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抗战军人胡国屏
来源：胡绍蒸   2024-06-01 10:00:54

▲抗战军人胡国屏（1903.5.25—1961.10.10）

　　父亲胡国屏是泸县小市绫子街人，生于1903年5月25日。父亲祖上不富裕，爷爷胡先梁挖过煤，开过船，死得很早。爷爷死时父亲正上中学，奶奶胡钟氏是个农村家庭妇女，父亲不得不终断学业，攒钱补贴家用。1924年5月，杨森在成都续办四川陆军讲武堂，招收青年学生，父亲考入四川陆军讲武堂。毕业后，直接进入国民革命军（川军）第20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1949年12月26日，第20军在四川省金堂县起义，父亲率部在金堂县官仓一同起义，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第7军第19师，父亲转任副团长。

　　母亲罗德芳是营山县花市坝人，生于1912年7月16日。母亲还没有成年时，外公外婆就相继去世，母亲在远房亲戚家寄养长大。1931年2月，杨森割踞川北6县，父亲的部队驻兵营山时，经人介绍，父母相识、相爱、结婚。婚后，母亲移居泸县，后居古蔺照顾家人。母亲卒于1977年3月30日。

　　抗战期间，日本飞机轰炸泸州，父亲正在湖南抗战，母亲为了全家安危，躲避日机轰炸，1940年拖儿带女从泸县逃到古蔺，这一躲再没有回去，我们成了古蔺人。父亲退役后，定居古蔺，卒于1961年10月10日，因此，古蔺成了我们的家园和父母长眠的地方。

　　一、父亲入伍一年后，开国元帅朱德、陈毅到20军开展工作

　　1925年3日，父亲从四川陆军讲武堂毕业后，直接进入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那时杨森部队打的是红黄蓝白黑5色旗。父亲入伍一年后，1926年8月，开国元帅朱德、陈毅来部队开展工作，策动杨森拥护国民革命，杨森部换旗易帜，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20军，换打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一）朱德是第20军第一任（国民党）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兵锋直指北洋军阀吴佩孚控制的武汉。当时，杨森是吴佩孚在四川的代理人，是吴任命的“四川省省长”，占据以万县为中心的“下川东”地盘，控制四川几十个县，拥有60多个团，7万多兵力。杨森的动向对北伐军西面有着重大影响，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派杨森的老朋友朱德带一批政工干部赴万县，争取杨森倾向革命。那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40岁的朱德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刚旅欧探寻革命回国，受中共中央派遣，以国民政府代表名义到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争取杨森易帜，脱离军阀吴佩孚，参加北伐革命。

　　杨森和朱德曾在云南护国军共事，朱德还是杨森的老长官。朱德准备出国时，杨森是川军第2军军长，曾电邀朱德“念在旧交”到重庆“聚首”，挽留朱德帮忙。朱德婉言谢绝后，杨森仍说“虚席以待”。 这次，朱德一行到万县后，杨森盛宴款待。席间，杨森说：“当初弟承诺虚席以待，今日兄来，弟不食前言，定委以重任。”朱德没接杨森的话提，却说：“现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了，子惠作何打算啊？”杨森沉默片刻后说：“小弟欲同北伐军一起攻打北洋军，可迟迟下不了决心啊！”朱德说：“子惠，我就明说了吧，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欢迎吗？”杨森见有朱德襄助，一下站起来说：“玉阶兄，北伐我定了！”请朱德前往武汉联络。

　　朱德到达万县同时，陈毅受中共创始人李大钊指派到万县做杨森的工作，他与留法时勤工俭学的同学喻正衡（喻曾任杨森秘书）一道返回万县，面见杨森，杨森留陈毅在20军司令部工作。

　　经中共组织联系，朱德和陈毅共同负责杨森部的易帜工作。10月初，朱德去武汉联络杨森易帜事宜；23日，北伐军总部任命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军司令，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党代表。杨森的部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11月中旬，朱德率黄埔军校学生数十人返回万县，就任20军第一任（国民党）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朱德就任20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任后，立即着手改造旧军队。在军、师、旅成立国民党党部，发展国民党党员。11月20日在万县杜家花园开办军事政治学校，招收下川东各县中学毕业生四百多人受训，由黄埔军校学生担任队长和教员，为20军培养新的骨干力量。同时开展部队政治工作，教唱革命歌曲，激发了20军官兵革命热情。广大官兵懂得一些革命道理，有了初步的觉醒。20军在遵守纪律、军民关系和上下级关系方面，出现了与旧军队不同的面貌。

　　（二）“9.5万县惨案”——朱德、陈毅带领20军抵御外侮

　　朱德和陈毅到万县不久，英国军舰制造了“9.5万县惨案”。1926年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万流”号轮船从宜昌开往万县，行至云阳停泊在江心招漂接送乘客。这时，杨森部第2大队宪兵从云阳押运提取的数十箱银元盐款回万县。押运盐款的宪兵队长孙恒看见“万流”轮停泊江心招漂接送乘客，便雇3只木船，载上第2大队宪兵和所提的数十箱银元驶向“万流”轮，准备乘轮返回万县。不料“万流”轮存心肇事，当3只木船靠近时，“万流”轮突然加速，浪沉3只木船，溺死杨森部官兵58人，所提盐款银元85000大洋、枪65支、子弹5500发全部沉失江中。

　　杨森刚就职吴佩孚委任的“四川省省长”，发生这种事对杨森是奇耻大辱，除了大发雷霆外，拿不出主意，便请朱德、陈毅来商议。陈毅提出具体办法：

　　（1）立即向报界披露事件真相；

　　（2）发动工农兵学商各界奋起御侮；

　　（3）扣留肇事船只。

　　朱德补充道，在与英方交涉的同时，必须充分准备与英国人动用武力。

　　8月30日，英国太古公司“万通”号、“万县”号两轮由重庆驶抵万县，停泊在陈家坝码头。朱德和陈毅向杨森提议，扣留该两轮再作交涉。杨森立刻派兵扣留两轮，然后向英国领事提出抗议，要求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同时命令部队加强戒备，随时听令行动。朱德和陈毅知道与英国人交涉不会有结果，于是通过中共万县地下组织，在1926年9月2日《万县日报》上发表通电，向英方提出抗议，号召全国人民声援。

　　9月4日，英国领事向杨森发出最后通牒，限24小时内放行两轮。杨森不为所动，英方便武力劫船。9月5日，英商怡和公司“嘉禾”号，载上63名驻宜昌英海军陆战队水兵，在舰长达礼尔指挥下驶抵万县。在英舰“威警”号、“柯克捷夫”号的掩护下，冲向被扣的“万县”、“万通”两轮，实施武力劫走。20余名英水兵登上“万县”轮，用刀砍固定钢绳，杨森部守兵前去阻拦，双方扭打在一起。英水兵砍断两三根钢绳后，向守兵开枪，当场打死2名守兵。舱内杨森部守兵一齐冲出，开枪还击，打死13名英水兵。“嘉禾”轮上的英军舰长达礼尔见状，便指挥“嘉禾”轮向“万县”轮靠拢，被杨森部士兵击毙在望桥上，还打死多名英水兵，迫使“嘉禾”轮脱离"万县"轮，向“万通”轮靠近。杨森部守兵向“万通”号猛烈射击，“万通”总机师庄士敦受伤跳水逃跑，溺毙；船长贝慈趁机逃跑，在凫水时被击伤，爬上“嘉禾”轮逃脱。

　　正当杨森部官兵与英水兵激战时，英军舰“柯克夫”号、“威警”号炮击万县南津街、李家花园（杨森总部所在地）、万县中学等处，并发射燃烧弹。在黄桷树高地杨森的炮兵阵地上，朱德指挥炮兵还击，一艘英舰被击中起火。英舰“柯克夫”号向李家花园、白岩书院等地轰击时，有发炮弹击毁法国原真教堂钟楼，陈毅跑到停泊在陈家坝附近的法国军舰上，用法语向法舰官兵揭露英舰横蛮轰击万县及炮击法国教堂罪行，激起法舰官兵不满，卸下炮衣，对准英舰开了两炮，击中英舰船尾，英舰冒起浓烟，向下游驶去。战斗至黄昏时分，英轮“嘉禾”号趁黑夜东逃。

　　英舰炮击万县，南津街焚毁房屋四百多间，城郊建筑被毁十余处，死伤居民一千多人。惨案发生当晚，朱德、陈毅起草一封通电，与杨森商定后，以杨森的名义向全国人民揭露英帝国主义暴行及“9.5万县惨案”发生经过。

　　9月6日，在中共万县地下组织配合下，朱德、陈毅在万县较场坝召开各界群众抗英大会，朱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10日，中共中央对“9.5万县惨案”发表《告全国人民书》；18日，重庆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校师生罢课，机关停止办公，举行近10万人的声势浩大的水陆示威游行。自贡、泸州、顺庆等地亦纷纷集会游行。全国各地人民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杨森也做好了与英军开战的准备，使英帝国主义者惊慌失措，不得不派出重庆、宜昌两地的领事，出面与杨森调停。

　　1927年1月，英方见中方态度强硬，向吴佩孚求援。吴佩孚密电杨森“和平解决”，暗地叫英方给杨森一些赔偿。杨森表面上已经换旗易帜，接受国民革命军编号，实际上仍对被北伐军打败的吴佩孚心存幻想，对吴佩孚委任的“四川省省长”恋恋不舍。因此，不敢违背吴佩孚的旨意，释放了被扣英轮，“9.5万县惨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三）杨森“礼送”朱德出万县

　　“9.5万县惨案” 后，朱德在20军的威望越来越高，部队转变亦很快，由单纯的军阀部队开始向一支爱国、敢于抵御外侮的进步武装转型。然而这一切，引起杨森的警惕，虽然杨森敬重朱德，自知他是共产党后，害怕20军被“赤化”，最后连自己也无法掌控，因而心存畏惧，开始处处提防。

　　1927年3月，吴佩孚秘密派人到万县，要求杨森暗杀朱德。杨森以交情为重，拒绝吴佩孚要求。但是，他也清楚朱德不能继续留在20军，便想出一个“送客”之法。有一天，他对朱德说：“本军原是军阀部队改编成的国民革命军，我和全体官兵对国民革命军的一套都不懂，请朱党代表带一百青年军官，组成参观团到武汉总部去参观学习，回来好把20军建设成真正的国民革命军！”然后叫人抬出10万大洋，说：“参观团的旅费已经准备好了。”杨森委婉发出“送客”信号。朱德了解到吴佩孚在活动，知道自己继续留在万县非常危险，于是1927年3月，朱德一行离开了20军，乘轮东下。

　　二、川军第20军参加围剿、追堵红军

　　（一）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时，杨森已无孤注一掷的本钱

　　四川军阀刘湘自易帜后，长期占领重庆，控制长江，势力不断坐大。1927年11月，吴佩孚战败入川投靠杨森，杨森对吴倍加关照，遭到四川各界人士激烈反对，蒋介石免除杨森职务，委任师长郭汝栋取代杨森任第20军军长之职；杨森不交权，蒋令刘湘接收杨森所属各部。1928年2月，刘湘组织“讨杨逮吴联军”对万县形成战略包围，杨森退出万县。10月10日，以杨森为首的“倒刘”“八部同盟”（杨森、刘存厚、赖心辉、郭汝栋、黄隐、李家钰、陈书农、罗泽洲等8部）发动下川东之战，进攻重庆刘湘部。刘湘拉拢刘文辉，让其牵制同盟各部，刘湘东下截击杨森部。10月20日，刘湘大败杨森部，连克梁山、忠州、万县等23县，占领杨森下川东全部地盘，成为川军首领，而杨森仅剩下6个不完整旅，退守渠县。

　　此时的杨森既无防地，又无税收，军需军饷都成问题。杨森部军官不分官阶，每人每月一律2元8角，士兵2元1角，这个薪资在当时连伙食费都不够；1929年冬又是个寒冬，杨森部士兵尚无棉衣，也靠其他军阀施舍，被人称作“滚龙”。军阀们商定，每月补助杨森部3万5千元：刘文辉负担1万元，田颂尧负担1万元，邓锡侯5千元，刘存厚5千元，陈兰亭5千元。这样，杨森和部属才勉强度过了在渠县一年的寄食生活，从此失去争夺四川的本钱。

　　1931年2月，四川军阀罗泽洲部内部哗变，杨森打着援罗旗号，趁虚占领广安、岳池、营山、蓬安、顺庆，囊括了罗泽洲的防地。杨森防地扩展到川北6县，杨森部也恢复一点元气，有6个混成旅和1个直属队。

　　1932年12月20日，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翻越风雪弥漫的大巴山，进军川北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很快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杨森的死敌刘湘主政四川，成为川军之首；加之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蒋介石极力促成四川军阀联合围剿红军；杨森面对刘湘、红四方面军两个强敌和老蒋，他不敢拿这点老本去孤注一掷。

　　（二）第20军参加围剿红四方面军

　　1933年2月，红四方面在陕西和四川边界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委任川军第29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军费20万元，子弹100万发，飞机4架，令其趁红四方面军立足未稳，迅速组织围剿。田颂尧投入38个团，6万余人，分成左、中、右3个纵队，即“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有4个师12个团，约1.5万人，在徐向前指挥下，历时4个月，歼敌1.4万余人，俘虏一余万人，缴获枪8000余支、机枪200余挺、迫击炮50余门；红四方面军原有的4个师扩编成4个军、11个师。

　　8月12日，红四方面军乘胜发起仪（陇）南（部）战役，历时半月，歼敌3000余人，缴获枪1000余支，攻占了仪陇县全境及广元、昭化、苍溪、阆中、南部等县嘉陵江东岸地区。

　　杨森眼看红四方面军的凌厉攻势，即将危及自己的防区和部队，于是杨森派代表（第5混成旅旅长夏炯和20军司令部秘书杜重石）与张国焘的代表（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和政治部秘书长黄超）密谈，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协议内容主要两条：“一是红军与20军各不相犯；二是红军出兵攻打刘湘部队，由20军负责军需补给。”协议达成后，20军调拨军装2000套、子弹8箱以及医药用品和军需物资，作为礼品赠送红军。

　　由于20军防区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向南发展造成巨大障碍和重大威胁，张国焘说，杨森这个踞点必须拔除，至于双方谈妥的协议，反正没有文字根据，即便有文字根据，杨森也不敢拿到桌面上来。再说，“兵不厌诈”是军事常识，谁要是相信协议、恪守协议，只能说他是个傻子，不是个将军。于是1933年9月22日，红四方面军发起了营（山）渠（县）战役，消灭杨森部3000多人，缴获枪2500多支，占领了营山全县、渠县大部，杨森败退南充。

　　营渠战役后，关于该不该打杨森？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舒玉璋与总政委陈昌浩发生争吵。（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第九章59.4“三次进攻战役”中有详细描述，见资料一）舒玉璋不同意打杨森而被杀，成为“不同意打杨森”而牺牲的红军高级将领。1945年被中共“七大”追认为革命烈士。

　　由于张国焘的战略性错误，失去了利用川军内部矛盾，分化川军、削弱川军“围剿”红军的大好时机，反而促成了四川军阀大联合，一致对付红四方面军的局面。张国焘把自己的友军推给了自己的敌人。

　　杨森遭到红四方面军突袭后，不得不倒向刘湘。1933年10月4日，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 刘湘调集111个团，约20万人，组织“六路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任命杨森为第四路总指挥。此战幸亏善于指挥的徐向前沉着应对，采用收紧阵地，由徐向前、王树声分东、西两线指挥，进行反击作战，保住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胜利结束反“六路围攻”作战。刘湘大败，而杨森收回营山县城。

　　很快，杨森意识到这样下去最终还是死路一条，于是与心腹们几度磋商后，认为：与其死守川北几个县，腹背受敌，不如躲开红军，脱离刘湘，向蒋介石靠拢。不管怎么说“大树底下好乘凉”，蒋介石集党政军于一身，是全国领袖，决定投靠蒋介石。于是，他叫驻南京代表李寰向蒋介石表示，愿意交出川北防地，率部出川，听蒋调遣。这正合蒋介石心意，蒋许诺每月补助军饷10万元。

　　（三）第20军参加围追堵击中央红军

　　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四川境内，蒋介石调集薛岳的中央军和黔、川、滇、湘、桂、粤军，共150个团，约40万人的兵力，合围中央红军。蒋介石主力部队进入四川，形成了中央军控制四川的局面。

　　1935年6月2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作出红军渡过大渡河后分3路向荥经、天全、芦山挺进，迅速夺取天全、芦山，实现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部署。而蒋介石在四川的行营参谋团和刘湘电令杨森：“派有力部队到荥经、天全、芦山防堵。” 杨森即令第5混成旅（旅长杨汉忠系杨森的侄儿）到荥经，第4混成旅到天全，第6混成旅到芦山，防堵中央红军北上。

　　杨森有自己的盘算：如果不“奉命行事”，老蒋、刘湘决不会轻饶，将引来杀身之祸；如果“奉命行事”，拼光自己的家底也消灭不了红军，反而落入蒋介石、刘湘“借刀杀人”的圈套；唯有阳奉阴违“奉命行事”！于是他授意侄儿、第5混成旅旅长杨汉忠与红军联系，达成“互不侵犯”协议。

　　杨汉忠派人送去信函、部队番号和联络信号，提出互不侵犯要求。朱德接信后，立刻回信：“汉忠师长吾侄勋鉴：来函悉。吾侄深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殊堪嘉许。已照来意，饬敝部先头与贵军切取联系。专复。顺颂勋绥。朱德 顿首”。

　　杨森看了朱德回函，说：“对朱德必须说话算数。” 令杨汉忠率第5混成旅到荥经县黄土坡由北向南布防，给红军让路。中央红军红1军团2师4团作为右侧掩护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的尖刀部队，经荥经泗坪占领小河场，在黄包寺附近与杨汉忠一部“小接触”。双方代表商定，以米滩场为界，互不侵犯。杨汉忠部给红军让路后，双方部队便在黄包寺附近的对河两岸互相朝天放一阵枪，然后杨汉忠一部退守米滩场，红4团从李家岩折返小河场，经过懒板凳翻越垭子口进入天全。中央红军主力在荥经县境内，沿途无战事，顺利通过了杨森部防卫区，直趋天全、芦山。与此同时，杨森将第20军集中于雅安地区，将原在天全的第4混成旅调往荥经；6月7日，红9军团先头两个营在红3军团的策应下占领天全；6月8日，奉命加强芦山防御的邓锡候部第28军尚未到达，红1军团在始阳坝击溃川军一个团后，乘胜占领芦山，顺利完成了确保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

　　中央红军自宝兴县硗碛村出发，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和大小金川向懋功前进。6月12日中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与前来迎接的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第30军在懋功县城东南的达维镇会师；14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大会；17日，中央红军主力翻越夹金山；18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率中央纵队和红2师到达懋功县城；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关帝庙举行扩大会议。懋功会师后，6月30日，中央红军向松潘进军，连夜北上。

　　红军离开荥经之后，6月下旬，20军一路充当追击红军的“急先锋”，从芦山、天全到宝兴，越过夹金山，一直向懋功抵进，至到7月25日，尾追红军北上的川军第20军才占领懋功。

　　懋功会师对红军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蒋介石千防万防，还是没能阻止两支红军主力部队的会师。（见资料二、资料三。）

　　三、父亲最辉煌的人生经历就是参加8年全面抗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两国全面开战。当时，父亲是第20军135師401旅802（林相侯）团3营少校营长，驻军贵州省黔西县。

　　1937年9月1日，20军奉命开赴上海抗战前线，父亲随军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长（沙）衡（阳）会战、桂（林）柳（州）会战等战役，转战大半个中国，整整抗战8年，到抗战胜利才离开20军赴古蔺县任禁烟科主任。

　　在对日作战的8年里，父亲一直在抗日前线作战。据川军抗战大型纪录片《国仗》解说，父亲所在的向文彬团“在前线作战8年，反复伤亡，反复补充，直至到抗战胜利，向文彬的职务仍然是团长（父亲的职务仍然是营长），而全团人员中随他（向文彬）第一次出川参加过淞沪战役的官兵，连他在内只剩下8个人。”

　　（一）父亲所在团是川军最早抵达淞沪战场的部队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9月1日，父亲所在的802团从黔西向贵阳集结，准备参加5日贵阳市各界举行的欢送第20军赴上海抗战大会。为了尽早赶到上海抗战前线，802（林相侯）团和804（向文彬）团不等欢送会举行，便于4日在师长杨汉忠率领下，作为20军先头部队早早出发。

　　20军每个士兵随身武器：子弹三五十发，手榴弹二枚、大刀一把，手中的步枪80%系四川造，汉阳造七九式都很少，质量极差。每个士兵服装极其简陋，粗布单衣两件、绑腿一双、单被一条、小单席一张、草鞋两双、斗笠一顶。

　　部队沿湘黔公路强行军，每天一百多里山路，晚上宿营还要打草鞋，以备第二天行军穿。部队徒步行至湖南辰溪，乘轮渡过洞庭湖，于9月24日抵达长沙。从贵州到长沙，原计划要走50多天，父亲所在部队只用了24天。到达长沙后，部队冒着大雨换乘铁蓬列车到武昌。为防避敌机空袭，连夜渡江至汉口，乘平汉线到郑州，转陇海线到徐州，再转津浦线到浦口，换乘轮渡过江到南京转京沪线，于10月9日抵达上海嘉定县南翔站。父亲所在的20军先头部队是川军最早抵达淞沪战场的部队。

　　父亲所在部队军官兵在途中和到达上海后，受到沿途各地人民，特别是上海市民的热情欢迎。官兵们不论是徒步、乘车、乘船，虽然风尘仆仆，但是精神振奋，高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内心由衷而起为民族生存而战的自毫感。10月9日，官兵们在南翔站下车后，立刻参加构筑第二阵地带工事，挖防空洞、掩蔽部，设立军部指挥所等。

　　（二）父亲在“血肉磨坊”的“磨盘”阵地上战斗

　　1937年10月11日，20军接替西北军第32师进入蕴藻浜（河）沿岸顿悟寺、桥亭宅、陈家行一线阵地。这里正是侵华日军“第三次增援、第四次总攻”，实行“中央突破”的主攻目标，是日军重兵进攻的方向，即淞沪会战第二阶段主战场，被中外媒体称为“血肉磨盘”。对手是日军精锐第3师团、第9师团各一旅，另配空军、坦克、炮兵，有2万之众。

　　13日,日军向西北军第32师蕴藻浜南岸阵地发起猛烈进攻，32师呈现兵力不支之势。20军命令父亲的第802团增援, 团长林相侯率部进入阵地，掩护侧翼。阵地是一片开阔棉花地，约一公里宽，无险可据，只能深挖工事。因地下水位高，挖不到1米就是水，官兵们只能泡在战壕的泥水里时刻准备战斗。

　　14日拂晓，林团长带领先纠华1营冲进阵地，以散兵队形攻击前进。原32师官兵见援兵到来，顿时士气大增，两部协同作战，上午击退敌人进攻。下午，日军再次组织进攻，先是飞机、火炮狂轰滥炸，之后日军步兵在坦克配合下逼近守军阵地。由于守军没有重武器，官兵们泡在泥水的战壕里等日军冲入射程。敌人近了先用排枪射击，再近是一阵手榴弹。当爆炸烟雾腾起，战士们跃出战壕和日军搅在一起搏杀，拼大刀；这时日机、火炮失去优势，从而阻击敌人进攻，守住阵地。先纠华1营经过14日的战斗，伤亡过半，加上32师残存的兵力要顶住日军进攻已很困难，于是，林团长遂调王肇春2营和胡国屏3营增援。

　　15日，胡、王两营进入阵地后，敌军也增加兵力，进攻更加频繁和猛烈，战场形成拉锯战。阵前尸横遍野，到处断臂残肢，滩滩血渍，迷漫血雨腥风，战况十分惨烈。15日黄昏，敌人发起夜间进攻，林团长指挥各营反冲锋，当他跳出战壕时，头部中弹壮烈殉国。这是川军抗日战场上阵亡的第一位团长，同时阵亡的还有1营营长先纠华，蕴藻浜南岸阵地再度陷落。

　　林相侯团长殉国后，战况危急，20军组织反击。师长杨汉忠赶赴前线指挥，率部施行袭逆，被敌机俯冲扫射，弹穿左股，杨师长仍裹伤前行；旅长罗润德亲临前线督战，一颗炸弹在身后爆炸，两名卫士一死一伤，罗旅长炸伤胸部和手臂；副师长李朝信急令801（赵嘉模）团前往增援，李团和林团胡国屏营、王肇春营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冲进去，不到一个小时收回原阵地。胡国屏营踞守原线，王肇春营乘胜追击，将残敌赶回蕴藻浜对岸。这时王肇春营官兵已进入了敌军火线纲，赵团长身负重伤，王营长及全营官兵壮烈殉国。此时，802团的1000多人只剩下200余人，父亲是唯一生还的营长，便缩编为一个营，由父亲率领继续参加战斗。晚上，父亲带领残部修补工事，准备明天的战斗。

　　17日拂晓，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阵地继续猛攻。官兵们沉着应战，经过终日搏斗，敌军伤亡惨重，没有进展。18日，402旅旅长杨幹才命令803（李麟昭）团前往增援，才遏阻日军攻势，稳住阵地。19日，20军完成固守任务，将阵地移交给桂军第48军，父亲奉令率残部撤出阵地。

　　1938年出版、杨昌溪著的《火缐上的四川健儿——川军抗战实录》记述了父亲参加的这次战斗。摘录如下：“正是敌方会集了陆空军全副力量进行全部总攻的时期，当他（师长杨汉忠）的部队才开入顿晤寺阵地，敌军即猛烈进攻。林相侯团长亲到最前缐指挥，官兵奋勇出壕应战，白刃相接，战况惨烈，结果原阵地仍为我军保持，林团长殒国，士兵伤亡亦重。十三日正午，陈家行阵线曾一度摇动，杨师长急命赵嘉谟团长，率领胡、王两营，冒着敌人的炮火冲进，不到一小时，就把原阵线恢复过来。胡国屏营据守原线，王肇春营乘胜势跟踪追击，将残敌赶回蕴藻浜去。但，他们已入了敌军的火线纲，致赵团长负伤，王营长以下全部官兵壮烈殉国。”（另见资料四）

　　淞沪会战后，802（林相侯）团和804（向文彬）团合并缩编为第20军134师402团，向文彬任团长，父亲任2营营长。

　　由于父亲在淞沪会战中的卓越表现，晋升为中校营长。

　　（三）第一次长沙会战，父亲所在团截获日军作战地图，使日军“分进合击”围歼第15集团军的计划破产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集中10万余人，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面同时进犯长沙。20军参加鄂南方面的战斗。

　　1939年9月21日，湖北通城日军第33师团兵分两路向鄂南方面发起进攻：一部佯攻南江桥第15集团军79军正面阵地；另一部绕过幕阜山东侧，经白沙岭向长寿街推进。当时，第15集团军下辖第52、第79、第37军，第52军守备新墙河阵地，第79军守备南江桥至麦市间阵地，第37军守备湘阴以北湘江亘汨罗江右岸阵地。日军企图是从东边避开沿新墙河、汨罗江中国守军的两道防线，然后迂回平江地区与湘北日军主力夹击部署在新墙河、汨罗江防线的第15集团军。

　　22日，绕过幕阜山东侧的日军第33师团，在麦市一带与第79军140师发生激战，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急调在崇阳敌后游击的第20军134师和守备在崇阳东南山区的133师迅速分道南旋，协同第79军140师作战。

　　25日，日军在麦市一带的战斗不能取胜，便改道迂回向苦竹岭攻击，进入桃树港，向长寿街方向前进。20军判断：日军第33师团由湖北通城、麦市向长沙进犯必经南楼岭，于是决定先一步占领南楼岭，阻击敌人。20军军长杨汉域命令134师强占南楼岭。134师命令401团为前卫，昼夜行军抢占南楼岭战略要地。由于401团走山区小道，行军缓慢，敌人骑兵行动迅速，所以李团在南楼岭以南就与敌骑兵遭遇。日军在飞机配合下，李团在伤亡很大的情况下仍奋勇阻击，最后掩护400团和父亲所在的402团占领白沙岭主阵地。

　　白沙岭距离南楼岭15里，是日军前进方向上的重要隘口，如果白沙岭失守，日军即可直达长寿街和平江县城，中间再无险可守。

　　26日，日军用飞机、大炮掩护步兵分数路向白沙岭阵地猛烈围攻，134师沉着应战，重创日军。战斗中，父亲的402团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前几次日军冲锋，每次都是冲向山头，在阵前已经留下不少日军尸体；然而后来的冲锋不再向山头冲，而在阵前尸体堆中打转，好像是在找寻什么重要东西。于是，团长向文彬命令全团集中火力，向敌人反冲锋。战斗非常激烈，日军像发了疯似地与402团抢夺一个被击毙的军官尸体。经过多次拉锯式的反复冲杀，最后，父亲所在的402团抢占了尸体堆，在那个打死的日军官身上发现一个牛皮图囊，里面装有一份日军作战地图。从图上发现：驻守武汉的冈村宁次这支派遣军，代号为吕集团军；地图上标明33师团从南楼岭、白沙岭南下，再经龙门厂、长寿街，由侧背包围长沙，协同由岳阳南犯日军作战。

　　杨森得此情报，急将第27集团军总部从长寿街移往青梅湾，同时判明：日军的企图是切断第15集团军79军退路，然后包围歼灭。79军是防守新墙河的主力，一旦被日军击溃，长沙以北的防线将彻底崩溃。于是，杨森把布局重点由阻击南昌方向来敌，调整为调主力围攻北来的日军第33师团。命令通城以南的第20军由西向东侧击日军，同时电告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薛岳接到报告后十分震惊，日军这一行动是他始料未及。如果日军第33师团与湘北日军会合，部署在新墙河、汨罗江防线的第15集团军将遭受夹击，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薛岳急调第8军前往增援第27集团军，同时命令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崧甫，由南向北尾击和由东向西侧击敌人，对日军构成南北夹击和包围的态势；同时命令第15集团军立即撤退至汨罗江防线。

　　日军第33师团在白沙岭被父亲所在的402团堵击两天后，28日改向无人防守的苦竹岭右侧，绕道南下。到了桃树港时又遭第79军侧击，伤亡较大，进展缓慢，最后向长寿街方向攻击前进。29日，杨森决定在长寿街至献钟之间，将日军第33师团分别包围歼灭。30日拂晓战斗开始，战斗异常激烈，日军大批飞机助战，低空扫射；国军各部集中高射机枪射击，迫使日机不敢低空投弹扫射，双方伤亡惨重。最后，日军第33师团攻占了朱溪厂，主力进入长寿街、龙门厂、献钟一带，与进攻湘北方面的日军第13师团奈良支队汇合。虽然日军进攻鄂南、湘北两条战线联成一线，但是，要围歼的第15集团军早已经后撤，从而使日军“分进合击”的计划破产。

　　（四）父亲是国共合作，共同举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学员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南岳游干班）的创办，是抗战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创举。早在1937年底，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问题在武汉达成协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蒋介石提出了举办游干班的建议。蒋介石在正面战场屡遭挫失，当即接受建议，并在武汉珞珈山举办了一期训练班，邀请了周恩来、叶剑英和叶挺讲授游击战，引起了参加训练班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们很大兴趣，他们认识到除正规战以外还有游击战。于是蒋介石想让周恩来主办一个像黄埔军校那样的学校，共同培训抗日游击战骨干。

　　武汉失守前夕，蒋介石主持召开华中地区高级将领会议，邀请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参加。周恩来和朱德商定，在会上以朱德名义提出抗日战争相持阶段要发展敌后游击战，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书。蒋介石当即接受朱德的建议，并要求拟定办学计划。会后，周恩来和叶剑英一道研究制定了游干班的教育计划大纲，由周恩来面交蒋介石。

　　周恩来随即将建议书报告中共中央，10 月23 日晨，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和朱德：“同意你们的意见，要更进一步地努力工作，促成蒋介石下力量，出资金，使南岳训练班能尽早开课。祝争取更大的胜利！”

　　武汉失守后，1938年11月2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中共代表周恩来阐述了中共方面关于抗日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思想，着重建议国共两党合作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采纳中共方面的建议。会后，蒋介石致电中共中央，请派干部到南岳游干班担任教官讲授游击战。中共中央研究决定，派遣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南岳参加游干班的工作。

　　游干班由蒋介石兼任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1939 年2 月10 日，叶剑英带领30 多名工作于人员前来南岳报到。2月15 日，南岳游干班正式开学。

　　第一期学员1046人，编为8 个队。主要是各战区送来的军官，其中部分是副旅长、团长、营长、参谋及中级政工以上军官，大多数为少校军衔。2 月15 日开学，5月15 日结业。

　　第二期学员530 人，编为5 个队。鉴于第一期学员水平参差不齐，施教比较困难，第二期减少了学员人数。6 月20 日开学，9月20 日结于业。

　　第三期学员最多，1459 人，编为10 个队。主要是第3、第4、第7、第9战区所属军师送来的现役军官和部份省国民党党部、省府送的党政官员。11月20 日开学，1940 年2月20 日结业。

　　当时父亲是第9战区第20军134师402团2营中校营长，正在湖南对日作战，被送到游干班培训，是游干班第三期学员（见第三期学员通讯录）。

　　后因国共矛盾、摩擦升级，1940年3月，中共代表团人员返回延安。国共合作共同办了3期，培训了3000多名游击骨干力量。

　　四、参加20军金堂起义

　　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委任杨森为贵州省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不再担任第27集团军总司令，20军迎来新军长杨干才，军内各级军官大洗牌，父亲离开20军赴古蔺县任禁烟科主任。父亲当古蔺县禁烟科主任是杨森安排，根据杨森用人之道来看，父亲是20军老人，安排一个职位，让其心存感谢，今后用时还可以叫回来。

　　（一）杨森重建20军

　　1949年2月，20军担任芜湖、鲁港、三山街、安庆等地长江南岸沿线防务。4月20日晚，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处于江防第一线的20军遭到重创，兵败芜湖。24日，军长杨干才自杀身亡，副军长、军参谋长被俘。那时，杨森任重庆市市长，蒋介石电命杨森重建20军。

　　1949年9月，20军在重庆南岸重建，杨森自兼军长、副軍長景嘉謨、參謀長郭大樹；下辖3个师：第79師（師長楊漢烈）、第133師（師長景嘉謨）、第134師（師長蕭傳倫）。11月30日，重庆解放，杨森从重庆撤到成都，于12月8日将重庆保安警察总队和重庆自卫队整编为独立师（師長向文彬、副師長陈亮）。在抗战期间向文彬是父亲的团长，陈亮与父亲同为营长，都是父亲旧故，因此，招回父亲任独立师一团团长。

　　12月18日，杨森从成都乘机离开后，当日下午6时，新组建的20军副师长以上军官在广安召开会议。会议由喻孟群主持，喻在会上宣读杨森“手令”：“第20军成立军事委员会，由喻孟群、夏炯、罗君彤，郭大树、范埏生、向廷瑞、向文彬.陈亮、景嘉谟、萧传伦、熊恭岳，鲁伯言为委员，由喻孟群任委员会主席。凡是20军的重大事情.都应由军事委员会开会协商处理；20军军长由杨汉烈继任，总部特务营归杨汉烈指挥。”喻孟群读完后，范诞生补充：“由于杨汉烈没能准时赶到，惠公（杨森）在上飞机之前嘱我转告汉烈：要20军光荣起义。这是惠公临走之前的最后安排。”

　　（二）20军金堂起义的牵线人杜重石及起义经过

　　杜重石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1913年生、四川广安县人。20岁当杨森的秘书，参加了20军与红四方面军密谈，达成“互不侵犯”协议；1937年“8.13”淞沪会战时，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驻沪办事处”少将处长；1938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被杨森密秘派去延安考察；在延安进抗大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两次受毛主席接见；1949年12月，受周恩来总理指派，作为中共“特别党员”、贺龙的政治代表，随一野进军成都，负责联络川康部队和协助接收；20军金堂起义就是他与杨森之子20军军长杨汉烈联络后确定的。

　　吴越著《中共密使杜重石》一书中，介绍20军起义经过：

　　“（1949年）12月25日黄昏时分，杜重石和刘玉衡（一野第18兵团敌工部部长）的吉普车开到了成都东北金堂县的赵家渡附近，与一野18兵团63军军长刘忠联系上了。据他说.这里就是最前线。前线敌军是20军，军长杨汉烈。杜重石说：‘杨汉烈是杨森的儿子，我立刻设法与他取得联系，望他审时度势，率部起义。’

　　杜重石决定亲自去见杨汉烈。刘军长不放心，派军部侦察参谋陪同杜重石一起出发.以便随机应变。时间紧迫，必须趁天色没有断黑.目标明显，好让对方哨兵看清楚，才能避免误会，平安地穿过火线。两人换了便装，来不及吃晚饭了，怀里揣上两个馒头，就骑马匆匆出发，往20军的驻地闯去。

　　两军对垒，在火线上来往，危险性当然是很大的。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这种关键时刻，个人的安危，只能置之度外了。

　　幸亏骑马，目标明显，20军的前沿哨兵没有鲁莽开枪，问明了身份，立即带领他们二人到军部去见杨汉烈。

　　杨汉烈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地点，见到已经是‘贺龙政治代表’身份的杜重石，真是又惊又喜。杜重石见到杨汉烈，来不及多叙离情.只将新中国已经建立、蒋介石大势已去的政局及川康地方部队大都已经通电起义的情况略作说明，希望他认清形势，以数万生灵和他自己的前途为重，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应该及早率部起义。

　　杨汉烈也来不及说更多的话，只说早有此意，正打算派人联络，没想到杜重石从天而降，真是天从人愿，立即表示愿意率部阵前起义。

　　杜重石说：既然如此，此事宜早不宜迟，建议杨汉烈当夜就到63军军部去和刘军长面谈。杨汉烈不再犹豫，当即打发一名参谋持杨汉烈军令和杜重石带来的参谋先期快马返回63军军部，杜重石和杨汉烈小作安排，随后就到。

　　杜重石与杨汉烈当夜到达63军军部的时候，已经过了夜半，正确地说，已经是12月26日的凌晨了。有参谋先期到达，刘军长还在军部坐等。但是由于时间实在太晚，刘军长和杨汉烈两人只是匆匆一面，各表诚意而已。当即就叫参谋送杨汉烈到一家小客栈安歇。刘军长为欢迎他率部起义，投入人民怀抱，祝贺他的正义行动，约定第二天早晨设宴招待后，再具体商谈细节。

　　那天正好是圣诞节，在西方国家一定热闹非常，但是杜重石经过一天又半夜的奔波劳碌，已经十分疲乏，本想再与汉烈一叙离情，可是实在太困了，就也草草人睡，只待第二天在宴会上再仔细交谈。

　　第二天，到客栈去请汉烈的通讯员回来说：‘杨军长昨夜刚到客栈，他们部队里就有人找上门来。杨军长也没住宿，与来人一起走了。留下话说：有紧急事情要赶回部队，不能共进早餐了，请刘军长原谅。’

　　这一突然变化，颇使大家惊讶，生怕起义事又有变化。急忙派人到20军继续联系，方才得知134师师长萧传伦反对起义，把部队拉到温江，企图经松潘进入西康、云南打游击，所以杨汉烈不得不连夜赶到温江处理这件事作。好在副军长范埏生已经奉命做好了整编的准备，12月26日，二十军终于宣布光荣起义。12月31日，杜重石陪同20军军长杨汉烈和副军长范埏生向贺龙汇报20军起义的经过。”

　　《解放战争时期西南地区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番号及其主官》一书记载起义后的情况：“第20军原系杨森部队，辖第79师、第133师、第134师、第349师和独立师。其中有三个师在淮海战役中被歼，1949年初又重建。20军军部和79师、349师、独立师共15000人，于1949年12月26日，在四川省金堂县起义。该军起义后叛变236人，逃亡2312人。起义后1950年1月中旬由解放军第7军19师派军事代表贺胜祥、王风等到该部改编，1950年4月编入解放军第19师。主要将领安置在甘肃等地。”

　　“独立师 中将师长 向文彬、少将副师长 陈亮、少将副师长 郭从皋、少将参谋长 莫湘；

　　第一团 上校团长 胡国屏；

　　第二团 上校团长 冯季邨；

　　第三团 上校团长 张镇钧。

　　独立师及所属团于1949年12月26日，在四川省金堂县官仓起义。其中2团的1、2连起义后叛变。”

　　四、父亲定居古蔺

　　20军起义部队编入解放军第19师后，部队开往甘肃省修建天兰线（天水--兰州的铁路）；1952年8月，解放军第19师改编为铁路工程兵第5师，原20军起义人员留用不到5000人，剩余10000多人先后退役。父亲已是50岁的人了，又不懂铁路工程技术，自然是退役之列。

　　父亲回到古蔺的日期记不得了，事情还依稀记得。父亲到古蔺那天没有直接回家，是两位解放军护送他到县武装部。第二天上午，刚吃过早饭，大概是县武装部派人通知母亲，母亲叫我不要出去，和妹妹一起看好家，她一个人到县武装部去接父亲。很快，父亲和母亲一起从县武装部出来。父亲背个背包，肩上跨过小包，穿一身退色的解放军军服，母亲手里提了个包。父亲和母亲并排从牌方口石梯上下来，还有人跟父亲打招呼。我和妹妹站在家门口，父亲一到家门，伸手摸摸我的头，从小包里拿出4块贝壳小化石，对我和妹妹说：“拿去玩。”到现在我还记得那贝壳小化石的模样。吃饭的时候，父亲给母亲说，“走的时候部队发了点安家费，政府不安排工作，以后我们自己做生意，这是本钱。孩子们都送去上学。”

　　（一）父亲当选古蔺县人民代表、县工商联委员

　　我们家自泸州搬到古蔺无房无地，一直租房，父母白手起家养活7口人，而且5个孩子都上学，确实相当困难。父亲回来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天还没有亮，父亲带着姐姐和两个哥哥去背煤。那时，古蔺人生火做饭都用山里小煤窑的煤，最近的煤窑离城也有二、三十里山路，白天只能跑个来回，父亲带着姐姐、哥哥去背煤，午饭（那时古蔺人一天吃两顿，早饭9～10点，午饭16～17点）后才能回来。快吃午饭时，母亲带我和妹妹去送饭，顺便帮他们背一点。从此，我们家烧煤完全自给自足，多的卖给附近熟人，没有熟人要就放到煤市上去卖。一个月后，父亲在租住的钟家房门口摆放一张长条桌，上面放些块块盐和一个纸烟箱，开始卖烟、卖盐。当时，古蔺小偷多，摊子不能离人，母亲一直坐在哪儿守，进屋做饭、做事就叫我出去替换。父亲进货和背盐下乡卖。

　　两个月后，父亲找人将租住房的堂屋改成门面，做了个90度的柜台，柜台临街面一侧摆放纸烟箱和装有盐花生的瓶子，柜台屋内一侧，摆放酒杯、酒壶和提子（卖酒的计量器）。柜台内是两个装酒的坛子，柜台外摆放两张四方桌子，父亲开起酒店来了。

　　酒店生意越来越好，父亲不断扩大店面和卖的品种。他把紧靠堂屋的住房腾出来，又放两张四方桌，增卖下酒菜。父亲亲手炒盐花生米、做麻辣鸡和毛牛肉。那段时间，我们都是父亲的帮工。酒店人气很旺，每天晚上11点后才扫地关门，赶场天还堵断街，在古蔺城里是数一数二的人旺酒店。真实收益并不高，主要是记账欠款相当一部分收不回来。父亲规定，欠钱的一月一结，不结清不记新账。他作的规定，他自己就不执行。父亲是个当兵的人，讲义气，人硬心软，不是当老板的料。只要客人多叫苦几声，多少给点，就把欠账全消了。那几年是我们家经济上最宽裕的时期，全家人忙忙碌碌，生活过得很充实，虽然添了两个小妹妹，母亲也不用搬着手指花钱。

　　1955年，父亲当选为古蔺县人民代表和古蔺县工商联委员。1956年，古蔺县糖、酒、烟行业进行公私合营改造，成立古蔺县糖酒烟业公司，从此，父母成了糖酒烟业公司职工，每月领固定工资。母亲在商店上班，每天守店；父亲常在县里开会，有时还去泸州开会。

　　（二）父亲去世5年后，在“文革”中遭毁坟灭尸

　　1961年10月10日，父亲因病去世，5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底，古蔺“红卫兵”、外地“红卫兵”和社会上的“造反派”搞在一起，以破“四旧”为名，抄家、打人、砸物。“红卫兵造反派”们声称：“胡国屏是反动的国民党军官，私藏枪技弹药、大洋银元，要挖坟掘墓找出来。”因此，把父亲墓挖开，棺材砸坏，拖出尸骨，骨头散落在坟周围。最后，什么也没有。这群伤天害理的“造反派”还不死心。傍晚，跑到城里，抄了母亲租住的家，继续找“枪技弹药、大洋银元”。租房是两间简易住房，不足30㎡，泥土地面，木板、竹编隔墙，哪能藏枪技弹药、大洋银元？同时，这一租房也是我们家迁来古蔺后第四次搬住的租房。暴徒就是暴徒，没有理性思考，便挖地三尺，砸坏隔墙、床、柜，最后把父亲遗留的学习资料、书籍、照片、衣物以及我们上学时畄在家里的书籍、纸张全部拿到街上烧毁。

　　（三）重建抗战军人胡国屏墓

　　为了给父亲重建墓，2020年5月30日，我向古蔺县有关部门送交了《关于我父亲胡国屏是抗战英雄的正名申诉书》，古蔺有关部门极为重视，批准并支持我们家在古蔺安乐山公墓重建抗战军人胡国屏及夫人之墓。

　　墓地建成后，2021年9月18日，四川省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在墓地主持《抗战军人胡国屏暨夫人之墓》落成揭幕仪式，并举办纪念活动。四川省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参加活动的有会长杨红雷，副会长铙伟、邓盛克，秘书长郑重，副秘书长吴链、中共党支部书记魏建清等；特邀佳宾有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副馆长兼党委副书记徐伶女士一行3人、著名抗战将领张自忠将军长孙张庆成先生以及卭崃真心公益团队、眉山关爱抗战老兵团队、眉山市抗日将士纪念馆等30多人；自发参加活动的还有在古蔺的胡国屏家人以及他们的朋友、战友、同事、同学、街坊邻里、熟人等，共约70余人。

　　在会上，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四川省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分别向胡国屏家人赠送《抗战精神 民族瑰宝》、《抗战老兵 民族脊梁》的牌匾，著名抗战将领张自忠将军长孙张庆成先生、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副馆长兼党委副书记徐伶女士、眉山市抗日将士纪念馆馆长李天玉、卭崃真心公益团队代表等发表了纪念讲话。

　　参考资料：

　　资料一、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第九章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9.4 三次进攻战役中的“营渠战役”部分；

　　资料二、《翻越夹金山》，2016年08月22日 11:10:45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资料三、《朱德早期革命实践与红军长征》，作者：佚名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2022-07-21 23:09:06；

　　资料四、《杨汉忠抗战经过》，作者 范长江（1909—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