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丕的革命人生
来源：通讯员张小虎 作者：白尚立   2025-04-10 09:45:32

　　1985年6月，时任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来文水县西城村就乡镇企业、农业生产调研之余，打听李丕的情况。当听说已于1979年病逝时，很惋惜感慨地说：“多好的一个同志啊!”

　　李丕，何许人，让李书记如此牵挂。

　　李丕，乳名双印，1903年12月生于文水县堡子村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他有一哥乳名双根，一弟乳名双生。因家贫就没上过学，只是后来在革命队伍中学到了些文化知识。他六七岁就随父亲田间劳作，到十三四岁已成为田间耕作的一把好手了。但时局的变化及强加到农民头上的苛捐杂税，让以土地为生的农民苦不堪言、不堪重负。虽然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袁世凯复辟帝制、军阀割据混战、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等，实际上中国还是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以说，从1912年到大革命前期国家的情况是一天比一天坏。

　　纵然像李丕这样的种地能人，也维持不了最基本的养家糊口。不得已，他18岁那年随一位远房亲戚赴太原一家制鞋厂学徒做工。李丕脑瓜好使善琢磨，人很诚实乐于助人，工作很是出色。带班领导对他很器重，总是让他处理疑难问题。他跟同室同班的小伙子们也相处甚好。

　　1924年夏，高君宇受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委派，在太原组建中共太原党小组，后改为中共太原支部。这是山西省建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同年秋，在同厂同乡文水县龙泉村成海牛(秘密党员)的介绍下，李丕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多时日，李丕和另外两名秘密党员受中共太原支部委派，代表山西党组织赴江西九江参加党的一次重要会议。他们三人从太原出发，晓行夜宿，舟车劳顿，历时月余，于11月初到达位于江西省北部、濒临长江、赣鄂湘皖四省交界处的九江。

　　时中华大地阴云密布，混乱不堪，国人无所适从，民族未来呈现出一片黯淡之态。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国民党没有形成统一全国的力量。而欧美列强渡过了一战后的危机，重返远东，争相掠夺中国，中国的政治、经济被帝国主义控制，民族工业的发展经受重大挫折，各军阀沦为列强的傀儡，有的省份为支撑战争而横征暴敛，人民生命和财产根本得不到保障。正是在这样大背景下，国共开启了第一次合作，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割据的新局面，为大革命提供了坚实基础。这次党的全国会议重点议题正是商讨如何跟国民党合作，进而准备进行北伐等。

　　会议期间，得到情报，北洋政府要来搜捕革命党人，会议地点遂转移他处。

　　会议结束后，顾不得欣赏九江旖旎风光和底蕴厚重的九江文化，他们三人匆匆踏上归途。为安全起见，三人分头行动。

　　回太原向组织汇报会议精神后，李丕随即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属工人自发组织，目的是维护工人权益和秩序)。他相继参加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要求厂方增加工资”等工人示威游行和大罢工活动。

　　1937年抗战爆发，李丕参加了工卫旅，转战交城山区。

　　1940年2月，晋西北行政公署第八专员公署成立，同年11月7日晋西北第八军分区成立。1942年8月，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晋西北第八军分区改称晋绥第八军分区(简称八分区)，同年11月罗贵波调任晋绥八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八地委书记(地委、行署、军分区融为一体，人们习惯上统称为八分区)。起初八分区驻扎今古交市关头村，后根据斗争需要辗转于交城山区。

　　1940年6月，日军开始对晋西北根据地进行扫荡，我工卫旅同决死二纵队粉碎了敌人对文水、交城地区的扫荡。同年12月中旬，日军纠集两万兵力对我晋西北进行大规模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军民同仇敌忾，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6日这天，李丕所在的二十一团在鲁沿附近与日军上野大队激战五个小时，给敌人以痛击。25日夜，他们又袭击牛头嘴，打死打伤日军近百人。第二天他们在逯沟山掩护地方政府和旅直机关转移，击退日军多次攻击，打死打伤敌人百余人，还缴获了两挺轻机枪和不少步枪。

　　1942年初冬，李丕调八分区敌工科工作。

　　敌工是敌军工作的简称，属军队政治机关设立的专门工作部门，主要负责开展敌军工作，包括争取和瓦解敌军。抗战时期的“敌工”工作核心是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策反日伪军、获取军事情报(属于地下情报工作)，以支持抗日战争和巩固抗日根据地。

　　头脑灵活又具有实战经验的李丕，很快就进入了工作角色，他的任务主要是侦察敌情收集情报。胆大心细、处变不惊、随机应变、沉着冷静是情报人员必备的要素。多年对敌斗争经验，李丕已具备这些素质，每次执行任务总能圆满出色地完成。因成绩显著，领导找他谈话要吸收他为党员。他说：“我18年前就已入党了。”继而苦笑着说，“只可惜我跟成海牛同志是单线联系，他已经为革命英勇牺牲了。”原来半年前成海牛同志因叛徒出卖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了。

　　李丕投身革命堡子村人知道的不少，不过人们只知道他在交城山区从事抗日工作，不清楚具体干什么。因工作的特殊性，也鉴于斗争形势相当严峻，李丕最担心的就是防不胜防的奸人告密。这不，这天晚间回村里探望父亲，不料酿成了他一生心中挥之不去永远的痛。

　　1943年春的一天下午，在文水县孝义镇收集完情报后天色将黑，他想回家探望一下多年未见又病重的父亲。早些天有人捎话来，说他的父亲咳喘不已，有时呼吸也很困难，很是想念多年在外的双印，特别是他的婚事，成了父母亲的一块心病，时年李丕已40岁了。

　　回到家已是掌灯时分，母亲专做了昔日间他最爱吃的红面糊糊。他跟父母亲及三弟边吃边聊。父亲说日本人真是坏透了，把县城及周边(堡子村距离文水县城2华里)村庄统治成了人间地狱;三弟说日伪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一年到头累死累活地里的出产连吃饭穿衣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母亲说，印儿啊，你也老大不小了，妈好想抱你这门的孙子，妈快想疯了;李丕说，日伪虽无恶不作，但也蹦哒不了几天，爸妈别急，等赶走了小日本我就结婚，保您二老抱上大胖孙子。一家人说不完的家常话，道不尽的离别情，一直聊到夜阑才罢，李丕陪父母亲安然入睡。

　　进入梦乡不多时分，听得大街上好多狗狂吠不已。凭着职业敏感，李丕判断有情况，莫非是奔自己来的?他安慰父母亲几句敏捷出屋刚藏到了院门西边南墙根的一大堆玉米秸杆里时，听得街上杂乱的脚步声，紧接着是无休止的捣院门声。不多时三弟披衣从屋子里出来：“来了，来了……”院门开了，听见一人问：“你是双印?”“嗯?!”也许双生是“双印”“双生”没听清，也许是紧张的缘故，双生“嗯?”“嗯!”不清，而对方听得是“嗯!”。随即两柄明晃晃的刺刀同时刺入双生的胸膛。他刚“啊!”了一声便没有了下文。李丕听得真真切切又无可奈何，只能咬紧牙光攥紧拳头，把满腔怒火强压心头。父亲咳嗽着从屋里出来，敌人已没有了踪影，借着月色，惟见生儿倒在血泊中：“生儿啊……”跪在地上已泣不成声老泪纵横涕泪交流了。李丕从玉米杆堆里出来时，母亲踉踉跄跄从屋子里出来：“老天爷呀!作孽的，不得好死……”几乎晕厥过去。李丕忙扶母亲进屋，又出来扶父亲回屋，然后“扑通”一声跪地：“孩儿不孝……”还是父亲清醒：“印儿啊，快逃吧!保不住你也没命了!”

　　出院门时听得父亲又是一阵咳嗽声，母亲已是号啕大哭了。李丕心如刀绞但别无选择，借着月色星夜赶回山区驻地。后来得知，三弟遇害后第八天老父亲悲愤交加，撒手人寰。

　　日寇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

　　处于乱世的儿女情长，显得是那么的单薄和脆弱。想想从抗战起，有多少离愁别恨在滚滚狼烟中消失殆尽，多少国破家亡妻离子散堙没于硝烟红尘之中，而刀剑杀戮不尽的是那些英勇无畏的仁人志士，中国人民。因为他们明白，国之不存，何以家为?生儿被杀，想想老两口怎能不老泪纵横，妻儿怎能不痛彻心扉?而对于李丕来说，只有坚定信念，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多杀鬼子，早日打败侵略者，为革命多做贡献，才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也是家国情怀最好的体现。

　　党指向哪里他就奔向哪里。一度时期李丕等曾编入八分区一支队配合工卫旅、交城县大队围困日军芝兰据点，开展“挤敌人”斗争。

　　时日军为了继续“蚕食”晋绥八分区抗日根据地，切断中西川、原平川及逯沟、双龙沟、王文沟交通，于1942年9月在西冶川隘口芝兰村设立据点，强迫芝兰村附近百姓拆除古洞道、芝兰和西坡三座关帝庙，将砖梁木石运上村南南梁峁山顶和村北大梁山顶，建造南、北两处碉堡;强占民房院落，设立指挥所。非“扫荡”时期，日军在芝兰据点常驻有1个中队、伪军警备队1个小队，总兵力200人左右。敌人占领芝兰后，当地军民与敌展开了长期的斗争，使敌人完全陷入孤困境地，日夜恐慌不安。在此期间，芝兰据点敌人曾被我连续围困5天5夜，使其窝在碉堡不敢外出一步。1943年3月的一天，我八分区一支队、工卫旅二十一团在大游底村南山脚下，伏击芝兰据点向东社据点行进的日伪军，打死10余名，缴获步枪10多支、子弹800余发;4月下旬，八分区一支队与工卫旅二十一团，于拂晓前潜入芝兰据点，烧毁敌炮台和住房10多间，扣获敌探6名。在长期围困打击下，1943年7月21日，终于胜利“挤”掉了芝兰日军据点，从根本上扭转了交城山根据地的严重困难局面。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李丕与华国锋、李立功等交城县领导有了接触。

　　1944农历正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李丕化装成山区收羊皮的在开栅镇日军据点附近侦察敌情收集情报。不曾想偶遇日军巡逻队在街上搜捕抗日分子，对中年人都严格搜身盘查。不料从李丕身上搜出了一张纸与一小截铅笔。敌人遂把他作为嫌疑对象捕入据点。

　　阴险狡诈的日军小队长坐在椅子上手拄东洋刀足足审视了他三四分钟，翻译站在一旁一言不发。

　　还是翻译先开了腔：“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太君放你回去。”

　　“我就是一个收羊皮的，没什么可说的。”李丕一口交城方言，很是平静。

　　“别装了!那笔跟纸是怎么回事?”他指了指桌子上的纸笔。

　　“我们做小买卖的免不了要记个什么的。”

　　翻译冷笑一声：“你很狡猾!”而后看向小队长。

　　日军小队长“叽哩哇啦”了一阵后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你的，狡猾大大的，欺骗皇军杀头的。”说着做了一个割脖子的手势。翻译跟着说：“太君说了，在这里把情况说清楚就算了，要不然就送文水宪兵队，到了那里就不会有好果子吃，没有几个人能从那里活着出来的。”

　　李丕“嗯”的同时作惊恐状。

　　日军最终没放过他，连夜同三个人一起被押往文水县城日军宪兵队。

　　日军宪兵队的确是人间地狱。李丕受尽了凌辱，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压杆子、烙铁烫……几度休克被冷水泼醒。在一次坐老虎凳时脚下垫了多块砖，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他晕死过去——右腿骨折了。

　　尽管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与摧残，但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顽强的革命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与精神，李丕始终未屈服，清醒时只有浓浓的交城口音一句话：“我就是一个收羊皮的。”

　　也许，敌人以为没什么价值，几近半死人，也就不怎么上心审讯折磨摧残他了。后启用内线经我方多方努力营救，最终把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李丕救了出来，但他的右腿已成了终身残废。

　　多半年后，李丕的伤病才痊愈了。因腿脚不灵便，他的工作由敌工科转入内勤服务。

　　1946年10月，阎锡山军队“水漫平川”猖獗之时，李丕由内勤调至后勤部任保管员。时八分区机关虽根据斗争需要几经辗转，但他保管的金元银两及大烟土均未出过差错。他恪尽职守，不忘初心，忠诚于党，不为金银财宝所动，表现出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纯真本色。

　　正是有八分区的工作经历，他跟罗贵波、康世恩、米建书、甘一飞包括交城县政府的华国锋、李立功等领导多有接触，甚至相处甚好。难怪和平年代谈起当年八分区领导，他就眼睛里放光，津津乐道。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相继取得胜利，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八分区名称有所变更，驻地不断迁移。1948年7月11日我们文水县西城村得到解放，两天后文水全境解放。是时，八分区部分机关移驻西城村，不几日全部机关移驻于此。同年8月15日晋中行署成立，下辖三个专署，其中第二专署辖交城、文水、汾阳、孝义、清源、徐沟、太原等七县，基本保留了原来八分区的建制。此时，名称虽已称“晋中二地委”，但人们习惯上还是叫“二分区”，所以西城村人们口口相传为“二分区”。以后行政区划多有变更。1949年2月，中共晋中二地委改为中共太原市二地委;同年9月，山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全省设七个专区，二专署属汾阳专区，驻地汾阳县城;1951年4月，汾阳专署撤销，划归榆次专署;1958年10月，榆次专署更名为晋中专区……

　　1948年7、8月间八分区机关移驻西城村，李丕随八分区领导包括时已任晋中二地委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青团会)书记的李立功等一同移驻西城村。李丕在西城村参加了八分区、二地委组织的支援太原战役、组织土改干部培训、组织干部南下、追悼梁树棠刘胡兰同志暨晋中战役牺牲诸烈士大会等一系列大型活动。

　　1950年初，汾阳专区机关要移驻汾阳县城。考虑到战事基本结束及自己的实际情况，李丕申请复员或退伍，组织予以批准。鉴于他的实际情况，组织找他谈话，征求他的意见，是回堡子村还是落户西城村。李丕来到西城村已一年半时间，跟乡亲们相处甚好，同意落户西城村。遂把他们后勤部驻扎的李家院正房中间屋子分给他，适逢西城村土改，又分得土地。这样，李丕以复员军人的身份正式落户西城村。

　　李丕婚后生有二子。他曾任西城村党支部副书记。

　　李丕同志于1979年6月不幸病逝，享年77岁。

　　2024年6月

 

　　附记：

　　鉴于工作的特殊性及本人非常低调，李丕很少向人们提起当年的工作经历。这些年来，笔者只能从走访所得及其儿子李续林的片言只语中大致勾勒李丕同志革命经历的轮廓，所以纰漏、出入乃至错误肯定不少，敬请批评指正。

　　这里说明两点。其一，关于赴江西九江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及八分区工作经历，笔者两赴山西省档案馆查询，均未其果。其二，其子李续林说其父有六枚军功章、纪念章，说明很有战功;复员时一般人给180斤小米，其父为960斤小米，笔者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肯定的是，李丕与众不同，究竟是战功大还是级别高还是什么的，笔者无法考证。

　　其实，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李丕先辈对党无限忠诚，其坚定的革命信念，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与精神给我们的启示：只有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才能使像李丕这样默默无闻的无数革命先辈给我们创建的红色江山，代代相传，永不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