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家庭祖孙三代五张历史老照片的故事
来源：张自强   2025-10-09 16:07:12

　　看到一些报刊媒体开展“历史的记忆”征文，很有感触。回首往事，心潮澎湃，浮想联翩，特撰此文，并附照片五张，以飨读者。今年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我父亲是抗战老兵，我作为抗战老兵的后代，在这里也给青少年们讲述一下年轻一代鲜为人知的故事。让他们不忘过去，居安思危，希望他们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第一张拍摄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

这是我的祖父张金全（1892.8—1977.1）。

　　我的家在陕西省岐山县蔡家坡镇（原属五丈原镇）五星村。解放前，是一户自耕农，土改时定为上中农。全家有16亩地，18口人，一头牛。当时父亲辈弟兄三人、两个姑姑。祖父幼年上过私塾，熟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玉匣记》等，粗通《四书》《五经》。人称“书香门第”。爱好秦腔戏，在我村江湖班子（相当于现在的自乐班）中座鼓，当领班，乡亲们称他为“江湖会会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家危在旦夕，民不聊生。当时我的大伯父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做点小生意。二伯父在家与祖父务农，父亲上学，是个“小康之家”。全家盼望我的父亲能有出息。父亲高小毕业准备上中学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就考上了当时的军校“战干团”。抗日战争胜利后翌年春季，我村举办诸葛亮庙会（因在五星村举办，古时称“五星会”）。当时祖父也有了长孙（我的大哥），心情高兴，就邀请照相师傅来家，拍摄了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我们几家都悬挂。后来由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我的父辈惨遭厄运，几家人都将照片烧毁。只有祖父将自己保存的密藏，才使我们今天有幸看到，它距今已有79年历史。

　　   第二张照片拍摄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春。

　　这是我父亲张潼（1921.3——1992.8）担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七军暂编26师中尉连指导员时照的，已有83年历史。

　　解放前，我们西北地区农村特别落后，交通不便，孩子太小上学不安全。那时孩子入学都晚，我父亲12岁才入初小上学（小学1至4年级）。初小毕业时已16岁。岐山县渭河以南没有高小（小学5至6年级）。就到岐山县第二高等小学上学（地处南坡寺，又称“南坡寺高小”，当时岐山县两所高等小学，县城为第一高等小学）。到毕业时（1939年夏）已经18岁。父亲曾是岐山县第二高等小学的优等生，受过岐山县国民政府教育科的奖励。

　　1937年3月，陇海铁路通车已经到宝鸡。1939年夏末，父亲本来要到宝鸡上中学（当时岐山县没有中学），我的大伯父领着父亲去宝鸡报考宝鸡长寿中学。一下火车，在打听去宝鸡长寿中学的路时，看到了“战干团”的招生大幅广告：

　　“好男儿志在四方，保家卫国上战场；战干团里学本领，举刀扛枪打东洋！”

　　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举办了“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旨在快速培养抗战急需的政治、军事干部，共设多个分团，第四团驻西安，当时简称“战干团”。在宝鸡招生。与黄埔军校西安第七分校同属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西北的军事干部培养机构，前者侧重政治与战时实用技能训练。

　　由于父亲是一介书生，涉世未深。伯父比父亲大10岁，已经年近三十，且是生意人，比较精明。考虑到他们弟兄三人，也有壮丁义务（即：抗战时期必须有一人服兵役，不服兵役就得出“壮丁费”）。因而，就带着父亲报名上了“战干团”。“战干团”本来招收初中生，为抗战配备军队干部。父亲学历不够，由于学业优秀，受过县政府教育科奖励，破例招收。据父亲回忆，招收的初中生是两年制。高小生则延长学制半年，变成两年半。其中开始半年给他们补修初中课程，主要学习与战争有关的数学、物理、化学知识，因为到战场要用。

　　毕业时集体加入国民党，并举行宣誓仪式。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兼任黄埔军校校长、“战干团”团长）出席毕业典礼并讲话。对优秀学员授予象征抗战决心的“中正剑”，剑鞘刻有“不成功 便成仁 蒋中正赠 ”字样；父亲因学业突出获此荣誉，这把剑也成为他投身抗战的纪念。

　　父亲在“战干团”毕业后（1942年春），身挎“中正剑”，肩扛“十字带”，担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七军暂编26师中尉连指导员，满怀保家卫国之志，走上了抗日前线。1943年后升任上尉军衔。1944年在对日作战中英勇杀敌，身负重伤，经抢救下战场后，回家恢复疗养。伤愈后抗战已结束，再没回部队。由当时岐山县国民政府安置，在地方先后担任国民小学教师、校长，曾兼任国民党保党部书记（民国时期保级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管辖范围相当于当时的村，但当时国民党保分部书记一般都由国民小学校长兼任，只挂虚名，保长拿实权）。这张照片跟随父亲，“中正剑”作为父亲从军抗战的纪念品则被祖父严加保管。解放前夕，照片被细心的母亲密藏，“中正剑”则被祖父砸碎，将碎片黑夜冒险步行十里路，抛于渭河之中。

　　第三张照片拍摄于1956年3月16日。

　　我的父亲在1948年下半年，就已经秘密参加地下党的活动，做地下宣传工作。1949年夏季，岐山经历两次解放与反复后实现第三次解放（前两次因国民党残余势力反扑暂失控制），父亲与与白昭（宝鸡市技术监督局离休处级干部，已去世）一起，接收国民政府武侯乡公所。成立岐山县武侯区人民政府（下辖岐山县河南片地区），白昭任区长，我父亲担任区文书兼会计。据说，当时就在原“岐山县国民政府武侯乡公所”的牌子背面，贴上红帖子，由我父亲用毛笔书写了“岐山县武侯区人民政府”，重新挂上，开始办公。

　　后来组织上考虑我父亲有历史问题，不宜干行政，又回到学校，担任小学校长。这张照片是1956年3月16日，由于岐山县区乡机关机构变化，武侯区处士乡政府在机构变化中撤销，干部分别时合影留念。父亲时任岐山县武侯区处士乡中心小学校长（坐着左一），邀请参加。原是黑白照，被爱好美术的父亲染了彩色。这是他解放后参加工作的第一张照片，也是最后一张照片，一直珍藏着，距今已有69年历史。

　　1957年9月，在“审干”运动中，父亲因为有历史问题，被辞退回乡劳动。当时也没受政治处分，被定为“候补社员”，具有部分社员权利（参见1956年6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

　　刚回村，还担任大队冬季夜校的扫盲教员，给扫盲班代课，为村庄内书写大型标语。但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年代（1958年秋），父亲因不会“拌稻子”（这是稻田区农村一种技术活），拒绝生产小队干部派的活。小队干部批评父亲“偷奸耍滑”“逃避重活”，父亲据理力争。后遭到小队干部辱骂、殴打。父亲仍不甘心认输。找到五星大队干部讲理，竟被大队干部告到周至县人民法院首善法庭（当时实行大县制，岐山县渭河以南、眉县划归周至县，首善法庭管辖原眉县及岐山南部区域）。1959年1月，父亲被周至县人民法院首善法庭以“拒绝劳动改造”“破坏人民公社”罪名判处管制三年。三年期满，又被大队干部决定延长三年。六年后（1965年）撤销管制，“选民证”刚拿到手中还没捂热，“社教”“文革”相继开始，又作为“残渣余孽”常挨批斗。“文革”中，这张照片被红卫兵抄家时，要以“四旧”没收。当时，我大哥在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来人中因有我大哥在宣传队的领导带领，经委婉周旋后，才免遭厄运。后来被我大哥从相框中取出，让我母亲细心保留，今天才可看到。

　　从“社教”开始，到“文革”“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我的父亲作为“历史反革命”“残渣余孽”一直被批斗，整个家族受连累。我的大伯父因经过商，为人处事精明，说话尖刻，爱出风头，也被当作“坏分子”批斗。我的二伯父，忠厚、勤劳，庄稼行内高手，力大过人，干活时一人能干两人活，人称“关金”（民国时期的“关金劵”一元顶抵二元）。但在为队里赶大车时，发生一次事故，队里竟将全部损失让他与另一人（家庭为富农）承担，年终决算扣除了相当于每人半年的劳动价值。二伯父因此而病，含冤去世（时年53岁）。在“民主补课”时，大小队曾试图将我家升为“富农”，没收我家在解放后建设的五间大房、四间厦房（食堂化中曾作为生产队食堂用）。后来上级未批。两伯父家的孩子，因不懂过去的历史原因，都迁怒于我父亲，造成家庭之间关系恶化，长期闹矛盾。

　　第四张照片，拍摄于1979年3月2日。

　　我一出生就因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被贴上“狗崽子”的标签，遭逢厄运。刚刚一岁多，母亲作为“历史反革命”家属，被编到“学好队”劳动改造。年轻人想像不到：一个小脚女人，到石头河抱石头，搬往十里之遥修西宝南线五丈原公社西星大队王家崖路段；到居家二十多里的秦岭脚下曹家公社甘秦大队修水库。可怜我祖母，一把眼泪、一口糊汤（陕西方言，即玉米糊）和在一起喂我，我才没被饿死。

　　但是，在后来的人生旅途中，总也有好人呵护。

　　在我上五星小学时，正值“文革”开始。启蒙老师凤胤（时任校长、政治课老师，后曾任岐山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李峰青（时任语文课老师、班主任，后曾任岐山制药厂工会主席）、李志明（时任算术课老师，已去世）。他们没有因我是“黑五类”子女而歧视我。教我学习知识，给我生活信心，使我养成了良好的品德。尽管当时我的左臂上没有“红袖章”，但语文、算术课的百分卷，使老师常常在学生们面前赞扬我，令我还有些欣慰。

　　在五丈原公社初中上学时，赵文远（时任校长、政治课老师，后曾任蔡家坡高中副校长，已去世）、雒根申老师（时任班主任、数学课老师），他们从严治教，不论出身，使我在初中阶段屡屡得奖，我才感觉到了知识的力量，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一九七二年冬，教育“回潮”，我以高分考入岐山县高店高级中学。

　　在高中阶段，值得怀念的是高志明（时任班主任、语文老师，曾获国家级优秀教师荣誉，已去世）、孙宏统（时任副校长，曾任蔡家坡高中校长）、唐周俊（时任副班主任、物理老师，曾任岐山县化肥厂厂长，获宝鸡市劳动模范，已去世）、王智林（时任政治课老师、校团委书记，已去世）老师。他们不但教我知识，还给我做人的信念和尊严。两年间，我因学习成绩优异、表现突出，任班学习委员、校灶委会委员（当时无学生会，灶委会相当于学生会组织，维护学生利益），多次获“三好学生”荣誉。为了我的入团问题，从高一开始，历时两年（当时高中为两年制），后经校团委研究、报岐山县团委研究同意，最终上报经岐山县委常委会研究同意才通过。到毕业前，我才以“可教子女”的身份（当时规定，发展团员可教子女占1%比例）加入了共青团。

　　在我的工作生涯中，最值得尊敬和怀念的是时任五丈原公社主管农业副书记的彭谦（后曾任陕西省水利厅厅长、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以及我的同学赵三忍（照片后排右二，已去世）。当时，我因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平反，其他初中毕业生都进学校当民教、在大小队当会计。而我只能在广阔天地学愚公、治渭改滩搞农建、公社农场种大田。因我高中毕业，有写作特长，既做技术员又当政工员（通讯员），白天干活，晚上写通讯报道、办专栏，开会学习时给大家读报刊。

　　1977年冬季，恢复高考，我以高分初选。但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而又被“政审”掉。彭谦当时在公社任主管农业副书记，常驻工地。农田基建大会战时办广播室要一名编辑，赵三忍当时是公社农场会计、团支部书记、大会战指挥部政工组组长。将我（当时任公社农场农技员、团支部副书记）调到广播室。我既当编辑，又下各营（即各大队民兵营，当时是军事编制）采访。广播节目、宣传栏办得有声有色，引起彭 谦重视。1978年10月调我到五丈原公社农技站，开始进入机关工作。

　　这张照片是我1979年3月2日参加五丈原公社团代会的留念（还属于公社农场的团代表），我胸前还挂着团徽（后排坐着右一）。当时刚进入公社机关，这也可以说是我进入政界的第一张照片。后排左二为时任五丈原公社团委书记赵月勤（后曾任岐山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1980年10月，党和国家在干部选拔上实行“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在基层半脱产干部、回乡“社来社区大中专学生”、路线教育积极分子中招考农业经营管理干部。我当时属于公社半脱产干部，报名考试，以高分录取，正式成为国家干部（公务员）。

　　参加工作以后，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我坚持刻苦自学，先后参加了中央电大党政干部专修科、中共陕西省委党校经济管理本科班学习，取得了大专、本科学历。这些“圆梦”“充电”行动，为后来的工作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先后任公社农技员、农经专干，县委农工部副主任科员、县委政策研究员，乡镇副乡镇长、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县委党校副校长、主任科员等职。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岐山历史（第一卷）》获陕西省党史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宝鸡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个人出版“三农”问题研究专著《黄土地上的轨迹》一部，20多万字，获宝鸡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我个人于1991年五月荣获全国（国家八部委发起评选）自学成才优秀人物荣誉称号。

　　这张照片距今46年，每当我看见这张照片，就会想起那个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挥汗如雨、战天斗地的年代，更怀念我的老领导彭谦和老同学赵三忍。

　　第五张照片，拍摄于1981年5月2日。

　　拍摄这张照片时，当时我虽然已参加工作近三年，但是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彻底平反，犹如一块石头，仍然压在我的心头，常常心情郁闷，夜不能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父亲的多次申诉、催促下，1979年冬季，眉县人民法院（原周至县人民法院首善法庭）对当年的错误审判作了改判，宣告我的父亲无罪。只是将我父亲通知到眉县法院，给了一张纸——“改判书”，就算落实了政策。父亲老泪纵横，双腿跪地，求他们来岐山县五丈原公社五星大队宣布改判决定。眉县人民法院以工作忙、人力紧、没经费等为由拒绝。在父亲再三恳求下，眉县人民法院才给岐山县五丈原公社五星大队写了一份便函，让大队宣布。后来，五星大队在演电影之前，由会计宣读了改判书。

　　关于我父亲的公职问题，父亲、我与大姐曾向岐山县有关方面多次申诉，没有解决。1981年“五一”节期间，我冒险上访。与一位表兄，星夜赶往西安，找到在省委机关工作的表弟，递上10份“申诉书”。他看后说很有希望纠正，答应转交省委各位领导。看到父亲的历史问题有望解决，我如释重负。这是我第一次去省会西安，回来前在钟楼下照相留念。后来父亲历史问题彻底平反，恢复公职。虽没经济补偿（未补发工资），但在政治上获得了退休教师身份，才使我们子女感到不再受牵连，父亲也含笑九泉。这张照片距今已经44年。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父亲深受迫害。无休止的批斗、游街，无期限的劳动改造（有时干活不计工；白天地里劳动，晚上民兵监视着挖地道；无偿的看守工地、场间、打扫村内卫生），残酷的体力惩罚和难堪的精神侮辱，导致身体状况虚弱，精神状态极差，心力憔悴。虽然后来彻底平反，恢复公职，享受退休教师待遇，但是思想上非常压抑、郁闷，身患多种疾病，久治不愈，1992年8月去世，时年仅72岁。

　　这里五张照片，最早的距今83年，最迟的也44年。每一张照片都是沉甸甸的历史，记录着我家祖孙三代人的坎坷经历，饱含着三代人的心酸血泪，反映着历史的烙印。我常常翻出来，与孩子们一起看看，给他（她）们讲述老照片的故事，进行忆苦思甜。让他（她）们不忘昨天，珍惜今天，激励他（她）们努力奋斗，创造辉煌的明天。

　　作者简介：张自强系中共陕西省岐山县委党校原副校长，国家注册高级策划师，中国管理科学院特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发展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中国文化发展研究院特邀研究员；陕西省社科院当代陕西研究会研究员，陕西省党史学会会员, 陕西省经济学会会员，陕西省楹联诗词学会会员；宝鸡市社科分院特邀研究员，宝鸡市传统文化促进会理事兼学术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及特聘讲师，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理事，宝鸡市国学研究会理事，宝鸡市楹联诗词学会理事，宝鸡老子文化研究会理事，陕西省现代文学学会宝鸡分会理事。宝鸡市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展览馆史料审定专家组成员，2020年陕西省暨宝鸡市农民丰收节方案评审组首席专家。在市级以上刊物、网站、研讨会发表论文120多篇，获奖60多次。爱好新闻通讯工作，常在报刊、网站等媒体发表新闻报道。兼任全国、省、市多家报刊、网络等主流媒体特邀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