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史的脱档现象
近十年来，关于九一八后率先抗日的义勇军领导人高鹏振的红色文旅项目方兴未艾。2020年底，锦州市召开黑山全域红色旅游项目暨胡家窝棚战斗遗址和高鹏振抗日义勇军战斗遗址规划设计汇报会。在“以高鹏振抗日义勇军为代表的黑山义勇军文化是我县重要的文化品牌之一，2015年，高鹏振被国家民政部公布为著名抗日英烈”的认识下，“以高鹏振塑像为主要内容的黑山北站广场主题元素设计已基本完成，主要内容包括高鹏振塑像和主题艺术墙两个部分”，“艺术墙以《义勇军誓词歌》和高鹏振战斗历程简介为主要内容，以宣传黑山国歌背景地和义勇军发祥地的历史地位”。当地基层党史工作者创作了以高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忠魂的呐喊》并公开出版。2020年7月15日，辽宁卫视《王刚讲故事》栏目讲述了高鹏振抗日往事，他战斗过的黑山县隔壁阜新市，市电台也播送过当地制作的评书。辽宁广播电视台和北斗融媒官方平台播放了电视片《国歌背后的故事》。2022年秋，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和锦州电视台联合制作了短片《高鹏振和<义勇军誓词歌>的故事》。辽宁有人创作了电影剧本，有人创作了电视剧剧本，中共锦州市委宣传部与北京乙太丰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辽宁猎狼影视传播有限公司也在共同制作中国首部抗战戏曲电影《国歌在战火中诞生》，2024年2月制片人王亚娟、编剧李东旭等人前往黑山和地方史专家研讨，称后者(尤其是首先于2015年在省级党史刊物上提出杨靖宇发展高鹏振入党的当地作者)提供了史实基础。这让我们担心，剧本里会不会有“入党”的戏呢?
不难发现，目前所有关于高鹏振的红色文化项目都主要依托于表达记忆的口述史(包括2010年之前采集的后人讲诉的视频和更早产生的文字材料，下同)，非口述史内容(如老照片、1930年代的新闻报道、敌伪档案)占比不超过一成。这些口述史中，大部分又是地方有关部门、民间个人在高鹏振牺牲二三十年之后开始持续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做的、不是十分符合严格学术规范的采集。严格意义上的音像采集，本世纪才开始。而地方史家的整理和发表，也存在种种缺陷。
由于条件所限，笔者看到的原始采集记录相当有限，上述结论当然是粗糙的，按现在的标准衡量上世纪的采集整理工作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只用最起码的标准，即阅读感受，来衡量整理成果，即公开发表的报刊文章，从这些文章不难倒推出采集工作的欠缺。按黑山基层党史调查员回忆，早期的调查材料要求知情者在本人口述笔录上按手印，加盖单位公章，必须有异地5份以上的证实材料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大概说的是八十年代的情况，可见即便上个世纪缺乏音像器材和口述史学术规范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对党史调查采访也尽可能提出了严格的政治性、纪律性要求。只是执行起来未必一丝不苟，对整理和编撰发表的要求也一直很松懈。
迄今为止，没有一篇符合史学规范的高鹏振叙事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文章普遍连基本问题都没能搞清楚。比如，高鹏振就读的学校，有写成文登学校的，有写成文汇学校的，有写成荟文学校的。再比如，“军师”王立川入党时间是1932年底，此前他是国民党左派，却被随意叙述成1931年中共党员王立川来到了高鹏振军中，帮助创作了誓词歌。王立川1933年在上海《新中华》杂志发表《血战归来》(即“国歌素材地”论中影响了田汉的报告文学)，只写到1932年初高鹏振诈降，他在篇尾判定高已投敌，如果他发表时知道高部动态，会不修改这个段落吗?他离开东北后消息不通吗?田汉读了说高鹏振投降的文章怎么会大受感染呢?辽宁学界纷纷以此报告文学作为高鹏振事迹史料，却回避王立川在文末的表态，甚至有说此刊为瑞金出版的硬伤。王立川全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办的抗日数据库里就有，访问非常方便，连注册都不用，却没有几个作者想过去核对。即使早几年网上没有，那些作者不也应该是查看过这篇史料才能侃侃而谈吗?
受众接受历史叙述的感受是文本品质的函数，受媒介特性影响，口述文化、影视剧的叙述可以处理得模糊些，文字作品则相反。遗憾的是，相当多的地方历史叙述人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就放大了叙述比例尺，这样那样的硬伤在低解析度里被突出显示，让读者体验到过高的颗粒度和障碍感，这种内外在的不协调影响了受众对叙述人的信任。如喜马拉雅网站上以高鹏振抗日事迹为题材的小说的评论区，网友“山泉煮水”2021-05评论说：“中学同学?呵呵了。作者该补补历史了。那个时代的女孩子上中学?非大富大贵谁上的起?女子中学?最低得省会级的大城市才能有的好不好?”账号“冰雪消融的季节”2021-05评论也说，“真是瞎编的，那个时候还中学同学?”按高鹏振的出生时间和家庭背景，其上中学当为辛亥前后，揆诸清末民初辽宁的中学教育，特别是高鹏振就读教会中学的史实，只女同学这个设置就可以判断该小说很难说有什么历史根据，进而对小说作者——提供了高鹏振大量历史信息的基层党史工作者降低了信任度。
以所述高鹏振与杨靖宇“交往”为例，近年来，权威党报党刊上，若干作者前后相沿，给出了高鹏振1929年春/1930年4月(阴历、阳历不详)两个入党时间，发展、介绍人是杨靖宇。这些只凭当下回忆说事的文章说，上世纪80年代初，辽宁省党史征集办得知吉林省党史征集部门查到高鹏振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线索，接着抚顺、新民、锦州等党史办纷纷征集到高鹏振的入党介绍人、入党时间、转正时间等重要信息，省委党史办要求黑山县委党史办配合调查，任务落到了时任大虎山公社宣传报道员张德东的肩上;抚顺望花区党史征集办在《中共抚顺特支初期》征集材料中记载，“1929年春，马尚德(杨靖宇)任抚顺特支书记……与一位来自奉天附近的“老梯子”至少有过3次接触……”“这位‘老梯子’不是中共党员就是党的积极分子”;1929年高鹏振就与在抚顺担任特支书记的杨靖宇有过多次接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无话不谈、肝胆相照的同志和战友。
在这个话题上，《尘封历史中三十年的寻觅——中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创建者高鹏振的中共早期党员身份探查》(下文简称《尘封》)一文比较有代表性，可能是始作俑者，作者正是前述北京影视公司前往黑山县取经的当地资深宣传工作者兼地方史骨干。这篇文章在知网上难以检索，有已经撤稿的嫌疑，但在文档网站中依旧流传。该文提到的史料疑似都来自于采集人的个人记忆，大都一笔带过言语模糊，没有按学术惯例给出清晰的查证线索。文中提到，黑山县大虎山镇党史征集员张德东摘抄新民大红旗(公社名，笔者注)党史征集办调查材料《中共满洲省委九一八前后情况调查》说，“老梯子”(高鹏振的绿林报号)1930年4月加入共产党，发展支部是抚顺特支，介绍人是张贯一(杨靖宇当时的化名，笔者注)。上面提到的内部资料没有记下信息提供者姓名吗?他们和杨靖宇什么关系，他们怎么知道的这些机密?唯一例外的实名线索，是曾在高鹏振指挥下参与了攻打大虎山战斗的黑山义勇军老战士蒋泽民，地方党史工作者采集他的讲述，他在抗联第五军司令周保中麾下时，周保中说过，“老梯子”(高鹏振)那人很不简单!他是共产党的人，是张贯一(杨靖宇)发展的……”这也许就是前面提到的从吉林获得的线索吧，却也没有具体出处(比如调查记录编号、页码)。周保中来东北更晚，他怎么知道高鹏振入党的事情?这是可以随便说的吗?他如果真说过那句话，表达的意思就不能是高鹏振的表现像个党员、是杨靖宇的“关系”吗?
如果说以前对义勇军重视不够，高鹏振手下的王玉楼可是据说去了杨靖宇那里参加过革命战斗的，但直到本世纪初也没有认定他为红军老战士，没有给以任何待遇(蒋泽民则因为参加抗联成了老红军)，也是证据不足的缘故吗?如果高鹏振在1980年代初就被省级党史部门认定为九一八之前入党，那他派遣王给红军杨靖宇游击队送军火并留下战斗，岂不能顺理成章帮助王确认为老红军?于是，在有的叙述中，王玉楼又送完军需就下山了。
也没有一篇文章提到高鹏振思想倾向和活跃在他身边的党支部有何关联。在1930年上半年，沈阳有五个党支部，文会中学、南满医科学校都有支部。文会中学前身即文会学院，是高鹏振的母校，南满医科学校医院是1930年高鹏振长期养伤的地方。这些文章对此不着一词，却毫无依据就提出1932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进行党员登记再次确认了高鹏振入党。据中共满洲省委纪念馆编辑的《中共满洲省委档案文献》，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撤进关里后，中共新民支部改为中共辽西特支，党员仅剩四人：张星飞、陈克安、王季兴、赵华封。1933年3月5日，中共奉天特委统计：奉天市内、大连、抚顺、本溪、辽阳、辽西、北镇、海龙，共有党员115人，各支部的党员名单中都没有高鹏振的名字。高鹏振到底属于哪个支部呢?这怎么解释呢?
地方史文章引用未具名老干部的话说，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发展中共地下党员有严格的保密规定，一律用化名，且一律个别发展，不搞入党宣誓，入党介绍人的名字、工作单位也都用化名，且不留文字档案。那时都是党找人，根据个人情况作思想工作，由于高鹏振入党的知情人已经离世，又没有找到诸如入党志愿书之类的原始书面证据，1980年代后很长时间内，就没有形成高鹏振为中共党员的结论。可众多地下党包括抚顺特支的其他同志，哪一个不是这样，为什么别人历史明确，高鹏振是否党员就明确不了呢?
作者们又说，他入党是不公开的，为的是继续使用土匪身份。如果说是郭沫若、阎宝航那种不公开身份的特殊党员，应该也不至于，当时规模很小的满洲省委有权限和必要批准这样的党员吗?后人熟知的特殊党员都是周恩来亲自经手的。再说了，这种特殊党员，最后不还可以明确的吗?
有的文章说，早在1984年党史部门已经有了结论，2021年辽宁省党史征集办调查结论认定高鹏振为中共党员。文件编号呢?也没有一幅省市级权威部门认定文件的影像。2023年8月辽宁省党史办官方网站上，“高鹏振”词条没有提及其为中共党员。这就使高鹏振是否是党员蒙上了一层迷雾，成了与民间传说对应的市县级“官方传说”。
有论者认为，高鹏振入国民党时正值国共合作的“蜜月期”，所以能接触一些共产党员，杨靖宇注重在国民党党员中发展共产党员，所以就发展了高鹏振入党。这乍一看符合史实，易帜前东北国民党是处于革命状态的，其党员多少有些革命追求吧，比如王立川(真名张永兴，杨靖宇领导山林武装联合抗日，烽火也燃烧在他的家乡)，但时间不对。
第一次国共合作早在1927年破裂，杨靖宇怎么会1929年还一如既往，重视在国民党里发展中共党员呢?说杨靖宇注重在国民党中发展共产党员，出处在哪里呢?至少他在抚顺期间，没有这样的记载。据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1930年的调查，在189名党员中，工人为53人，仅占28%，其余为知识分子与农民。尽管东北兵工厂有将近3万工人，抚顺煤矿有10余万工人，本溪湖、穆棱等煤矿也各有数千乃至数万工人，但“党的力量也极为微弱”。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党组织在产业工人中吸收党员成效并不明显。杨靖宇不抓紧发展工人，却发展外地的“老梯子”?这不符合政策，也不符合满洲省委给抚顺的东北四大工运中心的定位。
说高鹏振诈降后来了三个中共党员做他的思想工作，其中李振东还是他教会学校的中学同学，但在各篇文章中都没有引用任何史料支撑这三人的党员身份，在常见史料中，即使是化名，李宇明、李荣昌暂时也是查无此名，而辽西李振东只能在黑山隔壁的义县查到一位，按他自述，并未和高鹏振有所交集。 他们属于哪个支部，谁派来的?他们在高部工作长达数年到1937年3月19日，如果成立过一个临时支部或党小组，必然要和上级发生联系的，怎么能一点痕迹没有呢?如果始终没成立，那叫什么中共党员?高鹏振如果是党员，理应把组织关系转入这个支部或党小组，也不会没有请示、批复留下来。哪位作者能提供档案依据呢?
以文献校正高鹏振“入党”
关于高鹏振的叙述混乱之处很多。有一个和他入党与否有关的时间问题是他什么时候开始当土匪的，这竟然也莫衷一是，不仅情节有一定差异，前后时差更达六年之久。有的文章说，1930年间，热河都统阚朝玺的东北军第二混成旅某营到阜新县泡子抢掠民财，与路过的高鹏振民团相遇，双方发生冲突，民团打死官兵9人，高鹏振因此被逼无奈，率领几十名弟兄组成“仁义德绿林会”，开始了除暴安良、劫富济贫。在这个叙述链条里，高鹏振如果是杨靖宇介绍入党，他当时的身份应该是民团而不是土匪。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指出，“只可以利用民团底部队(因为团丁大半是农民)。在民团长官投降革命后，应开除其军籍，全体民团解除武装;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利用其部队。军籍都不给，还会先哄着给党籍?有必要吗?搞工运的杨靖宇发展相距遥远隔着沈阳的新民民团头头干嘛呢?
这篇文章所说的高鹏振入匪时间没有出示来源根据，也显然是错的。另外一种说法是九一八之前，高鹏振已经当了多年土匪，“(高鹏振)成为辽西一带的绿林盟主。(另起一行)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为拉拢地方武装充实军队，多次派人招抚高鹏振。但在那个年代，兵与匪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高鹏振还未被招抚，就又与奉军杨德新部冲突，双方均损失惨重。”按照这个时间线，1929年春，高鹏振已经是资深土匪了，杨靖宇不知道这个情况吗?另外，杨德新部驻新立屯，其追击高鹏振导致其负伤被明确记载为1930年春，在上述引文里却写得仿佛是1925年似的。并且，1924年前高鹏振无论是土匪还是民团，都不可能押运洮辽镇守使张海鹏的货物，他的黑山老乡张海鹏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才开始任洮辽镇守使兼东北骑兵第32师师长的，1924年前即使和高鹏振有互动，也不会和他后来担任的职务有什么关系。
虽然有种种疑问，但因为1933年王立川在报告文学《血战归来》里记录了“金先生”回顾高鹏振人生经历的口述史，我们据此认为1920年代上半叶，高鹏振已经开始了绿林生涯。其他所有关于高鹏振的文章没有一篇提到这个依据，尽管他们显然应该读过或者知道这篇文献的存在。这是高鹏振生前唯一一次作为主要人物出现在长篇报刊文献里。
我党对待土匪首脑和民团首脑是有区别的。“中国共产党应当毫不迟疑地担负起……成千上万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人们(无产者和贫民)……加入了匪盗的队伍(红胡子)组织起来的责任，要从中选出所有最健康和最坚定的分子，并借助于他们在全国开展广泛的游击运动，打击日本干涉军和投靠日本资本家的本国专制军阀。”从张太雷代表中共亮相共产国际开始，中共革命不排斥土匪，一度重视发展或团结会匪的头脑人物，专门开展过属于兵运板块的匪运工作，当然规模、重要性要小得多。在1920年代开始的大革命中，绿林好汉入党担任领导甚至苏维埃主席的并不是孤例。192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乡村工作的八项任务，联络会匪即为其中之一。各省的工作计划及暴动大纲也都有联系会匪的内容。
但时间不长，对会匪的政策发生了改变。1927年秋收起义后，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就批评毛泽东上井冈山和农民武装(包括土匪)合流的行为右倾，免去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此后左倾占据了主流，六大决议进一步明确了对土匪的清洗政策，井冈山根据地因此错杀王佐、袁文才。杨靖宇刚从中央学习而来，对这些政策应该是刚学习过的。
在杨靖宇来之前，1927年秋至1928年春，受东边道(今丹东、通化一带，笔者注)大刀会暴动的影响，满洲省委错误分析了形势，把土匪当成兵运工作的重点，幻想把土匪争取过来建立革命武装。从当时《辽宁省政府为抄发日驻沈总领事馆函送之中国共产党在延边一带活动计划给各县训令》来看，也反映出党组织和绿林武装要密切合作搞暴动。笔者开始以为这能支持杨靖宇发展高鹏振入党说，进一步查证发现，中共满洲省临委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印发的《对东南特委报告的决议》说：
“我们接到你们书记的补充报告(见第六期满通讯中)中有(一)说在土匪中没有建立党支的可能，(二)没有武装暴动和武装的组织，党组织和东特便没有存在的可能。省委有以下的见：若说在土匪中没有建立党支部的可能，这不便取消了党对一切土匪的运动，我们土匪运动的要工作：一是建立党支部的组织，二是使土匪起(分)化作用。如果既不作党支部的组织，分化的工作是没有可能的。偶有可能，也是不可听党调动的结果，是土匪本身的分化运动，不是我党对土匪分化运动。”
《中共满洲省临委公函第六号——对东南特委匪运、农运工作的指示》(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说：
“当省委决议成立东特委时，正是大刀会与官军激战，土匪横行，农民跃跃欲动之时。当时省委对东特工作的重要指示：第一，从速推动同志找到农民的线索，发动农民抗租、抗税、抗捐、抗债与反豪绅官吏的运动，使尚未加入大刀会土匪之农民群众渐齐集于我们所指导之下去奋斗。第二，使大刀会土匪对官军不投降，不受骗，坚持到底。动摇奉军在农村中的统治，并设法秘密的在大刀会土匪中建设我党支部的组织，成为农运助力之一(惟未谈到分化工作)。第三，建立党的指导机关与发展党支部的组织。除原有之六同志外，加派农运同志二人，军运同志二人外，党的总负责人一人(即东特书记)。省委第二次与军运同志谈话的指示，第一煽动土匪大刀会杀富济贫，不扰贫民，反抗官吏。第二用满洲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和他们接头。第三土匪大刀会不能称农军，只能称自治军或革命军。第四时时刻刻注意发动农民，武装农民。第五如土匪集有钱非买武器不可时，而我们在他们的队伍中又已有了党的支部组织，我们可介绍他们去买枪支。以上的指导大部分曾在省委所起草与通过的东特工作计划决议中详细说明。事后东特书记不安心工作，无重大问题三月内竟二次回省，每次回省消费十余日。其他一重要的同志，因此亦受影响不安心工作，数次回省。又有一作匪运的同志则因与别的同志有意见，竟一去不返。其余的同志见没有实际的工作，徒有纸上的空决议案，由很热烈的工作情绪，渐变为消极的慢性的怠工不工作。甚至说革命没有成功的希望，尽谈说工作计划不切实。其实并非工作计划不切实，而是不切实去作，不安心作工.不刻苦耐劳作工。如果说工作计划不切实，何故十知识分子同志三农民同志，与数十农友对省委所决定的宣传口号，土地政纲，组织和领导的方法，都是一致的答覆是对的。如果指导机关切实的领导他们去工作，从最小的最实际数十百人的不纳租、不纳税、不纳捐、不还债等斗争作起，兴奋农民懂得组织的力量，懂得斗争的出路，当可作出相当的成绩。加之东特各县因为有土匪、大刀会扰乱的原故，地主大半住居城市，官吏不易下乡，难道连最小的经济斗争都不能作吗?负责的同志不从此着想，只是想一步登天，认武装宣传队是万能，除了武装宣传队以外，什么都不能作。党是不能组织的，农民是不能发动的，斗争是不能起来的，农民是不能守秘密，武装农民，农民是不能藏枪的，农民是不会放枪的。而武装宣传队之组织，又是超出农民群众以外，非党非农民组织的东西(见云兄交给省兄的武装宣传队计划书)。事实上组织这武装宣传队，因为没有多数武器，没有经费，没有人，想利用土匪大刀会又不成功，结果又成了纸上空谈，这才是计划之不切实，这实是脱离农民群众与非党的行动。三个月来的工作竟如此，党的组织一点没有发展，农民的组织一点没有，最小的斗争工作一点没有作起来，说起来实在痛心。其实武装宣传队与土匪大刀会运动，都是农运中之一小部分的工作。我们的同志自始至终总是不谈到农运则罢，一谈到农运则大刀会、土匪，武装宣传队一贯直下，除此以外，便没有了一点办法。东特书记与土匪见过一次面，就特作起一长篇匪运草案，要省委在满通上宣布，交给中央讨论，交给各地下级同志研究，几乎把农运都忘了。最可笑的，介绍土匪向省委借钱买枪械。作匪运、农运的同志，认为作农运非从匪运作下手不可，作匪运当匪头，带领土匪队攻破吉林省城，那时在土匪势力之下，才发动农民。最后他受省委的逼迫，他才找了数位农友接谈，他才找到了数百劈木样子的苦力工人接谈。要东特同志作农运，东特同志则回答没有武装，其实省委已交了东特一支盒子炮、一支六子连，共计大小枪共三支。要东特开始领导与煽动农民作小的斗争，作小的骚扰，谋杀缴械的工作。东特不作，妄想一步登天，成立有司令部的大队，非党非农民组织的武装宣传队，贻误工作。东特书记在他的三个月工作报告中，说没有军事机会主义，只是空想计划，研究计划，其实是在白天得梦，是在空想凭空的武装宣传队主义，土匪大刀会主义。今后东特的工作，是要训练与领导同志去从最小的最实际的农运作起。第一步，煽动农民不纳租、不纳税、不纳捐、不还债，反对土豪劣绅官吏。领导劈木档子数万苦力与挖煤苦力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如遇必要时可开始作数人或十数人的谋杀缴械的骚扰工作。找到革命忠勇的农民苦力，便即刻引导加入我党来，发展农民广大的组织，发展党的广大组织。对土匪大刀会，煽动他们穷人不打穷人，杀富济贫，不要受官军和国民党的骗，秘密在他们的队伍作组织党的活动，起分化的作用。第二步，如第一步作得有成效，便进一步实现游击战争，或农民武装宣传队，缴官军土匪大刀会的械，杀豪绅、地主、官吏、国民党，焚毁契约，没收土地……。但要作到这一步，以现在东边道的情况、东三省的情况、中国的情况而论，非经过较久的艰难工作，决不能为功。
《中共满洲省临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四至七月工作情况》(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说：
“东南特委负责同志，自去年十二月起三月止，总是不断迷信匪运，误解匪运，以为农民是不革命的，农民是不会放枪的，农民是不会守秘密的。经省临委数次的驳覆与制止，甚至怨恨省临委，说省委不懂农民情形，有时虽觉得省委的对，但一经过数日或数星期，又旧病复发。其中有一负责同志说请让我费半年工夫，领导胡匪打下吉林省城那时才公开作农运。其中有一负责同志后来一在匪中小首领一当，钞票满腰，阶级的观念都忘了。有一次胡匪抢一农民同志的牲口，我们派人去向胡匪要回，他说人家用生命换来的怎好叫人家退回。书记与匪头接了一次头，便起了一最坏的长篇匪运计划，要省委上交给中央采纳，下交给各地党部讨论，后经省委当面一批驳，又自取回毁了去。不安心耐苦工作，发动农民日常切身的斗争，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年四月止，共费经费六百余元。后受省委严重的制止，又妙想天开的计划组织非党非农民群众的武装宣传队，向省委要械饷，受省委严重的制止而停顿。省临委自某字一号公函，至六号公函均表面接受不执行。下级同志的建议不转到省委，最后竟出之一逃，其他同志均有消极不敢。省临委虽早有意改组，但因人力的关系无可奈何，调其他同志来，又调不动。改造的工作，省临委实在没有尽到责任。”
以上历史文献显示，是东南特委书记个人幻想依靠土匪，满洲省委是严厉批评他的，也就是说，不管真实情况是否东南特委负责人背了黑锅，早在1928年春，满洲省委已经摒弃了对土匪的幻想，怎会1929年春同意侧重工运的支部发展辽西山区资深土匪入党呢?1929年3月5日，中共满洲省委发出第一号通告指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广大群众以准备夺取政权的暴动”，1930年春也是立三路线时期。高鹏振如这年春天入党，怎么拿着枪带着队却始终没有暴动迹象而还是以传统土匪面貌出现呢?带枪入党理应干暴动去，不然要你干嘛?主张高鹏振“入党”者，并没有在历史文献上下功夫，所以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脱档导致时间断线
高鹏振举兵抗日之际是否入党，并不影响他的英雄光芒。和沟帮子铁路党支部、沈阳多个支部近在咫尺，他很可能间接受到地下党的宣传教育产生的话语景观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党外人士，能主动献身、保家卫国，更能凸显党的工作成果和党外人士对党的认可。尽管高鹏振党员与否并不重要，但即使只是为了尊重历史，我们也要对照有关杨靖宇的历史叙述，来核验其“入党”时间。
众所周知，1930年4月前后，杨靖宇被关在奉天监狱里，没能参与抚顺特支活动，更不用说会见高鹏振、发展其为党员了。这个时间被排除了，那1929年呢?最晚在1980年代的地方党史叙述中，杨靖宇来辽宁、到抚顺的时间，就有1929年春、夏、秋三种说法，前后相差六个月。这可不是无足轻重的误差，而是涉及到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革命活动历程的大问题。这个时间上的分歧已经超出了地方史，出现在军史叙述之中。
我们先排除杨靖宇九月到辽宁的回忆。根据1929年8月31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组织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抚顺：新派去职运兼党负责人一，机关一所”，这里提到的负责人只能是杨靖宇。根据日本殖民机构和奉军当局档案以及当时报纸新闻，杨靖宇8月底被捕，可见他8月已经在抚顺。那么，1960年11月1日唐韵超在东北三省征集会上发言说，“走时组织上又派一个人来到东北，他就是大马(即杨靖宇，笔者注)，时间是二九年九月末”，唐韵超这个九月末杨靖宇才到辽宁的记忆肯定是不对的。
说杨靖宇春天来抚顺的很多，这其实一开始就是在脱离档案的情况下产生的地方史。《红旗飘飘》第8集写道：
1929年初，驻在东北抚顺煤矿的日本兵营，逮捕了一个采煤工人。在一间阴暗的、满是刑具的小房子里，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特务，向被捕的人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張貫一。”那人从容地回答。
“什么职业?”
“工人。”
“胡說!”日本特务拍桌大叫，“你是，共产党的奸細!”
“你們有什么証据?”那人鎮靜地說，“在我們国家里，你們为非作歹、任意逮捕人，这是違犯国际法的。說我是奸細，拿出証据来!”
日本特务从墙上取下皮鞭，啪啪地打着桌子，吼叫着：“这就是証据!說不說?”
那人冷笑了一下，說：“这只能証明你們野蛮!我坚决抗議你們这种殘暴行为!”
日本特务揭起皮鞭，劈头盖臉向那人打着，还叫道：“說，說，你是什么人?”
“中国人!”那人滿臉流血，頑强憤怒地回答敌人。
见不到原始记录，合理想象剧本式对话，如果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历史文章，尽管司马迁也是这么干的，这并不被认为符合当代史学规范。按辽宁档案馆保存的当时笔录，我们可以轻易对比出后者中杨靖宇故作唯唯诺诺，伏低做小，语言更具有1920年代的口语特征，而不是《红旗飘飘》中的强行拔高、大意凛然。
这种硬杠敌人不是暴露身份吗?这种对杨靖宇的想象，按史义军的说法，开始于抚顺刚解放时的讲述，是出于满足当时宣传工作的需求。按国人推崇英雄、响应号召的习惯，总会有人(至少宣传工作者习惯)采取这样的话语方式来叙述杨靖宇的事迹。而现在杨靖宇抚顺被捕的档案早已刊发于媒体，再如此叙事就难以让人满意了。
说回时间问题。在近年出版的“春天来”文本中，1929年1月，杨靖宇化装为商人从郑州乘火车至武汉，再坐客船前往上海，参加周恩来亲自筹划并组织授课的为期一个月的中央军政干部培训班。培训结业后，组织决定让杨赴苏联留学。1929年2月，杨靖宇抵达奉天，发现丢失了赴苏联的手续。待命期间，杨靖宇主动请示满洲省委，希望能临时参与工作。1929年5月1日，杨靖宇化名张贯一，领导了抚顺矿工“反裁员、反加班、反打骂”大罢工以及整个“红五月”运动，中共抚顺支部的党员从原来的8名发展到24名，并组建了兄弟团作为外围组织。1929年7月9日，爆发了“中东路事件”，其后中苏断交，杨靖宇赴苏之路就此中断。当月刘少奇北上接任满洲省委书记，希望留下人才。8月，杨靖宇被看作是“得力同志”派到抚顺任特支书记。然而，党史学界对“红五月”这种“时间政治”“纪念政治”的研究表明，满洲省委并未在1929年搞什么“红五月”，这完全是套用革命热点地区的历史来模式化曲解东北。1988年8月印行的《抚顺党史资料》第6辑(工运史专辑)刊发王甡的长文《略述1901—1945年间的抚顺工人运动》说，1929年“4月，抚顺出租汽车司机14人罢工2天。6月抚顺窑业会社老虎台分工场职工190人罢工11天。12月，抚顺煤矿机械工场206名工人罢工1天。这些罢工斗争，与杨靖宇同志开辟抚顺工人运动有关。”虽然这最后一句话有强蹭名人的嫌疑，王甡的长文里当年5月也并没有什么大罢工，其他抚顺地方编撰的当地工人运动历史读本、大事记等等也从未提及1929年抚顺有过什么“红五月”。
按照权威的党史叙述，辽宁“红五月”次年才有。1930年4 月5 日，新任满洲省委书记李子芬主持召开党、团联席会议，研究贯彻中央关于在“五一”节举行政治罢工和政治示威的两个通告。鉴于党在沈阳及东北的力量还很薄弱、基层组织缺乏斗争经验，会上有同志对在当时情况下进行公开政治斗争的可能性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这些同志所提出的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斗争策略的正确意见和建议均遭到拒绝。“红五月”是搞了，可这时候杨靖宇在监狱里呢，把这个提前一年作为杨靖宇的功绩显然属于演义行为。作为源头的地方史料并未提供的事迹，怎么到了军史却被大书特书了呢?
并且，更权威的《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九年三月——一九二九年十月)中，1929年7月10日中共满洲省委给抚顺特支的信中批评后者说“工作执行的非常微弱”，“抚顺特支干事会应行改组，由关、王、富同志组织之，候补由抚自选。”《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满字二十六号报告——奉天、抚顺、旅顺、大连、哈尔滨党的工作情况》中说：“抚顺工作过去是完全停留在几个零碎铁厂油漆工人中间，重要产业如炭坑、机器厂等反毫无工作之可言。最近月内，这些零碎工人因过去没有工作，训练方法不好等等原因，以致小组会很难开成。”从这两篇文献来看，满洲省委对抚顺的工作是很不满意的，那怎么能说杨靖宇在五月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呢?如果轰轰烈烈效果显著，省委为何那样不满意?
再者，1929年4月12日河南省委致中共中央信里说，“贯一来省”，应该是在这份报告里，河南省委汇报说，“永城同志的工作已派贯同志(即杨靖宇)前去作暂时的指导”，可见4月中旬他还在河南奔波，连上海还没有去，加上旅行时间、培训一个月，他怎么会在抚顺领导“红五月”呢?说他春天到抚顺是不靠谱的。
综上述，杨靖宇是夏天来辽宁、到抚顺的。那杨靖宇到底是夏天里哪一个时间段到的抚顺呢?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地方卷)集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辽宁历史》第一卷第105页说“1929年，在中共抚顺特支关世杰领导下，党团组织恢复发展很快，到5月，党员发展到12人，团员发展了3名。7月，中共满洲省委派杨靖宇(化名张贯一)任抚顺特支书记，关世杰调回沈阳工作”。这是说杨靖宇7月到抚顺。
公众号“小史读史”作者史义军分析说：中东路事件爆发的时间是7月10日，杨靖宇肯定是1929年7月10日以后，也就是中东路事件爆发以后到辽宁的。杨靖宇的工作是刘少奇安排的，根据《刘少奇年谱》，刘少奇是1929年7月14日和妻子何宝珍到沈阳的，三天后才和满洲省委接上关系，也就是7月17日，据此，可以判定杨靖宇到辽宁的时间只能是7月17日以后。1929年9月27日，抚顺日本警察署以“搅乱抚顺之治安，宣传共产主义，以期中国方面之大变革”的罪名，将张贯一引渡给抚顺县公安局，同时递交了关于张贯一的《违反治安维持法犯人之解送书》，根据通化杨靖宇烈士纪念馆展示的档案复制件，所谓犯罪事实(原文为日文)：“被告张贯一于昭和二年夏季加入共产党，从事于宣传主义之工作，为期党之规模重要日扩大起见有怂恿，该犯为本地党支部之指导员者，该犯慨然应诺由千金寨中国街张万祥之招而来抚顺，于起身之际，有张若云者将致本地干部王振祥之书信及共产主义宣传文书等装入茶叶筒内，托彼分交与各党员手内。及来抚后，会晤本地干部王振祥等先着眼于抚顺炭矿以华工为中心极力劝诱入会，除向该等谓入会可以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对于紧接彼等之实际生活作巧妙之宣传，倘资本家拒不应允要求时，则以暴动罢工等手段以冀达其目的，故该等之第一次计划七月二十六日命关世荣、王振祥等以机械工X及老虎台为中心地撒布宣传单，因关世荣患病归还奉天故接其后任而来抚，拟图宣传第二次计划投身于福合客栈内即被捕。”解送书提到了1929年7月26日关世荣、王振祥实施了撒传单，第二次计划还没有实施，关世荣因病回沈阳，杨靖宇接替关世荣到了抚顺，住在了福合客栈，在抚顺开始实施第二次计划。根据解送书可以判定杨靖宇是7月26日以后，也就是关世荣回沈阳以后才到的抚顺。
查满洲省委文件可以验证日文档案所说的时间线。在1929年8月8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八一”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满洲省委及抚顺7月30日之前工作的情况：
到七月三十日统计：共X发传单四千份，东铁宣言二千五百份，C?Y传单二千份，贴出不到百张。群众一个也调不动，同志共能调动二十一人(连女的一起)，只一半，各组分散(不集中)，分在南满站、日领馆、城内及小河沿、兵工厂五处。行动只是用示威的形势散传单，不叫口号及演说。因此准备传单、宣言、小标语在二万五千份，并指定组长，召集组长会及组员会……抚顺曾散传单数百张，并有二人持纸头，夜间到外面去贴，一人刷浆，一人贴，已贴了许多，贴到有警察处，因为其电柱上并未刷浆，贴者即招呼前行之刷桨者：“来，来，来，这里没有刷浆”。前行者竟即时回来刷浆，警察当时问他们贴什么，对答者言语不好，警察要捕人，二人分途由泥坑水中走，敌人当时戒严数次。此次事变，敌人却是警恐，调动了数千军警戒严，布防数日，并通令到各县。
上述日文档案里，证据物件中有满洲省委工作计划一册。在福合客栈杨靖宇住处搜出的这份中共满洲省委工作计划是8月20日刚刚制定的，在《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的标题是《中共满洲省委工作计划(八月半至九月底)》。递解书说杨靖宇临动身时，张若云让杨靖宇带着满洲省委文件和其他宣传品藏在茶叶筒内带来到抚顺。这份工作计划表明，杨是8月20日以后才来抚顺。
中共满洲省委1929年9月19日在给中央的报告说：“党团及新的群众的组织(兄弟团)，完全为敌人击溃，共捕去同志十人及工人数人，并有二人已由抚顺逃出到奉天日本站作工，亦为日本侦探捕去，很活动的C?Y同志马△△被侦探认为领袖捕去了。其破坏原因是抚顺工作开始发动，引起敌人注意，尤以‘八一’前一次传单，同志对于秘密工作之疏忽，日本侦探从通信上找到线索。现在对于这些同志音信无法打听，一时候没有释放加生产，与原来线索及各方面均不发生关系。同时被捕的还有十人。” 这是说“八一”前一次传单，也就是7月26日的那次行动已经引起了日本人的关注。杨靖宇是到抚顺任特支书记的，他住在客栈里，所带文件还没有分发出去就被逮捕了，显然是刚和抚顺的同志接上头，还没有来得及找稳定住处。
按史义军这个分析，密探范青是1929年8月29日从王振祥口中得知张贯一的确切地址的。8月30日上午，抚顺日本警察署秘密行动队在抚顺市西八条大街和西二号街的交叉口处将王振祥(小马)和孙德文逮捕。王振祥在敌人严刑拷问下叛变。傍晚日本警察在福合客栈将杨靖宇逮捕。关于此案，1929年9月11日《奉天每日新闻》有报道。根据确凿的被捕日期，杨靖宇在抚顺工作最多也就10天，他是1929年8月下旬到抚顺的。
也许是查过上述权威档案的缘故，说杨靖宇是夏天到辽宁，8月里到抚顺的很多。1984年《抚顺党史资料》第2辑(市社科所专辑)有《一九二九年上半年的中共抚顺特支(一九二九年一月至同年六月)》、《一九二九年夏的中共抚顺特支(一九二九年六月至同年八月)》、《一九二九年秋至一九三○年三月的中共抚顺特支(一九二九年九月至一九三○年三月)》三章，完整叙述了1929年抚顺特支的战斗历程，就采取了这种说法。1991年中共抚顺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共抚顺地方史简编》第20页也说杨靖宇是8月到抚顺的。近年出版的《杨靖宇：白山忠魂》、近年依据档案优势资源发表的《世纪初抚顺产业工人的对日斗争》等文章均持这个说法。这也是杨靖宇研究中的主流说法。
如果杨靖宇是夏天尤其是8月20日后才到抚顺的，那他就不可能在1929年春天在抚顺和“老梯子”多次见面，望花区党史采集中未指明信源的说法显然不足为据。类似的硬伤在地方史叙述中比比皆是，比如1959年葛荫昆整理的《杨靖宇将军在抚顺》一文里，老工人叫杨靖宇为“新来的老马”，老工人怎么会知道当时爱称“山东张”的杨靖宇其实姓马呢?杨靖宇当时化名张贯一，已经是有一定经验的地下工作者，怎么会才认识就把自己的真实信息透露给工友呢?这口述史明显有表演成分。
按《尘封》一文所说，抚顺市望花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调查材料《中共抚顺特支初期》记载：“1929年春，马尚德(化名杨靖宇)任抚顺特支书记。期间，与一位来自奉天附近的“老梯子”至少有过三次接触，每次淡到深夜，谈得很投机。”这不知是哪个环节出错，其他同类文章引用此处就没有“化名”这两个字，望花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应该不至于搞错——化名张贯一的马尚德1932年11月以省委代表身份被派往磐石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之后，最早在1933年1月才改名杨靖宇的，他怎么会在1929年春化名杨靖宇?这种硬伤导致《尘封》一文显得不太可靠。
上述时间问题并不是高深的学术争议，而是常识性问题。历史叙述只有建立起时间秩序，才能保证给读者历史真实被客观陈述的信任感。更何况，高度重视时间秩序是我国的传统，中国历史一开始就有的强烈的时间意识为出土文献如《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所证实。
地方史应多入档，提高叙述的正效应
上述种种地方史学界关于高鹏振的叙述存在着严重的“脱档”现象，就是官方、半官方的地方史叙述者经常缺乏史料核查意识，连已经全文上网，翻看便利的权威历史文献都不去核对，就以现实需要为考量或者根据晚近才产生的传说轻率推出一些结论，却不注意它们与档案的矛盾。如果说，全体受众的接受体验集合可能被整合为共同体认同，准确的时空、始末、因果等叙事元素是装配认同的标准化茬口，接茬处的混乱、回避会导致认同大厦无法完成装配。你官方、半官方的人不去查档案就发表出来，甚至作为“国歌素材地”官方举措的依据，很容易被人发现问题，打上问号。对于有档可查并不久远的历史，而且很多档案都整理成书公开出版，数据库在线查看更是方便，受众都进化到这份上了，你能任其矛盾吗?历史叙述的自洽是整体的自洽，并不是你的叙事单方面自圆其说就完了，读者并不是只能接触到你一家，还要交叉检验，和保存下来的历史档案校验。这倒不是所谓两重证据法甚至多重证据法，也不是要“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类似History trumped “histories”)”的自洽，而是说要避免违反自洽原则带来负面的接受体验。这和该叙述是否是信史、是真史一样重要，信史真史必然是导向自洽的，而历史叙事必须要有追求自洽的姿态，你可以把不自洽的地方存疑说明，但不能偷懒回避，导致叙述的负效应——对历史叙述的不信任，已经非常普遍。
即使没有不能自圆其说、自相矛盾，作者不需要解释他的叙述为什么和很容易查找核对的敌我双方权威档案、新闻报道冲突吗?这并不是说档案、新闻报道就是百分百可靠，而是说不能回避冲突，不能省掉交叉检验的环节。
本来笔者对地方史叙述史实错误比较多的现状感到惊讶，读的稍多一点，才知道这是见怪不怪、非常普遍的，只是对现状的批评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多数时候只能发在网上，不像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叙述质量经常引起广泛的争议。
党史部门比较边缘化，早前队伍青黄不接、工作人员不安心不稳定，然后又容易沦为安置关系户的养闲场所，近年考进的又图的是编制。普遍缺乏对工作感兴趣、认真负责的专门人才，这被认为是近几十年地方史志部门的一大难题。而有一定水平的民间史学爱好者往往无资格参与正式的研究项目，他们给体制内成果挑错的行为也不一定被欢迎，甚至会得到无业游民网上炒作的指责，如2024年吉林地方史学界指责批评吉林抗联研究弄虚作假的民间学者史义军。
上述关于高鹏振的文章作者，却大都不属于这种情况。他们或者是地方宣传机构资深干部，或者是退休领导、教授(甚至本就是教授近现代史的)发挥余热，再不就是长期从事基层党史工作退休后依然乐此不疲职业态度堪称模范。可遗憾的是，这些并非本职分内工作交差了事，而是从兴趣爱好出发的地方史叙述成果，也有这么多不严肃不认真的问题。对照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的“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地方史成果真是还有巨大的改进空间。
前述黑山党史工作者所参考的抚顺等地资料并非访谈原始记录，而是编后成果，这是需要核对第一手档案的。档案文献工作是党史研究的基础，对档案文献的挖掘是党史学科科学化的根基。如果不打好这个基础，档案就会作为钳制平衡的话语出场。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部分历史学家就将批评矛头指向记忆的“不可靠性”，认为提供口述的受访者在回顾过去时，无论他们的记忆如何鲜明和生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访谈者与受访者的个人偏见、怀旧情绪、童年的不幸遭遇、对亲人的感情以及健康的妨碍等，都会导致记忆被不同程度地扭曲。澳大利亚史学家帕特里克·弗雷尔对口述历史有一段讽刺论述：“口述历史正在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事后虚饰和完全主观的世界……它将把我们引向何处?那不是历史，而是神话。”历史叙述一定是以核验的证据和原始史料为基础的，如果超出了这一限度，就有可能陷入真实性丧失的危险境地。更何况即使史料和证据充足，今人对前人、个体对他人的理解也是有限的，很容易误会误判。
人物研究首先要弄清人物的年龄、民族、信仰、相貌、身高体重、政治面貌、教育背景、家庭成员、性格等基本情况，即个人简历表格开头的部分，套用文艺术语，也可以姑且称之为历史人物的基本人设。我们有着强化、美化人设的传统，英雄必然是浓眉大眼，大人物必然出身不凡，抗日必然要“入党”，这和记载刘邦是龙之子的行为类似，古人美化血缘，现在的地方史叙述者强化精神血脉。这不符合“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的要求。
在红色文化建设热潮中，个人“记忆”被热心人士采取贴标策略，争取意义放大，以图在公众记忆中占据更多的份额，是历史资源资产化的一个表征。即使没有利益驱动，受传统心理定势影响，当下的地方史文本也更容易有演义附会。如果说辽宁地方史在高鹏振是否党员问题上有拔高美化行为，杨靖宇老家河南驻马店极力主张周恩来是前往当地指导工作时第一次见到杨靖宇的，并列举了大量人证，认为正是在周恩来的指导下，“确山暴动”才取得了成功，也属于此类。权威的《周恩来年谱》并无记载此行此功，也有学者撰文从多个角度否定了周恩来曾经在土地革命期间去过杨靖宇家乡。高鹏振蹭杨靖宇，杨靖宇蹭周恩来，何必非要如此把分量更大的历史人物拉近到自己家乡呢?
和迟来的哀荣相比，高鹏振的后人为其申请烈士称号，几十年间申请了十余次，直到2005年才申请下来。当地认为义勇军背景复杂，又很少有档案可查，对个体如何认定争议很大。哪怕晚至2015年，即高鹏振被国家民政部公布为著名抗日英烈那一年，画家吕文生花了五年多时间创作的140多幅抗日义勇军题材丝网版画和连环画，还被锦州本地人讥讽为“给胡子(土匪)画像”。而国家民政部认定之后短短不到十年时间，也许是因为有关部门认为挖掘他的经历有助于弘扬锦州的抗日起始地、国歌素材地的定位，地方上对高鹏振的态度发生了翻转。最近十年，难以找到档案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传说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发表，连政治面貌这种基本人设都可以轻率处理。
邓小平所说：“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政治面貌作为基本人设，不是什么复杂需要长时间才能看清的问题。土匪难留下档案，但正因如此，才更需要通过档案进入他们的历史现场。比如教会创办的文会中学现在发展为青岛科技大学，日本侵略者创办的南满医科专门学校现在是中国医科大学，两所大学的档案馆里有没有高鹏振就学就医的记录?关于在东北的种种办学史实，英国丹麦等国教会、日本当局留下了丰富的外语档案，很多都已经在线数据化，里面有没有关于高鹏振的片言只语?不能只想起战争期间的军事档案啊。虽然地方史作者们连抗日数据库里的文献汇集都不去查，难以指望他们琢磨境外教育档案，但如果要认真叙述高鹏振，搞清楚他的基本人设，这不是必须的吗?
余论
一切关于历史的文本，都非历史本身，而历史似乎只存在于文本中。从受众的角度来看，好的叙述文本趋近于信史、真史，会提供真实感。为了给公众提供一种生动而具有说服力的真实感，吸引他们参与到与历史的对话当中，参与到无法回避的重要的历史问题当中，进而发挥历史的教育和导向功能，在当下这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确定性的时代，叙述或许仍是深入体察过去进而把握未来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牟利账号操作者越来越多地采用人工智能大规模生成时空模糊、逻辑混乱的历史类文章，这个问题更加显得迫切。
另外，文艺创作者具有为传播效果扭曲历史真相的天然动机，在史实认知本不坚固的情形下，以高鹏振为主人公的影视剧本应该以史为重，再没有明确证据情况下，不要再轻易赋予其“党员”人设了。关于文艺作品应该如何处理历史人物，我们另文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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