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岁抗战老兵乔凤岐：“医院也算前方，是前方的后方”
来源：平顶山老区建设 河南沧海推荐稿   2023-12-29 09:49:41

　　2023年12月8日，农历癸卯年十月二十六，上午10点半钟，舞钢市铁山街道水坑找村“乔家大院”突然来了几位客人，他们是铁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街道办事处主任陈彦文，街道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冯新尚，原街道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刘长和，村支部书记、副书记等人。他们带着生日蛋糕和红色横幅而来，他们是为一位102岁的老人祝贺生日的。

　　进得院内，乔家人已然在恭候，寿星老也被请进堂屋。他们急忙打开红色横幅——祝抗战老兵百岁生日快乐——挂在堂屋正墙上。

　　被庆贺生日的寿星老叫乔凤岐，乳名乔金须，学名乔凤楼，1921年出生。

▲乔凤岐近照 李贵生 摄

　　这是一位满身故事的老人。

　　他所在的水坑赵村地处舞钢辖区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区域——武功区的核心位置，革命活动起步较早。

　　1929年春，出自该村董家的武功农民协会骨干董俊卿参与组织了有2000多农会会员参加的游行活动，斗倒了恶霸区长史玉亭。1938年秋，成立水坑赵党支部，党史记载中有五个名字：书记王子英，党员董济众、董海彦、乔金须、王耀星。1938年10月，中共豫中特工委（后改为豫中地委）在该村建立了地下交通站，与驻竹沟的中原局、豫南省委互通情报。

　　这位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老人，走过102载的风雨人生，已经活成了一部旧中国走向新中国的沧桑史、斗争史、奋进史。为他祝贺生日，是我们这些后人应有的礼仪，礼敬，礼遇。

　　听听老人的讲述吧，让我们认识他特殊的经历、豁达的人生——

▲乔凤岐（左二）与家人合影 刘长和 摄

　　他家不是大地主，但也小有资产。他说：10岁那年，土匪崔二旦带一万多人来到舞钢一带抢粮烧房，光他家就被烧毁房子11间：南屋带门楼5间，东配房3间，西配房3间。

　　大哥叫乔凤栖，比他大十八岁，在孙传芳的部队当过兵，肚子被打穿后，捡条命回来了。大哥右眼萎缩，明显比左眼小，可能是伤到了神经。大哥回来后，在武功寨开了间药铺。

　　二哥叫乔凤阁，比他大十四岁，上过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干部训练班，毕业后任中尉排长，在河北承德附近跟日本人打仗时受伤。伤好后与部队失联，只好回来。

　　“我大哥叫凤栖，我二哥叫凤阁，栖和阁都是凤凰住的地方;我叫凤岐，岐山在宝鸡，那也是个好地方。宝鸡不比凤凰差。”说完乔老大笑起来。

　　乔凤岐这个名字是董道南给他改的。他最初叫乔凤楼，董道南说凤楼不好听，楼太小，凤鸣岐山盛世出，凤岐代表祥瑞吉征。董道南是他的小学老师。

　　说起上学，乔老很感慨。他说，母亲很重视文化教育，坚持让他上学。按他母亲的话说，你的两个哥哥都上学了，你也得上，不识字不行，不识字将来挨欺负。他母亲是闫楼村人，因娘家兄弟分家时，一个识字，一个不识字，识字的改了分家文书，让不识字的兄弟少分了很多地。在母亲心里，她的小儿子也必须识字。当时只有官僚、地主等有钱人家的孩子才上得起学，他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母亲靠纺花、织布、卖鞋积攒一些钱供他上学。半年的学费是500个铜钱。

　　乔老在本村上了两年小学，天天读唐诗念国语，没有算术。不识数不行。他央求母亲，要去武功寨上小学，那里开有算术课。1936年他去了武功小学。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麦天，我高小毕业，夏天时入的党。当时不到十八岁，差几个月，虚岁算是十八吧。跃鲤是介绍人，在王耀家入的党，陈春森安排的，用的名字是乔金须。到了秋里，王子英书记，我组织委员，王耀宣传委员。后来，我的党员跑掉了，当兵了，没有跟上。”

▲政府部门领导看望慰问乔老 刘长和 摄

　　跃鲤指的是董济众，董海彦的侄子。1938年10月，中共舞阳特工委为了和省委（竹沟）联络，设立交通站，地点就在董济众家里。1939年初，董济众调县委工作，交通站由董海彦接任。王耀指的是王耀星。这几个人都是本村的。（陈春森朱兰店人，当时是武功党支部书记。）

　　据乔老回忆，当了几个月的组织委员，也没有发展过党员。“一是没人，二是不敢发展党员，形势紧张。”支部活动也很少，主要是“学习，经常学习。再后来连学习也不开展了，还解散了党支部。”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成立了“防共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反共密件，这些密件经由国民党内部军政系统转发至各县。蒋介石饬令军政要人：“加紧努力，切实执行。”10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将其方针从“政治限共”转向“军事限共”，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11月11日，国民党军队在河南确山制造了“竹沟”惨案。

▲乔老在自家菜地劳作 李贵生 摄

　　舞阳距竹沟百十里地。“竹沟”惨案发生后，舞阳县委有组织、有计划、有秩序地分批转移暴露党员或可能暴露的党员干部。未撤退的党员，按照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精神，隐蔽下来，继续开展党的工作。

　　水坑赵党支部执行党的决定，解散党支部，党员就地隐蔽。现在说起“分批转移党员”行动，大家不以为奇，但在当时却是绝密。乔老是在“竹沟”惨案发生的前几个月入的党，自然被列入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不符合转移条件”的那一类党员。也就是说，他的党员身份先“悬”着，一直“悬”到组织需要。

　　党的活动停止了，宣传也就停止了。但由青救会大力宣传而形成的抗日热情无处不在，县政府就劝这些人，加入国民党军队，拿起武器，跟日本人干，保家卫国。舞阳县属于国民党统治区，不管县政府如何的不管用，对农民来说还是有鼓动力的。

　　“民国二十九年八月，我的老师董彬侯找到我。他是武功人，他劝我跟他一起参军。头一年受了水灾，没有产下多少粮食不说，小麦也没有种上多少。第二年哪会有粮食打?俺母不让去，不去也不中，没吃的，后来俺母同意了。我跟着董彬侯去唐河县参军了，司令孙连仲，军长池峰城。”

　　这一当兵，再也没有找到党组织，他从此“脱党”了。

▲乔老百岁生日全家福 李贵生 摄

　　民国二十九年是公历1940年。5月间，豫南、鄂北方面的日军发动了枣宜会战，孙连仲部队的防线被日军突破，其68军退到泌阳以北地区，30军（军长池峰城）退到新野以南地区，第二集团军总部（孙连仲部）也由唐河撤到镇平附近。日军撤退后，孙连仲把指挥所推进到唐河县的湖阳镇附近，在那里驻扎休整了两个多月。

　　“到了唐河县，董彬侯进了军医处当文书，我去了看护班伺候病号，干了一个星期，医院转移。白天黑夜地走路，到了恩施才消停下来。从恩施到宜昌有200多里，部队守这200多里的防线。我也想去守防，恩施有一批伤员是从宜昌撤下来的，那时日本人已经占了宜昌。看着他们伤成那样，我心疼。缺胳膊少腿的，躺在那里哼哼的，各种伤都有。有的能起来解手，有的不能，备有小便器、大便器，我拿着让他们方便，再清理一下。吃饭时，伤兵能自己端着吃的，让他们自己吃，不能吃的喂他们吃。他们需要时，去晚一会儿，那些人大喊大叫。骂人不说，那凶劲，能动的话还敢动手打人嘞。没有人愿意干看护，‘逮’住我了，不让走。我一干就是九年，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呵呵还干看护。”

▲乔老在菜地与来访者交谈 李贵生摄

　　“啥看护呀，就是伺候人，给伤兵端屎倒尿;医生开了处方，拿着取药，给伤兵吃;我是上等兵，看护兵都是上等兵，担架排有二等兵;一等兵三块，二等兵三块五，上等兵四块;衣服是发的，鞋、袜子、牙膏、毛巾那些自己买;我费毛巾，有时得给病号洗洗擦擦，看着不入眼，我闲不住，多干些活儿不算啥;有的伤兵几天解不出大便，得用手抠。那时我也不知道脏，就给他们抠;遇到爱说话的，陪他们说话，听他们说外面的情况，很多事是我听来的;那么多伤兵，我没有时间去外面看新鲜。”

　　“伤兵也是有功的人。医院也算前方，是前方的后方。伤兵不能打仗了，得马上救治。我不会救治，只会护理。护理不是好活，累不说，得细致。外面的炮成天打，能听到炮声，战场离医院不远。一场仗，能下来几百号伤员，千把儿人的也有过。有疼得哭天喊地的，有吓傻不说话的。当兵的是‘死簿子’，得听命令，人家往前头去，你也得往前头去。枪响着哩，不是受伤就是死，伤兵老多了。这仗打完了，还没喘气，就又来一仗。日本人几千万人口，中国人四亿，比他多十倍，他们武器恶，靠飞机大炮，枪也打得远，就那咱也不怕他们。”

　　“民国三十二年军部医院调到长江南的三斗坪。三斗坪归宜昌管，离宜昌90里，宜昌日本人占着哩。我们去了，在三斗坪新开了几道街。后来医院转移到瞿塘峡。为啥叫瞿塘峡?水向东北流里又往东南了，拐个S弯。部队在瞿塘峡上游开了山洞，弄进去几门炮，日本人的船上不来。再后来，哪里有仗，军部医院就去哪里。”

　　史料记载，乔老所在的孙连仲部，先后参加了豫南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长江上游江防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军部战地医院跟着战场走，最后转了一圈，跟着孙连仲到了天津。到天津，那是抗战胜利以后的事了。

　　“1949年元月15日，天津解放，解放军接管了军部医院，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临时后方医院。这样的后方医院有七个，每一个都住了几百个伤号。我参加了解放军，仍在医院当护理兵。我是7月初请假回的老家。部队不让请假，俺母病了，不回不行。请了15天假，在家住了一个多月。母不让走，说当兵啥时候是个头呀。我28岁了，在外面当兵快10年。我没有回部队，伺候俺母活到89岁。”

　　从此，乔老离开部队，他又“脱军”了。

▲乔老与作者畅谈当兵经历 刘长和摄

　　在部队伺候了十年伤病员，回家后伺候老母亲，虽然不是医生，但有学医的基础，再加上耳濡目染，在新中国刚成立那个缺医少药的时代，乔老也是难得的人才。于是，1952年，他被推荐到武功卫生所，先是给人看病，后来干司药。1953年，附近诊所合并成武功区联合诊所，他继续给人看病，还兼会计。因为在国民党军队干过，被是党员的退伍军人“拨拉我二年”。到了1958年，“我被卫生所开销回来了。”

　　从此，他和众多村民一样两条腿插在地墒沟里，这一插就是60多年。

　　期间，他也跑过党籍的问题，曾找过一个在区里当领导的老支委做证明，但人家说了，“你在外面给国民党当兵，谁知道你干啥了”。

　　那时候的党员都是秘密发展的，知道的人本来就少，更别说一个普通老百姓，求证难呀。不过老人心态很好，“人家说得没错，说不清了;说清了又能咋的，我还是我。呵呵……”

　　简单的笑声，发自丹田，宽容自己，也宽容他人。

　　党籍丢了，军籍丢了，但国家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2015年，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当地政府给他送到手中，佩戴胸前;民间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为他申请了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的抗战老兵关怀计划致敬礼金，他也得到了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无冕爱心网等社会组织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的关爱和资助。民间慈善协会还送他一件蓝上衣、一条红围巾，遇到有人采访他，他就穿着、戴上。今天过生日，他依然穿着、戴着。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国家发的，还有这些75周年的纪念章，呵呵，没有让它离过身。”乔老的话语中充满了自豪。

　　这是抗战老兵的“身份证”。

　　乔老用它证明：他曾经是一名抗战老兵。

　　（来源：河南思客。作者郭自强，笔名丁元，舞钢市老促会常务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诗歌学会理事，河南省楹联学会理事，河南思客舞钢文学社社员。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