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宴显升等三十余位烈士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助力乡村振兴考察报告
来源：张红兵 2025-06-17 14:46:42

　　编者按：晏显升烈士是继左权将军外，牺牲在山西抗日正面战场的另一名八路军高级将领。由于当时抗日形势不断恶化，洪赵总队在汾阳只战斗了一年零四个月，但为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当时的报道出于对游击区地名的保密，晏显升等烈士墓葬一直成为谜团。之后，这支由汾孝中心县委组建、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洪赵总队（后归第120师建制）转战太岳、解放大西北，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谨以此考证文章纪念宴显升等烈士，助力革命老区乡村振兴。

　　一、晏显升烈士生平介绍

　　1941年5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刊登了解学恭撰写的文章《悼晏显升同志》（红色晋绥网）。该文详述了晏显升同志的履历；当时可能出于对游击区的保密，只略述此次战斗发生在“本年5月28日上午在汾阳西北的xx地”、“5月28日与激战于汾阳西北高地一带。”未能确切指出晏显升等同志的牺牲地。因此，考证晏显升等同志的牺牲地便成为“汗青地方史研究编辑工作室”的研究课题。《抗战日报》原文如下：

　　“晏显升同志牺牲了！晏显升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八路军最坚决果敢的模范战士。他是抗战以来晋西南汾孝民众爱戴的游击队领袖之一，是我们洪赵总队的总队长。为了配合晋南友军作战不幸于本年5月28日上午在汾阳西北的xx地壮烈殉国了！

　　晏显升同志奋斗的光荣历史，永远留在每个指战员的脑海里，他永远是每个指战员的模范。他是个牧牛的小雇工，在1931年前，仍过着受人压迫剥削的生活，因不满意于旧社会的统治，他毅然于是年参加了地方赤卫队；此后以青年的模范姿态响应了红军的号召，率领了整班的赤卫队健儿参加了红军，离家30里，数年中数过其家门而不入。他参加过二、三、四、五次“围剿”，带了四次枪伤，但是他并不因此畏缩动摇；他经过了漫无人烟的草地，经过了鸿雁飞不过的雪山，经过了有名的汾离路三战三胜的战斗；经过了一年多日寇和反共顽固派两围夹攻的环境，他始终没有被这些困难吓住和屈服。这种前颠后仆再接再励的战斗精神，是中共党的光荣，是每个指战员的模范，我们应该记着他，学习他！他是模范的为党艰苦奋斗者，在十年奋斗的过程中，他由班长到排长，到军委会参谋部科员，到副连长、连长、游击大队长、总队长（团长）；由小组长支委支书到分支委总支委；由乡苏维尔政府连络部长到县苏维尔联络部长，到省苏维尔政府粮食局工作。他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优秀干部。

　　晏显升同志在党的领导下，曾开展并坚持了八个月的抗日反投降游击战争，指挥着无数的大小游击队，经过胜利的战斗不下50次，不让日寇投降派蹂躏掠夺群众。小孩妇孺看见他都会叫着说：“八0一长、八0一短（八0一是他的代字）”。晏显升同志领导着我全总队紧紧地和群众连系着，造成了每次战斗的胜利。

　　今年春季敌人向我晋南中央军大举攻击，我总队奉上级命令配合晋南战役援助友军作战，牵制打击汾阳敌人南进；于5月下旬晏总队长率我全体健儿向汾阳出击，5月28日与激战于汾阳西北高地一带，战斗进入激烈之际，晏队长身先士卒，奋勇冲杀，不幸弹中要害，壮烈牺牲了！

　　晏显升同志的死，是中共的、也是全中华民族的损失；他英勇壮烈为国牺牲，是中共的、也是全中华民族的光荣。他的死对于那些造谣诬蔑八路军按兵不动，不配合晋南做战的何应钦等民族败类，正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晏显升同志的死，没有给我们留下灰心和悲伤！抖起精神来，战斗吧！”

　　二、晏显升烈士所属战斗序列的考证

　　根据《开国大校方晓回忆录》记载：“1940年2月上旬，我从延安总部参谋训练队第一期毕业。当月中旬，我被分配到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工作。因陈士榘任该支队司令员，所以这个支队又称“陈支队”。我与一同被分配去的蔺毅、王陵、洪新、王绍明等同志，从陕西省米脂县东南的媳俐峪渡过黄河，在山西省临县碛口镇上岸，然后到达位于临县城南30公里的支队驻地安邺村。何以祥参谋长接见了我们，分配我任司令部侦察科参谋。

　　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是以第115师第343旅补充团为主，与晋西的几支游击队合编扩建组成的，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团。政治委员由中共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兼任，副司令员是黄弊，政治部主任是王麓水。1938年底第115师东进后，该支队暂归第120师指挥。

　　在陈士榘等军政领导同志的坚强领导下，该支队很快就成为了一支生气勃勃、很有战斗力的正规兵团。我一到职，就感受到这支部队的优良素质和作风。首长们非常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当时，第一团团长杨尚儒，政委曾明桃，副团长贾耀祥，参谋长蔡正国，政治处主任王树君、副主任吴岱；第二团团长夏德胜；第三团团长曹诚；司令部作战科科长贾正远，侦察科科长刘厚培，训练科科长黄鲁；通信科科长毛会义，管理科科长张兴；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黎新民，宣传科科长谭佑铭，保卫科科长刘伟，青年科科长邱祖锐，直属队总支书记邹日清；供给部部长李某；卫生处处长赖丛深。其中除黄鲁外，都是红军干部。此外，直属队特务连连长何万祥、通信连连长张林、骑兵连连长李某、工兵连连长吴某等也都是红军干部。由此可见，该支队是以红军干部为骨干而组成的一支劲旅。”

　　从晏显升同志的红军履历，及后文提到陈支队三团留在当地的叙述，及解学恭撰《悼晏显升同志》一文，提及晏显升同志曾参加“吕梁三捷”，可以确定晏显升同志原为第115师343旅补充团干部。

　　1940年2月7日，洪赵纵队（后改为支队）在孝义县境内正式成立，纵队长解学恭、政治委员龚子荣、副纵队长晏显升、政治部主任甘一飞，全纵队10个连，共1000余人，归115师晋西支队战斗序列，活动于孝义、汾阳边山地区。

　　之后，根据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2月21日发出的1940年整军训令，以及晋西北反顽斗争胜利的形势，第120师回师晋西北后，贺龙、关向应同续范亭商讨新军和第120师的统一领导与整军问题。

　　第120师抗日战争以来，转战山西、河北、绥远和保卫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作战千余次，一直处于行军作战之中。同时，在战斗中发展壮大5倍，新成员增多，需要用一定时间进行整军，以提高指战员的政治、军事素质。

　　同年3月中旬，陈支队奉命率第一、第二团开赴山东归还建制，未到山东之前归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直接指挥。第三团留在当地，编入第120师建制。

　　与此同时，对地方武装也进行了整顿。晋西北军区于1940年11月7日组成。在1940年12月，八路军第120师暨晋西北军区各级领导成员名录中明确记载：“师长（兼）司令员贺龙；副司令员续范亭；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其中，洪赵纵队：纵队长晏显升，政治委员解学恭。”可见，当时洪赵纵队正式为第120师战斗序列，晏显升烈士为高级指挥员确凿无疑。

　　三、晏显升烈士为八路军高级将领级别的考证

　　晏显升烈士牺牲时，担任八路军时期的纵队长（团长）。那么，该军职是否属于高级将领?需结合历史背景和军队编制综合判断：

　　1、抗战时期八路军的编制特点

　　1937年，八路军改编初期下辖3个师（115师、120师、129师），每师编制约1.5万人，每个师辖2个旅，每旅约2个团。团级单位直接隶属旅或师，全军团级干部约30人左右。

　　团长通常统率1000——3000人，如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115师686团团长李天佑指挥约2000人。

　　2、当时军衔与职务对应关系

　　国民政府授予八路军师长（如林彪、贺龙）中将军衔；旅长（如陈光、徐海东）少将军衔；团长一般授予上校（如杨得志、张才千等）。按当时国军标准，上将、中将视为高级将领，上校属中级军官。但中共军队实行特殊的“职务等级制”，团长在党内地位可能高于其军衔体现的层级。

　　3、抗战时期团长实际地位与历史作用

　　八路军团长多为红军时期师级以上干部改编后降职任用（如杨成武由红1师政委改任115师独立团团长），其实际资历远超常规团长。这样，许多团长后来成为开国将军（如梁兴初、王近山等1955年均授中将），抗战初期的团长后来90%晋升为军级以上。

　　4、团长的军事指挥权限

　　八路军实行“分散游击”战略后，许多团（如冀中回民支队、胶东5旅13团）发展成5000人以上的“超级团”，实际承担师级作战任务。

　　另外，1941年后出现的“二级军区司令员”多由原团长升任（如曾与晏显升在汾孝搭班子的黄骅，任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15师教导六旅副旅长。吕正操由冀中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兼第7团团长晋升冀中军区司令）。

　　5、特殊历史条件下的高级将领身份

　　首先编制上，八路军团长按国军标准属中级军官，但八路军特殊编制使团长实际指挥规模常达旅级。其次在历史上，绝大多数八路军团长后来成为兵团级将领，其抗战起点职务已被视为“准高级将领”。再次，在学术界定上，当代中国军事史学界普遍将八路军团长归类为"战役级指挥员"（对应高级将领），典型例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收录了52位曾任八路军团长的将领。

　　因此，八路军团长在当时的军队层级中属于“实质上的高级指挥员”，这一判断既考虑历史特殊性，也基于其后续发展轨迹。

　　另外，关于晏显升烈士级别的考证的另一参照，是解学恭撰《悼晏显升同志》文中所提：“小孩妇孺看见他都会叫着说：“八0一长、八0一短（八0一是他的代字）。”

　　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各部队军事代号用于保密和便捷的通讯，并在军队高层中广泛使用。团级及以上领导常用代号，如部队长被称为1号，政委为2号，以此类推，这种制度加强了内部沟通效率。

　　早在抗战时期，八路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就已使用代号。例如：前总副司令员彭德怀被称为4号；副总参谋长左权为13号；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为15号。然而，这些代号并非仅因军事指挥需要而设定。实际上，它们是在敌后兵工厂建设中为保密而采用的。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各野战军根据实际情况也采用了代号制度。例如，在二野方面：刘伯承司令员被称为1号；政委邓小平为2号。三野方面：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被称为501；代司令兼代政委粟裕为502；副政委谭震林为503。四野方面：林彪司令员为101；政委罗荣桓为102；参谋长刘亚楼为103；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政为104。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些代号主要用于各部队内部沟通，总部并未统一编制，但是显示了使用代号者的级别均为团级以上干部。据此，足可证明晏显升烈士牺牲时的级别。

　　四、晏显升以下九烈士牺牲经过暨掩埋地的考证

　　栗家庄镇党委王福新书记对本次红色文化考察高度重视，安排和南赵郡村书记殷翼腾及村委相关人员随同采访。笔者就晏显升等九烈士牺牲暨掩埋地，在南赵郡村进行了实地考察，2025年3月19日上午南赵郡村委指派王新红随访；5月21日下午，南赵郡村委指派王建军随访，在村委会采访老者9人。

　　南赵郡村（旧名南赵郡王），位于吕梁山东麓、汾阳城西北方向，离城二十五里。该村沿南沟十里，翻两座山至杨家庄镇；西去十里，至色头、马兰村；东下十里，至侯家垣；东北下十五里，至张家堡，经张家堡寨子西至向阳镇；二十里至协和堡，上述村镇皆为当时日伪据点。

　　2025年3月5日赵郡村采访录

　　采访对象二人：王合林，90岁，该村情报员王锡镜（中共党员）之侄。原宝功，86岁，原教师。

　　（1）原宝功口述史

　　问：原老师，请您慢慢回忆，将本村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场战斗，及战斗发生地、众多烈士的掩埋地讲述一下。

　　答：“我叫原宝功，86岁，建国初担任教员。在解放前，南赵郡王村全村约360人，村长王春根。在抗战时期，村中年纪20——40岁的男人都是民兵，民兵领导王尚彬。后来很多民兵参加了八路军，跟部队走了。由于时间太久，这部分人的姓名记不清楚了，记忆深的有：李贵春、李贵〇兄弟；张景歧、张景山兄弟。

　　当时，我只三岁多，但有记忆了，那会汾阳习惯两顿饭。本村在那个时期没打过仗，这场惨烈战斗发生在那天早晨。枪声忽然从村东传来，村中的老人们往西山躲。过了一会，寨子峁上枪声更激烈了。

　　之后听大人们讲八路军有牺牲很多人。这场战斗后，日伪军开始迫害村民，要八路军的隐藏处和粮食，把人们赶到大门口院中。将村长王春根绑到一颗大槐树上灌凉水，一直灌到腹部鼓起，疼痛难忍，再放到地上用木杠使劲压其腹部，折磨得王春根死去活来，但王春根一直守口如瓶。

　　后来，大孩儿们领我上寨子峁玩耍，拣回很多铜子弹壳。接着，便是日伪军对游击区村庄残酷的“大扫荡”，由于力量悬殊，为防止日伪军夜间对本村村民的屠戮，既便是十冬腊月下雪，夜间需村中民兵放哨，村民们都躲到山后，第二天太阳出山时，再由民兵发信号回村。其他情况，由于我当时还小，不清楚了。”

　　（2）王合林口述史

　　问：王先生，请您慢慢回忆，将本村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场战斗，及战斗发生地、众多烈士的掩埋地讲述一下。

　　答：“我叫王合林，90岁，是八路军情报员王锡镜的侄子。抗战爆发前，我的伯父王锡镜是这个区域跑邮政的，就是用扁担挑筐，去杨家庄镇收发信件、报纸。通往杨家庄镇这一条沟：北端南赵郡村段叫“狼窝沟”、中间贺家庄圪梁南端至杨家庄段叫“倒灰沟”。抗战时期，我们附近的广大山区成为游击区，是抗日的最前沿。

　　因为八路军常驻在本村、后庄、上林舍、向阳等处，所以游击区的群众基础十分牢固。当时敌我力量悬殊，打游击需要及时传递准确的情报，由于伯父跑邮政的特殊身份，他们夫妻是本村最早发展的党员。当时因为保密，直到解放后，人们才知道。

　　至于那场次战斗，是当天早上发生在寨子峁上的。当时战斗很激烈，家中大人们不敢出去，我们几个孩子也吓得不行。后来，听大人们讲八路军被杨家庄来的日伪军抄后路了，虽然八路军占据了“寨子峁”制高点，与东面的日本鬼子作战具有优势，但在掩护将粮食运往后山时，被杨家庄来的日伪军夹击了。当时，因战斗仓卒，“寨子峁”根本没防御工事，担任阻击任务的战士们全暴露在明处，侵华日军的三八大个枪、重机枪射程远，且配有小钢炮，所以很多战士牺牲在“寨子峁”上了；剩余的部队和民兵沿村西的小路，突围去了色头、马兰村。

　　1941年抗战形势十分险恶，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八路军战士的遗体根本来不及转移，只能就地掩埋。

　　2025年5月21日赵郡村采访录

　　在侯家垣“三岔口”实地考察，村委会采访老者9人。根据《甘一飞回忆录》记载，结合采访录，王建军陪同笔者对1941年5月28日拂晓南赵郡护粮战斗发生地点进行实地考察。该地段位于南赵郡村东与侯家垣村（土话黄墕）交垙的“三岔口”。“三岔口”以东通侯家垣；西北的1里多通南赵郡；西南通垣头村。

　　南赵郡村委会集中采访9人。张兆林：“掩护运粮群众的晏显升总队长被敌人击中后，由南赵郡村赵槐龙（张兆林外祖父）背着他，另外两名小战士帮忙扶着腿部向西撤退。走了约一里多，到达村西“焦胡峁”时，赵槐龙感觉到越背越重，回头看时，晏显升总队长的头已从自己肩上耷拉下来，当时已牺牲了。由于事发仓卒，只能将晏显升烈士暂时浅埋于“焦胡峁”坳地里。此次战斗结束后，于5月29日晚上，南赵郡村民兵协助洪赵总队将晏显升等9位烈士遗体运至后庄村（赵槐龙之子贺清树口述）。”

　　2025年5月24日张家堡、张家堡堡子采访录

　　因两天下雨，对张家堡村的采访推迟至5月24日下午，张家堡村委王宝生书记召集樊有生、李世英、杨起恒等老同志座谈，王宝生书记并随同去张家堡堡子，对郭芝茂等七烈士牺牲暨掩埋地进行实地考察。

　　王翠珍口述史

　　问：王大娘，请您讲一下抗战时期，发生在堡子内的那场战斗，及村周围有无烈士墓葬?

　　答：“我是本村人，今年90岁。抗战时期我还小，听大人们讲过村中住过洪赵游击队，我丈夫家弟兄四个，其中三个是烈士：大伯子牺牲在交城，二大伯子牺牲在石盆泉桥边，三大伯子牺牲于洪赵游击队在本村被侵华日军包围的那次战斗中。我三大伯子埋在村外，没听说村周围有其他烈士墓。堡墙外的道路东至黄嶂、龙泉村；西至后庄村；西北经方山至向阳村，距离5——10里不等。”

　　峪道河镇向阳村、后庄村村采访录

　　峪道河镇党委李渊鑫书记对本次红色文化考察高度重视，安排向阳村武常荣书记随同采访。5月21日黄昏，武常荣书记带领笔者采访向阳村王清栋等11人；后庄村采访对象2人：武金生、郭东明。根据武金生回忆，4人一行，在后庄村东原“龙天庙南圪梁下”找到晏显升烈士墓址。

　　1、向阳村王清栋采访录

　　问：王先生，请您介绍一下抗战时期，八路军120师洪赵总队在本村驻扎情况，及本村有无八路军烈士的墓葬群?

　　答：我今年90岁，曾在彭德怀一野七军二十一师当兵。小时候，记得侵华日军在村外“鹞子尖”上架着重机枪，向对面“门面山”进攻，这场仗打得很惨烈，洪赵总队伤亡很大。我们家的地在“门面山”下的“槐树沟”，在这场仗后若干年，有次雨后发山水，从“门面山”上冲下一些零乱的人骨，父亲说这是以前洪赵游击队牺牲烈士。后来，洪赵游击队离开当地，就不清楚了。

　　2、后庄村武金生采访录

　　问：武先生，请您介绍一下抗战时期，八路军120师洪赵总队在本村驻扎情况，及有无叫“黄土山”的地名，及有无八路军烈士的墓葬群?

　　答：“我生于1950年，儿时放羊，曾在村东龙天庙（该庙原为二进院，规模不小，当时为洪赵总队总部驻地）南圪梁下一个靠土堎小洞穴中，发现一具棺木，内殓一具穿带整齐的八路军烈士，我近距离看过，棺材为木板简易钉的，当时已裂开很大口子，能眸见穿戴整齐的军装颜色为瓦灰色。听父辈们讲，抗战时期本村曾驻过洪赵游击队，这位单另埋葬的烈士是该部队高级领导。大约1960年前后，村中将龙天庙拆毁，但这个墓子一直保留至今。”

　　3、后庄村郭东明采访录

　　问：郭先生，晏显升烈士坟墓在您的地中，请您回忆一下承包土地前后，这块土地内的情况。

　　答：“我们后庄村是小村，建国后一直就一个生产队。埋葬晏显升烈士这块地，面积约半亩，由于南面有三个角，人们叫“羊条条地”。1983年土地下户后，由我耕种，后来顾不过来就给了孟林生耕种了。这个烈士墓洞口原有封土，由于每年下雨后，水涮地堎经常塌方，为安全起见，每年需整修地堎边坡，这样烈士墓洞口就露出来了。”

　　据此，后庄村考证衔1941年5月29日晚上，南赵郡村民兵协助洪赵总队将晏显升等9位烈士遗体运至后庄村后，5月30日，在洪赵总队总部驻地后庄村，由解学恭、甘一飞主持追悼大会，悼念在此次护粮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们。

　　追悼大会后，总部将晏显升烈士遗体单独葬于“龙天庙南圪梁下”一个靠土堎小洞穴中（现在，该洞穴封门土丘已无，半裸露在外；形制为圆顶、宽约1.2米、高出地面约1.5米）。在南赵郡村、张家堡村、后庄村牺牲的郭芝茂、刘四攻、赵四亭及三十多位无名烈士葬于后庄村北的“方山峁”（黄土山）上。当时，由于抗战形势危急，加之“方山峁”上地质坚硬，无法深挖，三十多位无名烈士按生前战斗序列分为多处、浅埋合葬，上垒砌石块作为坟墓标记。

　　4、后庄村郭东仁采访录

　　郭东仁，91岁，后庄村人。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退伍后定居向阳村，担任民兵连长。因其生病住院，原定于5月22日的采访，推迟到6月7日下午，随同采访人武金生。

　　问：郭先生，您能讲述一下抗战时期洪赵游击队在后村的活动情况及众多烈士墓葬情况吗?

　　答：抗战时期洪赵游击队总部驻扎在后庄龙天庙、我家院中（村口）。当时，我七岁，已有记忆了。汾阳为两顿饭，早饭约在9：30至10点。发生战斗的那天早上（武金生讲为前一天），后庄村中不知怎的来了个卖瓦瓮、花盆的人，贼眉鼠眼地不往村民家门口走，专拣住游击队的地方停下东张西望，这一反常举动引起村中民兵的警觉，便把他扭送到洪赵游击队总部。经过审问，这家伙果然是日伪便衣队的，当时就被镇压了（这段往事后庄村的人都知道）。

　　约10点左右，村中的人们正准备吃早饭时，方山峁上突然枪声大作，游击队留守人员、村中民兵们赶紧提枪往方山峁上跑。他们快到方山顶时，原先在此负责警戒的与支援张家堡堡子游击队员正向“鹞子尖”撤退。方山峁上地形开阔，他们遭到日伪机枪扫射，当时倒下很多战士，他们一路退至向阳村“门面山”，继续战斗，直到下午14点多才停战。

　　此战后，游击队又回到后庄村，举行了追悼大会，掩埋了牺牲的烈士，方山峁的烈士为四人一穴，上垒石块为记。在我记忆中，这场战斗牺牲的烈士人数在30人以上。听老人们说龙天庙下埋的是游击队一位首长和他的警卫员。

　　（郭）李福生，河南人，洪赵游击队员。他在这次战斗中负伤，因缺药，部队转移时被安置在向阳村老百姓家，后来在此成家。后来曾听他回忆当时“方山峁”战斗过程：

　　张家堡堡子突围的游击队员回到后庄报信后，总部派兵计划夺回粮食。当援兵到达方山峁上时，正赶上游击队哨兵在战壕内盘问对面远来的一行人。来的是一伙老百姓穿着的赶驴人（日伪便衣队），驴背两侧驮着麻袋，声称是给八路军送粮的。哨兵们感觉不对劲，正准备射击。突然，对方驴背上响起了歪脖子机枪的声音，驴受惊四散奔逃，双方进入激战。由于“方山峁”地势平坦，日伪军凭借兵器优势很快占了上锋，接着侵华日军骑兵到了，游击队员们不得已撤向“鹞子尖”继续战斗。

　　（郭）这件事虽然过去八十四了，但我记忆颇深。我也当过兵，回想起在后庄牺牲的那些游击队员，当时年龄大多十八九、二十岁，很多人都见过，但为了抗战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通过你的采访，我以一个老兵的身份，呼吁吕梁市、汾阳市对此加以重视，深入考查。在百亩方山上，当年的战壕、烈士墓累石块至今犹在，于此立一通纪念碑，修一处简单陵园也行，使抗日英烈的光辉业绩昭示后人暨对这一批烈士们的敬重。

　　2、晏显升等九烈士牺牲的经过

　　通过史料解析、结合采访录，在晏显升等九烈士牺牲八十四年后，仍可还原这场战斗经过。

　　A、当时的抗战形势

　　百团大战之后，八路军打破囚笼的战斗实力既让侵华日军感到恐惧，但又不甘心失败。侵华日军在之前出台的《军占据地区治安肃正纲要》、《三期肃正作战》基础上，于1941年，华北方面军又把治安肃正扩大为治安强化运动，并于2月制定了《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3月30日，在侵华日军操纵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开始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到1942年底共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

　　1941年，山西的抗战形势已十分危急。从1941年3月至次年4月，侵华日军连续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4次“强化治安”运动，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实施封锁，也将其“蚕食”进攻由局部推进到全面开花、涉及整个晋绥根据地。1941年至1942年，在侵华日军对晋西北根据地实行“蚕食”与“扫荡”中，共增设了70多个据点，连同原有的据点，达到250余个。“三光政策”之一就是“抢光”，抢劳动力、抢资源！粮食作为特殊战略物资，一直被日伪重点统制。

　　据1941年5月，晏显升烈士牺牲当月的《敌伪经济情报》记载，日伪在之前掠夺粮食的基础上，本月增加统制数额。【勿忘国耻】《汾阳敌决议尽量统制夏季收麦》原文：（1）“驻汾敌酋斌松，即将主持召集文水、交城、离石、中阳、汾阳、孝义各县伪理事或派代表开会，决议夏季收麦尽量统制，而以敌伪施行游击掩护。（2）县镇十余里以内，村庄人民只留全家一个月食粮，其余之数运储城内。声言可以按月领取。（3）收储城内之麦，已定售与太原面粉公司者，计文水15000石；交城10000石；汾阳15000石；孝义10000石；中阳5000石。每石伪钞15元，其中5元作为伪区署开支，10元预言发给粮主。”

　　当年5月，敌伪制定从汾阳一地掠夺一百五十万斤小麦。为掠夺粮食，组建“便衣队”、“夜袭队”，刺探我根据地情报并进行游击袭扰。与此同时，为围剿晋西北根据地，侵华日军在离石、汾阳、文水、交城等地调集重兵准备大扫荡。由此，足以理解《甘一飞回忆录》中，当时洪赵支队、汾阳县大队为什么有那么多次舍生忘死的护粮战斗。

　　晏显升等烈士牺牲的前一天，惨烈的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以惨败而告终。

　　B、垣头、张家堡堡子护粮行动受到日伪包围与多路夹击

　　基于考证，笔者通览了不同版本的《甘一飞回忆录》。从1941年初至晏显升等烈士牺牲时，洪赵总队在汾阳的几场战斗，发现三处重要的记述，其一：“5月20日我队从垣头运粮返回途中在侯家垣，南赵郡王一带与敌激战，我宴显升总队长等9人牺牲。5月30日我们开追悼会，悼念烈士，激励战友为总队长等烈士报仇，坚持抗日到底。”

　　其二：“1941年4月27日在汾阳边山运粮。我三大队之八、九中队配合一、四连运粮，于28日晨在张家堡被敌包围拼杀至10点多，中队长郭芝茂以下7人阵亡，总队部由后庄去增援，敌又向后庄黄土山进攻，八中队支书刘四攻等十余人阵亡，敌伤亡也不少，战至下午败走。”

　　其三“4月28日，洪赵总队全体指战员下山去平川运粮，凌晨返回张家堡的九中队，遭敌截击，我队奋力迎敌，掩护运粮群众，经肉搏拼杀，中队长郭芝茂壮烈牺牲，仅9人突出重围。

　　同日洪赵总队宴显升总队长，星夜率三个连到汾阳杨家庄敌据点附近村庄征运粮食，拂晓在南赵郡，遭日军骑兵偷袭，敌人来势凶猛，连续发动冲锋，战斗异常激烈，宴总队长在指挥战斗中牺牲。”

　　由于上述回忆录成书于宴显升烈士牺牲四十四年之后，这两处记载都是同一件事，“4月28日”、“5月20日”为回忆者的大致时间，应以《抗战日报》即时报道的“5月28日”为宴显升等九烈士与郭芝茂、刘四攻等烈士牺牲准确日期。

　　基于《甘一飞回忆录》结合张家堡、向阳村采访录，当天洪赵总队的护粮行动中，九中队在张家堡一带活动，当夜九中队驻扎在堡子，被日伪军队包围，在堡墙西北角发生激烈战斗，九中队中队长郭芝茂等7人牺牲，突围的游击队员回后庄总部报告，总部派兵力支援。上午十点多，双方在后庄方山（土话黄土山）发生激战，由于敌人占步骑炮兵优势，洪赵总队沿“方山”、“鹞子尖”退至向阳村“门面山”继续战斗，直至下午战斗结束。敌伤亡不少，洪赵总队八中队支书（指导员）刘四攻等十余人阵亡。

　　c、八十四年后，应认清当年的法西斯（见后图片）

　　晏显升等九烈士牺牲至今已八十四周年。那么，当年与洪赵总队交锋的穷凶极恶的法西斯是什么番号呢?

　　独立混成旅团，是侵华日军为了独立作战需要，在正常编制下的步兵旅团基础上配属了骑兵、炮兵、工兵等，以“混成旅团”的临时性师团派遣单位的形式出现在中国战场上，后多数改为了师团。

　　独立步兵大队正是独立混成旅团下设的部队，每一个独立混成旅团有五个独立步兵大队。之所以比野战师团的步兵大队多了独立两个字，是因为这些步兵大队为了便于独立执行守备任务和扫荡任务，因此都是由步兵、骑兵、炮兵、辎重兵等多兵种混合编成，比野战师团步兵大队独立作战能力更强，其实就是浓缩版的日军野战联队。独立混成旅团的一个独立步兵大队兵力为850人左右。

　　1939年11月，独立混成第16旅团在汾阳编成，司令部位于汾阳城内南水井牛家大院，归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后为第一军）统一指挥，总部设于太原。1941年4月，参加中条山会战。因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2月在汾阳扩编为第69师团，随即调离汾阳。历任旅团长村井俊雄、若松平治。

　　独立混成第16旅团防守地段由平遥地区的铁路两侧向西经汾阳、吴城、离石、柳林镇至黄河东岸的军渡。其各大队的防地为：独立步兵第87大队，位于离石；独立步兵第83大队，位于文水；独立步兵第84大队，位于平遥；独立步兵第85大队，位于汾阳；独立步兵第86大队，位于柳林镇。

　　另据1942年4月21日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兵团部署要图》显示，当时驻扎晋西的为16BS，BS标注为独立旅团。

　　基于上述材料，1941年5月28日，与洪赵总队交战的是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16旅团驻汾独立步兵第85大队的步骑兵。

　　另据《甘一飞回忆录》记载，结合采访录，都反映出1940年末至1941年初，洪赵总队驻地及该游击区曾流行严重的伤寒病，半年多时间仅洪赵总队因此减员200人以上，不排除侵华日军曾使用“伤寒病菌武器”的可能。

　　五、晏显升烈士在吕梁战斗历程

　　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大捷”后，随八路军115师第343旅686团进入孝义县（120师358旅716团在汾阳）。同年12月，由第343旅第686团第3营扩编为补充团（邓克明部）。

　　1938年9月间，随八路军115师第343旅686团参加薛公岭“吕梁三捷”战役。后随陈士榘所属补充团留在吕梁坚持抗战。

　　1939年初，甘一飞任汾孝中心县委书记，杨定成任组织部长、柳林任宣传部长、赵宗鼎任敌工部长、周刚、武高为县委委员，后来成克同志也为县委委员。汾孝中心县委直接领导抗日游击队，加强对县政府游击队党支部的领导，加强自卫队的训练工作，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区党委决定，先后由区党委军事部长黄骅同志和陈支队抽调李西、晏显同志到县委，在县委领导下成立了李西游击队（以后发展为四大队），宴显升任队长、甘一飞任政治主任。与此同时，还有政府游击队。

　　1940年2月14日，汾、孝四大队合编到洪赵总队，它是由洪赵地委和汾孝中心县委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组成。归晋西区党委领导、成立时解学恭任总队长、宴显升任副队长，龚子荣任政治委员、甘一飞任政治主任、吴鉴群任副主任（4月1日龚子荣回区党委后，由晏显升任总队长、解学恭任政治委员、甘一飞任政治主任）。

　　1940年4月，中共中央调解新旧军冲突，同阎锡山达成以汾离公路为界，北为新军吃粮区、南为旧军吃粮区的协议后，将孝义县政府游击队、灵石县委领导四大队撤出孝义县，从柴场、南北段王地区出发，忍饥急行军百余里，连夜穿过三泉、南马庄、高阳、田屯、司马镇日伪据点，到汾阳董家庄、李家庄、任家堡、万户堡一带打游击，兵力一千余人。于5月开始在汾阳、文水、交城一带活动。5月5日洪赵总队由孝义转到汾阳前庄、后庄（洪赵总队总部）、郝家庄、上林舍、向阳镇、冯家山底一带。10日汾阳伪军200余人向我冯家山底司令部进攻，激战数时，敌死伤20多人，我伤3人、我队转移到交口、仓尔会、李家庄，敌进村烧房子、抢牛、羊、家禽一空。

　　1940年5月13日，陈支队要经过汾孝地区到山东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洪赵总队奉命从汾离路北，汾阳边山转回孝义，迎接护送陈支队从孝义至灵石渡汾河，越同蒲到了晋东南；期间，在孝义配合消灭进犯我军的顽固军一个师。同时，陈支队把洪赵总队三营即灵石县游击队四大队的两个连，孝义县政府游击队的一部分和一批地方干部也带走。

　　1940年6月、12月和1941年1月及1941年7、8月，日伪军对我根据进行了三次扫荡。我支队在三次反扫荡中为保卫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战斗了多次。6月初我队从孝义返至汾阳、敌人进到会里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队在四道川与敌周旋。6月19至20日，我们协同决死队五团、廿团在窑儿上、西华镇、中西川、三道川与敌展开战斗、敌人处处挨打、被迫于29日败走。12月13日，敌又向我根据地扫荡，施行“三光政策”，把头、二、三道川房子都烧了，12月30日敌在安上、神堂等村烧房，经我袭击退走。

　　1940年7月26日，敌又来扫荡头、二、三道川，我队与敌激战于头、二道川山地。数在在“青龙宫”遗尸十来具。7月28日至30日，我部在头、二、三道川之赵家庄、狐凹山、李家庄海岸、隆兴下李家会一带与敌周旋、天下雨又没粮吃，找野菜吃克服因难。8月7日敌退至平川。8月23日，洪赵总队奉上级指示，参加“百团大战”，配合四纵队在晋中一带展开反攻战役。破坏大汾公路、平汾铁路、汾离公路的交通、电线，孤立敌人，围攻敌人据点。8月20日，我队一部从中庄出发至汾、文、交一线配合反攻，与35团互相配合向敌据点开栅、文水城、交城逼近，破坏汽路、电线40里，砍断电杆、包围敌人。8月30日，259旅35团、分别攻打文水、交城，日军弃城逃走，我缴获大量物资枪械即撤出。我支队袭击汾阳庄花敌据点，俘伪军数十人。

　　1940年9月12日，罗贵波政委指示洪赵总队进行征集粮、鞋，掩护群众运粮。9月19日至12月10日，洪赵支队先后在汾阳城、罗城、仁岩敌据点之间及汾阳、北下祠、仁岩、文水、交城之间掩护群众运粮，其间于10月27日与决死队某部配合在汾阳小相与罗城敌人交战，敌进攻我阵地被打退。12月6、7两日发生多次战斗，洪赵支队伤亡3人，到10日基本完成运粮任务。

　　1941年1月4日，汾阳敌1000余人分4路在康家堡、牛家垣、山庄头、黄菜坡等村扫荡，我支队在黄菜坡与敌激战，敌死亡30多人，我伤亡十多人。敌占黄菜坡后杀死我病号二人和群众多人，烧毁房子，洗劫一空。1941年1月9日，敌烧了荞麦庄、上午我以与注新以掌部在头道川北山上与敌战到天黑。10日，敌步、骑、炮兵向交口方向败走。

　　1941年4月27日，在汾阳边山运粮。洪赵支队三大队之八、九中队配合一、四连运粮，于28日晨在张家堡被敌包围，拼杀至10点多，中队长郭芝茂以下7人阵亡。总队部由后庄去增援，敌又向后庄黄土山进攻，八中队支书刘四攻等十余人阵亡，敌伤亡也不少，战至下午败走。

　　5月9日，在平川运粮，与敌交战，敌死十余人，我胜利反回下古池。5月13日，洪赵支队在康家堡、牛家垣配合决死队六团与文、汾、平、孝四县敌激战，敌死200多人，我军伤亡20多人。5月20日，洪赵总队从垣头运粮返回途中在侯家垣、南赵郡王一带与敌激战，我宴显升总队长等9人牺牲。5月30日我们开追悼会，悼念烈士，激励战友为总队长等烈士报仇，坚持抗日到底。

　　洪赵总队自1940年5月开始进人汾阳至1941年9月初离开，历时一年四个月，为保卫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帮助开展汾阳地方工作献身捐躯数百人。参加三次反扫荡、“百团大战”、“反蚕食”斗争和多次保卫夏收、秋收、掩护群众运粮的战斗数十次。伤敌成百人，俘伪军数十人，我伤亡宴显升总队长、郭芝茂中队长、刘四攻指导员、赵四亭排长以下五十余人，因为边山群众工作薄强，敌特猖狂，山区困、井经敌人反复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军民衣食住医十分困难、特别是缺粮、油、盐和医药。全队绝大多数都患夜盲、伤寒，因缺药和营养而死者二百余人、这一年多的战斗最为艰苦、但全体指战员抗日救国的战斗精神始终是非常高昂的，真是可歌可颂！在此期间为了支援地方工作，还把从晋西南微出的许多干部给了汾阳。汾阳县、区党政民武干部多是从晋西南过来的。我们支持了他们，他们及汾阳人民也大力支持了我们，我们军民合作战斗的鱼水之情，是我们永远难忘的，宴显总队长和一切抗日烈士永垂不朽。

　　六、赓续红色基因，助力乡村振兴

　　挖掘整理红色文化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其对乡村振兴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南赵郡、张家堡、后庄、向阳等村为汾阳市丘陵与吕梁山衔接处，因地理位置偏僻，农业受自然环境限制，经济落后。也正因为这个地理条件，在民族危亡之时，附近广大地区成为八路军的游击区，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之地。在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我们挖掘南赵郡村的红色文化，寄望红色文化能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红色文化对乡村振兴的核心意义

　　1、精神引领，凝聚发展共识

　　红色文化蕴含的“艰苦奋斗”、“团结协作”、“为人民服务”等精神内核，能够激发村民的家国情怀和集体意识，增强乡村凝聚力，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动力。

　　2、文化传承，重塑乡村文明

　　红色遗址、革命故事、英雄人物等是乡村独特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通过挖掘和弘扬红色文化，可修复乡村文化断层，塑造新时代乡风文明。

　　3、经济驱动，促进产业融合

　　红色文旅产业（如红色旅游、研学基地、文创产品）能有效盘活乡村资源，带动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等关联产业发展，助力农民增收。

　　4、治理赋能，强化基层组织

　　红色文化中的“群众路线”、“党建传统”可为乡村治理提供经验借鉴，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村民自治能力。

　　二、红色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1、挖掘资源，打造红色品牌。保护红色遗址：修缮革命旧址、烈士陵园等，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整理红色故事：通过口述史、地方志挖掘本土革命人物事迹，编纂村史、红色教材。

　　2、文旅融合，发展特色产业。红色旅游线路：串联乡村红色景点与自然风光、民俗体验，形成“红+绿+古”多元业态。沉浸式体验：开发情景剧、VR党史馆、红色民宿等项目，增强游客参与感。

　　3、教育赋能，培育人才队伍

　　红色研学基地：与学校、党政机关合作，开展党史教育、青少年夏令营。

　　培训新农人：结合红色精神培育乡村带头人，鼓励返乡青年参与红色文旅创业。

　　4、数字赋能，扩大传播影响

　　云端展馆：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传播红色故事。智慧乡村：建立红色文化数据库，推动数字化保护与传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红色文化教育的重点是广大青少年，红色文化传承对这个群体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极其重要。红色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引擎”和“发展富矿”。通过激活红色基因、创新转化利用，既能守护历史根脉，又能为乡村注入发展活力，最终实现“文化兴、产业旺、百姓富、生态美”的全面振兴目标。

　　晏显升烈士曾参加吕梁三捷战斗，下列为我八路军一一五师缴获侵华日军一o九师团部“金刚衣”，及俘获侵华日军津路广，仅存世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