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掌握蒋介石重庆谈判的真实意图——父亲王亚文的革命故事
来源：开国将士后代 作者：王基   2024-11-26 10:16:39

　　我的父亲王亚文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从湖南乡村的一位普通少年逐步走上了工运、农运、学运、兵运的狼烟四起之路，他将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党的事业，展现了他在白色恐怖下和各种困难面前，对党的赤胆忠心、矢志不渝和自强不息。今天我讲述我的父亲王亚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几则小故事。

▲离休后的王亚文

　　第一部分：投身革命不忘初心

　　1、父亲的革命引路人

　　我的父亲王亚文，他1910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在湖南省醴陵县立中学读书时，在中学老师罗学瓒同志的领导和教育培养下就与陈觉、陈恭、蔡申熙、左权、宋时轮等三十余名进步学生组织“社会问题研究社”，创办《前进》周刊，宣传进步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罪行。陈觉(苏联留学生、中共醴陵县组织部长、1928年10月被害于湖南省长沙市)、陈恭(黄埔二期生、湖南湘东游击队司令员、1928年4月在湖南省醴陵县城遇害)，蔡申熙(黄埔一期生、红军25军军长、1932年10月在湖北黄安今红安河口镇战斗中腹部中弹壮烈牺牲)、左权(黄埔一期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左权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在山西辽县(现左权县)的十字岭突围战斗中一颗炮弹落在他的身旁，不幸光荣牺牲)、宋时轮(黄埔五期生、开国上将、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院院长)。

　　在中学里，罗老师还经常邀请李立三同志来校讲演，宣传爱国主义等进步思想。经罗老师的介绍和引见，就在这时父亲认识了李立三同志。特别是当时，父亲在学联工作上经常得到罗老师和李立三同志的帮助与指导。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并在《前进》周刊上写出眼见为实的有说服力的好文章，为此，在1922年底，不满13岁的父亲风尘仆仆徒步两天赶赴安源，到达安源后，亲眼看到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斗争情况，并参与工人运动。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便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要求父亲写回忆录，并回忆李立三等同志在醴陵建党情况等。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9日庆祝全国第三十个教师节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说出的心里话。父亲在青少年时期，就遇上了好老师，他们就是罗学瓒同志和李立三同志。罗学瓒是毛主席湖南第四师范同学、法国留学生、曾任中共醴陵县委第一任书记、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930年因叛徒出卖，牺牲于南京雨花台；李立三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解放后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罗学瓒、李立三是父亲的好老师，也是我父亲投身中国革命的引路人。父亲的一生是幸运的。

▲1968年5月，罗学瓒同志的儿子罗立洲同志写给我父亲的一封信。

　　经罗学瓒同志的介绍，我父亲王亚文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父亲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四期学生，期间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二次东征，由于他敢于冲锋陷阵、英勇杀敌，深得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同志的欣赏，赞誉他是一尊敢打敢拼的“小钢炮”。

▲罗学瓒烈士的儿子罗立洲同志1979年11月写给我父亲的信，最后询问了父亲，张琼同志的地址。

　　2、父亲在醴陵协助毛主席考察农民运动

　　1927年1月，毛主席听闻湖南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当时，毛主席受党中央的委派，利用32天的时间，在湖南综合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长沙和醴陵五个县的农民运动。1月27日，毛主席由长沙搭火车到醴陵阳山石车站下车，罗学瓒与我父亲代表县党、团组织，到阳山石小车站迎接毛主席。罗学瓒同志住醴陵东门先农坛上进侧房，这所房子年久失修，刮风下雨时，有的地方漏水，有的地方透风。毛主席到达醴陵后，即和罗学瓒同志住在这所房子里。当时，罗学瓒同志与父亲陪同毛主席到醴陵县东西南北各乡村，召集农民代表、农会骨干、自卫队队员座谈会，让毛主席全面了解农民运动情况。毛主席和罗学瓒同志还在南二区东富寺一个小学内居住过一个时候。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毛主席就在父亲的家乡，写出了闻名中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

▲1974年8月29日父亲给醴陵县革命纪念馆两位同志回复信及回忆毛主席在醴陵考察农民运动的情况材料一份。

▲毛泽东同志考察湖南农民运动醴陵陈列馆的两位同志采访父亲王亚文之后，他们回到醴陵写给父亲的信。

　　3、父亲参加秋收起义

　　1927年9月，我父亲参加了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湘赣边境起义)，秋收起义在湖南省的浏阳、文家市、平江、醴陵以及江西省的安源、铜鼓、修水等多个县城举行。在滕代远同志(湘东特派员、开国第一任铁道部部长)的直接指挥下，父亲带领和组织农民自卫队两次攻打醴陵县城都失败了。秋收起义失败后，参加战斗的几支队伍上了井冈山，父亲等人继续坚守醴陵开展对敌斗争。

▲滕代远部长在1950年9月27日写给我父亲的信

▲1956年，滕代远部长在有关部门政审我父亲的材料上：“1、王亚文同志谈的湖南秋收起义情况是否属实。”明确写明：确有此事。

　　在《滕代远传》一书里，有几处写到我父亲在滕代远同志的领导下创建苏维埃政府和参加革命斗争的情况。

　　1985年12月，滕代远部长的爱人林一同志写给我父亲的一封信。希望父亲回忆写出当年在滕代远同志领导下创建苏维埃和参加秋收起义等革命的情况。

　　4、父亲参加“一二·九”运动

　　1934年，父亲受党组织派遣，考入北平朝阳大学经济系，后入北京大学，他在学校组建“兄弟团”，参加了1935年“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在一次游行请愿中，他率领“兄弟团”高举着大旗冲在最前面，与阻拦学生游行队伍的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被宋哲元大刀队砍伤脊梁骨，伤口再深一公分就会丧命，背上留下终身的刀痕。我们子女从懂事起，最害怕阴雨天，因为每逢阴雨天，父亲的伤口就疼痛难忍，从父亲身上，我们体会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

　　5、父亲担任湖南省临时军委总干事

　　1937年湖南省委党组织遭受破坏，父亲临危受命，随同任作民同志从武汉赶到湖南长沙，参加恢复湖南省临时省委、临时军委、长沙临时市委和组建湖南大学党支部的工作，时任临时省委军委总干事，负责军事工作。父亲那时任务特别繁重忙碌，直接领导多个党组织开展抗日统战工作，如：陆军大学的苟履之领导的党组织，国民党军事外语班的萧啸川领导的党组织，国民党第二十集团军雷震军长驻扎在湖南部队的外科主任领导的党组织，国民党交通辎重学校董道俊领导的党组织，民大刁牧夫领导的党组织，还有由高文华同志(时任湖南省工委书记)交给父亲在长沙青红帮中的二个党组织，这些党组织为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部分：成功掌握蒋介石重庆谈判的真实意图

　　抗战胜利后，迫于国内外的压力，蒋介石在1945年8月14日电邀毛主席到重庆“共商国事”，对于蒋介石的两面三刀，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和党内的很多领导同志都反对毛主席去重庆赴蒋介石设下的“鸿门宴”(十天内蒋介石共来三封电报，14日、20日、23日)。14日来电后，毛主席16日回信蒋介石说，“朱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回你，陈述鄙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与你会见的问题。”不久蒋介石又在8月20日又发出了第二封邀请电，毛主席在22日回复：“特派周恩来前来晋谒，到后希望接洽为恳。”蒋介石还特意让《中央日报》转载美国《纽约时报》上的评论文章，意思是说毛主席不愿意与国民党合作啊，拒绝蒋介石邀请等等，散布国民党是积极要求和平的，而共产党是反对合作的假象来欺骗人民群众。当时，虽然毛主席说不怕死，22日回复要去与国民党谈判，但党中央内部许多领导同志坚决反对毛主席去冒这个险，所以事情迟迟决定不下来。

　　A、接受王若飞书记交代的重任

　　在蒋介石发出第一封邀请信后(8月14日)，为了摸清蒋介石的真正意图，王若飞(时任南方局工委书记)紧急召见王亚文(1945年4月12日董老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出国去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和制宪会议前，将父亲的党组织关系亲手交给了王若飞书记)，当我父亲从秘密通道赶到周公馆时，王若飞详细的向我父亲介绍了蒋介石邀请毛主席来重庆谈判这事在国内外各方的反应，以及毛主席能不能来重庆与蒋介石和谈，不仅牵涉到共产党的形象，关键是它关系到毛主席的生命安全。前有“四.一二”，后有“皖南事变”，对蒋介石两面三刀，我们党有惨重的教训。所以毛主席来重庆危险性很大，党中央一些领导迟迟下不了决心。面对蒋介石的邀请电报，我党如果再不表态，蒋介石就会以此为借口，大造舆论，掀起反共的新高潮。王若飞同志对我父亲说，“考虑再三，让你立即去外交部长王世杰，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程潜、张治中、戴季陶、谷正纲及大特务康泽处，摸清蒋介石请毛主席来重庆的真实用意和风险，帮助中央作出决策，这个重任交给你了。”

　　B、麟书府上得到情报

　　我父亲从王若飞书记的话语中感受到这个任务的分量。父亲二话不说，立刻找各种借口，到这些国民党高官家中或办公室，去串门、聊天、吃饭。一圈转下来，发现部分官员都在关心自己何时可以返回南京、上海，其他的没人关心，看不出有什么异常的举动。我父亲心里挺纳闷的，但父亲从这些高官和各民主党派个别聊天时，了解到他们都主张不打内战，希望毛主席来重庆和谈。父亲将这些情况及时向王若飞书记汇报，王若飞书记听后，对我父亲说，你了解的情况都很好，但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蒋介石的真正意图和对毛主席的安全有没有危险及伤害。

　　蒋介石的真实意图还没有摸到，父亲心里十分着急，国民党几个重要的部门我父亲天天连轴转，这些官员急于返回江南家园的心情不像是演戏。这重要的内情到哪个部门才能摸到真相呢？左思右想时，父亲突然想起，周恩来同志曾经向他提起过，国民党重庆卫戍副司令刘戡(麟书)也是湖南人。刘戡既是我父亲湖南的老乡，又是好朋友。何况卫戍司令部是负责重庆治安保卫的中心，毛主席来重庆的安危与他肯定有直接的关系。父亲光想到去其他国民党大官那摸情况，忽视了他这个老乡。但是光靠串门喝茶聊天不行，必须蹲点在他那，这样随时可以了解蒋介石的动态。父亲决定住在刘戡副司令家里，采取专门蹲点的方式来了解情况，父亲找了亇借口，连着几天都住在刘戡家聊天摸情况。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电话铃响，刘戡站起身来接电话，突然他嘘了一声，示意大家不要说话，然后他提高嗓音说“校长，请指示”，电话里传出蒋介石的声音，毛泽东还没来重庆，你和唐纵商量一下，要保护他的生命安全，如果出差错就拿你们是问。刘戡一个劲的说，请校长放心，我一定和唐纵做到万无一失。父亲听到这话后无心再继续聊天，找了个借口溜了出来，立即赶到周公馆向王若飞书记汇报了这个情况。王若飞书记高兴的说：“亚文同志，你的这个情报太好了，起码毛主席来重庆的安全是有保证的，我们也就放心了。”

　　8月23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主席说：“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开会的当天8月23日蒋介石来了第三封电报，毛主席24日回复：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架势，8月25日王若飞同志乘飞机从重庆赶赴延安，一抵达延安王若飞同志就与毛主席等七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汇报了最新获得的情报，政治局通宵达旦磋商。第二天，1945年8月26日早上，毛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经细致分析各方情报以及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外形势等，会上毛主席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会后，党中央发出了由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正式告诉全党，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志赴重庆谈判。

▲毛主席、周总理、王若飞、张治中、赫尔利在延安机场

　　C、父亲深刻的认识到“潜伏”的重要意义

　　8月28号，做好充分准备的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和美国大使赫尔利、张治中上将的陪同下来到重庆，毫无准备的蒋介石，在共产党拿出的国共合作的实施方案面前，他拿不出一条具体的方案和措施，暴露出他假和谈的真面目。毛主席到重庆和各方人士见面会谈，让广大群众和民主人士都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近毛主席，亲身感受到共产党领袖的亲切和蔼与平等待人的真诚。毛主席来重庆，向全国人民表明了我党尽一切可能争取实现和平的真诚态度，也向世界表明，中国的问题要没有共产党的过问是不行的。重庆谈判43天，毛主席和蒋介石谈判十次，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张群、劭力子等谈判二十一次以上之多，谈判是一场复杂而非常艰苦的斗争，1945年10月10日，终于在张治中上将的桂园寓所客厅里，国共双方正式签订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历史上称为《双十协定》。毛主席来重庆，在国内外获得巨大赞誉，获得巨大的成功。国共和谈期间，父亲在重庆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所有这一切都使父亲更深的认识到“潜伏”的重要意义。

　　父亲血火一生为革命的实践，就是他牢记入党誓言，忠于共产党员的信仰，最终实现了他对党的承诺，完美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初心终身奉献的高贵品质!父亲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尊敬、怀念和学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需要我辈及子孙后代，不负韶华，砥砺奋进!

▲王基(右二)接受军事频道右一李茜茜编导与赵同志和刘同志的采访后合影

　　作者：王基，王亚文之子。中共党员，1994年12月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系。历任上海铁路分局第六小学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上海铁路局办公室秘书、路局房建生活管理中心科长、党委老干部部直属工作部部长、高级政工师。现为上海市形势政策教育研究会红色文化传承专业委员会成员、上海革命故事讲述团副团长、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新村街道社区党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