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武装的受降
来源：彭劲秀   2024-07-30 15:35:35

　　1945年5月7日，法西斯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7月26日，中国、美国、英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指明日本败局已定，敦促日本投降。

　　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前，中共中央采取的四项动作

　　1945年8月初，侵华日军大势已去，在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中共中央敏锐地意识到抗日战争取得全国胜利即将到来，于是采取了四项动作：

　　一是8月4日，毛泽东于以中央军委名义向新四军下达了《关于迅速集中兵力准备迎接新的斗争的指示》。要求新四军认清新的形势，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美军在8月6日向日本广岛扔下了第一颗原子弹。紧接着，苏军在8月8日正式对日宣战。8月9日，美军向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二是8月9日，毛泽东准确判断战争形势，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8月10日，日本当局在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请求中立国瑞士向盟国转发一封乞降的照会。当晚，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日本乞降的消息，街上报童们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报纸，大声喊道：“号外，号外！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

　　三是从8月10日24时到11日下午6时，延安总部以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连续发出七道命令。其中第一号命令要求： “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一道道来自延安的“命令”发布之后，各解放区部队即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负隅顽抗的日伪军发起全面进攻。

　　七道命令下达以后，8月11日，晋察冀军区向日本华北方面军事司令官发出了最后通牒，限期在48小时内命令所属的日伪军投降，在日伪军拒绝缴械后，对日伪军展开了全面的进攻。同日，晋绥军区也向附近的日伪军发出了最后通牒。晋冀鲁豫地区部队是8月13日开始全面反攻的。山东、华中、华南也相继部署了全面的反攻任务。

　　四是8月13日，在下午召开的军委会议上，毛泽东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要求全体军民看清问题的实质，直面即将到来的内战。

　　中共对蒋介石垄断受降的命令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5年8月11日，正当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向日伪军展开大反攻之际，蒋介石悍然下达了垄断抗战胜利果实的三道命令：

　　一、命令国民党军前线各部队“对敌放弃要点，应即派部队进驻”，“距敌较远之部队，应察状况可能向前推进”，“对于敌人遗留之武器弹药材料财物，必须派兵严为看管”，而共产党武装“如有争夺城镇，妨害我之行动，应断然剿办为要”;

　　二、命令各沦陷区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蒋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

　　三、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应就原地驻防待命”。

　　8月13日，朱德、彭德怀回电蒋介石：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据中央社重庆十三日电是这样说的：“最高统帅部今日电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我们认为这两个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个命令，“驻防待命”，不进攻了，不打仗了……照后一个命令，我们认为是很好的，“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这才像个样子。可惜你只把这个命令发给你的嫡系军队，不是发给我们，而发给我们的另是一套。朱德在本月十日下了一个命令给中国各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正是“加紧作战”的意思。再有一点，叫他们“加紧作战”时，必须命令日本侵略者投降过来，将敌伪军的武装等件收缴过来，难道这样不是很好的吗？无疑这是很好的，无疑这是符合于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可是“驻防待命”一说，确与民族利益不符合。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负责处理受降事宜的何应钦完全将中共军队排斥在受降区域和受降主官之外。何应钦还命令侵华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对本总司令所辖地区内之日军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立即各就现在驻地及指定地点静待命令，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应各就现地负责维持地方良好次序，直至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及负责长官到达接受为止。在此期间，绝对不得将行政机关移交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行政官吏和代表人员。”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同一天，蒋介石就和美国总统杜鲁门暗中通气，由杜鲁门发布第1号通令，指定中国唯有蒋介石政府才享有中国受降的权力。蒋介石迅速向日本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致电，命令日军“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美国总统杜鲁门指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要求在华日军只能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投降，并守住所占地区，阻止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投降。

　　8月18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秉承美国和蒋介石的旨意，拟定所谓《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规定日军武器“完全彻底地”交付国民党方面，而拒绝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投降。同时，冈村宁次通令所属各部，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不向其他军队缴械。除蒋介石有命令外，对中国其他方面的要求，“不仅应坚决拒绝，而且应根据情况，毫不踌躇地行使自卫的武力。”这就是日军在解放区拒绝投降的现象普遍发生的根本原因所在。

　　蒋介石一方面下令不准日军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投降，另方面又急切地于1945年8月14日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说什么“日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要求毛主席“克日惠临陪都”，共商国家大计。毛主席在8月16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评蒋介石发言人的谈话》，指出内战的危险，号召 “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内战就可以制止。”然后，又以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起草了一个电报给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公开承认不许日军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投降的错误言论，公开收回他的错误命令。

　　8月16日下午，毛泽东对蒋介石14日的邀请电发了复电，要蒋介石就朱德总司令的电报给出正确和友好的答复后，才可能“考虑与你会见的问题”。

　　蒋介石看了毛主席的复电， 他让陈布雷起草了第二封邀请电报，先交给《中央日报》发表，再发往延安。这封电报说什么“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又说什么“抗战8年，全国同胞如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

　　这封电报已经在《中央日报》发表，如果内战爆发，就可以把一切责任推给中共不肯接受和平到重庆面商国家大计造成的后果！

　　毛泽东经深思熟虑，第二次给蒋介石复电，告诉蒋介石“特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随后，公开发表了一个《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表明共产党的和平诚意。

　　蒋介石读了毛主席的第二封复电中“特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等语，越加认准了毛泽东不敢来重庆，就越要邀请毛泽东来重庆，把和平的调子唱得更高。他在8月23日给毛主席发了第三封邀请电，声称“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毛泽东于 8月24日第三次电复蒋介石，允诺“俟飞机到”，自己便“随即赴渝”。这个答复让蒋介石大出意料，8月27日清晨，他第四次致电毛泽东，催促做好动身准备，声称已派张治中和赫尔利“于今日乘专机来延迎驾”。

　　蒋介石一方面以中国战区统帅的名义命令日军就地集中并固守待降，命令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所属武装力量就地待命不得受降，同时命令其他国军日夜兼程向日军占领区后方进军;蒋介石直接在受降名单中，划掉了朱德的名字，还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原地待命，不许收缴日军枪械，不许参加受降。

　　8月15日，朱德总司令下达要冈村宁次无条件投降的命令：

　　南京冈村宁次将军：

　　(一)日本政府已正式接受波茨顿宣言条款宣布投降。

　　(二)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

　　(三)关于投降事宜，在华北的日军，应由你命令下村定将军派出代表至八路军阜平地区，接受聂荣臻将军的命令，在华东的日军，应由你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天长地区，接受陈毅将军的命令;在鄂豫两省的日军，应由你命令在武汉的代表，至新四军第五师大悟山地区，接受李先念将军的命令;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

　　(四)所有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之日军(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日军在外)，应暂时保存一切武器、资材，静候我军受降，不得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以外之命令。

　　(五)所有华北、华东之飞机、舰船，应即停留原地;但沿黄海、渤海之中国海岸的舰船，应分别集中于连云港、青岛、威海卫、天津。

　　(六)一切物资设备，不得破坏。

　　(七)你及你所指挥的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的日军指挥官，对执行上述命令应负绝对的责任。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 朱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十五时

　　但顽固的冈村宁次不仅拒不执行，反而于8月18日，下令日军只能向国民党部队投降。对其他武装，则应坚决拒绝，必要时“毫不踌躇地行使自卫的武力”。

　　鉴于冈村宁次拒绝向中共武装投降，毛泽东、朱德予以坚决的回应。朱德命令各解放军人民军队，如遇到日军抗拒，应“坚决消灭”。

　　朱德的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人民军队向日军展开了全面猛烈的反攻。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晋冀鲁豫部队、山东军区以及华中的新四军和华南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纷纷向日军发起进攻。

　　8月23日，晋察冀军区部队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华北重镇张家口，这是中国共产党夺取的第一个大城市，也是八路军对日军的大反攻中解放的最大的一座城市。

　　从8月11日到9月2日，各解放区人民军队收复县以上城市150座，歼灭日伪军7.8万余人。12月19日，新四军发起高邮战役，向负隅顽抗的日军发动了攻击，一举解放了高邮县城。

　　对受降权问题，朱德的意见是，八路军包围的日本人，就由八路军受降，你们要受降，就受降你自己包围的日伪军。也就是说：敌人是谁打垮的，就由谁受降。但是蒋介石听了蛮不讲理地坚持：“我是中国最高统帅，甭管敌人谁打垮的，都得向国军投降！”他深夜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

　　蒋介石不准中共武装受降，最典型的一例是10月6日举行的天津受降：天津受降是平津受降的组成部分，第十一战区副参谋长吕文贞作为前进指挥所主任进入北平解决受降事宜时，天津地区已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控制，八路军已经占领了杨村、杨柳青、静海、武清等地，甚至晋察冀冀中军区已经任命杨成武为天津市卫戍司令，晋察冀边区则任命张苏为天津市市长。而负责天津地区受降的国民党第94军此时还远在广西。

　　面对这样的局面，蒋介石下令，日军和伪军不得向共产党军队缴械，同时与盟军顾问魏德迈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由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从塘沽登陆，代表中国政府接受天津日军的投降。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少将于10月1日到达天津。 2日，与副市长杜建时商谈接受日军投降问题。4日，骆基与杜建时就天津地区日军受降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及受降仪式的具体细节进行了磋商，并召见了驻天津日军司令内田银之助，指示他在受降仪式上应当怎样做。

　　10月6日上午，在旧法租界公议局门前的克雷孟梭广场举行了由美军第三军团司令骆基少将主持的天津接受日军投降仪式，一些中方人员只是作为被邀请人员参加了受降仪式。

　　在中国天津已被共产党军队占领，而且共产党已经任命了杨成武为天津卫戍司令和张苏为天津市长的情况下，蒋介石宁愿请驻在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从塘沽登陆，代表中国政府接受天津日军的投降，坚决不让已经解放了天津的中共武装受降，实在荒唐到了极点！

　　中共武装力量的受降

　　蒋介石实行受降垄断，侵华日本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令日军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不向共产党军队投降，美国总统杜鲁门也作出了支持蒋介石受降垄断的表态，但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不听这一套，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只要打败了顽抗的日伪军，就要理直气壮地命令日伪军就地缴械投降，无须经过蒋介石或何应钦的批准。

　　经查阅有关资料，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接受日伪军投降的事例如下：

　　新四军高邮受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后， 21日，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肖毅肃中将受命与日军代表今井武夫在湖南芷江洽谈接受日军投降的有关事宜。由于国民党当局和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都明令日军不准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所以在拟定的全国十六个战区受降点中，竟没有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军投降的安排。

　　但是，在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多年来一直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搏斗，取得辉煌的战绩，但盘踞在高邮的日军却拒不投降，盐城收复后，新四军委派在盐城战役中投诚的原伪军第五军军长赵云祥去高邮城中对日军劝降，城内的日伪军不但不投降，反而更加猖狂，竟然将劝降者“枭首示众”，把赵云祥的头颅悬挂在高邮城楼上。城内的日军狂妄地宣称：“你们新四军没有资格受降！”还扬言要“北攻宝应，奉命收复失地”云云，简直嚣张到了极点！

　　1945年12月，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治委员邓子恢、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集中华中野战军组织高邮战役，歼灭该地区拒降之敌，以除后患。

　　12月19日，新四军按照作战方案进入阵地。晚7点，15个团在南北40公里、东西20公里的战场上同时发起攻势。

　　20日中午高邮城外围据点除东门的净土寺塔外，均被扫除。21日，新四军攻克了邵伯等日伪据点，切断了高邮城日伪军的退路。

　　25日夜，新四军第八纵队及高邮独立团共6个团从西北、东、南三个方向同时向高邮城发起总攻。经过6天2夜的激战，26日凌晨，新四军取得高邮战役的全胜。

　　据高邮战役参加者彭德清、张云龙、谢云晖、严振衡于1994年撰写的《收复高邮、邵伯和陇海路东段之战》一文记载：攻克高邮城，计歼灭日军1100余人(含生俘岩崎大佐以下近900人)，伪军等5000余人(含生俘伪42师师长以下3500余名)，缴获各种炮61门，各种枪4308支;新四军方面伤亡600余名。

　　经过一番严正的交涉，1945年12月27日凌晨，日军驻高邮最高司令官岩崎大佐不得不同意向新四军投降。受降仪式选定在高邮洪部花园举行。

　　受降仪式前，我方受降代表、新四军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副主任谢云晖来到日军司令部时，日军大佐岩崎全副武装，挎着指挥刀站在那里，十分傲慢地对韩、谢二人说：“我是大日本皇军高邮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岩崎大佐，阁下是谁？”当我方随行人员介绍韩念龙、谢云晖的身份后，岩崎道：“我只同贵军最高代表谈判！”态度极为嚣张、狂妄。

　　韩念龙对他扫了一眼，严厉地申明：“我就是我方最高代表，我代表新四军，命令你们立即无条件投降！”

　　岩崎见韩念龙态度强硬，又狡猾地说：“我们旅团的中心在南京，高邮城的弹药给养、重武器等可以全部缴给你们，但轻武器我们要带去南京。”

　　韩念龙说：“你们只能无条件投降，你们天皇的命令也是无条件投降。我军纪律严明，你们投降后，我们自然会按优待俘虏条例，保证你们及你们家属的安全和遣返。”岩崎只好说：“二位代表请坐，我们愿意无条件投降！”

　　受降仪式正式开始。在大厅里事先已摆好一排长桌子，桌子上铺着黄军毯。在长桌后面正中间坐着韩念龙和谢云晖两位主任。他们的左右是助手、警卫和翻译;长桌的左边站着我军参加受降仪式的指战员代表;长桌的右边站着两排日军军官。首先，韩念龙命令日军岩崎大佐传令各部，立即解除武装，交出武器，无条件投降。岩崎大佐解下身上的指挥刀放在桌上。日军一名军官出列，向岩崎行军礼后，把一叠日军花名册，军械、军需登记册呈交给岩崎，岩崎接过后向韩念龙行一军礼，然后便将这些花名册、登记册毕恭毕敬地呈交给韩念龙，然后退回站立一边。韩念龙接过花名册、登记册稍稍翻阅了一下，即命令岩崎指定专人陪同我军人员去广场和仓库清点交接武器和物资。

　　接着，韩念龙宣布了三条规定：一是投降的日军官兵，仍各回原住处待命。为了安全起见，活动限于院内，不得外出;二是战死的日军官兵，可按日本习俗火化，骨灰可以带回本土;三是受伤的日军官兵，将由我方医务人员协同日军医务人员予以救治。我们保证你们和你们家属的生命安全，不侮辱你们的人格，你们投降后的一切安排，我们将会按我军优待俘虏条例妥善处理。

　　韩念龙宣布完毕，受降仪式即告结束。

　　特别有意思的是，新四军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及随行人员一直挤在我方人员中，观看了受降的全过程，故意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受降仪式结束后，他才不声不响地离开大厅，走出大院，出了东门，回到野战司令部。直到三天后，粟裕在高邮城接见日本军官时，他们才知道此事。日本军官们连声惊叹道：“不胜感激之至！不胜荣幸之至！”

　　岩崎大佐肃立在粟裕面前，把一件紫光闪闪的冷兵器，双手高高地举过头顶，又深深鞠躬，说道：“谨将这柄祖传的紫云刀，敬献给久已仰慕大名的中国将军。”

　　高邮战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全国胜利后，对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动的最后一场战役。在高邮举行的受降仪式是日军向新四军投降规模最大的一次。

　　当地政府和民众非常珍惜高邮战役和新四军在这里举行接受日军投降仪式的历史。现在，见证了那段历史的“洪部”礼堂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时被翻修成纪念馆。侵华日军向新四军投降处旧址已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2015年12月26日，抗日战争最后一役纪念广场在高邮落成开放。这些经过翻修和新建的纪念设施警醒人们：永远铭记历史，开创美好未来！

　　新四军华丰受降

　　1945年8月10日、11日两天，延安总部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第一至第七号作战命令，要求我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武装迫使敌伪军无条件投降。8月1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要八路军及一切人民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域之部队，应接受各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勿擅自行动。”

　　华丰是津浦路泰安以南、大汶口附近的一个煤矿区。这里及其附近各城镇驻守着日军洼田旅团所属六个警备步兵大队，共4000余人，还驻有大量伪军。

　　新四军第一纵队于1945年11月10日在苏北涟水组成，叶飞任司令员，赖传珠任政委，谭启龙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第二、第三旅。随后，部队挥师北上，先后包围兖、泰段各个城镇，攻击兖州之伪军吴化文部。采取先消灭伪军、孤立日军，以迫使日军向我缴械投降。

　　国民党当局密令洼田旅团务于1846年1月13日前撤至济南集中缴械。新四军军长陈毅发出指示：对这部分日军我们决不能轻易放过，但也不能操之过急，可以分几次“吃掉”。受降不属于国共两党停战的范围，我们要坚持对所包围的日军的受降权，但在策略上可以有适当灵活。

　　一纵队司令部调遣二旅从东太平逼近矿区，同时调遣三旅除留下九团包围泰安伪军宁春霖部外，大部由北向南逼近华丰矿区，形成围而不攻。一面加强政治攻势，派出代表与日军谈判受降事宜。经过唇枪舌剑，谈判获得初步成果。日军表示：第一，在国共两党斗争中，洼田旅团愿守中立，但恳求给他们一条出路，要我军包围他们并佯行射击，造成他们不能在1月13日前向济南方向撤退的借口;第二，答应缴给我们少量武器(包括若干大炮和轻武器)。陈毅军长听了汇报后指示说：我们可以采取灵活的策略，这次谈判适可而止，先放他们北撤，再在途中进行拦截，然后再谈判。陈毅军长这一指示是欲擒故纵、调虎离山之计。这样既可以完整保存煤矿区的一切设施，避免我军强攻日军有坚固设防的华丰矿区，徒增我军伤亡，并不至于使煤矿遭到严重毁坏。

　　1946年1月11日，我一纵三旅旅部驻北留村。旅长张翼翔、政委何克希等旅首长召开旅党委会，分析和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尽管国共两党发出了停战令，但国民党军六个师已空运徐州，内战乌云并没有驱散。我们既不能放弃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也不能为此而过多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对于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内战，必须有所准备。因此旅党委决定，暂不攻打有坚固设施的泰安城里的日伪军，首先迫使津浦线上那些分散的较小据点里的日伪军投降。

　　1月13日夜，三旅九团旗开得胜，首先迫使洪沟店日军60余人放下武器，计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4挺，步枪32支。1月15日，七团又迫使朱家埠日军30余人缴械。这些消息鼓舞了一纵队各部队指战员。

　　在东太平车站以北丁家庙附近的津浦路上，八团放了一个军士哨，有一位排长和12名战士，在那里搭了一个草棚，构筑了简易工事。1月19日下午3时许，哨兵发现大汶口方向，有一列满载日本兵的列车正缓缓地向东太平车站开来。排长命令全班进入工事，做战斗准备。他站在铁道中间，右手高举红色指挥旗，不停地左右挥舞着。列车在离排长100多米处停了下来。从第一节车厢跳下一个日本军官，他有礼貌地向我排长行了一个举手礼，用生硬的中国话说：

　　“我们奉命向华丰集中，请允许我们通过。”

　　排长严厉地说：“你们在车上不得下来，待我请示上级后再答复你们。”那个日本军官连连点头，重又爬上车厢。

　　排长用电话向团部报告。团长蔡群帆得到这一消息后，当机立断，立即命令全团各营全副武装紧急集合，命令三营迅速越过津浦铁路，占领列车西边的高地。在十几分钟中，这一列车日军被我八团四面包围起来。

　　蔡群帆团长、陈长生副团长和陈雨笠主任以及团部的一些同志，都快步跑到铁路东边的一座屋子里。蔡群帆团长要参谋通知列车上的日军主要长官来屋子里谈判。

　　首先下来的还是刚才那个会说些中国话的日本军官，参谋把他带到铁路边丁家庙团首长所在的房子里。蔡团长问道：“你们部队的番号是什么？共有多少人？最高长官是谁？”这个日本军官立正着一一作了回答。他们是日军洼团旅团独立警备部队步兵六十大队，有近500人，主要长官是大队长。蔡团长命令他：“让你们大队长自己到我这里来谈判！”

　　日军军官满口答应。他跑步回到列车上，把那个四十多岁、中等身材、上唇有一小撮胡子的大队长叫下车来，带着他到我八团首长所在的屋子里。日军大队长涨红着脸向蔡团长立正敬礼，说明他的部队接到洼田旅团长的命令，由大汶口乘列车出发，经过这里，准备向华丰集结待命。

　　“现在你们必须立即就地向我军投降缴械，我保证你们全体官兵的人身和财物的安全。”蔡团长用命令的口吻说了这段话，要翻译译成日语给日军大队长听。

　　日军大队长听了蔡团长坚决的命令，他低垂着头，目光忧郁地望着地面，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吞吞吐吐地说：“我没有 旅团长的命令，无权 向贵军缴械。”

　　翻译把大队长的话译成中文后，蔡团长仍然耐心地向他解释：“我部奉朱总司令的命令，接受津浦路兖泰段日伪军无条件投降，我们在日军占领区和你们作战最多，这你们是知道的。所以，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最有受降的权利……”

　　这时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干部、副团长陈长生听得不耐烦了。他右手用力地在桌子上一拍，震得桌子上的茶缸都跳起来，茶水飞溅在桌面上，接着一声怒喝：“什么！你敢不缴枪，一切后果由你全部负责，别怪我们新四军对你不客气了。”这一拍一喝，日军大队长站在那里簌簌发抖，他的额上冒出汗珠，终于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好吧！现在我命令大队立即向贵军缴械。”

　　日军大队长从斜背在左胯下的皮包中拿出一个本子，用钢笔在上面书写了一道日文命令。又要那个懂点中文的军官带了这道命令到各节车厢里向日军官兵宣读。几分钟后，全大队的官兵纷纷徒手从各节车厢跳下来，列成横队。大队长又通知各中队长到他面前集合，向他们交待了一番。只见每个小队有一人上车厢去，拿下一条条草绿色的军毯，沿着列车，由北向南，整整齐齐地铺在铁路东面的田野上。又上去一批士兵，把步枪和子弹全部拿了下来。每3支枪成三角形架在军毯上，子弹放在步枪的前面。这批武装，计步枪300支，短枪8支，手榴弹500枚，子弹30000余发。

　　一个士官把准备到济南后向国民党投降时用的花名册和武器弹药清册送到大队长手上。大队长向全大队列着横队的官兵喊了一声“立正”的口令，然后双手捧着花名册和武器弹药清册，跑步走到蔡团长面前，毕恭毕敬地立正，两眼注视着表情严肃的蔡团长，口中吟着报告词：“日军洼田旅团独立警备步兵第六十大队，向贵军无条件投降，呈上全体官兵花名册和武器弹药清册，请你查阅，所有武器弹药，请贵军验收。”

　　蔡团长接过日军大队长双手捧上的这两本册子，随手翻了一下，发现后边有“受降长官签名”一项，他正要拿出钢笔，准备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时日军大队长又胆怯地说：“团长阁下，据我所知，八路军部队由政治委员负主要责任，请政治委员一道签上吧！”当时八团政治委员不在场，副团长陈长生粗中有细，他机灵地说：“我们蔡团长兼政治委员。”

　　蔡团长命令日军部队就地坐下休息，他把日军大队长带到屋子里，让他坐下，就在受降长官项目上签下“团长兼政治委员蔡群帆”10个字。

　　傍晚，这一满载被解除武装的日军官兵的列车，有气无力地通过八团的军士哨，被允许停靠在东太平车站上。日本兵被安排在太平村南边的原日军营房里住宿。我们遵守诺言，向居民做解释工作，说明发动侵华战争的罪责在日本帝国主义决策者，一般日军官兵是受欺骗或被迫来中国打仗的。现在他们已放下武器，我们就不要报复他们！

　　日军在东太平车站集中了几十车皮军用物资，被二旅三个团包围着。东太平车站北面的铁路已被掀翻。日军洼田旅团被困在华丰公司和东太平车站，已插翅难逃。

　　一纵队司令员叶飞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过学、会说一口流利日语的二旅参谋长冯少白进华丰公司办公楼和洼田隆根旅团长谈判。冯少白带两名警卫员到了日军洼田旅团司令部。洼田隆根手扶指挥刀走了出来，他有50多岁，身材瘦长，佩带少将军衔。洼田隆根态度很不老实，口气强硬，不肯再交出军械。冯少白义正言辞地说：“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你们是失败者，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完全有理由叫你们全部缴械！怎么还可以讲条件呢？”这时，洼田的态度软了下来。他说：“别急嘛！可以商量商量。”他吩咐他的副官与冯少白进行具体商谈，自己则暂时避开。

　　洼田少将外强中干，色厉内茬。他的两个副官更显露出失败者的狼狈相。他们哭丧着脸，向冯少白说：“代表先生，我们也没有办法呀！到济南后，要缴械给国民党当局，这是奉上级的命令，如果全部缴给了你们，我们到那里就不好交代了。”冯少白立即据理驳斥：“根据波茨坦宣言，你们早就该向我们缴械投降了。如果不把这40多节车皮的军用物资交下了，我们会不客气地歼灭你们，这样才符合国际法。”他们见我军代表态度强硬，而且确有强迫他们全部缴械的实力，于是把洼田喊到到场。洼田像泄了气的皮球，表示愿意交出40多节车皮的军用装备物资，并表示交出几门新型炮和若干重机枪、步兵炮。

　　冯少白拿起随身携带的拉了线的电话，把谈判结果向纵队司令员叶飞汇报，纵队又请示新四军军部。陈毅军长指示，将日军的武器尽量留下，日军人员可以放走。这天下午，日军向我军代表办了交接手续，我军接受投降并接收了相当数量的枪、炮、子弹、通讯器材、医药和军用被服等。那些准备随日军向北逃亡的几百名伪军和伪政府人员，则作为我们的俘虏，全部扣押下来了。

　　这天傍晚，二旅旅部正在吃饭，纵队司令部传达了陈毅军长的命令，要部队继续追击敌人，把日军全部武器都缴下来。一纵队司令员叶飞也亲自前来与部队一起行动。二旅的部队在黑夜中向北面泰安方向追去。

　　第二天微明，二旅前锋部队已隐隐约约望见日军的大卡车了。这是在百子坡以南、北大吴以北的洼地，三面都是不很高的丘陵地，只有一条路通往泰安和济南。被围困着早已毫无斗志的日军洼田旅团4000人成为瓮中捉鳖，插翅难飞。

　　冯少白再次奉命当了与日军谈判的代表。这次谈判安排在日军一辆军用卡车上。洼田隆根听说我军要他们缴出全部武器的要求后，愁眉苦脸，显出一副为难的可怜相说：“对你们新四军，我们缴的武器不少了，华丰公司谈判时缴了你们一点;在铁路上谈判时，又有一个大队缴了械，并且缴了几十节车皮的军用物资。这里剩下的要根据上级命令，缴给国民党，否则我们到济南也难交账，请原谅！”

　　冯少白再次强调我军有受降的全权，并要求他们不仅要交出全部武器，还要留下全部军用卡车。洼田隆根已穷途末路，但还争辩说：“我们虽然宣布投降，但是这次战争，我们军事上并没有失败。”冯少白气愤而严肃地驳斥说：“洼田先生，亏你还是一个军人，可是你连军事常识都不懂！请问，你们宣布无条件投降意味着什么？很简单嘛，就是承认你们军事上全线失败嘛！你们发动侵略战争，全中国、全世界都反对。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人民一道消灭了你们多少部队？你这个日军高级军官难道不知道？你还要假装糊涂！从平型关大战到华北、华中的无数次战斗，你们的失败够大的了。在我们这里，日军战俘也有不少呢！”

　　洼田终于低下了头。但是他和两个副官还是讨价还价，总想带回去一点东西。为了给他们再施加一点压力，冯少白告诉他们：“周围的高地都已为我军占领。我们是先礼后兵，你们若不全部缴械，只能全部被消灭。”洼田看了周围的形势，知道自己在新四军战士的枪口下，洼田旅团终于放下了全部武器。

　　铁道游击队沙沟受降

　　1945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司令的名义发布命令，要求迅速解除敌伪武装，限期令日军缴械投降。鲁南抗日军民根据这一命令立即行动起来，迫使日军投降。但是，日本军队遵照冈村宁次的命令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所以鲁南地区的日军以铁路为中心集结以后，等待国民党军队的到来，坚决不向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缴械。

　　时任鲁南铁道大队政委的郑惕，作为我方代表在临城附近姬庄村一个农户家，与日军代表小林谈判，但两次谈判皆未谈成。日军虽然已经承认战败投降，但是态度非常顽固，声称蒋、日双方有协定，就是缴枪，也得交给国民党部队，不能交给共产党。谈判同时，驻临城的日本铁道警备大队和铁甲列车大队有两千多名日军，加上日本妇女及儿童共有三千余人。他们想趁黑夜从临城乘火车逃向徐州，在徐州向国民党军队投降。

　　鲁南铁道大队早就看出了日军的诡计，提前把通向徐州的铁路扒毁，鬼子无法前进，便试图退回临城。鲁南铁道大队事先埋下的炸药又炸断了鬼子回临城的铁路，将孤立无援的日本鬼子困在沙沟火车站三天三夜。

　　当时，临城沙沟镇还驻有一个伪军团，要想使日军投降得先消灭这支伪军。但沙沟火车站被日军占领，如果铁甲列车开到沙沟站，将会给新四军解放沙沟增加更多困难。为此，鲁南军区决定，派出鲁南铁道大队队长刘金山前去沙沟，同日军铁甲列车大队长谈判;政委郑惕前往姬庄与日军联队长官谈判，不准干涉新四军剿灭伪军的行动。

　　刘金山来到沙沟火车站，转达鲁南军区奉延安总部的命令:“你们应立即向我军缴械投降。”太田听完后摊开双手，狡黠地说:“我们是战败国，应该投降，可是贵国还有国民政府，还有国军，他们要我们到徐州去缴械，我们该服从谁？”刘金山从椅子上站起来说: “太田队长，你不老实。你在鲁南几年了？你们在这里疯狂地屠杀我们根据地的人民，是我们战胜了你们，你们应向我们缴械。”太田慢吞吞地说:“可是沙沟街上的和平军(伪军)在监视我们，你们能让他们缴械，我们就向你们投降。可如果他们不肯投降，我们也就不敢从命了。”刘金山亮出底牌:“我们可以消灭他们，但是你们不要插手。如果你们要插手，我们也会连你们一起消灭。”

　　这样，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铁道大队击溃了沙沟镇的伪军，生俘伪军百余人。

　　解放沙沟以后，日军太田还是不答应缴械，而是要见“大太君”(指鲁南军区的高级领导人)。了解这一情况后，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指令铁道大队大队长刘金山前去和太田交涉，并要尽可能说服他们无条件地缴械投降。经过几番谈判后，刘金山告诉太田:“我们共产党的部队是中国军队的惟一代表，凡是八路军、新四军，不管是哪个部队开的路条子，在全国都能行得通，因此，请你们不要为人身安全担心，但是，你们不缴枪是不能走的。”太田无奈，只好答应在晚上九点缴械。当晚，日军缴出了重炮两门，重机枪8挺，轻机枪180多挺，步枪1000多支，手枪两麻袋，炮弹40吨，子弹两车皮。

　　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并没有把武器全部交出。鲁南铁道大队将这一情况向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汇报，随后，张光中亲自同太田在姬庄西南角一农民家里谈判。张光中对太田严厉地说:“我军谈判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你们必须把全部武器无条件地交给与你们打了多年的铁道大队，如果你们仍然执迷不悟，我军将用武力解决。”太田听后，态度立即软了下来，无可奈何地表示:“我愿意把全部武器交给贵军，具体事项明天再议。”

　　沙沟受降过程中，太田说:“你们游击队是在铁道上战斗的，我们也是在铁道上战斗的，但我们最后败给了你们，我们向你们投降。”后来这句话被编入了电影《铁道游击队》鬼子投降时的一句台词。

　　几经谈判，被围困在沙沟的日本侵略军黔驴技穷，最终决定向鲁南铁道大队交出所有武器，无条件投降。缴械前一晚，张光中担心日军节外生枝，决定从军区警卫营里抽调两个连，化装成鲁南铁道大队前去助威。

　　日军缴械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出具了公函，如约将日军遣送回国。据史料记载，沙沟受降，作为一次日军向地方游击队缴械投降之举，在国内抗战史上是非常少见的。

　　宝安群众武装配合部队受降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进行全国规模的反攻。8月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反攻命令，其中命令“粤汉路、广九路、广汕公路两侧之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统一积极举行进攻，迫致敌伪无条件投降……如遇抗拒，应坚决消灭之”。据此，东江纵队当日即向各部队发出紧急命令：“立即动员全体军民，开向敌人据点附近，解除日伪武装，对拒降之敌开展猛烈进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8日，曾生将军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华南抗日纵队司令”的名义，给华南日军最高指挥官田中久一发出命令，令其派出代表到东莞清溪地区受降。东江纵队各支队、大队，接到纵队紧急命令后，于8月12日动员根据地抗日军民，向广九铁路、广汕公路和莞太、莞樟、宝太、宝深等公路沿线日伪军据点发起猛烈进攻或围困，进行迫降、劝降活动。

　　日本宣布投降后，宝安县南头、深圳、新桥、布吉、平湖等地日军大部撤走，剩下少数日军和伪军收缩在南头、西乡、固戍几个据点。此时，东纵第一支队主力已调走，中共东宝县委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根据当时形势，决定依靠群众武装对日伪军进行迫降。当即以龙华、民治、布吉抗日自卫队(民兵)编为1个大队，周吉、刘鸣周任正副大队长;以观澜抗日自卫队编为1个大队，张仲亭、黄来任正副大队长。第一支队宝太线特派室、宝深线特派室，在抗日自卫队配合下迅速行动，以张仲亭大队包围深圳墟，以周吉大队和当地抗日自卫队包围南头城、西乡、固戍等日伪军残存据点，进行迫降。8月19日，宝太线特派室在抗日自卫队配合下，收复西乡、固戍，迫使伪军2个连投降。8月20日，宝深线特派室率领抗日自卫队进入深圳墟，接受伪区署和惠阳县警察大队投降，收缴各种枪300多支。8月23日，第二支队收复沙头角、平湖。8月30日，宝深线特派室接受驻南头城日军和宝安县伪县政府、伪联防大队投降，收缴各种枪600多支。至此，阳台山和坪山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宝安县全境光复。

　　当时，龙华、观澜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皆大欢喜，兴高采烈地在观澜圩的河沙坝举行庆祝大会。各村前来参加大会的群众，载歌载舞，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庆祝大会上，区长曾鸿文、乡长谢锦荣及爱国民主人士代表作了讲话，赞颂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古北口“土八路”受降

　　1945年8月8日，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对日宣战，迅速击溃了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推进到热河、承德地区。8月14日苏军占领古北口。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投降，连续下达了数道命令，让人民武装原地待命，由国民党军队接受日军投降。八路军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发起对日寇最后一战。冀东十四军分区承兴密联合县政府和县支队主动出击，向长城要塞古北口进军。

　　9月12日，八路军承(德)兴(隆)密(云)联合县支队政委、县委书记李守善率部来到古北口。苏军见到衣衫褴褛的“土八路”，以为是土匪，收缴了八路军的武器。李守善通过一个翻译反复说明，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是抗日的部队。苏军指挥官将信将疑，要求出示有关证明和毛泽东的照片。李守善立即命令通讯员骑快马赶到驻平谷的八路军冀东十四军分区，取来了证明信和毛主席的照片。

　　苏军师长乌里涅夫见到证明信和照片后，非常高兴，和李守善热烈握手并对八路军表示欢迎。李守善不失时机的向他提出共同接受日军投降的事宜，乌里涅夫欣然同意。双方很快就制定了共同接受日军投降方案。

　　9月13日下午，古北口长城脚下，日军驻地操场，几百名苏联红军官兵和八路军战士围在操场四周，数十名日军站在操场上列队准备投降。古北口的群众也纷纷赶来观看。

　　仪式开始后，八路军承兴密联合县支队政委、县委书记李守善、苏军师长乌里涅夫先后讲话，赢得了群众一片欢呼声。接着由日军在古北口的最高长官本野少将向接受投降的中、苏军队首长行军礼，掉转身去用日语对在场日军官兵喊了几句话。日军旗手将军旗摆了几下放在地上。48名日本兵将手中已退了子弹的枪支举过头顶，一起跪在地上。本野双手向中、苏军队首长递交了用黄布书写的投降书和指挥刀。

　　乌里涅夫举起手枪朝天连开数枪。日军队伍中发出了一片悲哀的哭泣。李守善首先在受降书上签字，紧接着是乌里涅夫签字，最后本野签字。围观的古北口群众发出了一阵阵的欢呼声，很多人激动地留下了泪水。

　　9月19日，苏联红军将古北口正式移交承兴密联合县政府，被日军侵占12年之久的古北口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这是全国罕见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和苏联红军共同举行的接受日军投降的仪式。

　　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在香港接受部分日军投降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1945年8月15日后，先后有8000多名日军向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和国民党新一军投降缴械。

　　报道指出，9月16日，广州方面8万余日军签订投降书。同一天，在香港的日军签订投降书，日军第二遣华舰队以及香港防卫队(一部)合计约2万人向英军投降。海南岛、汕头及雷州半岛约5万日军也纷纷投降。

　　8月18日，曾生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华南总队司令名义，命令广东日军指挥官田中久一立刻派代表到东莞接受命令。东江纵队在深圳数年的征战，成绩卓著，打垮伪军第20师，解放南头、罗湖等大小圩镇32处。但深圳日军奉上级命令，拒绝向东江纵队投降。东江纵队采取逐个击破的策略，先从小股的日军下手开展说服和劝降工作。8月12日至9月12日，部分日军向东江纵队投诚或投降。东江纵队在罗湖召开庆祝大会。

　　在东江纵队受降过程中还有个小故事：

　　1938年10月，日军从广东大亚湾登陆，我国守军对此毫无察觉，在日军军舰和飞机的掩护下，中国军队仓促应战。虽及时调兵驰援，但还未等援军到达，广州失守，不久之后广东和珠三角主要地区落入日军手中。陈敏学的家乡深圳也已沦陷。日军为了更好的统治，便推行“奴性教育”，让儿童学习日语，甚至拿着枪强制儿童学习。

　　陈敏学和其他几名同龄人被送到了一个日语学校，年仅10岁的陈敏学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学会了日语，成为班上唯一一个全程用日语交流的学生。日军见他天资聪颖，只要有事就将他带着身边当作“小翻译”，并给他起了一个日本名“铃木三郎”。

　　日本的侵略使陈敏学失去了弟弟，三岁的妹妹，还有舅舅，他对日本人的侵略暴行恨之入骨。但是，由于陈敏学改了个日本名字，当地的百姓都对他嗤之以鼻。

　　1943年，陈敏学接触到了抗日游击队。一名东江纵队游击队员看他聪明机智，便发展他成为游击队的内线。陈敏学欣然答应，成为东江纵队一名情报人员，他借用“翻译官”这个不容易引起日本人怀疑的身份，多次潜入敌营打听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将有价值的情报反馈给游击队。

　　东江纵队利用陈敏学的情报，做出相应部署，甚至还主动出击，日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接二连三的失败也让日军产生了疑心，开始彻查谁走漏了风声，陈敏学面对日军的审问面不改色，坚决不肯承认，日军也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只能将他放了。

　　有一次，他穿上便衣准备给游击队送情报，但不小心被日军的一支小分队抓了起来。被抓之后，他听到几名日本士兵在商议怎么处置他，其中有人想将陈敏学砍了。

　　陈敏学听完之后吓得一身冷汗，在日军将刀架在他脖子上时，他灵机一动说道：“我是司令部的翻译官，正在执行任务，看你们怎么向上级交代……”。几名日本士兵听完之后面面相觑，显然被陈敏学唬住了，最终将他放了。

　　劫后余生的陈敏学变得更加就谨慎小心，一直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向游击队送出的大量情报，日军也一直没有查到他。在此期间，他还在香港学习了英语，英语和日语都很精通。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有一天他在小镇内发现日军竟然在大夜里吃饭，陈敏学判断第二天可能有军事行动。陈敏学急忙将这一情报转告游击队，游击队在日军的必经之路上埋上地雷，设下埋伏，粉碎了日军的企图。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陈敏学跟随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来到香港接受驻港日军投降，他站在投降的日军面前，高声的说道：“我作为代表，奉命接受你们投降，让你们长官出来讲话。”

　　一名日本军官听见熟悉的声音抬起头来看到了陈敏学，惊呼：“你不是铃木三郎吗？”陈敏学义正辞严地说道：“我不叫铃木三郎，我是东江纵队的一名战士，我叫陈敏学！”日军众人这才明白，原来身边的“小翻译”竟然是一名游击队员。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侵占香港的日军理应向中国人民投降。但当时英国当局以种种理由抢去了香港的受降权。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武装仍然坚持斗争，主动出击，夺回局部受降权，如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接受部分日军的投降就是在香港举行的。

　　琼崖独立纵队受降

　　在抗日战争中，中共琼崖特委领导的琼崖独立纵队对敌作战2200余次，毙日伪军3500余人，伤日伪军1900余人。独立纵队发展到7700多人，解放区人口达100万以上。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奉蒋介石之命率近两万余人向海南岛集结。在海口谈判时，与共产党有联系的韩练成秘密夜访琼崖独立纵队代表时透露了国民党真实意图：第四十六军前来一为受降，二为剿共。面对如此态势，琼崖共产党组织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积极与日军和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展斗争。

　　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在回忆录中谈到，由于当时电报联络尚未恢复，琼崖特委无法得到中央和省委的具体指示，但各领导都达成共识：日本政府既已投降，就应当立即着手受降问题;同时，国民党势必阻挠日军向共产党军队投降。因此，应当积极主动，边战斗边与日军谈判，尽快促其缴械投降。为此，琼崖特委发出了《关于日寇投降的七项紧急任务》的指示：“要求各支队立即推向外线，凡是我军控制及能控制的地区，坚决命令敌伪军缴械投降……”

　　9月5日，当挺进支队迅速解放南丰、陶江等乡镇，对那大(镇名)形成大包围之势时，那大日军指挥官请求谈判。琼崖特委便派琼崖独立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长罗文洪前去接见日军西线最高指挥官午一特大佐。临行前，特委书记冯白驹嘱托罗文洪：“在我们方面，原则只有一条，就是要日军放下武器，由我军受降……”

　　9月6日上午，罗文洪与日军午一特大佐的谈判在南丰茶店举行。

　　双方坐定之后，罗文洪首先提出受降问题：“大佐先生今天来得正好，我想您已经收到贵国天皇的投降诏书和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的通令吧？我们部队正在向那大周围集中，准备受降。希望那大地区所有日军及早履行投降手续。”

　　日军午一特大佐说：“‘皇军’既战败，本部将放下武器，那是肯定的。但现在未接到上峰关于履行移交的程序和细则的指令，暂时还须原地待命。我今天正是专为要求贵军允许本部暂时驻防那大附近的和庆、和舍而来的。”。

　　罗文洪斥问：“什么？日军已战败投降，还要求继续占领我们的土地？”

　　午一特大佐说：“不是要求长期占领，而是请求原地驻防维持治安，待命……”

　　罗文洪义正辞严地说：“你是要求也罢，请求也罢，日军既已宣布投降，就应立即放下武器……日军如不尽快投降，我们将对那大的占领军采取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日方负完全责任！”

　　双方谈判不欢而散，日军非但不愿向琼崖独立纵队投降，反而还想继续占领主要城镇据点。

　　琼崖独立纵队第四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符志行在另一场与日军的谈判中，驻那大日军司令官也是以接收到“就地驻防，维持治安”的命令，绝口不提向琼崖独立纵队投降之事。

　　在接受日军投降解除日军武装的过程中，国民党琼崖当局不仅拒绝接受琼崖特委提出来的“分区受降”的建议，甚至还通过武力阻止人民抗日力量接收日军武器。

　　在武力干涉的同时，国民党军队迅速向海南岛集中兵力，谋求单方面接受日军投降。10月初，国民党派中将叶佩高和朱晖日率领一批官员抵达海口，宣布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先期负责对日受降事宜。

　　自10月中旬起，全副美式装备的第四十六军第一八八师、新编十九师、一七五师先后进驻海南岛，开始了在海南岛各地的接收工作，并任命韩练成为第四十六军军长兼海南岛防卫司令官、行政院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集海南党、政、军权于一身，接受日军投降。

　　为取得政治上的主动，琼崖特委于10月19日和11月8日两次致函国民党琼崖当局，建议举行会谈，商讨海南岛和平之路。韩练成直到12月上旬才复信冯白驹准备举行谈判。

　　据罗文洪回忆，1945年12月下旬，琼崖国共两党代表在海口市得胜沙路临海边的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军部驻地举行。国民党方面除军长韩练成外，还有党、政、军各代表;琼崖共产党方面只有琼崖民主政府委员史丹一人。

　　谈判中，国民党代表众口一词，强调“军令、政令统一”、“军队必须国家化”等。甚至有军官威胁说：“你们琼崖独立纵队人数不多，装备简陋，是经不起打的，还是老老实实受编的好。”

　　史丹代表义正辞严地表态说：“我是应韩军长之命来海口进行和谈的，不是来重燃战火的，在谈判桌上喊杀喊打，有违双十协定精神！琼崖独立纵队是经过战争考验的部队，果真受到攻击，势必奋起自卫！”会场气氛十分紧张，谈判几成僵局。韩练成军长忙打圆场，谈判不欢而散。

　　当天夜晚，军长韩练成便星夜赶往史丹住处。韩军长的深夜造访，让史丹颇感意外，正狐疑间，只见韩练成支开随身护卫人员，要其门外守候，不让任何人进门。

　　坐定之后，韩练成压低声音说：“今天的谈判都是演戏，是做样子给上面看的。不管是今天的谈判还是重庆谈判，都是国民党故作姿态，欺骗群众，麻痹共产党的。我的四十六军此次前来就是执行‘三个月内消灭琼崖共产党’的任务，因此海南内战是在所难免的。”

　　面对满腹狐疑的史丹，韩练成说：“你们可以给延安发个电报，问一问就知道我韩练成是什么样的人。”

　　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太平洋战区美军司令部以盟邦的名义派出两个联络官，到南丰镇要求与琼崖纵队的领导会面。琼崖纵队以最高规格接见了美军联络官，会谈地点选在一个宽敞的二层楼房内，挂有中英文写的“热烈欢迎盟军代表”横幅，表现出了我军至高的诚意。

　　然而会谈那天，美军联络官竟然还带着日军午一大佐。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副司令员庄田、宣传部长罗文洪都很气愤。

　　会谈中，美军中校联络官安特列斯先是说了一番客套话，恭维琼崖纵队。随后话锋一转说：“我们是来华监督日军执行投降条款，解除日军武装及遣送战俘事宜的。”

　　当冯白驹指出日军未按要求投降交出武器时，日军大佐先是抵赖说是误会，然后美军安特列斯也为其开脱，说重庆的蒋军早就对日军的最高指挥官下了命令要求日军原地驻防，等候蒋军的部队受降，不得向任何其他抗日部队受降。冯白驹据理力争，但是安特列斯始终闪烁其词，会谈最终又不欢而散。

　　带领第二支队新编第八中队的队长王廷俊，对附近庄继周、张大环土顽部队和日军据点的敌情估计不足，未经请示，擅自带领部队进入其占据的感恩城，由于轻敌，遭敌人偷袭，第八中队除了一名女炊事员孙岳，在一位老大娘的掩护下成功获救外，其余的90多名干部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收到报告，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副司令庄田都表示：“教训极其惨痛，必须牢牢记取。”

　　遭到损失的第二支队，在给90多位烈士开完追悼会后，马上在东号村附近的公路上设伏，一举击毙了头目张大环并全歼了所部的土顽部队，为牺牲的烈士报了仇。

　　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抗日武装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充分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垄断受降权，并命令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只准其向国民党军队投降，不准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武装部队投降。为此，中共中央与蒋介石垄断受降权的错误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坚决执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朱德总司令的七道命令，对顽固拒绝投降的日军、伪军坚决发动进攻。在武力迫降的同时，兼之以劝降为目的的谈判，取得明显效果。一些日军不得不作出让步，放弃顽抗立场，接受中共武装限其立即缴械投降的命令。

　　中共武装力量接受日军的投降，有些是举行了相对比较正规的受降仪式，如新四军高邮受降、新四军华丰受降等，他们举行了正规的受降仪式，签署了投降、受降文书，要求日军对人员、武器、装备、物质等做了登记清册，并进行了清点入库。但由于受多种因素限制，多数受降都没有举行正规的受降仪式，没有签署投降、受降文书和人员、武器、装备、物质登记清册，点验入库，只要求日军把武器、装备、物质等交出来，其它手续从略。

　　在接受日军投降中，有一条原则是必须坚持不能动摇的，那就是投降的日军必须缴械，必须把所有的武器、装备及一切军用物资全部交出来才行。坚持这一条原则收获甚大，如铁道游击队沙沟受降，缴获重炮两门，重机枪8挺，轻机枪180多挺，步枪1000多支，手枪两麻袋，炮弹40吨，子弹两车皮。新四军华丰受降，在津浦铁路东太平站车段武力逼迫日军就范，除缴获大批枪支、弹药等武器外，还一下子缴获了40多车皮军用物资，战果不可谓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