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八路军120师在山西协同牺盟会与战动总会抗战史补遗
来源：郭友苏   2025-08-04 16:33:07

　　今年是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八十周年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中国国防部宣布，将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就不能不提到英勇善战的八路军。西安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东渡黄河，北上抗日。按照当时国府安排，八路军三大主力开赴山西，115师驻扎在晋东北地区，120师驻扎在晋西北，129师驻扎在晋东南。

　　上世纪的三十年代，自日军发动“九.一八”侵略事变以来，日军占领了东三省;一九三七年，又制造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大规模全面南侵中国。他们狂妄的叫嚣：要“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中共中央一九三七年七月九日立即发表通电，严正指出：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的主要负责人薄一波，以阎锡山派往“官员”身份，主持接办、改组了牺盟会，把牺盟会这个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群众性的官办组织，由阎锡山、梁化之(阎锡山的姨表弟、曾任太原绥靖公署上校秘书、山西省代理主席)的控制下，悄然转化为：具有山西特色、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山西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组织。他们戴着阎锡山的“帽子”，说着山西话，做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此时，牺盟会的会长虽然还仍由阎锡山本人担任，但在其他七个常委中，有六名已都是共产党员。这时的牺盟会，已由原来的“官办”和“群众性抗日组织”，一变而为：一、形式上是官办----会长还是阎锡山;二、内容仍然是抗日救亡的群众团体;三、实质上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统战革命组织。

　　改组后的牺盟会下设：组织训练委员会、宣传训练委员会、太原市委员会、抗日救亡先锋队(抗先)、教导团特别管辖部等机构。

　　原来的军政训练委员会，表面看是阎锡山培养军政干部的一个专门机构，实际是个空架子，并不做具体工作。改组后的中共牺盟会负责人也参加了领导，军政训练委员会领导下的机构主要有：1.军政训练班。2.民训干部教练团。3.国民兵军事训练团。4.国民军官教导开训团。5.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6.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等。

　　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教练团的主要学员，大都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他们有的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有的在基层和城镇做过抗日救亡运动群众工作，也有的是来自太原以及其他省市从监狱刚释放的党员骨干和红小鬼，还有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来的部分党员骨干。父亲郭维屏则是未暴露身份、从太原陆军监狱刚释放的共产党员。军政训练班在父亲学习的母校-----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又称太原国民师范学校，简称国师)对面。军政训练班初始是军事训练组，在此基础上建成了第七连(又称七队)，有(学员)队员一百二十余人。七连(七队)学员，必须经考试录取，是军政训练班十二个连(队)中平均文化程度最高的精英骨干。后来的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也在这里进行了组织培训。

　　我的父亲郭维屏进入军政训练班，被编在七连(七队)三班。七队(连长)队长由牺盟总会和军政训练班实际负责人薄一波兼任，指导员是雷任民，工作员有戎子和(戎伍胜)、张国声;七连(七队)同期学员除了父亲之外还有：周仲英、徐荣、吕调元、史怀壁、岳维藩、郑依平、王焕光、苏谦益、杨叶彭、郭钦安等诸多同志。

牺盟会军政训练班第七连(七队)一班合影

　　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教练团的活动是在一起的，一部分学员编入了决死队。太原失守前后，由这两个训练班出来的学员到国民兵教导团、决死队、工卫旅、各县武装自卫队、民族革命大学、各区县牺盟会担任干部的就有三千人左右，决死队四个纵队的军政干部，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两个训练班，当时曾有人把两个训练班比作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官学校。虽然两者不可相比，但这两个训练班确实为抗战培养了不少党、政、军的各种人才。

　　为响应中共中央“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这一伟大号召，牺盟总会结合山西的实际情况，挂着阎锡山官办组织的招牌，带着阎锡山给予牺盟会特派员以“监督县长和县政府工作”的特权，高呼着阎锡山提出的“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民族革命战争”、“合理负担”，以及“为巩固并健全(牺盟会)一百万会员而斗争”等口号，举着阎锡山颁发的“令箭”，军政训练班和特派员训练班的学员们被下派到山西各地。

　　下派临行前，牺盟总会曾发给每个特派员一张小卡片，卡片面写有阎锡山的代号与化名，每一张代号化名都不相同，卡片上标注特派员的真实姓名。这就是阎锡山授予牺盟会特派员可以“监督县长和县政府工作”的“尚方宝剑”。

　　此举是抗战初期阎锡山整顿吏治、摒弃官场弊端陋习、打通信息渠道堵塞、确保政令畅通的重大举措;也是阎锡山举办牺盟会军政训练班、特派员训练班，培养山西“新生力量”的原始初衷;更是牺盟会有别于以后陆续成立的其他团体：如战动总会(动委会)、公道团、精建会(同志会)等组织，最显著、最重要的区别。

　　当时，只有牺盟会特派员，才享有向阎锡山可以直接联系的特殊通道。牺盟总会要求，如有重大事情，特派员可以向阎锡山本人直接写报告，可以揭发山西任何人;特派员只要按卡片上化名代号，将信件寄到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即能很快直接收到报告。这是共产党在山西建立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的另一独特硕果。

　　由于形势发展变化，军政训练班和特派员训练班学习训练提前结业。1937年5月，在全民开展全面抗战前夕的两个月，父亲告别家乡与亲人，离开省城太原，被派往晋西北地区静乐县，只身来到静乐，担任了静乐县牺盟分会的第一任特派员。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红军被改编成八路军，1937年8月底，全部开赴山西前线抗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洛甫(张闻天)要求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也连发五个电报提出要搞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则指示山西省委继续搞好和阎锡山的统战关系，在山西形成以八路军为主力，牺盟会、决死队参加，组织数百万人参加的游击战争，承担起以游击战争为主的华北抗战。

　　壮大八路军，扩建新军，改造旧军，发展各地人民武装自卫队(游击队)，是当时各项工作首要任务。

　　1937年全面开始抗战“七.七”前夕以及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一季度，父亲在晋西北地区亲历的山西牺盟会、战动总会配合八路军发展抗战的几个大事件，经常在他晚年回忆并提及：一是《牺盟会史》未提及，1937年9月，静乐县因组建自卫军(游击队)，配合八路军120师工作团收缴溃兵枪支弹药，全部送往八路军120师师部，被旧官吏告发，引起阎锡山震怒追查，而险些酿成牺盟会发展形势恶化的“静乐(县)事件”;二是《八路军一二〇师征战纪实》虽有记载“虎北村”，却一带而过的战动总会游击三支队配合八路军120师(358旅)，1938年3月，共同抗击日军南北两线夹击五路围攻晋西北战斗(又称收复七县战斗)中的神池县虎北村恶战。对这两起事件的缺失进行补遗，将进一步补充完善八路军120师协同山西牺盟会与战动总会在“七˙七”抗战初期，配合八路军“在山西形成以八路军为主力，牺盟会、决死队参加，组织数百万人参加的游击战争，承担起以游击战争为主的华北抗战”的革命史料。

　　一、牺盟会静乐(县)事件

　　(一)、在静乐县组建(自卫军)游击队

　　父亲来到静乐县后，首先遭到旧政权县长姚淳的百般刁难阻挠。姚淳不顾抗日救国危亡大局，以没有办公地点借口设碍，后经多次抗议交涉，最终确定在南关火神庙内，安排牺盟会与派出所同住一个院子;事后深思，是旧县长有计划的阻扰安排，让警察们去监视牺盟会与父亲的行动。刚开始时，全县仅有父亲一人全脱产，后来又发展了李秀山、尹毓兰和城关小学一位教员参加，大家主动义务来牺盟会帮助工作，每周不定期出刊一期油印的小报《牺牲救国》，进行舆论抗日宣传工作。城关教员某人曾建议发动民众、每户做一双(布)鞋、慰劳军队，《牺牲救国》小报开展了一双鞋运动的宣传，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民众纷纷前往县牺盟会捐赠送鞋。此事被牺盟总会表扬，并转载了静乐县的通讯报道。

　　1937年 9月初，八路军120师358旅715团朱辉照政训主任(政委、江西莲花人、开国中将、中国民航总局第一任局长、1964年逝世)带队，带领团供给(后勤)部长刘达仁、营教导员彭德大、李建良等共五十余人组成八路军120师工作团，来到静乐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初期，国民政府不允许八路军设立政治委员，只能按国府军队统一编制设立(师、旅、团)政训主任。朱辉照主任(政委)一到静乐，就主动联系在南关火神庙的县牺盟会，紧紧依托牺盟会，宣传民众，发动民众，开展壮大八路军(扩军)队伍，进行广泛的人民战争游击战，协助牺盟会维持地方治安秩序。

　　10月底，中央军、晋绥军各部队从忻口前线陆续后撤，众多溃败的军队途经静乐县。曾担任牺盟会军政训练班七队(七连)指导员的雷任民(山西平遥人，文革前外经贸部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2005年逝世)，也率队来到静乐(县)，雷任民此时已担任新组建的山西新军决死四纵队政委，从忻口前线撤退途经静乐县。雷任民见到父亲，询问静乐县宣传动员和扩军情况，介绍了忻口前线战斗惨烈与溃败，谈到山西未来局势走向，叮嘱父亲：现在形势变化很快，估计不会太长时间，静乐县也将变成前线，(希)望你们早做准备，尽快发展地方武装组建自卫军(游击队)，并留下100支步枪和些许弹药，让父亲发展壮大牺盟会武装力量，组建静乐县的自卫军(游击队)。

　　父亲把雷任民纵队长给留下100支枪弹的情况向朱辉照主任(政委)作了汇报。朱辉照向父亲谈起八路军实际情况：此时的八路军正在积极扩充军队，新扩充的八路军部队，国民政府既不给番号粮饷，也不发给枪支弹药补给，阎锡山对八路军是既用又防，对八路军进驻山西始终怀有戒心疑虑。一方面，他让八路军在前线与日寇厮杀战斗，替他保卫山西领土;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八路军发展太快，挤占他的势力地盘，阎锡山只对国民政府花名册有编制、有番号的八路军部队发放粮饷和补充枪支弹药。120师在晋西北扩军后，制约部队发展最大的难题是粮饷武器。粮饷问题牺盟会可以协助筹集，但枪支弹药确实没有办法，连擅于拉队伍、打硬仗的贺龙师长也为此忧心如焚。这回好了，有这100支枪，我们可就好办多了，120师正缺少枪支弹药，组织地方人民武装自卫军(游击队)也缺少枪支，借用这100支枪来做本钱，以静乐县牺盟会名义维持地方治安，八路军派些精干人员参加，共同组建静乐县抗日自卫军(不久即改称游击队)。父亲也觉得能帮助八路军扩军，又建立静乐县自卫军(游击队)，共同抗日，保境安民，是件大好事;八路军有实际作战经验，有他们参加当然最好，而且牺盟总会也要求各地成立自卫军(游击队)，父亲马上就应承共同组建静乐县抗日自卫军(游击队)。

朱辉照政委

雷任民政委

　　经研究商量，静乐县自卫军(游击队)以静乐县牺盟会名义出面组建，父亲郭维屏作为牺盟会特派员，是当然的(名义)总负责，担任自卫军(游击大队)(总)大队长。下面具体安排是：城关一区自卫军(游击中队)由团供给(后勤)部长刘达仁和一位连长(名字忘记)负责;娄烦二区自卫军(游击中队)由营教导员彭德大负责;杜家村三区自卫军(游击中队)由营教导员李建良负责。自卫军(游击大队)对外统称父亲郭维屏是(总)大队长总负责。父亲虽然也布置下达各项任务，具体安排组织各项军事活动，实际这一切都是朱辉照主任(政委)总决策。为防止阎锡山的力量疑忌，按照统一战线的宣传口径，他们对外始终宣称静乐县自卫军(游击大队)是静乐县牺盟会的抗日武装。

　　静乐县自卫军(游击大队)很快发展到将近五千人，在晋西北地区是仅次于神池、朔县两县，也是晋北十三县自卫军(游击队)人数最多的县份之一。自卫军(游击大队)战士由八路军战士和静乐县爱国青年共同组成，枪支多由八路军骨干掌握，八路军教静乐青年如何使用武器和军事基础知识。自卫军(游击大队)打着“牺牲救国、抗敌救国、守土抗战、民族革命”拥护阎锡山的旗号，执行着牺盟总会保境安民指示。用这100支枪在静乐县主要路口设岗设卡，清剿土匪，打击汉奸，维持静乐社会治安，堵截从前线溃退下来的军卒，收缴溃军携带的枪支弹药。

　　忻口会战失败，正是平型关战后日寇进兵较前缓慢的时期，前线溃败的军队像潮水漫延，这些散兵三五成群，途径村庄，杀猪宰羊，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他们普遍情绪低落消沉，觉得中国军队敌不过日军，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希望，一劲儿的往南向后撤退，向着太原的方向溃退逃跑。很多士兵嫌枪支是累赘，背着枪支弹药反而影响逃跑速度，有的干脆把枪支弹药随手丢在路边。

　　朱辉照主任(政委)与父亲并肩战斗，率领八路军工作团和自卫军(游击大队)，在通往太原的交通要道、路口布哨设卡，收缴溃军携带的枪支弹药，搜集遗弃田间路旁的各种武器。仅城关、娄烦、杜家村三个主要区域，每天收缴、搜集枪支几十甚至过百支，粗略统计收集各种枪支近千条，弹药军需装备不计其数。这些枪支弹药装备都按照朱辉照主任(政委)意见，父亲组织自卫军(游击大队)战士，雇马车，派专人，翻山越岭，陆续送往岚县，全部交到120师师部。

　　八路军进驻晋西北的120师，下辖2个旅5个团，总计8200名将士，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知人善任，把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将军率领的120师委以重任，布防在晋西北区域。一方面，120师屯兵晋西北(晋绥)地区，保卫黄河，拱卫党中央，保证党中央驻地延安的绝对安全;另一方面，发挥贺龙善打硬仗与扩军拉队伍的强项，积极壮大八路军队伍，迎击进犯的日寇。贺龙师长不负所望，拱卫党中央和扩军成效都十分显著，队伍发展也很快，当时贺龙师长曾戏谑的说：“阎锡山把我们派到晋西北，在这个连鬼都不下蛋的地方驻扎，(我们)新扩军的战士没有武器，总不能用烧火棍抗日吧”。一直困扰贺(龙)关(向应)首长心中的大问题，现在被静乐县牺盟会和715团工作团解决了，这么多枪支弹药，至少能装备两个营或一个团的兵力，情况出乎意料，形势令人振奋鼓舞。

　　父亲曾应邀护送武器到岚县，在八路军120师师部驻地，见到师政训主任(政委)关向应(辽宁金县人，1946年病逝，被中央十部门授予“100位为新中国成立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妻子马丹(马楠、曾任哈尔滨市文化局副局长、2013年逝世);关向应主任(政委)非常高兴，拉着父亲手，当着朱辉照、王尚荣(715团团长)的面表扬：“你们为八路军做了件大好事，解决了新扩军战士没枪的大问题，你们静乐牺盟会可立大功了，真应该好好谢谢你们”。

关向应政委

　　(二)、奔赴第二战区长官行营斗智斗勇

　　枪支弹药收缴后，运输枪弹的马车川流不息的涌向岚县，武器弹药不断送到八路军120师师部，在静乐(县)、在晋西北、在山西全省，都引起巨大反响。牺盟会岚县特派员于丕铎、岢岚县特派员王焕光等，纷纷来信询问父亲，征询讨教具体经验做法。而对牺盟会一直心怀芥蒂，总想寻机搞垮牺盟会的静乐县旧政权县长姚淳，由此借题发挥，开始大做文章。

　　阎锡山规定牺盟会特派员与县长同为县域领导，但旧势力对新生力量敌意仇视也是与生俱来，维持旧秩序，扼杀新生力量，是他们一贯本能。父亲因旧县长姚淳不提供办公用房，在办公地点上一直制造障碍，反复推诿，曾多次找到姚淳当面抗议：“我是来抗日，不是来享受休息(的)，我只要个办公地点就行，你不能总把我放在旅馆消磨时光(吧)。”经斗争，姚淳最终在南关火神庙内找个地方，算作静乐县牺盟会办公地。

　　初始时，静乐县牺盟会仅有父亲一人，但随着山西牺盟会各中心区的成立，牺盟会内部陆续也有了组织、宣传等的具体分工。父亲亲自动手刻钢板，每周不定期推出油印刊抗战小报《牺牲救国》，在静乐县内散发。他们召开村、乡、县的牺盟会大会，公开选举了静乐县牺盟分会，把姚淳推荐的旧官吏、旧人员选了下来，换上民众拥护的我方进步抗日人员，牺盟会大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的控制手中。在农村，牺盟会有广泛基础，深得广大农民和爱国势力拥护，农民们要求消除社会不公平，要求制裁地方坏官、坏绅、坏人，村民们开始与村长、村副清算账目，要求废除减轻过重的苛捐杂税等。姚淳发现民众被真正发动起来，民众真心拥护牺盟会，大家都跟着牺盟会安排走，姚淳的指挥不灵了，丢了面子，觉得是牺盟会在搞乱他的统治。他处心积虑，寻求报复，蓄谋伺机搞垮牺盟会，现在终于找到最合理借口---枪支问题，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十一月一天下午，父亲正在组织会议。忽然接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行营发来电报，着他即刻动身，到第二战区行营接受勘讯。父亲借了辆旧自行车，只身前往太原。翻山越岭，摸黑赶了一夜山路，天亮时到达省城太原。到太原后，立即先到武永祥(山西平遥人，父亲在国民师范学校同班同寝同学、挚友、入党介绍人，曾任地下山西省工委组织部长，1940年牺牲)处，向党组织汇报情况，并准备去牺盟总会听取指示。

　　牺盟会总会会长由阎锡山挂名，日常领导却由牺盟总会常委薄一波和梁化之(梁敦厚)共同负责。薄一波曾兼任过军政训练班时的七队(连)队(连)长，是父亲的直接老领导。他见到父亲后十分焦急，赶忙询问静乐县发生的情况，并说是静乐县县长姚淳将你告发，还说“牺盟会特派员郭维屏，身为特派员业已参加领导县政，不思报效阎司令长官，私自把数千(条)枪支弹药送给八路军，有悖阎司令长官信任委派”等等。薄一波还说，阎锡山对此事很是震怒，已敕令二战区行营和牺盟总会严查，让父亲要有心理准备，并安慰嘱咐：既然事情发生，就不要害怕，不要着急，咱们共同想办法去解决。

　　薄一波同志因另有急事须处理，离开牺盟总会前又交代主持工作的总会另一常委牛荫冠(山西兴县人、文革前曾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1992年逝世)，说阎司令长官很是震怒，要彻查静乐县枪支问题，你替我带他去一下二战区行营，向阎司令长官当面解释说明，说我另有突发急事，不能亲自前来，万分歉意，过后定面向阎司令长官谢过。并说“一个静乐事件、一个定襄事件，闹不好就要把牺盟会搞垮，我们一定要先把静乐这事情处理好”。牛荫冠详细询问了父亲发生的情况，反复核对静乐事件的前后经过，嘱咐父亲一定要统一口径，回答问题要前后一致，千万不能承认把枪支弹药交给过八路军，就说姚淳嫉妒你能力才干与品行，你们日常公干有过争执和不快，是姚淳无中生有，造谣诬陷等等。

　　牛荫冠还介绍牺盟总会近期工作情况，提到最近向阎锡山提出了：《牺盟会向政府与同胞哭泣陈词》的建议，《建议》提出七条抗战新主张，其中，第二条就是主张“严惩阻碍战时动员及动员不力的官吏”。此后不久，山西教育厅长冀某就被迫辞职，六十一军军长李服庸不加抵抗就放弃天镇，也受到阎锡山亲审而执行枪决等消息。

　　牛荫冠和父亲来到第二战区行营，等候阎锡山召见。阎锡山不在行营，阎锡山的上校机要秘书主任梁化之代表阎锡山接见了牛荫冠和父亲。梁化之是阎的嫡系亲信，也是阎锡山的姨表侄，当时虽为上校机要秘书主任，身份却极为特殊，更为阎锡山所倚重，担任着牺盟会常委、总干事，也是名义上牺盟会的最高领导之一。大家都传梁化之将来是阎锡山未来的接班人。

　　梁化之正在批阅文件，牛荫冠向他介绍了父亲：梁主任，这是静乐县郭特派员，向你汇报来了。父亲按着牛荫冠嘱咐，叙说着旧县长姚淳打击牺盟会情况，从刁难不给牺盟会办公用房到造谣生事无事生非，理直气壮的否认了100条枪支事件。还说姚县长心胸狭隘，忌贤妒能，平日里为官消极慵懒，抗战关键时刻，阻碍动员，不理政事，对牺盟会静乐分会改选有成见，对静乐县民众宣传动员(抗战)不支持，时常破坏牺盟会公干动员活动等，我们已发生过数次争执;目前正值山西危难时期，姚县长厌弃职守，准备逃跑，已安排家眷收拾包裹行李，准备离开静乐。按照阎司令长官教导“扶植好官好绅好人，制裁坏官坏绅坏人”训示，姚县长虽然在位，却阻碍战时动员，既不理政，又不现实胜任，望长官行营惩办这样的县长。不等父亲说完，梁化之就打断汇报，是不是这个意思：决死队留给静乐(县)的枪支弹药，现在还在你们手里，你们没有给过八路军，静乐(县)牺盟会游击队只是与八路军有过行动配合，决死队留下的一百条枪，现在还在静乐(县)牺盟会游击队手里，父亲回答说是这样情况，那些散兵三五成群闹事，在村里杀猪宰羊，欺负百姓，如不配合附近部队(八路军)行动，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有过几次配合行动。梁化之又询问了父亲一些个人籍贯、简历情况后说：我们还要派人过去检查，父亲说欢迎检查。梁又征询牛荫冠意见，牛荫冠在父亲陈述基础上，进行了补充说明，也要求撤查姚淳，彻查厌弃职守，阻碍动员，诬陷他人抗战的官吏。

　　梁化之思忖后宣布：立即撤换姚淳静乐县县长的职务;另委他人接任县长;并称赞郭特派员忠于职守，临战不乱，应予嘉奖，奖励冲锋枪一支;当场给拟新任县长写了介绍信，要他密切配合父亲工作。

　　离开第二战区行营，父亲如释重负，当晚即赶回静乐县。轰动山西牺盟会抗战史的“静乐事件”，就这样，在牺盟总会中共领导人薄一波和牛荫冠正确引领帮助下，在地下山西省工委的暗地协助下，辅以父亲的英勇果敢，临危不乱，机智应对，最终以旧县长姚淳被撤职宣告结束。

　　旧政权姚淳县长被撤职事情，反响震动异常巨大，影响极其深远。山西官场旧官吏们得知姚淳被撤销县长职务，觉得继续慵懒下去已经不行;要么与牺盟会一道积极抗日，要么自行告退，回原籍去当寓公;否则，别无他路可选。姚淳是抗战初期山西旧政权里，第一个被撤职追责的县长，此后，山西陆续又撤换一批旧官吏旧县长。为此，山西省政府曾电讯战时各县县长意见：“凡自觉身体志趣不能胜任者，均可自行告退”，征询结果后，一百零五名县长，有七八十个县长表示欲要“自行告退”，也就是现在的躺平辞职。

　　“静乐事件”，客观上使牺盟会的县域基层组织，由单纯宣传动员工作，进而转向了进行武装斗争道路;静乐县牺盟会也敦促促使用阎锡山组织的“矛”，击穿他自己的“盾”，为晋西北(晋绥)抗日根据地建立建设，奠定了可靠的组织、军事基础;践行了党中央和北方局“建立山西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组织”，在斗争中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全面促进抗日力量更加壮大的英明决策;实践证明“扩大八路军、壮大八路军”，发展以山西为主体“晋”字号的革命根据地(晋察冀、晋西北、晋冀鲁豫等)的建设，使八路军从山西走向全国;铸就了山西是八路军的发源地、立足地、发祥地的历史地位，山西也不愧为“八路军的摇篮”称号。山西为人民军队----解放军的成长发展壮大，奠定可靠坚实基础。

　　二、收复七县战斗(率部参加神池县虎北村的歼寇战斗)

　　(一)、在神池县组建游击三支队，训练备战与日寇战斗交锋

　　晋西北地区历史上是山西最贫困的区域。地处高原，群山绵远，沟壑纵横，丘陵、山地、盆地占绝大部分，可耕种土地面积很少，冬季漫长寒冷冰冻，春季干旱多风，极不利农作物生长，在八路军的三个师里，120师的生存环境当属最为恶劣艰苦。

　　1937年12月初“静乐事件”结束后，父亲奉调来晋西北北端的神池县。牺盟总会调父亲到神池县牺盟会继续担任特派员，主要任务是发展地方军事武装，全面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父亲有着山西军政训练班七队(连)军事训练学习的经历，有组建静乐县自卫军(游击大队)的实际经验，更有对党对祖国的赤胆忠心。

　　因而，上级派他到离日寇更近、地域更偏远、条件更艰苦的神池县组建牺盟会神池县游击队。神池县游击队成立不久，父亲代表县牺盟会又加入到神池县动委会(战动总会)领导班子作副会长，神池县游击队被统一编为战动总会游击三支队，父亲担任三支队支队长。

　　当时局势是：日寇侵略中国，已经突破雁北防线，由北向南推进，忻口战役后，南下占领了太原。一时间，山西境内既有日本军队，又有中央军、晋绥军，还有八路军、新军(决死队、战动总会各游击队)，犬牙交错，纵横复杂，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

　　阎锡山很了解旧军、旧政权的腐败无能，知道依靠这些力量保卫不了山西。为保山西一隅，以图再展，形势逼迫，他不得不全力依靠牺盟会和战动总会组织，依托八路军和新军(决死队、战动总会各游击队)。这样，他才不至被日军逼到外省流亡，不至寄生于政敌蒋介石篱下，不至他苦心经营“民国模范省”旧军、旧政权完全崩塌。

　　阎锡山此时把山西105县编成7个行政区，晋西北(晋绥)的牺盟会岢岚中心区被编为第二行政区，下辖：岢岚、神池、河曲、五寨、宁武、保德、偏关、朔县、平鲁、左云、右玉十三县，牺盟会岢岚中心区秘书(实际领导人)为张国声(山西翼城人、曾任青海省省长，1997年逝世)。

　　战动总会全称是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它也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实扩大统一战线、在山西与地方当局合作而创建的另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战动总会主任为续范亭(山西崞县人、著名抗日爱国将领、诗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在国民党任职，曾隐退一段时间，后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建山西新军。成立晋西北行政公署，续范亭担任行署主任。其后，他将主要精力用在政权工作。期间，由于病情不断恶化，中共中央决定让他到延安医治。1947年病逝后，中共中央根据他临终前的申请，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战动总会1937年9月20日在山西大学校园内成立，在山西各县、区、村同时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组织。战动总会不仅在晋西北地区，后来扩充到绥远、察哈尔两省68县，由山西、绥远、察哈尔地方政府和牺盟会、公道团等群众团体负责人，区、街、村长、小学校长、教职员代表，以及八路军和阎锡山军队的代表，与共产党、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共同联合组成。

　　1937年12月14日，日寇对南京疯狂大屠杀，前后持续40多天，屠杀中国军民30万人。大屠杀阴影笼罩华东，笼罩全国，也笼罩着整个山西。阎锡山政权官员恐日情绪相当严重，大家都为逃亡各自准备，旧政权无人理政，旧军队混乱不堪，大部失去指挥，丧失抵抗能力，上下间忙于逃命，部队建制互不相连，官兵各行其是，部队毫无斗志，各地汉奸、特务纷纷出笼，为敌效力，活动猖獗。

　　在此危险紧急形势下，父亲只身来到神池县。时值隆冬，天寒地冻，兵荒马乱，人心惶惶。神池县是敌(日寇)、我(八路军、新军)、顽(旧军)拉锯地区，情况极为复杂，人们高度紧张，旧政权官吏已经逃跑，共产党组织大部都撤出城外，城内只有少数领导与骨干坚守。父亲作为牺盟会神池县特派员和(自卫军)游击队队长，是共产党组织在神池县唯一一支抗日武装，同地下中共神池县委书记刘英(又名张重民，山西榆次人，1947年牺牲)以及公道团团长张道一、妇女工作团团长李光清、牺盟会协助员郭寒冰、孔玉等，继续坚持在神池进行战斗。

　　一方面，他们对民众宣传抵御日寇，树立正义战胜邪恶，抗战必胜，守土爱乡信心;另一方面，组织县内各界民众，成立县、乡自卫军游击队，加紧村口、路口、乡间要道盘查防范，重点防间(谍)、防特(务);更重要是建立神池县本土的抗日武装，稳定神池民心，武装保卫神池。

　　父亲在县委正确领导和其他抗日团体支持下，很快就组织发展民众自卫队6000余人，建立起神池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游击队)。武装的自卫队(游击队)上面有总队部，下面设置是：大村设小队，编村设中队，各区设大队，编村和各区有专职队长。当神池民众自卫军(游击队)6000余人被集体编入八路军后，他募集挑选英勇果敢、不怕牺牲、能离家征战的骨干，又重新组建了全脱产的神池县抗日游击队。新游击队一经组建，就积极开展政治教育和军事培训，教育培训由父亲组织进行，他亲自进行授课训练，还邀请岢岚中心区秘书张国声，八路军120师作战参谋刘忠等人前来讲课传授政治军事知识。

　　(二)、配合八路军120师共同抵御日军南北两线夹击五路围攻晋西北(又称收复七县战斗)里围困五寨县战斗中重要的虎北(村)激烈战斗

　　新组建的神池县游击队集中训练时间不久，又整体编为战动总会游击三支队，奉命开到离日军据点较近，位于兴县、岚县、岢岚县三县交界、扼守三县交通要道的----界河口，父亲率部参加了配合120师抵御日军南北两线夹击五路围攻晋西北(简称收复七县战斗)----这一中国抗战史留有重要历史记载的战役事件，特别是在神池县虎北村的歼敌战斗。主要过程是：

　　1.日寇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首次围攻

　　1938年2月下旬，日军第26师团黑田旅团8000多人，会同伪蒙军李守信部3000多人，纠集日伪军共约12000余人，从北面分三路，向晋西北根据地围攻，企图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同时，南面太汾公路也有两路日寇在占领离石(今离山县)后，进至黄河东岸军渡、碛口，隔岸炮击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阵地，南北两岸敌人同时把进攻目标指向黄河，摆出一副进攻陕甘宁边区，要“围剿”夺取延安的架势。

　　2.八路军决心粉碎日寇围攻

　　此时晋西北战斗形势万分危急严峻。日军分五路从南北方向，两面夹击，合围进攻，进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宁武、神池、五寨、岢岚、偏关、河曲、保德7县县城全部失守，“友军”中央军、晋绥军部队都已溃逃，八路军120师主力部队正在忻州、阳曲一带破袭铁路，父亲率领神池县游击队也奉命撤离神池县县城，全部集中岢岚县进行整训，整训改编为战动总会游击三支队，在界河口待命。面对日寇强敌大军压境，晋西北的军事防守空虚，根据地面临极其严峻考验。

　　八路军120师贺龙师长面对复杂危险情况，星夜冒雪率队紧急回师晋西北。

　　3月初，120师回到预定地区，敌情开始发生变化，南面进占军渡、碛口之敌，主动撤离黄河渡口;北面进占保德之敌，也放弃河西陕甘宁府谷，将兵力转向五寨集中，占领了岢岚县城。

　　贺龙师长分析敌情后，发觉日军真正意图：表面进攻陕甘宁边区是假，围攻晋西北根据地才是其真实目的。南面行动的日军只是配合，北面进犯的日军才是真正主力，而日军占领五寨、岢岚，远离补给，孤军深入，已犯兵家大忌，五寨、岢岚地区群众基础坚实，地形山岚起伏，利于我军打伏击。贺龙师长当即决定：采取围点打援，各个击破，歼敌保卫根据地。一方面，命令359旅和当地游击队，合力围困岢岚县城;另一方面，将358旅部队布置在岢岚、五寨之间准备打援。

　　3.八路军围困岢岚战斗

　　岢岚县城比较独特，城内地势较高，没有水源，民众日常用水，都需到城外岚漪河去取。日军占领岢岚县城有1000多人驻扎，3月7日军被八路军和岢岚游击队围困后，饮水成一大难题。只要日军出城取水，八路军和游击队就打击取水日军，迫使日军龟缩在岢岚城内。由于我军连日围困，岢岚与周边交通阻断，粮食弹药无法补给，日军没有水喝，军心大乱，人人极其恐慌，日军被迫于3月10日弃城逃跑，日军逃跑到岢岚三井镇，又被八路军、游击队连夜猛攻，眼见后续援军无望，日军遂弃城逃往五寨县。

　　4. 八路军围困五寨县战斗

　　日军逃到五寨，虽然组织数次突围，都被八路军和游击队击退，只能坚守在五寨县城做负隅顽抗。

　　研究如何作战歼敌时，120师的内部意见也不尽一致，有的主张强攻夺城，有的主张长期围困，有的主张等待时机。贺龙师长认为：五寨县城是老城池，城墙极其坚固，我军没有重武器，炮火不足不硬，倘若强攻，对我军极为不利，还应继续采用老办法：围点打援，以一部兵力围困五寨县城，将大部兵力放在五寨、神池之间，重点打击前往神池的增援之敌，在运动中消灭日军有生力量。

　　重点补充的情况是：3月17日下午，八路军120师358旅主力从五寨县移师神池县。此前，神池县城已被日军占领，120师358旅行进至与五寨县毗邻的神池县义井镇附近南面丘陵地带的虎北村、山口村一带，同从神池县城赶来增援五寨被困之敌的1000余日军展开了沟壑伏击战，日军纠集约1000余人(日军26师团独立步兵第11联队等，负责晋北、内蒙古地区“治安作战”)。

　　120师358旅在张宗逊旅长亲自指挥下，迅速抢占有利地形，依山傍树，居高临下，向日军先机开火，发起猛攻，八路军战士踏雪急行军赶路，很多战士鞋子都已走坏，赤脚在雪地同日军进行勇猛战斗。

　　虎北(村)战斗打的异常惨烈。日军有炮火支持，炮弹横飞，气浪翻滚，气势凶猛吓人，八路军将士，虽无炮火支援却无所畏惧，勇敢冲锋，展开近距离白刃战与日军拼刺刀直接厮杀。父亲偕政委王屏(江西兴国人、开国少将、曾任23军政委，2007年逝世)率领新改编的战动总会游击三支队，配合120师358旅在虎北村左翼清陽嶺一侧伏击日军，他们利用预先熟悉的地形，参加了此次歼敌战斗，把仇恨的子弹射向日军。父亲目睹日军骄横、凶狠残暴、训练有素，见证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战火考验八路军战士的勇猛顽强，全程目睹了战场炮火硝烟的血雨腥风，亲历战场上人们都有过的短暂紧张恐惧，转而恐惧又瞬间消失，勇敢杀敌，眼睁睁见证了活人变成尸体的全过程，把仇恨的子弹射向日军。多少年后，父亲对血腥残酷的虎北(村)战斗仍历历在目，他们与120师358旅并肩杀寇的血肉场面终生难忘。经过6小时激烈战斗，当晚将日军全部击溃，残敌窜入义井镇，358旅又追击到义井镇附近继续战斗。此次战斗共歼日军300余人，生俘日军军官1人，缴获轻重机枪3挺，马步枪20余支。这是八路军120师首次“硬刚”伏击日军26师团的“硬克硬”战斗，有别于其他兄弟部队开展的“平型关大捷”战斗，平型关大捷的对手虽然也相当凶残，但他们多为辎重兵(后勤)兵，不同于收复七县战斗的对手26师团。从战斗力上，被伏击的26师团是日军野战战斗部队。据日军史料称：“(26师团)千田部队(欠船桥大队)于17日午后4时，在义井镇南方约8KM的虎北村遭遇约2000敌军攻击。”此次战斗战略意义：是晋西北反围攻战役中关键一环。在战术上，它切断了五寨与神池日军之间联系，成功阻截日军南北呼应，使五寨守敌陷入孤立。总体战略上，它是120师运用“围城打援”战术的典型战例，为后续收复七城奠定了基础。从军事意义看，它打破日军围攻，创新战术典范，粉碎日军西进计划;从歼敌与缴获成果看，显著削弱日军在晋西北机动力量。从政治意义看：凝聚民心，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动员民众参战，八路军主力部队、战动总会游击三支队和地方游击队，军民协同作战，以精准的伏击战术迟滞日军增援，成为收复七城战斗的转折点。彰显了全民抗战，抵御侵略的决心勇气。奠定晋西北根据地“保卫延安前哨”的战略地位，为华北有机抗战提供经典范例。

　　其历史影响与评价更是：4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致电贺龙祝贺(收复七县战斗)胜利，称此战“取得伟大胜利”并“造成巩固的根据地，坚持华北抗战。

晋西北首次反日寇五路围攻作战要图

1938年2月21日—1338年4月1日 八路军一二○师收复七城

　　此次收复七县战斗，通过围困岢岚、五寨，夜袭三井镇，组织义井镇、虎北村战斗，进行凤凰山伏击战，八路军共歼敌1500余人。截止4月1日，八路军陆续收复宁武、神池、岢岚、五寨、保德、河曲、偏关7座县城，把侵占晋西北的日本侵略者赶走，取得了晋西北首次反围攻战役胜利。

　　战斗结束，被俘日军俘虏交待：这次进攻晋西北目的，就是“逼迫支那军(八路军)西渡黄河”，要“勇武竞进”，“一月内占领晋西北”。

　　收复七县战斗是八路军120师东渡黄河后的得意之战，开创了红军改编八路军后一鼓作气，英勇顽强，连夺7城，在攻城中攻坚，在运动中歼敌，积小胜为大胜，开创120师能够打大战役、打硬仗的先河，同时也为壮大巩固、发展晋西北(晋绥)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军事基础。

　　此次战役，被列入中共人民解放军军史和八路军各部队光荣发展史。军事学家称：此次战役胜利是华北八路军抗日战场上，规模大于平型关歼敌的战斗，是《敌后战场规模大于平型关战斗的十大战例》之一，被编入《八路军一二〇师征战纪实》。

　　父亲率领的战动总会游击三支队，也经历了他人生第一次率部集体抗击日寇侵略者战斗生死考验。战斗结束后，三支队被整体编入决死十九团，加入了决死四纵队冯基平(辽宁法库人、曾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1983年逝世)团长所部，后又整体编入八路军。

　　父亲满怀激动兴奋的心情，带着战斗胜利的喜悦，强忍着战友牺牲的巨大悲痛，清理物资打扫战场，掩埋好牺牲战友尸体，擦干身上血迹，告别他亲手组建的部队，继续斗志昂扬地坚持在神池大地，去迎接新的更加艰巨的战斗考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九十多年前日军侵略中国的罪行，虽已久远，但尚在中国人民记忆之中。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我们赓续红色血脉，把红色抗战历史完整传承下来;维护保持红色资源特有的历史风貌，持续增强红色资源的表现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把红色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为祖国发展，为人民生活福祉而努力奋斗。

2025年8月1日

牺盟会军政训练班第七连(七队)一班合影

　　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军发动炮击沈阳北大营，占领东三省后，一九三七年，日军又炮轰宛平县城，制造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大规模全面南侵中国，并叫嚣“三个月内，要灭亡中国”。中共中央七月九日发表通电，严正指出：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主要负责人，以阎锡山派往“官员”身份，主持接办改组了牺盟会，把牺盟会这个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群众性的官办组织，由阎锡山、梁化之(太原绥靖公署秘书、山西省代理主席姨表兄)的控制下，悄然转化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山西特色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统战组织。牺盟会的会长虽然仍由阎锡山本人担任，但在其他七个常委中，有六名都是共产党员。这时的牺盟会，已由原来的“官办”和“群众性抗日组织”，一变而为：一、形式上是官办----会长还是阎锡山;二、内容仍然是抗日救亡的群众团体;三、实质上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统战革命组织。①

　　改组后的牺盟会下设组织训练委员会、宣传训练委员会、太原市委员会、抗日救亡先锋队(抗先)、教导团特别管辖部等。

　　原来的军政训练委员会，表面看是阎锡山培养军政干部的一个专门机构，实际上是个空架子，并不作具体工作。改组后的中共牺盟会负责人也参加了领导，军政训练委员会领导下的机构主要有：1.军政训练班。2.民训干部教练团。3.国民兵军事训练团。4.国民军官教导开训团。5.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6.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

　　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教练团的主要学员，大都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他们有的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有的在基层和城镇做过抗日救亡运动群众工作，也有的是来自太原以及其他省市从监狱刚释放的党员骨干和红小鬼，还有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来的部分党员骨干。父亲就是从太原陆军监狱刚释放的共产党员。军政训练班曾发展到十二个连，父亲在七连(又称七队)训练学习，有雷任民、戎子和(伍胜)、周仲英、徐荣、。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教练团的活动是在一起的，一部分学员编入决死队。太原失守前后，由这两个训练班出来的学员到国民兵教导团、决死队、工卫旅、各县武装自卫队、民族革命大学、各区县牺盟会担任干部的就有三千人左右，决死队四个纵队的军政干部，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两个训练班，当时曾有人把两个训练班比作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官学校。虽然两者不可相比，但这两个训练班确实为抗战培养了不少党、政、军各种人才。

　　注释①牺盟会史77页。

　　由于日军侵略，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从此展开，牺盟会的工作重点，也立即转向全民总动员，山西被推到了中国抗日最前沿，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