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更加丧心病狂地向中国内地进攻，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为了实施“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政策，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提出:“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再以该政府为解决事变之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央政权，并与之签订调整两国邦交之协定，协助新生中国之建设。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翌年1月，日本政府公开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
日本侵略者急于在中国扶植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傀儡政权，于是集中力量在沦陷区物色汉奸，拼凑中央和地方汉奸政权，为日本法西斯服务。
日伪安徽省政权的出笼
1937年11月30日，沿太湖南岸西进的日军侵入安徽占领了郎溪、广德、当涂、芜湖等地；次年2月，日军占领了皖北；6月，日军2000余人侵入安庆。至1938年底，安徽全省有40多个县市被日军占领。
1938年3月，南京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7月，日本侵略者操纵一群汉奸，开始策划筹建安徽省级日伪政权。7月12日，南京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任命倪道烺为安徽省“维新政府省长”，省会驻蚌埠。倪道烺于7月18日在蚌埠宣告安徽省“维新政府”成立。
“安徽省维新政府”先后设立凤阳、怀远、宿县、滁县、五河、合肥、盱眙、芜湖、当涂、嘉山、定远、亳县、灵璧、泗县、怀宁、巢县、含山、凤台等县日伪政权。县公署设维持会长(或名称自治会长、知事)1人,下设一、二、三、四科，分管民政、财政、教育和建设。芜湖、安庆、合肥、滁县设立警察局，其他县设立警察所。
1940年9月19日，汪精卫召集南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地方政治会议第21次会议，决定改组“安徽省维新政府”。10月10日，“安徽省维新政府”改称 “安徽省政府”，同时将“省长制”改为“省主席制”，倪道烺任“省主席”，并设置“省政府”委员会，委员规定9—11人。这时的“省政府”所辖县有:芜湖、繁昌、怀宁、贵池、铜陵、东流、合肥、巢县、怀远、凤阳、灵璧、滁县、泗县、嘉山、宿县、天长、寿县、来安、全椒、和县、凤台、五河、定远、当涂等。
日伪“安徽省政府”存在期间，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忠实执行日本侵略者的意旨，充当侵略者的帮凶和鹰犬，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杀害抗日军民，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犯下了滔天罪行。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安徽省日伪政权随之土崩瓦解，被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洪流冲进历史的垃圾堆。
日伪“安徽省政府”第一任“省长”倪道烺
安徽省日伪政府首任“省长”倪道烺，字炳文，阜南县人。抗战期问叛国投敌，沦为汉奸。
倪道烺是依仗他叔父倪嗣冲的权势起家的。辛亥革命后，倪嗣冲攫取了安徽的权柄，任安徽都督(后改任督军)，指派其侄倪道烺在蚌埠任皖北盐务局督办。倪嗣冲凭借权势，强占烈山煤矿，在蚌埠顺河街组建普益烈山煤矿公司，委任倪道烺为总经理。1918年，出任风阳关监督。倪道烺因有叔父为靠山，成为安徽省军政商界炙手可热的实力人物。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民众同仇敌忾，奋起抗战。这时，因在官场争权夺利失败而被迫在天津隐居多年的倪道烺蠢蠢欲动，到处钻营。经王揖唐、梁鸿志等大汉奸周旋，1938年7月12日，被委任为日伪安徽省维新政府“省长”，在“省会”蚌埠就任。1939年7月10日，倪道烺伙同唐少侯、傅君实等39名安徽地方汉奸头目，盗用“全省民众代表”名义，通电拥护汪精卫。翌年3月30日，汪精卫“还都”南京。成立日伪国民政府。汪精卫任命倪道烺继任日伪“安徽省政府主席”。
倪道烺在安徽沦陷区屠杀抗日爱国人士和无辜百姓，配合日本宪兵队抓捕大批劳苦民众为日军服劳役，在蚌埠等地遍设特工队，开发安徽矿藏，运出大批物资，为日本侵略者效力。他在蚌埠等地开办“慰安所”，供日本鬼子发泄兽欲；他还开办“宏济善堂”，公开贩卖鸦片、吗啡等毒品，大发“毒”财。倪道烺在蚌埠骄奢淫逸，无恶不作，江淮民众对他恨之人骨。
1941年12月18日，倪道烺调任汪伪“国民政府”委员，离开蚌埠去南京。
1945年抗战胜利后，倪道烺被国民政府逮捕，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南京解放前夕，被移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5月，蚌埠市军管会将倪道烺押回蚌埠，在公审后依法判处死刑，6月14日对其执行了枪决。
日伪“安徽省政府”大门
日伪安徽省政府第二任“省长”高冠吾
1941年12月19日，日伪国民政府派高冠吾为“安徽省主席”，同时改组“省政府”，委任高冠吾等11人为“省府委员”。
1942年6月8日，日伪安徽省保安司令部成立，高冠吾兼任保安司令。同年4月初，设置大通、下塘和田家庵三个特区。
1943年1月15日,，日伪政府又将“主席制”改为“省长制”。2月1日 ，“省主席”高冠吾改称“省长”。
高冠吾，原名高愈，上海崇明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后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任徐树铮边防军参谋、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吕子人部参谋长，但为时不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冠吾南下投敌，1938年任日伪维新政府“绥靖部次长”，10月任日伪“南京特别市长”。
高冠吾投靠汪精卫集团后， 1940年5月至苏州，任日伪“江苏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1941年12月，任日伪“安徽省主席”兼财政厅厅长、日伪清乡委员会驻安徽省办事处主任等职。1943年12月，任日伪“江西省省长”。1945年春，高冠吾自九江回南京任日伪国民政府委员。经由旧友王绍鏊(吴江人，1933年参加中共，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财政部副部长等职)介绍，与中共建立联系。抗战胜利后，高冠吾赴沪匿居，易名张天云，后因缉捕风声日紧，高冠吾遂离沪随新四军北移部队到苏北、鲁南。1948年到济南，后任山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
高冠吾良知没有完全泯灭。日本《朝日新闻》特派记者今井正刚在《文艺春秋特辑:我在那里一目击者的证言》中记载，1938年底，时任日伪南京市政公署督办的高冠吾命日伪卫生局派掩埋队，收集中山门外灵谷寺至马群一带遗骨3000余具，葬于灵谷寺之东，立“无主孤魂之碑”。该碑拓片后陈列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1953年8月29日，高冠吾病故于山东省立医院,，葬于济南市金牛山公墓，墓碑上镌刻“山东省文管会委员张天云之墓”。
日伪安徽省政府第三任“省长”罗君强
1943年12月31日，日伪最高国防会议决定派罗君强接任日伪“安徽省政府省长”职务。1944年1月19日，又任命罗君强兼任"安徽省保安司令”。
罗君强，1902年生，湖南湘乡人(一说长沙人)。1920年在长沙中学读书，参加湖南学生联合会。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李立三等发动湖南各界“拥谭(延闿)反赵(恒惕)”运动，主编《赤光周刊》并兼任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湖南分会书记。
1923年春，罗君强曾因其父去世大摆筵席而受到党内批评，他便在长沙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1924年恢复党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省委书记兼中共湖南训练委员会秘书。1925年夏，第二次脱党，加入国民党。1926年投靠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从此，罗君强成为周佛海的政治伙伴。1927年宁汉合流之后，罗君强被任命为南京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投入蒋介石集团。1939年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沦为汉奸，先后任日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司法行政部部长”、“中央税警总团中将总团长”、日伪“安徽省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日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等职。
汪精卫病死日本之后，日伪“上海市长”陈公博接任汪精卫的“主席”职务，周佛海以日伪“行政院长”身份兼任日伪“上海市长”，1944年12月赴上海就职，并于法租界召开了上海各界茶话会。周佛海发表了“就职”演说，然后将亲信、坐在身边的日伪“市府秘书长兼财政局长”罗君强介绍给大家，还让这位“秘书长”也讲讲话。罗君强受宠若惊，当然要利用这个机会表白自己对主子的“忠心”，他恬不知耻地说:“我辞掉安徽省长不干，而来担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目的是为了做一条恶狗，以后只要得到周市长的指示，我将如恶狗一样地随时猛噬恶人。”言为心声，为了讨好上司，在大庭广众之中，竟然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要做上司的“一条恶狗”， 由此可见其人的人格之低劣，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啊!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君强被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上海行动总队副总指挥。1947年3月，罗君强被捕入狱，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1月，由南京转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1964年保外就医，1970年病死。
罗君强一生反复无常，被称为“变色龙”。晚年著有《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一书，揭露了汪精卫日伪政权从事卖国活动的种种黑幕。
日伪“安徽省政府”第四任“省长”林柏生
林柏生，1902年生，字石泉，广东信宜人。1920年考入广州岭南大学读书， 1924年担任汪精卫秘书。1925年10月，与刚结婚的徐莹一起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9月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林柏生死心塌地追随汪精卫，是汪精卫的铁杆追随者。为了讨好汪精卫，他还做了汪精卫老婆陈璧君的干儿子。
1927年底，汪精卫在与蒋介石的争斗中失败，与陈璧君远去欧洲，林柏生与徐莹 随行。“九·一八”事变后，蒋汪重新合作，汪精卫当上行政院长，拨款20万元让林柏生在上海创办《中华日报》。在日伪“国民党六全大会”上，林柏生被选为中央执委和监委常委，后来做了日伪中央宣传部长。日伪中华通讯社成立，林柏生又做了社长，成为汪伪集团中的头号吹鼓手，人称他是“中国的戈培尔”，他竟恬不知耻地认为是“过奖”了。
1938年10月，林柏生随汪精卫逃到越南河内，参加起草叛国投敌的“艳电”,并在《南华日报》上发表社论，鼓吹对日投降。1939年5月，随汪精卫到上海，复刊《中华日报》，自任社长。
林柏生几次到日本“访问”,不是吹捧“天皇”，就是去医院“慰问”在侵华战争中受伤的官兵，还在各种记者招待会上大肆阐发吹捧日本法西斯、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卖国言论。
林柏生在任伪宣传部长期间，经常巧立名目去敲诈专卖鸦片的“宏济堂”攫取不义之财，中饱私囊。同时，林柏生还曾试图勾结“警察总监”苏成德，合办一个“东方通讯社”,进行情报活动，插手汪伪特工。
汪精卫病死日本后，陈公博升任“代主席”。林柏生争夺留下空缺的伪“上海市长”一职不果，只好退而求其次。1944年12月，林柏生到安徽任日伪“省政府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保安司令”)。在1945年元旦举行的就职典礼上，林柏生大言不惭地狂言:“安徽地处江淮要冲，蚌埠属津浦、陇海之门户。我等奉命来皖，当以先生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精神，挽既倒之狂澜，救皖民于水火。”
日本投降前数日，日伪政权岌岌可危，汉奸头面人物个个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陈公博密召林柏生到南京，林柏生将伪省府一切事务交由秘书长范谔代行。8月13日夜，范谔接到南京汪伪中央电告日本天皇正式宣告投降的消息，林柏生于当夜匆匆由南京返回蚌埠，向范谔面授机宜，作最后安排。树倒猢狲散，未及几日，伪省府只剩下代省长范谔、参事蒋凯生及秘书李仁、徐源达等寥寥数人，其他人都都逃之夭夭，不见踪影。
在蚌埠犹如丧家之犬的“省长”林柏生假称“带病不能起床”，不敢露面。于8月14日夜携带几千万元“关金”仓皇逃到南京。17日晚，陈公博广播发表《国民政府解散宣言》，日伪傀儡政府宣告覆亡。
陈公博、林柏生一伙汉奸深感末日临近，于是逃亡日本。中国政府要求将他们引渡回国。此时，日本主子自顾不暇，当然救不了走狗的命。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本不得不无条件答应中国的要求。1945年10月3日，林柏生等7人被引渡回国，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1946年4月1日，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在南京成立。5月13日，高等法院检察官陈绳祖对林柏生提起公诉。5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公开审理林柏生卖国案。林柏生巧舌如簧，为其汉奸罪行诡辩，说他的卖国行为是“为了中日和平，减轻沦陷区百姓的灾难”等等，并以《申诉书》及《补充说明》百般抵赖，为自己的罪行开脱。检察官针对林柏生的狡辩逐条予以驳斥，并当庭公布林柏生在敌伪时期发表的署名文章、演讲录音等罪证109件，证实林枱生甘心附逆、参与种种背叛国家、民族的确凿罪证。随后，审判长赵琛宣布判决：林柏生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名成立，着将其处以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全部予以没收。
1946年10月8日下午近3时，检察官陈绳祖、典狱长孔祥霖、书记官王步云和几名法警走进老虎桥监狱，在后院的刑场上对林柏生执行死刑。这个被称为“戈培尔第二”的卖国贼终于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结束了他罪恶、可耻的一生!
综上所述，从1938年7月到1945年8月，日伪“安徽省政府”在蚌埠存在7年，先后有倪道烺、高冠吾、罗君强、林柏生任日伪安徽省政府“省长(省主席)”。七年四任，平均每人任期仅一年多。任此职最短的是日伪末代“省长”林柏生，仅任职8个月就树倒猢狲散，灰飞烟灭了。这充分说明，违逆历史潮流、背叛国家和民族的日伪政权注定是短命的。
日伪“安徽省政府”四任“省长(省主席)”中，林柏生、倪道烺认贼作父、卖身投靠、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罪大恶极， 1946年10月8日，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处林柏生死刑，执行枪决；1951年6月14日，蚌埠市军管会经公审，判处倪道烺死刑，执行枪决；罗君强于1947年3月被捕入狱，被判处无期徒刑，1964年保外就医，1970年病死；只有高冠吾一人，良知没有完全泯灭，安葬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遗骨3000多具。后又弃暗投明，随新四军到苏北，鲁南，因而没有被判刑，得以善终。
蚌埠受降签字仪式放在日伪安徽省政府会议大厅举行
蚌埠是日伪安徽省政府的“省会”。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第十战区苏皖江北地区接受日本投降仪式原定徐州，后因种种原因改在蚌埠。蚌埠受降仪式亲历者、时年98岁高龄的李海老人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最令我毕生难忘的是随李品仙到蚌埠接受日军投降。”
1945年9月24日，第十战区接受日本投降仪式在日伪安徽省政府会议大厅正式举行。蚌埠全市张灯结彩，一派节日景象。在前进指挥所大厅，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大厅中间摆着一张条桌，正中设一座位，受降主官李品仙上将坐在正中座位上，左边坐着我方张淦中将、第七军军长钟纪中将、日伪接管处处长李宗盛少将、高级参谋吕英少将、参谋处副处长王卫苍少将等高级将领。日方代表是十川次郎中将、第七师团长内田中将、参谋长谷川少将、第一四0旅团长加藤少将。十川次郎等人来到指挥所门前，由副官处苏处长引导他们进入大厅在我方对面就座。
1945年9月24日，中国第十战区苏皖江北地区受降仪式在蚌埠日伪安徽省政府会议大厅举行。
仪式开始，受降主官李品仙首先讲话，他说：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本战区于今天在蚌埠举行受降仪式，日军从明天起开始缴械，从而结束本战区的战争状态……。十川次郎对交接顺利进行表示感谢。接着，李品仙在训令日军投降的文件上签字，十川次郎签字后再呈交李品仙，互换文本。最后，十川次郎表示：日军绝对服从命令，遵照规定缴械。至此，日军将领起立，自动解下佩刀放在桌上，作为缴械的表示。最后向我方受降主官肃立，敬礼后离去。
受降仪式进行中，各方记者争相拍摄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门外鸣炮21响，乐队奏起国歌，仪式宣告结束。受降仪式仅用15分钟。
当晚，为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蚌埠万人空巷，载歌载舞，鞭炮震耳欲聋，彻夜不绝，家家户户置酒庆祝，彼此相邀，猜拳行令，一醉方休。
用“二十一条”“ 回敬”日本侵略者
据湖南省湘潭晚报《抗战老将忆受降》披露，原第126军少将副军长王卫苍将军(湘潭人)，是抗战胜利蚌埠受降的亲历者。据他回忆：蚌埠举行受降仪式那天，“全市张灯结彩，铳炮喧天，鼓乐齐鸣，群情振奋。签字大厅布置得庄严肃穆。上午10时整，日军第六军军长十川中将等日本将领按照我方通知，准时来到大厅门前，由副官处长引进就坐。我方李品仙上将先在受降条款上签字，再交与日方石川中将签字。交换了文本后，石川中将带头将随身携带的军刀摘下来，双手捧着，恭恭敬敬地放在桌子上后退出了会场。
王卫苍将军还回忆说，当时“我的任务是负责和日本第六军军部参谋上野少佐商谈日军驻蚌埠的第七十师团投降事宜。日军缴械手续和日后遣送回国办法等交接条款，由我全权拟定。那时我想起了30年前日本提出独占我国的21条，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便怒火中烧，决定来个针锋相对，不将条款拟作20条，也不拟作22条，而是偏要凑成21条，算是给了日寇一个报复性的历史回敬!”王卫苍将军的想法和做法，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他这样做，洗刷了当年日本侵略者强加给我们21条的耻辱!
当年日伪省府旧址，如今抗战胜利公园
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近代反抗外来侵略最伟大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巨大贡献，是彪炳中华民族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册的一件大事。蚌埠作为16个战区受降点之一，在安徽享有独一无二的殊荣。遗憾的是，现在蚌埠受降的旧址、遗迹早已荡然无存，在蚌埠看不到任何蚌埠受降的痕迹。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家必将隆重纪念。在蚌埠这个受降城市却看不到一点受降痕迹，作为蚌埠市民，我觉得自己应当为此做点工作，发挥点余热，贡献点绵薄之力。尽管自己人微言轻，但“位卑未敢忘忧国”，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撞击着我的心，乃至寝食难安。
2015年3月28日，我废寝忘食，奋笔疾书，写了一篇4600多字、标题为《珍惜历史机缘 打造受降名城——关于发掘和彰显抗战胜利蚌埠受降历史遗存的建议》，封好，分别写上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名字，直接送到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请工作人员转交。
这份《建议》，我首先简要地讲讲抗战胜利的伟大意义，强调第十战区苏皖江北地区的受降地点原定徐州，后改为蚌埠的经过，这是历史恩赐给蚌埠的一大机缘和幸运，徐州人为失去这一机会深感遗憾，蚌埠应当倍加珍惜才是。我还强调，湖南芷江只是湘西的一个小县城，由于中日双方在此洽降，有识之士便主张在此地建造了雄伟的受降坊、受降堂等纪念受降设施，芷江因此成为驰誉国内外的受降名城。
《建议》接着指出“蚌埠受降纪念设施至今仍是空白，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应当积极筹建受降纪念设施，填补这一空白。这样不仅可以凸显蚌埠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而且可以丰富蚌埠的历史文化内涵，提高蚌埠的知名度，吸引国内外人士更加瞩目和关注蚌埠。”所以，发掘和彰显蚌埠受降遗存的工作意义重大，刻不容缓，并初步提出了几种方案。
“蚌埠错失良机久矣，应该刻不容缓，亡羊补牢，以历史的责任感抓紧弥补蚌埠的这一重大缺失。我们应以今年全国上下隆重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为契机，为打造受降名城实现零的突破，则本届市委、市政府功莫大焉! ”
为了给市领导一个直观的印象，让他们看到别的受降地是怎样铭记历史的，我在建议书文字后附上芷江受降坊、漯河受降亭、受降路、受降路小学、武汉中山公园受降纪念碑、宁波受降纪念碑等彩色图片。目的旨在让市委书记和市长对外地受降点的纪念设施有所了解，激起他们亡羊补牢、急起直追、后来居上的信心。
然而，《建议》送上一个月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4月28日，我又急切地写了第2封《关于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彰显蚌埠受降历史的再建议》，2000多字。着重强调蚌埠应珍惜历史的恩赐，力求尽快填补蚌埠受降纪念设施的空白，结束蚌埠受降纪念设施零的历史!”
我写道：“蚌埠受降纪念设施零的历史应在抗战胜利70周年结束!应在xxx书记、 xxx市长任内结束!这是历史赐予你们的机缘和幸运，希望你们珍惜!当蚌埠填补了蚌埠受降纪念设施的空白，实现了蚌埠受降纪念设施零的突破，人们也会记住这是 你们在任期间做出的历史性政绩。否则，将愧对历史、愧对先烈、愧对后人!”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狂夫之言，圣人择焉’。言与不言，在我；择与不择，在彼。我深知官员大多都是傲慢的，往往不以草野之言为然。但作为蚌埠市民，为蚌埠的形象和发展，我只求尽心尽力，别无它求!”最后，我明确表态：“这是我对此事的最后一次建议!”
对我的第二次措词激烈、批评了“二千石”官员“傲慢”的上书，市委书记仍是置之不理，市长批了龙飞凤舞的7个字:“转请 xx同志阅 4/5”。批的7个字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但他毕竟收阅了我的建议书书并批了几个字，比较而言已经算是不错了。
7月下旬，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向市委又写一报告。8月2日，市委常委、副市长胡启望明确批示：“受降遗址项目，建议在原址勒石刻碑，以保存记忆。有关史料可保存于纪念馆。胡启望 8、2”。起到了实质性的效果。市和龙子湖区各有关部门立即行动起来，一步步落实确定选址、设计图纸、承建单位、经费来源等事项。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看到自己渴望已久的蚌埠受降纪念设施建成有望，心里充满信心。由于当时协议确定受降纪念碑廊要在国富祥庭小区竣工后施工，这样我就非常关注国富祥庭小区的进度，经常去看。直到2019年6月，受降纪念碑廊的施工才开始启动。首先是清理那片地上的杂草、垃圾，打好地平、开挖地槽、铺设钢筋、浇铸立柱，垒墙、上瓦、粉刷、油漆等等，我几乎每天都要去工地，不仅是看进度，而且要协调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施工期间工人与领导闹矛盾，停工多天，我便从中调解，催促他们抓紧施工，直到10月底主体工程才告结束。
受降纪念碑廊施工开始阶段
2019年10月，即将竣工的蚌埠受降纪念碑廊
历经波折，蚌埠受降纪念碑廊终于建成了!尽管缺项尚多，不够理想，有待日后补充和完善，但蚌埠受降纪念设施总算填补了这项持续了七十多年的空白，实现了蚌埠受降纪念设施零的突破。作为战区的受降之城，我们也有了纪念受降的设施!
蚌埠筹建受降纪念碑廊，从我2015年3月28日第一次上书市主要领导，直到2019年10月纪念碑廊落成，耗时近5年，作为在蚌埠工作、生活了30多年的市民，能在退休期间为填补蚌埠受降纪念设施七十多年的空白、实现蚌埠受降纪念设施零的突破贡献了一点绵薄之力，我深感欣慰!
2023年，我从蚌埠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第二次退休”了。有关方面对纪念碑廊又作了一些充实和补充。对纪念碑廊前面的环境又作了整修、绿化，增添一些有关抗战的内容，并命名为“抗战胜利公园”。园子虽然狭小，但纪念抗战胜利的主题突出。漫步园中，令人情不自禁想起中华民族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想起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想起为打败侵略者而献出鲜血和生命的抗战英烈。同时也想到这里曾是日伪安徽“省政府”所在地，80年前，中国抗日军队曾在这里接受日本侵略军的投降，70多年后，蚌埠人民又在这里建造了抗战胜利纪念碑廊和抗战胜利纪念公园，当年日伪安徽省政府旧址，如今成了抗战胜利公园，这就是蚌埠市一部生动、严整的史册和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啊!
中国第十战区蚌埠受降纪念碑廊
蚌埠抗战胜利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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