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后人记（连载五）
来源：赵淑玲   2024-09-20 09:42:45

▲作者赵淑玲

　　杀敌报国意难平 常使英雄泪满襟

　　张玉佩在1938年至1944年参加平汉铁路破坏队，并担任二大队二中队上尉中队副，代理区党支部书记。

　　据张玉佩的女儿张树英介绍：父亲张玉佩是河南信阳东双河柳林人，在河南参军，多次参加破坏日军交通行动，并且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对敌作战。1941年初，担任二大队二中队上尉中队副的张玉佩，带领分队长曹树修、班长谢治成等人，对焦作冯河铁桥进行连续爆炸。除了阻敌军运外，还经常深入敌伪内部活动，与分队长魏啸行事先侦查得知敌军车开到时间，乘白天日军防守疏忽之际，在待王镇东400米处的四孔桥旁边，掩护队员从河道上桥埋雷，炸翻敌军车一列，炸毁桥梁一座，机车一台，阻断敌交通三天，炸死敌军20余人。1942年春，张玉佩中队配合八路军聂好礼团指挥员等百余人，在平汉路安阳十里铺炸毁敌兵车，获得歼敌600人的特大战果。八路军曾奖给破坏队员每人边币3元，还摆了宴席给他们庆功。

▲张玉佩穿破坏队军装照片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抗日英雄，在解放后的1951年镇反运动中，张玉佩却因所谓的军统特务、历史反革命之名被送到铁路局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65年摘掉历史反革命帽子，但这期间的16年工龄却被抹去，以致在1974年4月退休时，只能按工龄不够拿百分之六十的生活费，每月只能领到37元的生活费。

　　张树英说：后来父亲瘫痪在床不能动了，兄妹几个每个月接济父亲几十块钱，父亲直到九十年代临死前也没等到平反通知，更没有享受到退休待遇。

▲张玉佩妻子方德卿

　　提起往事张树英难以忘怀，她说：我的母亲方德卿也在河南，我的两个姐姐出生在河南，我出生在汉口。文革时期我亲眼目睹父亲被戴着高帽子批斗游街，被定性为军统特务、历史反革命，在学校里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少受气，有人写标语“打倒军统特务张玉佩”，还在张玉佩名字上打上红色XX，同学们在背后指指点点，根本抬不起头来。作为老三届知青，1968年1 月18日响应号召下乡，到湖北省监利县余埠区陈沱公社一小队插队落户。当时周围没有一个邻居，一个煤油灯，一个小姑娘，周边全是坟地。1970年大招工时我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抽调不上来。1971年林彪出事后，传达中央文件都没资格听，后来还是一位农民偷偷告诉我林彪死了。因为是黑五类子女，大家都回城了，自己却回不了城。最后因为有病在1974年经历千辛万苦办了病退才回城。回城后几年单位不行了，又下岗自谋生路，吃了很多苦，有时睡在仓库里，导致身体极度透支，好不容易熬到退休，又得了强直性脊椎炎，眼睛也看不清了，至今挣扎在生命线上。

▲张玉佩写的申诉信

　　张树英还记得父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经常与原破坏队的周北泉联系，周北泉每次到家里来时，都会帮助父亲写申诉信。至今张树英还保留着两封父亲的申诉信，其中一封写于1986年的信是这样的：

分局工会领导：

　　来信要平汉破坏三大队的历史材料，仅将所知和我的感受报告于下：

　　1、 我于抗战开始后，响应党的号召，于1938年参加具有“二七”革命传统的平汉铁路破坏三总队为士兵，当时是党的领导，除徐宽为总队长外，党派石健民为政委，王震亚为参谋长，并建立党总支，石健民为总支书记，李华应为组织委员，李彬为宣传委员，宣传发动人民协助抗日工作，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受百姓欢迎，有力破坏日军占据的信阳广水一带的铁路交通，地方群众称破坏队是过去的红军。1939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反共，4月底第五战区的游击司令黄瑞华为首，在大悟三里城以开会为名，准备消灭三总队未遂，又叫攻打广水，以便在后夹击。在此紧急情况下，徐宽就带队北去洛阳听从破坏队指挥改编，以利扩大抗日工作。三总队改编后为三大队，1939年8月，仍回罗山信阳一带。我编在第二大队，则在黄河北的平汉道清线，两个队参抗战都有很大功绩。

　　2、 参加破坏三总队的人，主要是平汉铁路工人及工人子弟，也吸收了一些愿意抗日的农民。开始是由少数人干起，到1938年10月在信阳当谷山成立总队时，只有两百人，1939年元月份后，李先念、周志坚带领独立第六大队百余人，与三总队一起抗日，互相得到发展，三总队增加到一千二百人。计有七个大队和一个少先队，一个政工宣传队，各队负责人已经遗忘。以后去洛阳编成为第三大队，与其他大队是同样编制，计每个大队有三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三个分队，每个分队有三个班。听说三大队多了个宣传队。

　　3、 我在三总队时，是经常破坏日军交通和配合新四军对敌作战。有次在龙跑山与日军作战时，毙敌很多，我方有副中队长、工人共产党员黄敬谦英勇牺牲。另外也消灭过不少伪军部队，其中，消灭甘润民部，就俘获一百多人和一百多支枪，都让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收用。

　　4、 我编在二大队后因抗日有功，逐步升至副中队长及代中队长。1943年因敌进攻，与队失去联系，改在地方新4军的商业（地工）部门工作。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不谈抗战保产有功，总是积极工作，未犯错误。却被极左路线以反革命看待。关于我的参加革命的日期，本应该从武汉解放算起，竟被按照1965年3月摘掉反革命帽子之时计算，以致1974年4月退休时，抹去了16年的路龄，按百分之六十工资，造成生活困难。今年党对建国前参加革命的铁路职工给予照顾，底薪提到78元，而我因人为的改为1965年3月，却不能享受而望洋兴叹！我认为这样不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精神，所以，除报告对三大队所知情况外，因我现时身体瘫痪不能走动，故请工会领导代我向分局党委进言，俯准改正，由真实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期能享受照顾，以符合党对铁路工人的关怀，不胜感激之至。

　　并致 敬礼

前汉口循礼门车站车号员张玉佩

1986年6月5日

▲张玉佩写的申诉信

　　另一封写于1987年的信是这样的：

请求书

尊敬的汉口车站党委并转上级党委领导：

　　请求人张玉佩，现年75岁，原为汉口车站车号员，于1945年参加铁路在许昌车站任司磅员发运员，1947年10月调来汉口车站任技术办事员车号员至1979年4 月1日退休，数十年如一日认真负责、埋头苦干完成任务，以未出任何事故。我虽然在铁路上干了35年后退休，只发给我60%的38元退休费，原因（1938年至1944年）参加平汉铁路破坏大队并担任（二大队二中队上尉中队副、代理区党支部书记）。因我不懂政策，一直不敢向党提要求，最近才知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原我在破坏队的直接领导刘松山、萧汉庭、王既清、周伯泉等绝大多数人都得到平反，少部分的同志正在落实。原大队部书记官周伯泉经落实政策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周现住东篁店车站养路工区），据他给我信中说：我们平汉铁路破坏队原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群众组织，现还健在的有杨明鉴、石健民、邢文阁，同我大队部领导刘松山、萧汉庭、王既清、周伯泉一同在平汉、道清、陇海、同蒲、淮南、津浦等六条铁路线破坏日本铁路，曾同河南省委李国华、彭雪枫、陈少敏有联系，受过左权、薄一波的教导，在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后，为谋求应变，平汉铁路破坏队于1940年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参加国民党，继续破坏日本铁路，于1945年全体破坏队员集体复原参加铁路工作，并在解放前夕又成立了活命保产委员会，保住了江岸车辆厂、三道铁路均未受破坏，当时地下党的领导同志已向中央报告史实，受到重视，铁道部郑州局总工会工运室周鹏同志正在承理。1986年6号文件转发“关于进一步落实《中央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谈话纪要》补充意见，（1986年2月2号中央办公厅发），1985年8月28号北京工人日报、工运研究室文章中指出，平汉铁路破坏队的抗日贡献，“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的评价，对照按60%给予退休工资，为此，向党申诉原委，请求根据政策可否照顾改变退休工资待遇，以求安度晚年，仅呈下见，是否有当，敬请核办示递。

　　谨呈

中共武汉铁路分局汉口车站车号员张玉佩

1987年5月26日

▲作者与张树英（中）萧璞

　　从以上两封信中可以看出，张玉佩确切真实的参加抗日战争时间和所做出的贡献，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张玉佩到死也没能享受到应有的退休待遇，更没有等到平反证明，一个把生命交给保家卫国大业的战士，谁料竟然会遭遇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伤痛，不公正待遇也让家人深感痛心，却又无处诉说。他们的心在滴血，真是英雄末路引发一声长长的叹息！埋在心里的痛谁能理解？为国为民打鬼子，最后却落个如此悲情的结局。同时也反映出这支抗日队伍是如何成为一支史上最憋屈、最无奈的队伍的，没有闪烁的奖章，有的却是一肚子的苦涩与不甘。不应该让这些抗日英雄流血又流泪啊！后人应还他们一个公道，欠他们一个道歉！更欠他们一个温暖的态度。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

▲保元里九号

▲张树英、作者、萧璞在大智门

▲武汉大智门老火车站

▲拆除铁道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