开始进行修桥，在破坏的第五孔钢梁上面，铺设临时公路木桥面，行驶单线汽车，两旁设临时木栏杆，对于完好各孔钢梁的杆件，加涂保护油漆。1947年3月1日，修复后的公路桥通车，恢复大桥双层路面作用。由于损坏过甚，不但限制火车过桥速度为每小时10公里，汽车为15公里，而且汽车与火车，不能同时过桥。这时又对过桥汽车，征收“过桥费”，作为管理及维修费用。

　　1949年杭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在第五孔公路桥及铁路桥面的纵梁两段，装上炸药，阴谋破坏大桥。5月3日下午该军队撤退时，竟将炸药引爆。幸喜损坏不大，立即由由修桥职工日夜赶修，于24小时内，将铁路、公路全部恢复通车。

　　第五桥墩1952年4月修好；第五桥墩1953年9月完工。

　　（写于197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