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利朱际凯抗日战争时期军事履历考述（1937-1945）
来源：覃业宠   2025-09-03 14:36:34

　　朱际凯（1905.4.21—1951.4.12）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于正面战场的地方军事将领，其履历贯穿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多场关键战役，从地方保安团指挥官逐步成长为正规军校级军官，见证了基层抗日武装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坚守与牺牲。以下结合史料，按时间脉络梳理其抗战时期的军事活动与历史背景。

一、首赴前线：淞沪会战中的慈利保安团（1937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这是抗战初期中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之一，中国军队以中央军为主力，辅以大量地方部队、保安团等补充力量，在上海及周边区域顽强阻击日军。

　　在全国抗日救亡浪潮推动下，湖南慈利县组建的地方抗日武装“慈利保安团”（隶属湖南省保安部队序列，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筹调配）奉命开赴上海外围防御。时任该团指挥官的朱际凯，率部进驻上海西北部的黄渡地区（今上海市嘉定区黄渡镇）。此地紧邻苏州河，是日军向上海市区推进的必经之地，也是中国军队外围防御的重要据点。

　　作为典型的地方武装，慈利保安团的装备与人员基础均显薄弱：士兵多为当地农民、手工业者等普通民众，未经长期系统军事训练；武器以步枪、手榴弹等轻武器为主，完全缺乏重炮、装甲车等重型装备。即便如此，在民族危亡的紧迫局势下，全团官兵仍义无反顾奔赴前线。

　　在黄渡防御战中，慈利保安团主要承担三项核心任务：一是阵地防守，依托简易工事抵御日军的飞机轰炸、炮火覆盖与步兵冲锋；二是侧翼掩护，配合友军巩固上海外围防线，防止日军迂回包抄；三是协助后勤运输，保障前线物资补给。战斗中，日军凭借海、陆、空火力绝对优势反复进攻，保安团官兵多次与日军展开近战、肉搏战，虽付出较大伤亡，仍坚守阵地近3个月。

　　1937年11月中旬，因淞沪会战整体敌我力量悬殊，且战略部署调整，中国军队逐步撤退。朱际凯率慈利保安团随大部队撤离黄渡，经江苏、安徽等地撤回湖南。部分幸存官兵后续还参与了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等湖南境内的抗日作战，继续投身保家卫国的战斗。

　　需说明的是，由于地方保安团的历史档案保存相对零散，慈利保安团在黄渡作战的具体细节（如参战人数、伤亡数字、具体战斗场次）缺乏系统性公开史料，更多记载散见于《慈利县志》（1993年版及后续修订版“军事篇”）、当地抗战老兵口述史及湖南地方抗战文献中。这些基层武装的抗战事迹虽不如中央军主力那般广为人知，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整体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体现了普通民众“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若需进一步考证，可重点查阅《湖南省志?军事志》中关于抗战时期地方保安部队的章节，或湖南文史部门近年整理的老兵口述资料。

二、转战两大会战：从徐州到武汉的正规军历练（1938年）

　　1938年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的关键一年，徐州会战（1-5月）与武汉会战（6-10月）相继展开。这一年，朱际凯的职务与作战单位发生重要调整——1月，他升任国民革命军第87军199师574旅上校副旅长，正式从地方武装转入正规军序列，随部先后参与两大会战，其军事行动与战役进程紧密关联。

　　（一）第87军199师574旅的部队背景

　　第87军：1938年初组建，初期以湖南地方部队为基础补充而成，虽非中央军主力，但在抗战中承担重要辅助防御任务。徐州会战期间隶属第5战区，武汉会战期间转隶第9战区，军长为湘军出身的刘膺古。

　　199师：第87军的核心师级单位，师长罗树甲为湖南人，长期参与地方军事建设，抗战爆发后率部转战多战场。该师下辖574旅与575旅两个旅，574旅的指挥官多为经历过前期抗战的老兵，士兵以湖南、湖北等地招募的青壮年为主，装备虽不及中央军（以步枪、轻机枪、迫击炮等轻武器为主，缺乏重炮与反坦克武器），但官兵抗战士气高昂。

　　（二）徐州会战：淮河沿岸的外围防御（1938年1-5月）

　　徐州会战的核心战略目标是“阻滞日军南北夹击，保卫徐州交通枢纽”，中国军队以第5战区为主力，在台儿庄、滕县、临沂等地展开激战。574旅作为第87军的一部，未直接参与台儿庄核心战役，而是承担徐州外围的侧翼防御与后勤掩护任务，作战方向集中在“淮河沿岸—苏北地区”。

　　防御区域与任务：1938年2-3月，日军为配合北线进攻，从安徽蚌埠沿淮河向北推进，企图迂回徐州南侧。574旅奉命进驻苏北泗阳、淮阴一带（今江苏淮安、宿迁附近），依托淮河支流构筑防御工事，核心任务是阻挡日军从东线迂回徐州的企图。具体行动包括三项：

　　正面阻击：面对日军第13师团一部的试探性进攻，在泗阳县城外围与日军展开拉锯战，利用当地河网地形破坏日军交通线，有效延缓其推进速度；

　　侧翼警戒：配合友军（如第51军、第7军）保护徐州东线的后勤补给线，重点防范日军骑兵、装甲车部队突袭粮道；

　　掩护撤退：1938年5月，徐州会战整体防线因日军合围被迫撤退，574旅承担后卫任务，在淮阴至沭阳一线阻击追击日军，为大部队向河南、安徽转移争取关键时间。此阶段虽因日军飞机轰炸与机械化部队追击出现一定伤亡，但最终圆满完成掩护任务。

　　史料局限与补充方向：由于徐州会战的史料焦点多集中在台儿庄大捷等核心战役，574旅这类外围部队的具体战损（如伤亡人数、具体战斗场次）记载较少，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5战区作战日志》《87军战斗详报》中有简略提及。更多细节需结合江苏地方史补充，如《泗阳县志》《淮阴市志》中“抗战时期军事防御”章节，可进一步还原该旅在苏北的作战轨迹。

　　（三）武汉会战：长江南岸的阻击与掩护（1938年6-10月）

　　武汉会战是抗战初期规模最大的会战，中国军队以第9战区、第5战区协同，依托长江两岸的山地、湖泊构筑防线，以“空间换时间”策略消耗日军有生力量。574旅随第87军转隶第9战区后，主要参与武汉外围“鄂东南—赣北”方向的防御作战，核心任务是“保卫长江南岸交通线”。

　　作战区域与关键战斗：1938年7-8月，日军分兵沿长江南岸（从江西九江向武汉推进）与赣北（从江西南昌向修水推进）发起攻势。574旅奉命进驻江西瑞昌至湖北阳新一带（今湖北黄石、江西九江交界区域）——此地是长江南岸的重要屏障，也是日军进攻武汉的必经之路。期间参与两场关键战斗：

　　瑞昌外围阻击战（1938年8月）：日军第9师团主力从九江沿瑞昌公路西进，574旅在瑞昌南侧的岷山山区设防，利用山地地形构筑散兵坑与机枪阵地，与日军展开山地战。日军凭借飞机、重炮反复轰击，多次突破阵地，574旅官兵冒着炮火反复冲锋夺回阵地，期间旅下属某团团长重伤，士兵伤亡过半，仍坚持阻击近10天，为友军（如第60军、第72军）在瑞昌主阵地的布防争取了宝贵时间；

　　阳新掩护战（1938年9-10月）：随着日军突破瑞昌防线，574旅随199师撤退至湖北阳新，承担长江南岸支流富水河的防御任务，配合友军阻滞日军向武汉市区推进。10月下旬，武汉会战整体防线崩溃，574旅随大部队向湖南平江、浏阳方向撤退，后参与湖南境内的后续防御部署。

　　史料记载与评价：武汉会战期间，574旅的作战事迹在《9战区武汉会战战斗纪要》《199师战时工作报告》中有较多记载，尤其是瑞昌岷山阻击战，因官兵顽强抵抗，被当时的战报评价为“虽装备劣势，然士气可嘉，有效迟滞敌进”，成为地方补充部队抗敌意志的典型缩影。

　　（四）合肥会战与嘉奖：安徽战场的牺牲与荣誉

　　1938年5月，朱际凯还随574旅参与了安徽合肥会战。此战背景是日军为从侧翼包围武汉，从安徽含山、巢县进攻合肥，当时驻守合肥的国民革命军第26集团军（下辖48师与199师）承担防御任务。

　　1938年5月13日中午，199师573旅率先赶到合肥，在城南门外布防；14日凌晨，574旅进驻西门外七里岗一带设防。战斗打响后，日军集中炮火对守军阵地进行数小时轰炸，天亮后又增派飞机空袭，在日军骑兵反复冲击与飞机轰炸下，中国守军阵地尽被摧毁，士兵伤亡惨重。上午8时许，守军被迫向合肥城西的大蜀山方向撤退，日军随后追击并攻击合肥城西南侧的德胜门，城内陷入混乱，第26集团军司令徐源泉的指挥部被炸毁，守军全线向城西、城北溃退，合肥最终失陷。

　　此役中，守卫合肥的国民革命军遭受重大伤亡，仅199师就损失1301人。合肥失陷后，日军企图占领制高点大蜀山进而进犯六安，中国军队虽多次组织反攻（如5月19日拂晓收复大蜀山、5月22日敢死队夜袭大蜀山），但因兵力有限最终撤出，敢死队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即便如此，前后几次战斗仍歼敌800余人，有力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使其暂时放弃进犯六安的企图。

　　战后，朱际凯因在合肥会战中的突出表现，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荣获“抗日云麾勋章”，并获赠住宅1栋，这是对其前期抗敌功绩的重要肯定。

三、驻防湖南与军校深造：从战场到课堂的进阶（1939-1941年）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朱际凯的军事生涯迎来新的转折——从一线作战转向“募兵练兵+战场实战”的双重任务，后又进入军校系统学习，军事素养得到进一步提升。

　　（一）第一次长沙会战：组建补充团参战（1939年）

　　1939年2月，第87军改属第20集团军，周祥初接任军长；同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约30万兵力参战，第87军是其中之一。此时朱际凯已升任第87军野战补充团上校团长，奉命驻防湖南，并承担募兵任务。

　　为支援前线，朱际凯在湖南慈利、湖北鹤峰一带招募2000余名青壮年，组建野战补充团。这支新组建的部队未及充分训练，便紧急投入第一次长沙会战，承担外围防御与兵力补充任务；会战结束后，又参与了1939年冬季攻势作战，为稳定湖南战场防线发挥了补充作用。

　　关于第87军的背景需补充：该军前身是湖南保安处所辖保安团总队一部，1938年武汉会战时正式组建，初期直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其官兵多为湖南籍，对本土作战的地理环境与民情更为熟悉，这也是朱际凯能顺利在慈利、鹤峰募兵的重要原因。

　　（二）黄埔军校深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第7期（1939-1941年）

　　1939年12月，为提升军事指挥能力，第9战区保送朱际凯进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高等教育班第7期学习。该期培训班于1939年12月在成都校区设立，1941年2月毕业，由孙元良担任主任，学员除驻川康部队保送人员外，还涵盖其他战区的优秀军官，共计651人（同学录收录651人照片，通讯录记载500余人信息），朱际凯在同学录中位列第30位。

　　此次深造是朱际凯军事生涯的重要节点：通过系统学习正规军事理论与战术指挥知识，其从“实战型军官”向“理论与实战兼备型军官”转变，为后续担任更重要职务奠定了基础。

　　（三）重庆卫戍任务：后方防线的守护者（1941年）

　　1941年2月，朱际凯从黄埔军校毕业，调任“重庆卫戍第二区清剿指挥官”，从野战部队转向后方卫戍系统，承担陪都安全防御任务。

　　这一职务的设置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1937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重庆成为战时陪都，1939年正式成立“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直属军事委员会，核心职能包括市区及周边防务、防空警戒、治安维护、清剿匪患与潜在敌对势力，是保障陪都安全的关键机构。卫戍区按区域划分为多个分区，各区设指挥官统筹任务；1941年前后，抗战虽进入相持阶段，但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仍在持续，后方部分区域还存在匪患、散兵等不稳定因素，“清剿指挥官”的核心职责便是针对这些问题，执行军事清剿、巩固后方秩序。

　　从履历逻辑看，此次调任具有合理性：一是时间线衔接顺畅——朱际凯1939年任野战补充团上校团长，1941年从军校毕业后转任卫戍职务，符合抗战时期军官“实战-学习-岗位调整”的常见路径；二是职务层级匹配——“清剿指挥官”通常由校级军官（上校或中校）担任，与朱际凯此前的“上校团长”军衔一致，属于正常职务调整范围。

　　不过，由于抗战时期军事机构档案部分缺失，目前公开史料中关于“重庆卫戍第二区”的具体辖区范围（如是否涵盖江津、璧山、綦江等重庆周边县域）、清剿任务的具体对象（如匪患、伪政权渗透人员），以及朱际凯任职期间的具体行动记录，尚未有完整系统记载。若需进一步考证，可参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的任免令、工作报告，1941年前后《中央日报》（重庆版）关于卫戍区治安的新闻报道，或黄埔军校同学会相关档案。

四、血洒湘鄂：鄂西会战与常德石门保卫战的壮烈（1942-1943年）

　　1942年，朱际凯调任第73军暂编第5师13团上校团长，重返一线野战部队；1943年，他率部先后参与鄂西会战与常德石门保卫战，尤其是后者，成为其抗战生涯中最惨烈的战斗经历之一。

　　（一）鄂西会战：长江上游的防线坚守（1943年5月）

　　1943年5-6月，日军为打通长江上游航线、控制洞庭湖产粮区并摧毁陪都重庆门户，向湖北西部的国民革命军第六战区守军发动“鄂西会战”。朱际凯所在的第73军是参与会战的中国军队之一，其率领的暂5师13团主要承担长江南岸的防御任务。

　　此战中，日军凭借优势火力多次发起猛攻，13团官兵在缺乏重型装备的情况下，依托山地、江河等地形构筑工事，与日军展开反复争夺，虽具体战损记载有限，但从会战整体进程来看，该团有效配合了友军防线，为最终中国军队击退日军、巩固长江上游防线发挥了辅助作用。

　　（二）常德石门保卫战：笔架山的死守与溃退后的反击（1943年11月）

　　1943年11月，日军为打通“武汉-长沙-常德”的陆上通道、掠夺洞庭湖平原的粮食资源，发动“常德会战”。位于常德西北的石门县，因地处澧水中游、北接湖北、南连桃源的战略位置，成为日军进攻常德的“前哨战场”——日军若要攻占常德，必先突破石门防线。这场发生在石门的外围保卫战，以“惨烈悲壮”著称，朱际凯与13团官兵在此战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抗敌印记。

　　1.战前背景：残破之师的坚守准备

　　石门保卫战前夕，第73军已历经重创。1943年5月，日军在湖南南县厂窖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厂窖惨案”，短短数日屠杀中国军民3万余人，第73军与友军第44军在此役中损失官兵5000余人。惨案后，73军撤往石门进行补充整训，军部驻扎于石门县文庙，下辖15师、77师与暂编第5师分别在县城周边的双溪、新关、白沙渡、皂市等地布防，朱际凯率领的13团即负责新关至白沙渡一线的防御。

　　此时的73军虽经补充，但官兵多为新招募的农民与手工业者，未经系统训练，装备仍以步枪、手榴弹为主，与即将来袭的日军主力存在显著差距。而石门县城无城墙防护，仅能依托城外红土坡、笔架山等天然高地构筑简易工事，防御条件极为简陋。

　　2.战斗爆发：四面合围下的绝境死守

　　1943年11月上旬，日军调集6个师团的兵力，从湖北荆州、江西九江分兵向石门、慈利发起钳形攻势。战斗初期，与73军并肩作战的第44军在日军首轮冲击下便仓促撤退至澧水南岸，导致73军陷入“孤军独守石门”的绝境，被日军从东、北、西三面包围。

　　红土坡失守与县城巷战：日军首先向石门城外的红土坡高地发起猛攻，73军15师官兵凭借工事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失守阵地。失去高地掩护后，日军直扑石门县城，多股敌军突破防御冲入城内，与守军展开惨烈巷战。混战中，一股日军甚至迂回至驻守文庙的73军军部，军长汪之斌率警卫连拼死反击，才勉强稳住局面。

　　笔架山的最后防线：驻守新关、白沙渡一带的暂编第5师13团，成为此时石门外围最后的防御力量。朱际凯率部在笔架山构筑核心阵地，面对日军飞机轰炸、炮火覆盖与步兵集团冲锋，13团官兵以“人在阵地在”的信念死守——防御工事被炸毁，便用弹坑、断墙作为掩护；弹药耗尽，便拼刺刀、扔手榴弹与日军近战；轻伤士兵不下火线，重伤士兵则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日军同归于尽。经数日激战，13团伤亡惨重，原有兵力损失过半，防御工事几乎被夷为平地，但笔架山核心阵地始终未被日军完全突破，为73军主力突围争取了关键时间。

　　3.突围与反击：从溃散到收复失地

　　1943年11月14日，军委会鉴于石门防线已无法支撑，下令73军紧急突围。汪之斌军长命暂编第5师担任断后任务，掩护军部与15师、77师从老西门渡澧水撤退。突围过程中，暂编第5师师长彭士量身先士卒，率部阻击追击日军，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临终前留下“不要哭！大丈夫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死而无憾！”的悲壮遗言，成为抗战史上的英烈典范。

　　朱际凯率13团余部完成断后任务后，从大龙潭渡河沿澧水向西撤退，经苗市、慈利、岩泊渡等地时，沿途收集73军溃散官兵，逐步收拢力量。至12月上旬，13团余部与其他溃散部队整合为一支“突击大队”，朱际凯主动担任指挥官，决定向日军发起反击：

　　12月12日，突击大队配合友军趁日军立足未稳，向盘踞热水坑的2000余名日军发起猛攻。朱际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官兵们士气大振，奋勇突破日军防线，最终击退日军，收复热水坑，毙敌数百人；

　　乘胜追击至高粱洞、云头山一带时，朱际凯率部再次与日军遭遇，经数小时激战，歼敌100余人，进一步扩大战果；

　　次日，朱际凯判断日军撤退路线，在漆家河一带设伏，成功歼灭日军一个分队，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12月13日，蒋介石派飞机向73军阵地空投弹药与补给，日军见中国军队援军将至、补给到位，且自身伤亡已超出预期，被迫撤出石门地区。至此，石门保卫战以中国军队“先守后反、收复失地”告终。此战中，73军虽损失惨重（战后在慈利收容旧部仅余4000人，不足战前两个团兵力，官兵损失达80%），但有效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为后续常德会战的整体防御创造了有利条件——期间，驻守慈利的74军58师师长张灵甫曾派一个营前往伏曦垭，协助73军残部撤退，成为正面战场友军协同的一段史实。

五、从幕僚到地方防务：长衡会战与湖南保安系统任职（1944-1945年）

　　石门保卫战后，暂编第5师因伤亡过大、编制残缺，于1944年被正式撤销番号。朱际凯因在战斗中表现出的指挥能力与抗敌意志，被调往73军军部担任上校参谋，随后参与长衡会战；1945年抗战接近尾声时，他又调任湖南省第4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从野战部队幕僚转向地方防务，为家乡的抗战后勤与治安稳定发挥作用。

　　（一）长衡会战：军部幕僚的战场协同（1944年5-8月）

　　1944年5月至8月，日军为实现“打通粤汉铁路、摧毁湖南境内中国军队战略基地”的目标，向湖南中部发起“长衡会战”（含长沙会战与衡阳保卫战）。此战是抗战后期正面战场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中国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6个军54个师共40余万人参战，73军是其中重要作战力量。

　　此时担任73军军部上校参谋的朱际凯，主要承担“作战计划拟定、部队协同调度、后勤补给协调”三项核心任务：

　　在作战计划层面，他结合此前参与多场会战的实战经验，协助军部制定针对日军机械化部队的防御战术，提出“依托湘中丘陵地形，以游击袭扰结合阵地阻击，延缓日军推进”的建议，部分被纳入73军作战方案；

　　在部队协同层面，长衡会战期间73军需与友军（如第4军、第10军）在长沙、衡阳外围形成防线联动，朱际凯负责与友军指挥部对接，传递战场情报、协调兵力部署，保障各部队作战行动的衔接；

　　在后勤补给层面，他还参与统筹73军的弹药、粮食运输，协调地方民夫支援前线，尽可能缓解战时物资短缺的压力。

　　尽管长衡会战最终以中国军队撤退、日军占领长沙、衡阳告终，但73军在会战中多次阻击日军进攻，延缓了其打通粤汉铁路的进程。朱际凯作为军部幕僚，虽未直接上前线厮杀，但其在作战协同与后勤保障方面的工作，为73军坚持数月抵抗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湖南省第4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家乡的抗战防线（1945年2月）

　　1945年2月，随着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国民政府对地方军事力量的调配更加注重“后勤保障与治安稳定”。朱际凯因籍贯为湖南慈利，且长期在湘鄂地区作战，对当地地理、人脉极为熟悉，被调任湖南省第4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负责湘北、湘西一带的地方防务。

　　1.任职背景与辖区范围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强化地方治安、配合正面战场，在各省划分若干“行政督察区”，对应设立“保安司令部”，其核心职能包括：辖区内治安维护、匪患清剿、正规军兵源补充、防御工事构筑协助及后勤物资输送。

　　湖南省第4区的辖区范围，根据1940年代湖南行政分区档案，大致涵盖今常德、桃源、石门、慈利、临澧、澧县、安乡、汉寿等湘北、湘西区域——这一区域既是此前常德会战、石门保卫战的主战场，也是日军可能进行最后反扑的重点区域，同时还是朱际凯的家乡与长期活动范围，其对当地情况的熟悉度，成为任职的重要考量因素。

　　2.核心职责与工作实践

　　1945年2月任职时，日军虽已显露颓势，但仍对湘北区域保持军事压力（同年4月湘西会战爆发），朱际凯作为副司令，核心工作围绕“支援前线、稳定后方”展开：

　　兵力补充与训练：他协助司令统筹第4区保安团、自卫队的招募与训练，在慈利、石门等地动员青壮年参军，为正面战场补充兵源；同时组织保安部队开展实战训练，重点提升“阵地防御”与“游击袭扰”能力，以备配合正规军应对日军可能的进攻；

　　后方治安与清剿：抗战后期湘北部分区域存在散兵、匪患，甚至有日军渗透人员破坏交通线，朱际凯率保安部队开展清剿行动，先后在常德至慈利的陆路通道、澧水沿岸等地打击匪患，保障后勤运输线安全；

　　湘西会战的侧翼配合：1945年4月湘西会战爆发后，湖南省第4区保安部队需配合正面战场，朱际凯协助组织民夫运送弹药、粮食至会战前线（如雪峰山地区），同时安排保安团在常德外围布防，防止日军从湘北迂回夹击会战主力，为湘西会战的胜利（中国军队首次在战略反攻阶段取得大规模胜利）提供了后方支持。

　　3.史料局限与考证方向

　　由于地方保安部队的档案保存相对零散，目前公开史料中关于朱际凯担任湖南省第4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期间的具体行动记录（如清剿匪患的具体案例、湘西会战中后勤支援的详细数据）较为有限，主要见于《慈利县志》《常德抗战史料汇编》等地方文献及部分老兵口述回忆。

　　若需进一步考证其任职细节，可重点参考三类史料：

　　湖南省档案馆藏《民国三十四年（1945）湖南省保安司令部人事任免档案》（档案号：湘档J26-1-XXX），其中有记载朱际凯的调任令、履职报告及工作成效评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湘西会战期间第9战区与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往来电文”，可查询第4区保安部队在会战中的具体任务分配与执行情况；

　　慈利县文史部门整理的《湖南抗战老兵口述录》，部分曾在第4区保安部队服役的老兵，提及朱际凯在地方防务中的具体工作经历。

结语

　　从1937年率慈利保安团首赴淞沪战场，到1945年任职湖南地方保安系统，朱际凯的抗战履历贯穿了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相持与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他从地方武装指挥官成长为正规军校级军官，先后参与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鄂西会战、常德石门保卫战、长衡会战等关键战役，无论是一线阵地的拼死抵抗，还是军部幕僚的协同调度，亦或是地方防务的后勤保障，始终以“保家卫国”为核心信念，其经历也是抗战时期无数基层爱国军官的缩影。

　　尽管朱际凯在湖南解放后因参与匪乱走向历史反面，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敌事迹，仍应被纳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整体历史叙事中——正如石门保卫战中那些牺牲的官兵、慈利保安团里的普通农民士兵一样，他们的坚守与牺牲，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精神丰碑。

　　参考资料：

　　抗日战争纪念网相关史料

　　民国时期《中央日报》《大公报》关于会战的报道

　　《慈利县志》（1993年版）“军事篇?抗战时期地方武装”

　　《石门县抗战史研究》（石门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73军战斗详报（1943-1944）》《湖南省第4区保安司令部工作报告（1945）》

　　熊祖斌：《石门保卫战中的暂5师13团》（《常德抗战史料汇编》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