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高邮受降记
来源：彭劲秀   2024-01-23 15:14:2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当局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21日，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肖毅肃中将受命与日军代表今井武夫在湖南芷江洽谈接受日军投降的有关事宜。由于国民党当局和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都明令日军不准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所以在拟定的全国十六个战区受降点中，竟没有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军投降的安排。但是，在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多年来一直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搏斗，取得辉煌的战绩，并在江苏高邮举行了庄严的受降仪式，正式接受了当地日军的投降，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高邮战役：对侵华日军的最后一战

　　高邮位于江苏省中部，南临扬州，北靠两淮，是古运河道上的一个重镇。自1939年日军侵占高邮之后，连年加修工事。到1945年时，高邮已有高9米、厚7米的城墙。在城墙上筑有永久性机枪掩体14个，转弯处和城墙上驻有两层或三层大碉堡8个，城垛之间均筑有射击掩体。盘踞高邮的日伪军自恃兵多城固，妄图与新四军对抗，对新四军送去命令他们投降的通牒置之不理。

　　据李冲《解密抗日最后一战：高邮战役》（扬子晚报2013年10月5日）披露，盐城收复后，新四军委派在盐城战役中投诚的原伪军第五军军长赵云祥去高邮城中对日军劝降，城内的日伪军不但不投降，反而更加猖狂，竟然将劝降者“枭首示众”，把赵云祥的头颅悬挂在高邮城楼上。城内的日军狂妄地宣称：“你们新四军没有资格受降！”还扬言要“北攻宝应，奉命收复失地”云云，简直嚣张到了极点！

　　1945年12月，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治委员邓子恢、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集中华中野战军（注：1945年11月下旬完成整编，下辖六、七、八、九四个纵队，每个纵队辖4至5个团）第六、七、八纵队，组织进行高（邮）邵（伯）战役，歼灭该地区拒降之敌，以除后患。在建议获准、部队进入战前准备阶段时，第六、八、九纵队被临时要求北调，以配合山东野战军在津浦线上开展破击战。

　　然而，三支纵队集结宿迁一带待命后，情况发生变化。粟裕再次建议：“即暂停对津浦作战，可趁我主力集结之机，进行高（邮）邵（伯）战役”。他认为，高邮地区是解放区腹地，同时城内日军拒不投降，新四军攻城歼敌师出有名。这个建议又很快获得批准，军部仍留第六纵队于淮海地区，将第七、八纵队投入高邮进行战前准备。

　　12月15日，粟裕第三次致电陈毅、张云逸、饶漱石、黎玉并告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张爱萍，再次请战。电文中，粟裕明确了目前的战略态势，称高邮战役有助于“解除顽军自高邮沿运河向北分割华中之威胁”，“更可使苏中区的经济财政保证对华中之主要供给”。新四军军部接受了粟裕的建议，同意集中第七、八纵队先打高邮和邵伯。

　　当时，新四军方面共有华中野战军第七、第八纵队和华中军区地方部队共15个团的兵力。为支持高邮战役，苏中地方党政机关也积极配合，大力发动群众支前，组织了3000名民兵参战，动员了15000名民工，准备了500只运输船，50万斤粮食和100万斤柴草保证部队作战需要。

　　战役打响前，高邮城内驻有日军独立第九十混成旅团第六二六大队及炮兵中队等共1100余人；伪军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之第四十二师全部。第五师之第十四团、十五团，特务团等6个团，连同伪县保安大队、警察队、水巡队及土匪武装等共约5000余人。邵伯有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团。高邮和邵伯之间，有一个小据点叫车逻坝，驻有伪军一个营。

　　12月15日，张鼎丞、粟裕和华中野战军指挥机构到达兴化，陶勇率领第八纵队开进宝应，王必成率领第六纵队到达淮阴。

　　新四军军部签发作战命令，以华中野战军第七、第八纵队和华中军区地方部队共15个团兵力，发起高邮战役。

　　12月19日，新四军按照作战方案进入阵地。晚7点，15个团在南北40公里、东西20公里的战场上同时发起攻势。

　　粟裕带领的第七纵队向邵伯发起攻击，野司特务团向车逻坝据点发起攻击，苏中军区的地方团队及第七纵队一部，也向唐头、郭村、宜陵、大桥及泰州外围等日伪军据点发起进攻，先后拔除扬泰线之敌据点16处。

　　陶勇指挥第八纵队向高邮城外围之敌展开了攻击，64团西北面突破外围屏障直逼城垣。66团、70团和高邮团先后攻破双庙、泰山庙、关帝庙构筑的防御工事，68团从南面采用单刀直入的战术消灭了圩外的大部分敌人。20日中午高邮城外围据点除东门的净土寺塔外，均被扫除。21日，新四军攻克了邵伯等日伪据点，切断了高邮城日伪军的退路。

　　25日夜，新四军第八纵队及高邮独立团共6个团从西北、东、南三个方向同时向高邮城发起总攻。陶勇亲临前线指挥。晚6时，总攻打响了。炮兵首先对东门内的日军司令部实行炮击。与此同时，第八纵队的第64团、72团从城西北方向，66团、70团从城东方向，68团从城南向高邮城发起猛烈攻击。各团对困守之敌的猛攻，迫使敌人向碉堡林立的日军司令部收缩。新四军包围圈越缩越小，日伪军不得不停止抵抗。

　　经过6天2夜的激战，26日凌晨，日伪军见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只好纷纷缴枪投降。

　　据高邮战役参加者彭德清、张云龙、谢云晖、严振衡于1994年撰写的《收复高邮、邵伯和陇海路东段之战》一文记载：攻克高邮城，计歼灭日军1100余人（含生俘岩崎大佐以下近900人），伪军等5000余人（含生俘伪42师师长以下3500余名），缴获各种炮61门，各种枪4308支；新四军方面伤亡600余名。

　　战后，第八纵队受到新四军、华中军区首长“军政双优”的嘉奖。

　　新四军在高邮举行受降仪式

　　经过一番严正的交涉，1945年12月27日凌晨，日军驻高邮最高司令官岩崎大佐不得不同意向新四军投降。

　　在高邮熙和巷东边不远处有一个花园，园中有几幢楼房。这里草木茂盛，环境幽静，日军侵占高邮后便在周围架起电网，将高邮派遣军的最高司令部设在这里，名为“洪部”，受降仪式就选定在这里进行。

　　受降仪式前，我方受降代表、新四军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副主任谢云晖来到日军司令部时，日军大佐岩崎全副武装，挎着指挥刀站在那里，十分傲慢地对韩、谢二人说：“我是大日本皇军高邮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岩崎大佐，阁下是谁？”当我方随行人员介绍韩念龙、谢云晖的身份后，岩崎道：“我只同贵军最高代表谈判！”态度极为嚣张、狂妄。

　　韩念龙对他扫了一眼，严厉地申明：“我就是我方最高代表，我代表新四军，命令你们立即无条件投降！”

　　岩崎见韩念龙态度强硬，又狡猾地说：“我们旅团的中心在南京，高邮城的弹药给养、重武器等可以全部缴给你们，但轻武器我们要带去南京。”

　　韩念龙说：“你们只能无条件投降，你们天皇的命令也是无条件投降。我军纪律严明，你们投降后，我们自然会按优待俘虏条例，保证你们及你们家属的安全和遣返。”岩崎只好说：“二位代表请坐，我们愿意无条件投降！”

　　受降仪式正式开始了。在举行仪式的大厅里事先已摆好一排长桌子，桌子上铺着黄军毯。在长桌后面正中间坐着韩念龙和谢云晖两位主任。他们的左右是助手、警卫和翻译；长桌的左边站着我军参加受降仪式的指战员代表；长桌的右边站着两排日军军官。仪式开始后，韩念龙命令日军岩崎大佐传令各部，立即解除武装，交出武器，无条件投降。岩崎大佐解下身上的指挥刀放在桌上。日军一名军官出列，向岩崎行军礼后，把一叠日军花名册，军械、军需登记册呈交给岩崎，岩崎接过后向韩念龙行一军礼，然后便将这些花名册、登记册毕恭毕敬地呈交给韩念龙，然后退回站立一边。韩念龙接过花名册、登记册稍稍翻阅了一下，即命令岩崎指定专人陪同我军人员去广场和仓库清点交接武器和物资。

　　接着，韩念龙宣布了三条规定：一是投降的日军官兵，仍各回原住处待命。为了安全起见，活动限于院内，不得外出；二是战死的日军官兵，可按日本习俗火化，骨灰可以带回本土；三是受伤的日军官兵，将由我方医务人员协同日军医务人员予以救治。我们保证你们和你们家属的生命安全，不侮辱你们的人格，你们投降后的一切安排，我们将会按我军优待俘虏条例妥善处理。

　　韩念龙宣布完毕，受降仪式即告结束。

　　有意思的是，新四军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及随行人员一直挤在我方人员中，观看了受降的全过程，故意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受降仪式结束后，他才不声不响地离开大厅，走出大院，出了东门，回到野战司令部。直到三天后，粟裕在高邮城接见日本军官时，他们才知道此事。日本军官们连声惊叹道：“不胜感激之至！不胜荣幸之至！”

　　岩崎大佐肃立在粟裕面前，把一件紫光闪闪的冷兵器，双手高高地举过头顶，又深深鞠躬，说道：“谨将这柄祖传的紫云刀，敬献给久已仰慕大名的中国将军。”

　　高邮战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全国胜利后，对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动的最后一场战役。在高邮举行的受降仪式是日军向新四军投降规模最大的一次。

　　当地政府和民众非常珍惜高邮战役和新四军在这里举行接受日军投降仪式的历史。现在，见证了那段历史的“洪部”礼堂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时被翻修成纪念馆。侵华日军向新四军投降处旧址已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2015年12月26日，抗日战争最后一役纪念广场在高邮落成开放。该广场包括6000平方米的南入口广场、长125米的耐候钢抗战甬道、2300平方米的下沉式镜面广场，以及3000平方米的抗战最后一役纪念馆副馆和725平方米的游客接待中心等设施。

　　这些经过翻修和新建的纪念设施警醒人们：永远铭记历史，开创美好未来！

▲在高邮受降仪式原址上复原的受降仪式场景

　　日军在山东沙沟和华丰的缴枪投降

　　日本宣布投降后，新四军和地方武装曾经在山东等地包围当地拒不投降的日本军队，强制命令日军缴械投降，如新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派第二旅参谋长冯少白去与驻扎在山东华丰（今属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的日军洼田旅团进行多次谈判，洼田少将被迫同意放下了全部武器。（红岩春秋 2005年第6期 原题：《新四军华丰受降》）类似的还有1945年12月1日下午4点，鲁南铁道大队政委郑惕、大队长刘金山和副大队长王志胜在沙沟车站接受日军铁甲车大队长太田和铁道警备大队长小林的投降，太田和小林分别把自己的指挥刀交给郑惕和刘金山，然后日军一个小队一个小队地前来缴枪，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拂晓，日军才把武器缴完。据统计，当地日军投降共缴出山炮2门、重机枪8挺、轻机枪130多挺、步枪1900多支、70多架照相机、手枪数十箱、子弹百余箱。

　　当时，日本铁甲车大队和驻扎在华丰的日军强调不能违反上级不得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的命令，鲁南铁道大队和新四军一纵也无法勉强他们举行受降仪式，只要日军全部交出武器就行。这样，日军在沙沟车站和华丰镇的缴械，都没有举行受降仪式，也没有签署受降文书，而韩念龙等新四军代表在高邮日本驻军司令部举行仪式接受日军投降则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较为正规的一次受降，应当载入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史册！

▲新四军高邮受降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