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丰碑——滇缅公路
来源：徐俊林   2025-12-22 14:38:37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钟声渐近，我的思绪不由自主飘向了彩云之南的崇山峻岭间——那条远去的滇缅公路，如一座不朽的丰碑静卧其间。它时而伟岸挺拔，直插云端；时而隐于云雾，低调沉潜，却始终镌刻着一段山河不屈、赤子归乡的壮阔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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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西南的山川峡谷，藏着原始洪荒的苍茫与凶险。浩茫群山层峦叠嶂，神秘莫测；峡谷激流奔涌咆哮，势不可挡；亚热带原始森林中，哑泉暗布，瘴气弥漫，火山地热与毒泉交织成天然屏障。这里是动植物的王国，却也曾是筑路者与运输兵的生死战场。每当我伫立在故乡的这段抗战丰碑前，凝望云天雾海，耳畔便仿佛响起声响的更迭——昔日“山间铃响马帮来”的悠扬，早已化作抗战烽火中车轮滚滚的轰鸣与硝烟弥漫的呼啸，引人无尽神思。

　　昆明西山，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长卷。云雾流转间峰峦隐现，山势雄浑壮阔，下临碧波阔水。山中胜景无数，踏足其间，身心自会被清冽山风洗涤，心灵得以净化。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清晨，我从西山华亭寺缓步而下，沿途绿树葳蕤，空气清新得沁人心脾。行至五百米处，一座汉白玉纪念碑骤然映入眼帘——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庄严肃穆，大气磅礴。碑旁的纪念馆静静矗立，我快步走入，馆内空无一人，唯有四面墙上的图文史料，瞬间将我拽入了那段尘封的峥嵘岁月。目光扫过那些泛黄的照片与文字，我的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润了。

　　1937年七七事变，烽火骤起，日军迅速席卷京津。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以40余万伤亡的代价，歼敌25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虽攻占武汉，却彻底粉碎了其速战速决的妄想，中国抗日战争自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相持阶段的核心是消耗战，双方的人力物力都面临持久鏖战的考验。日军趁机相继侵占华中、华东、华南大片领土，中国95%的工业、50%的人口以及几乎所有沿海港口落入敌手，海上运输通道被全面封锁。当时唯一的陆上援助通道——滇越铁路，也因日军频繁轰炸而时断时续。1940年6月，日军侵入越南海防，滇越铁路彻底中断，中国抗战陷入“弹尽粮绝”的危急绝境。

　　危机早已在有识之士的预判之中。早在1935年，蒋介石便预见战事爆发后东部沿海与内地平原难守，国民政府必将退守西部。云南省主席龙云深谋远虑，率先提议修建滇缅公路，为国家预留战时生命线。1937年底，滇缅公路正式动工。在缺乏壮劳力与重型机械的困境下，公路沿线20余万各族民众——其中不乏稚气未脱的孩子，仅我们腾冲固东甸苴村就有27人参与——手持锄、斧、刀、箕等原始工具，向6座大山、8处悬崖峭壁、5条江河发起挑战。他们跨越中国最湍急的江流，在怒江、澜沧江上架起惠通桥、昌淦桥、功果桥三座大型钢索桥，用血肉之躯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迹。9个月里，3000名筑路者长眠山间，用生命铺就了这条全长1140公里的希望之路。1938年8月，滇缅公路正式通车，西起昆明西郊，东至缅甸腊戌，与缅甸中央铁路相连，直通红海沿岸的仰光港，成为中国抗战最艰难时期“唯一的输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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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通了，新的难题却接踵而至：国内极度匮乏汽车驾驶员与修理工，大量急需的国际援助军用物资堆积在缅甸，却无法跨越山河运抵前线。危急关头，国民政府向侨领陈嘉庚紧急求助。1939年2月7日，陈嘉庚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名义，发出第六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与技工回国参战，文末那句“事关祖国复兴大业，逼切注意办理是要”，字字千钧，穿透山海。通告明确招募条件：熟悉驾驶技术、持有当地政府批准文件、粗识文字、体魄健全、无不良嗜好（尤其不嗜酒），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月薪国币30元，驾驶与修车兼备者可酌情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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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政府曾忧心忡忡：华侨在南洋大多待遇优渥，而滇缅公路运输无异于奔赴战场，生死未卜，报名者恐寥寥无几。未曾想，通告发出仅十天，便有来自马来亚、新加坡、泰国、印尼等国的5000余名华侨踊跃报名。祖国蒙难，匹夫有责，这份赤子情怀让每一个海外游子热血沸腾。为了能被录取，不会开车的青年紧急拜师学艺；年龄不符的便虚报岁数；担心家人阻拦的就悄悄异地报名；更有巾帼不让须眉者，女扮男装奔赴国难。经过严格筛选，3192人正式录取，加上自发回国并入西南运输公司的人员，南侨机工总人数达3260人。这些大多二十多岁的未婚青年，组成“南洋华侨抗日回国服务团”，分九批陆续奔赴云南。他们中不乏西装革履、精通外语的工程师，也有热爱运动、能唱英文歌的教员，却都义无反顾地脱下华服，换上工装，把青春与生命交给了祖国的抗战事业。

　　在3260名南侨机工中，有五位巾帼英雄格外引人注目，陈娇珍、白雪娇、朱雪珍、李月美便是其中的代表。当年的服务团不招女兵，李月美在报名处苦苦恳求无果后，毅然回家剃光长发，换上弟弟的衣裳，化名“李月眉”在另一处报名点成功入选。在滇缅公路上，她与男机工并肩作战，出生入死。1940年，她在运输途中身负重伤，战友杨维铨将她从变形的驾驶室中救出，紧急送往医院抢救，这才揭开了她的女儿身。这段“当代花木兰”的传奇传遍海内外，二人也在生死与共中结为夫妻。抗战胜利后，李月美侨居缅甸，1954年，她有幸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这份荣誉是对她爱国壮举的最好铭记。

　　离别时刻的新加坡码头，早已成了泪与情的海洋。父母送子、妻子送郎，人山人海中，不少外国友人也前来送行，只为向这些勇敢的游子致敬。机工们集中站在船的一侧挥手告别，真挚的情感竟让船舷都微微倾斜。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特别记载了一位令人动容的年轻人——新加坡英国摩尼汽车公司副总工程师王文松。他技术精湛，英文流利，老板为他开出月薪700元的优厚待遇，前途无量。但得知祖国急需机工的消息后，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优渥工作，动员十几名工友携带修理工具与机器一同回国，用专业技能为抗战助力。这样的故事在南侨机工中比比皆是：有人开着自己新买的汽车奔赴云南，甘愿捐献全部财产；有人辞去月薪200元新币（约合1300元国币）的高薪工作，只为领取每月30元国币的微薄薪酬，在险象环生的公路上穿梭。

　　我的同乡阿单，祖辈移居马来亚种植橡胶，十八九岁便协助祖父打理橡胶林。1939年，他响应号召，跟随第九批南侨机工回国，编入西南运输处华侨先锋大队。阿单热情开朗，与人为善，不久便与当地傣族姑娘朗玉宝喜结连理，育有两个可爱的孩子。1942年5月初，阿单驾车从芒市运送物资前往保山，行至腊勐时，为阻止日军过江，中国军队果断炸毁了惠通桥。桥断之后，战友们用汽车内胎泅渡怒江继续前行，阿单却因牵挂妻儿，悄悄潜回了芒市。日军四处搜捕滞留的中国军人与南侨机工，阿单换上傣族服饰，上山放牛，四处躲藏，却终究未能逃过魔爪，被日军抓走活埋。遇难那天，朗玉宝闻讯赶来，只见丈夫已被埋至半身，她悲痛欲绝，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幸被乡亲及时拉住。为躲避日军对机工家属的迫害，朗玉宝四处打工，受尽磨难，后来改嫁他人，才艰难将一双儿女抚养成人。2000年10月，中央电视台《抹不掉的记忆》摄制组在阿单牺牲地举行悼念仪式，头发花白的阿单之子“扑通”一声跪倒在父亲的“坟墓”前，泣不成声，将国家颁发的“南洋机工纪念章”轻轻埋入土中，让这份荣誉永远陪伴着长眠的父亲。

　　滇缅公路的凶险，远超常人想象。这里行驶的“雪佛兰”“福特”“道奇”“大国际”等各类卡车，大多是盟军援助的老旧车辆，而公路铺设的弹石路崎岖不平，路况极差——一部新卡车在南洋可正常行驶五六年，在这里却只能支撑五六个月。雨季来临时，路面泥泞湿滑，车辆常常失控溜坡，稍有不慎便车毁人亡。更致命的是地势的险峻：公路翻越横断山系的云岭、高黎贡山等6座大山的支脉，跨越漾濞江、澜沧江、怒江等5条大江大河，沿途悬崖峭壁无数。不少路段一侧是数百米深的峡谷，一侧是数千米高的悬崖，坡度超过30度的路段就有十几处，有的地方甚至需要机工随车携带木板铺垫，才能让一侧悬空的车轮顺利通行，而深谷中随处可见翻坠的车辆残骸。龙陵至芒市间的象滚塘、芒市至遮放间的三台山，都是令人生畏的险关，深不见底的悬崖陡坡让人头晕目眩。

　　机工周开定，便牺牲在夜行三台山的途中。那天狂风大作，闪电划破夜空，顷刻间暴雨倾盆。他全神贯注地紧握方向盘，车灯在雨幕中划出微弱的光。突然，一声霹雳在头顶炸响，一棵被雷击倒的大树径直向驾驶室砸来。千钧一发之际，周开定猛地趴向方向盘，死死按住喇叭——急促的警报声划破雨夜，为身后的车队警示危险，而他自己却永远定格在了这悲壮的瞬间。32岁的马来亚华侨吴再春，毕业于星洲道南学校，热爱运动，为了抗战，他忍痛告别父母妻儿。一次运输途中，汽车突发故障抛锚，在气候恶劣的山野间，他连续多日坚守车辆，日夜操劳中染上“寒热病”（疟疾）。战友们将他送往保山救治时，病情已恶化成痢疾，又因保山医院人满为患，只得紧急返回驻地医院，最终他没能挺过这段艰难的路程，倒在了回国抗战的路上。海南籍机工符气簪，曾就读于国立暨南大学，毕业后在新加坡任中学教员，回国后编入第13大队任分队长。1939年11月，他驾车从畹町运送军用物资前往下关，驶入永平县境内的山间公路后，车辆在山顶急转弯处不慎坠入悬崖，壮烈牺牲，将年轻的生命永远献给了祖国的抗战事业。

　　18岁的谢川周，1939年毅然放弃南洋优裕的生活，加入第八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1942年4月，他从缅甸八莫运送军用物资回国，途中得知云南勐汝已被日寇占领，退路尽断。为防止军火落入敌手，谢川周当机立断，将满载物资的卡车推入深谷，随后历经18天的艰难跋涉，徒步返回云南腾冲。休整数日后，他又与几位战友赶赴怒江边，乘竹筏冒险渡过湍急的江水，加入中国远征军赴印度作战。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他才驾驶着美国CMC卡车，从印度加尔各答沿中印公路回到昆明，完成了这段跨越生死的报国之旅。谢川周还凭借智慧，为战友们发明了“视线测量杆”——将竹子削成两段小竹竿插在车灯两侧，既作为测距标记，又能保护车头，堪比早期的汽车保险杠，解决了山区驾驶视野受限的难题。

　　日军深知滇缅公路的战略意义，从1940年10月起，先后出动四百多架次飞机，重点轰炸公路上的桥梁。每次轰炸过后，驻守桥边的工程队与南侨机工便立刻投入抢修。1941年1月23日，日军飞机第14次轰炸昌淦桥，终于将大桥炸断，东京电台得意宣称：“滇缅公路已断，三个月内无通车希望。”然而，他们低估了中国人的智慧与坚韧——早在两个月前，工程技术人员就预判到大桥可能被毁，提前将70个空汽油桶连成一组，铺上木板制成浮船，用钢缆牵引摆渡车辆。日军的轰炸刚结束，这条“水上公路”便迅速投入使用，车队顺利跨越澜沧江，滇缅公路全线畅通无阻，用实际行动粉碎了日军的妄想。

　　这条被称为“血线”的滇缅公路，在抗战期间共运送物资近50万吨，运进汽车1.3万多辆，运送中国远征军10余万人，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资基础。据1940年1月的一份运货单记载，仅一周之内，就抢运了2329箱迫击炮弹、1502箱37毫米炮弹、186箱飞机炸弹等共计160吨军火，及时补充了前线的弹药缺口。也正因为这份源源不断的补给，经过两年消耗，中国军力反而较1938年大幅增强，军队增加60多个师，步枪增至150万支，轻机枪6万多挺，各类火炮2650门……日军参谋本部对此大为震惊，不得不重新评估中国战场的实力。

　　1942年，为阻止日军进犯滇西，中国军队炸毁惠通桥，滇缅公路被迫中断，南侨机工队随之解散。此时南洋各国已被日军占领，机工们有家难回；在国内又失去工作，瞬间陷入绝境，不少人甚至沦为街头乞丐。抗战胜利后，这3200余名热血青年中，仅有1144人被找到并登记姓名，得以返回南洋；三分之一的人选择留在中国，融入这片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而另外三分之一，永远牺牲在了滇缅公路上，大多没有留下姓名，成为无名英雄。

　　凝视纪念馆里那面刻满9批机工名单的墙壁，我的热血为之沸腾。南侨机工，这群抗战中具有特殊身份的战士，在祖国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守护生命线，用青春与热血诠释了南洋华侨的侠肝义胆与赤胆忠心。没有他们，就没有抗战前线的物资保障；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条坚韧不屈的“血线”。他们，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平民英雄！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南侨机工用行动印证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他们“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义士之风，理应永远感召后人。令人痛心的是，留在祖国的部分机工，在特殊历史时期竟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特务”帽子，惨遭迫害，甚至含冤而死，他们的子女也因此命运多舛，这段光辉历史一度被淹没在岁月尘埃中。

　　人心所向，惟道与义。历史不会永远沉默，1986年，昆明成立“南侨机工联谊会”，失散的战友与后代终于得以团聚；1987年，南侨机工抗日的历史被载入中学教科书，走进万千学子的视野；2012年，央视纪录频道耗时两年拍摄的纪录片，为这个群体冠以“被遗忘的卫国者”之名，让这段尘封的功勋重新走进公众视野。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访问马来西亚时所言：“80多年前，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奔赴云南，帮助打通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这些佳话至今仍在中马两国人民中广为传颂。”

　　由此不禁想起一段题外话：几年前疫情期间，不少海外华侨与留学生毅然回国，却无端遭到部分人的诋毁，“祖国建设你不在，万里投毒你最快”等刺耳言论刷屏网络。要知道，就在几十天前，正是这些华侨华人与留学生，几乎买空了海外的口罩、防护服寄回国内，为国内抗疫提供了宝贵支援。血浓于水的亲情，不该因地域与境遇的变化而被割裂，那些无端的谩骂，怎能不让人心寒？回望南侨机工的故事，更能明白：无论身处何方，海外游子的赤子之心始终与祖国紧紧相连，这份家国情怀，值得永远珍视与尊重。

　　如今，滇缅公路上的烟尘早已散尽，当年在日寇飞机扫射与险峻山路间穿梭的英雄身影，也在时间长河中渐渐远去。但在距中国远征军司令部与滇缅公路零公里处不远的西山间，那座“赤子功勋”纪念碑依旧高高矗立，基座上的碑文熠熠生辉：“三千多名热血奔腾的南洋华侨机工……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古往今来，无数先贤精辟阐释过路的意义。孙中山先生曾说：“国家有交通，始可以收政治运用敏活之效，否则，国家有广大之土地，丰富之物产，高尚思想之人民，而无交通以贯之，联络之，则亦有等于无。”鲁迅先生则以深邃的笔触写道：“其实，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这句话昭示着：唯有顽强不息、百折不挠地开拓前行，才能挣脱困厄、走向光明。

　　步入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架起了连接五湖四海的桥梁，让天涯变为咫尺，让情谊跨越万里，重现了路的辉煌与价值。滇缅公路这条“血线”，早已超越了交通要道的意义，它是一首横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不朽长诗，是连接海外赤子与祖国母亲的精神纽带，更是人类文明进步中，用勇气与热血镌刻的深刻印记。

　　路，是开拓，是联结，是希望，更是人类文明前行的见证。而滇缅公路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永远铭记着那些南侨赤子的报国魂，他们的精神，将与这条丰碑之路一同，永垂不朽。

　　作者简历：徐俊林，男，出生于1959年12月，云南腾冲人；1978年3月应征入伍铁道兵九师四十四团机械、汽车连，1984年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十九局四处运输队，1987年1月调入沈阳局集团公司通辽铁路房产段。历任部队文书、铁路站段主任劳资员、工会副主席、党委组织助理、党支部书记，退休。参加过京通、通霍铁路、通辽车站及高铁的修建改造等国家重点工程。现为中国铁路作家协会、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