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丰碑—澜沧江上炸不断的功果桥
来源：徐俊林   2025-12-22 15:41:47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澜沧江，是一条浪涛汹涌的大江；从青藏高原向南狂奔而来，在云岭和怒山间的峡谷里一路咆哮，摧枯拉朽，让两岸山高坡陡，到处悬崖峭壁，很多地方甚至连可攀援的树枝都不能生长。而且澜沧江水流湍急、浊浪排空，从古至今，都是南方丝绸之路上最难逾越的鸿沟天堑；“越澜沧”一词，是南方丝绸之路难以翻越的、行路艰难的代名词。

　　欣慰的是，从古至今，都有无数的勇敢者和意志坚定者，他们翻越了云岭、怒山、高黎贡山的群峰万壑，越过了澜沧江、大怒江、龙川江后，勇敢地走向遥远的伊洛瓦底江。

　　云南保山人都喜欢津津乐道地讲述这样一个故事，说两千多年前，汉武帝的使臣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国（阿富汗）看见有人贩卖产自四川盆地的“蜀布”和“筇竹杖”。张骞大为惊讶，就和那不法商人搭讪。那不法商人说，他从大夏东边数千里一个叫“身毒”的国家批发来的。张骞回到长安后，把这件事报告了汉武帝，汉武帝就命人打通了从四川到身毒国的道路。

　　其实，这是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他的鸿篇巨著《史记》里记载的史实，这也是史书对南丝路的最早记载。可见，至少在公元前130年前（张骞公元前138年出使西域，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就有从四川经云南保山到阿富汗的道路了，不然，张骞见到的蜀布和筇竹拐杖，怎么可能到阿富汗去呢？

　　今天，我们无从考证那不法商人是不是身毒国人，但从司马迁的遣词造句看，那不法商人定然不会是第一个往返大夏国和身毒国之间的人。横断山作为人类的发祥地，说不定，在那之前的五百年前、一千年前、甚至更早，喜马拉雅南麓广大地区，就有很多山间小道了。

　　张骞和那不法商人对话千年后，人们把这条从四川到身毒国的路称作“蜀身毒道”。很多人误认为所谓“身毒”是今天印度所在的南亚次大陆，其实不然。笔者考证，博望侯张骞所说的、那不法商人所指的“身毒国”，是伊洛瓦底江两岸广大地区。那不法商人所谓的“从身毒国批发而来的”，就是从今天的保山或腾冲一带批发而去的。

　　史载，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听了张骞西行的所见所闻后，决定举全国之力进行西部大开发，其中打通四川盆地到身毒国的道路成了当务之急。但当工作人员来到滇池边时，滇王和夜郎王均“不知有汉”，留下了“夜郎自大”的千古大笑话。直到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才终于寻到了一个机会——作为惩戒手段，派遣前秦宰相吕不韦的后代到遥远的身毒国腹地建立一个县——不韦县。

　　这件被史家称为“汉武帝对西南开疆拓土”的事件，恐怕是中央政府第一次派人到澜沧江以西地区。我想，汉政府不可能掏钱修好路，让吕县长坐着轿子、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上任。作为流放者，吕不韦的后代们一定是沿着古人踏出的小路走来，一步一停，踽踽而行。当他们来到澜沧江顶时，一定是徘徊不定、踌躇不前——因为不知道如何渡江。最终，吕县长才打听到一个后来被称作“兰津古渡”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大瑞铁路澜沧江特大桥这里。当这行人梭滑梯般梭到澜沧江边时，竟然还找到竹筏或者小木船，定是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上古时代，古人经无数次披荆斩棘、无数次脚踏手攀，已经发现，从兰津渡口过澜沧江，是相对安全、便捷的；从这里越澜沧后再翻山越岭到达保山坝子的路，是最直、最科学的路。

　　原来，澜沧江从天而降，来到兰津渡口一带，西岸突然有一座叫“罗岷”的大山突兀出来，只好拐个弯，向东约一公里后再回拐个弯，继续向南流去。这不仅使江面相对狭窄了很多，而且水流平缓，为人们渡江创造了条件。今天，人们选择在兰津古渡上空的悬崖上架设铁路大桥，也是这个原因和道理。

　　据考证，那不韦县县城，就在今保山市隆阳区金鸡乡育德村。显然，在汉王朝统治者眼里，澜沧江以西广大地区的某地，便是“大夏东边数千里的身毒国”了。今天，我们无法获知吕不韦的后代们越过澜沧江后是如何开疆拓土的，但我们相信，正是不韦县的建立，极大加强了汉王朝对“蜀-身毒道”、对西南边疆的管控。从公元前109年开始，澜沧江以西大片土地成为了西汉王朝最西南边的率土之滨，可以想象，在这一过程中，“蜀-身毒道”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

　　在不韦县设立近200年后的公元69年，沧江西岸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当地少数民族头领哀牢国王率众归附东汉王朝，史称“哀牢归汉”。从此，哀牢人民和身毒人民（身毒民族是哀牢国的主体民族）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哀牢归汉”后，东汉王朝在不韦县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省”——永昌郡，并将“蜀-身毒道”上升为国道。据说，永昌郡是东汉王朝的第二大郡，郡府就在今保山火车站附近。当时，政府征用大批民工，对“蜀-身毒道”进行全面改扩建，极大改善了国道的通行能力，极大方便了群众出行。但越澜沧，仍需要靠兰津渡上的渡船，人们仍需心惊胆战地站在木船上或竹筏上仰望苍天，见那罗岷山和东岸的博南山高耸入云，似乎正向中间挤拢，一线蓝天都快撑不住了。对此，《后汉书》记录：“始通博南山，行人苦之。”其实，何止是“苦之”啊，恐怕是“哭之”了。

　　不久，汉政府终于在兰津渡口上建起了一座悬索桥。据说这是中国最早的悬索桥，是“西南第一桥”，在中国桥梁史上有着较高的地位。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对这件稳固边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大好事，永昌人民定然也像我们盼来大瑞铁路通车一样欢欣鼓舞、欢天喜地、欢呼雀跃。一位诗人迅速以当时的流行方式，写下了一首很大气的“赋”：

　　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

　　澜沧江水从云龙县边上滚滚流过，就是在这条江上，在抗日战争期间修建了三座桥梁——功果桥。

　　仿佛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在奔腾不息的澜沧江水中，静默不语。

　　云龙县历来是滇西产盐基地，云龙县境内澜沧江上的功果渡口，是云龙所产食盐运供保山、腾冲地区的捷径。当地盐商为了方便运输食盐，1921年，筹资在澜沧江上建成第一座铁链桥，命名为：“青云桥”。1937年7月抗日战争期间，当时，为了打通滇缅通道云南全省公路总局成立了滇缅公路总工程处，在澜沧江筹建能通行汽车的柔性钢索吊桥。澜沧江和怒江，水流急，建桥墩是最大的困难。为了获得省时、省工、省料的最佳建桥方案，惠通桥和功果桥两桥都采用钢索吊桥的结构，避免了深水下的深桥墩工程，从而获得了最便捷的建桥效果。为争取时间，功果桥利用青云桥护岸作桥台，大大节约了建桥的时间。当时的中国物资匮乏，建桥所用器材都从缅甸购进，当时滇缅公路西段还未通车，所有外购器材进入国境后，全靠人背马驮转运，其中钢索既重且长，又不宜切断分运，只好将成盘钢索展开，每隔4米绕成直径约1米的圆圏，用铅丝扎紧，在圆圏内穿入抬杠，由两人一前一后共抬一圏，一根数百米的钢索就是用这种“一条龙”的办法，从国境起沿崎岖山道运至工地。钢缆被驮到江边后，怎样才能把重达几吨的钢缆从江的这边弄到江的那边成了大问题，因为原来的人马桥，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钢缆。最后，修桥的工程师找来了在江边长大的水性较好的壮小伙子，让他们用牙齿咬住麻绳的一头，另一头紧紧地套住钢缆，然后游过江去再把钢缆拉上岸。由于水流湍急，加上麻绳在江里被水一泡，很重，有一些人游到一半就不行了，有的人因体力不支，被水抛到礁石上摔死。澜沧江边的小伙子们前仆后继，把一根根沉重的钢缆用最原始的方法拉到了江对岸，嵌入石壁。滇西人民就是这样用生命架设了惠通桥、功果桥。功果桥最终于1938年6月9日正式开放通车。

抗战时期的功果桥

　　鉴于当时的军运发展趋势，一座低荷载的功果桥，其通行能力势难适应大量运输的战时装备，因此在功果桥动工后，在其上游700米处另外筹建了一座钢索吊桥 ，当时称之为“功果备桥”。功果备桥于1939年3月13日开工，1940年10月29日桥梁工程师钱昌凎乘坐重庆-昆明的飞机去视察我省一座桥梁的受损情况，不幸地是，他乘坐的飞机被日机击落，钱昌凎先生遇难牺牲，再过9天就是他36岁的生日，为了纪念钱昌凎先生为我国桥梁事业做出的贡献，中国政府将新桥命名为“昌淦桥”。

钱昌淦一家，后排男士为钱昌淦

　　昌淦桥建成后，功果地区的澜沧江上已有三座桥梁，即青云桥、功果桥、昌淦桥。这三座桥因均临近功果村，习惯上统称之为“功果桥”。

　　1940年10月18日解禁，日本飞机开始对功果地区进行空袭，1941年2月17日计空袭16次，出动飞机242架次，其中以第5次对刚建成40天的昌淦桥及第14次对功果桥的轰炸，破坏最为严重。两桥俱损，滇缅运输濒于中断，日机首次空袭功果地区后，交通部于10月19日指示：功果地区桥梁的抢修工作不再成立专业抢修队，由部队直属驻功果的桥梁设计处澜沧江桥工队兼理。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奉命后，驻永平的第四工程段迅速组成“功果桥抢修队”，由黄渭泉工程师任队长，下辖83人，主要任务是必须随时抢修被敌机破坏的桥梁还要同时建成各种应急设施维持交通。两座吊桥修复后，功果桥交通恢复畅通。

　　日本侵略军仍然把摧毁功果桥作为摧毁目标，多次策划，由敌驻华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负责组成“滇缅路封锁委员会”，指定其动用100架战斗机轰炸滇缅公路，并预拨收买潜伏特务经费100万元，以破坏我国滇缅公路上的重要桥梁,扰乱我军战时运输。当时中国部队早已经探知到特务混入普通百姓中，伺机炸毁功果桥，护桥官兵加强防范，数月来出生入死，昼夜不懈地与特务进行战斗，护桥员工不畏风险，连夜修复受损桥梁，最终敌人的阴谋未得逞。在1940年至1941年间，日寇共出动飞机242架次，对它进行了16次空袭，两次造成功果桥中断运输，让日寇没有想到的是，守桥员工和回乡抗日的南侨机工事先已作好的各项应变准备，随时进行桥梁修复工作。有一次功果桥被炸断后，当时南侨机工就提出建议，做一个浮桥，把一个个汽油桶用钢丝绳固定起来，上面铺上木板，木板钉起来就可以通车了，这座桥仅仅用了10小时。由于守桥官兵和员工、南侨机工和当地百姓的不畏牺牲、顽强建桥，因此抗战时期的功果桥几乎没有中断过，每次只要一炸损桥梁，5000多名官兵、南侨机工、民工就迅速修好桥梁，恢复运输，保证了澜沧江两岸的交通在频繁的空袭下维持桥梁的畅通。从此“炸不断的功果桥”的名声远播，令日寇大为震惊。如今，用大石头垒成的保卫功果桥高射炮阵地，依然在云龙县宝丰乡大栗树境内的陡峭高山顶上,成为抗日战争中大理地区唯一发生实战的遗址。

　　1944年夏，中国远征军部署滇西反攻战役，日寇最终溃败。1945年8月抗战胜利。

　　功果桥畔木棉正红的时节，我们在烟雨蒙蒙中来到了澜沧江与沘江交汇处的功果村。

　　如今，因为修建功果桥电站，老功果桥已经拆除，经历了近百年沧桑的功果桥已被新的功果大桥所取代。在功果桥电站的下方，雄伟的新功果大桥飞架浩瀚的澜沧江上，全长243米，桥面宽14.25米，延续着人们对功果桥的深远记忆。在澜沧江畔，我们遇见了木棉树那绚烂、汹涌的红。一株株高大的木棉树，举着红硕的花朵，仿佛天帝在一夜之间，排闼九霄，将火焰的精灵放牧于此。殷红，这从未有过的殷红，生命的殷红。木棉花，被人们称为“英雄花”，那层峦叠嶂般的殷红，连绵于澜沧江峡谷，放目纵远，一望无涯。在这抗日军民曾经浴血奋战的功果桥头，这一片木棉花的殷红，灼灼如先辈们抛洒的热血。年过知天命，以为很多风景已司空见惯了，但在这浩茫无际的殷红面前，还是心动：我有了一种朝山谒圣的敛衽自谨，生怕我的呼吸、我的履迹尘埃亵渎了这殷红的圣洁与坚毅。功果的木棉花果然名不虚传，热烈地荡漾着豪气，这殷红使人不由得生出对于我们民族不屈不挠抗争精神的尊崇。这铺天盖地、惊心动魄的殷红，与浩浩荡荡的江流，谱写了一阕感天动地的磅礴的诗章，让我感觉是这一块土地上的人品、人格、人性之美的诗章。如今承平日久，世风迥变，物欲横流，适者生存的野蛮丛林法则，让多少不堪同流合污的雄才英物弃尘绝俗。站在功果桥头，仔细察看两边峭壁上留下的碉堡和弹洞，寻访高山顶上的高射炮台遗址，先辈们为了民族生存抛头颅洒热血的事迹永远激励着后人……他们义无反顾地与侵略者拼死抗争。血性男儿，谁不如斯？那些如火的灿烂的木棉花，便是他们浴火重生的涅槃吧。“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在功果，澎湃的江潮里至今能够听到当年抗日军民不屈的呐喊；灼灼其华的英雄花，昭示着抗日军民爱国的热血。那就是走进诗意的人生。这诗意，高亢而雄浑。诗意的人生，意味着与自然相对，与山川万物共鸣，与生命的真意相逢。在功果、在澜沧江，当我伫立，瞩望木棉树红硕的花枝，抬步向前，每一步都是如此的凝重与新奇。走进花海，走进殷红，走进诗意，走进民族英雄们博大的胸怀……此时此刻，我才悄悄地读懂了功果桥，读懂了澜沧江，读懂了木棉花……这也许是功果的木棉花如此盛大殷红的秘密吧。它不只是澜沧江畔的花潮汹涌，更是英雄的情愫赋予了它诗意的秉性。木棉花开遍的功果，不屈的花海，诗意的功果，让每一个飞鸿雪泥、偶留趾爪的过客，都会为之深深震撼而凝眉睇注。放眼望去，功果桥电站大坝矗立在澜沧江峡谷的巍巍高山之间，高高的铁塔挽起粗粗的电缆，把强大的电力送往远方的城乡。大坝上方，波光粼粼，高峡平湖的美景，诗意盎然。这诗意，延续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功果桥在炮火中屹立不倒的历史。这是浩渺时间中大段的留白——等待功果去写就新的诗意的篇章。

功果桥桥头

　　如今，云龙县旁横跨在澜沧江的功果桥，已经不复存在了，只留下了功果桥的桥头，沧桑而巍峨地耸立在默默流淌的澜沧江畔，述说着那段永不忘却的历史。

　　个人简历：徐俊林，男，出生于1959年12月，云南腾冲人；1978年3月应征入伍铁道兵九师四十四团机械、汽车连，1984年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十九局四处运输队，1987年1月调入沈阳局集团公司通辽铁路房产段。历任部队文书、铁路站段主任劳资员、工会副主席、党委组织助理、党支部书记退休。参加过京通、通霍铁路、通辽车站及高铁的修建改造等国家重点工程。现为中国铁路作家协会、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