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国：从士兵到将军
来源：卢文春   2025-12-22 16:25:24

　　口述/张振国  采访整理/卢文春

　　苦涩童年

　　1935年3月，我出生在山西省吕梁地区孝义县的一个小山村。上小学时，先生问我名字，我说叫“圆圆”。先生哭笑不得，当即为我取名张振国。那时国难当头，民族危急。现在回想起来，先生是希望我长大后，要为振兴国家出力。弹指一挥间，八十年过去了。我非常感激我的启蒙老师，是他教育我从小要志存高远胸怀祖国。正是“振国”这个名字，鼓励我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为军队建设事业添砖加瓦，从普通一兵成长为一名共和国将军。

　　当时，我的家乡一部分沦为日军占领区，一部分属于阎锡山的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的八路军也一直活跃在家乡抗日前线。这些驻军中，只有八路军纪律最严，口碑最好，对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们就是在这种山河破碎、救亡图存、战火纷飞的环境下，艰难地生存，断断续续地上学。我的父亲原本以小买卖营生，日本鬼子“扫荡”进村进屯后生意中断，被“抓壮丁”去国民党军队当兵，听说父亲在一次仓库弹药爆炸事故中不幸丧生，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连尸首都没通知亲人认领。那时我还小，没留下什么印象。我的童年，回忆起来是灰色的，更是苦涩和不愿提及的。

　　从士兵到将军

　　回望我的军旅生涯，主要分三个阶段：一是18岁以前，我主要是跟着大部队走，是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二是18岁至23岁这5年，我主要从事部队卫生保障工作；三是之后一直到60岁离休这一段漫长岁月，基本上都是从事部队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抓的是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

　　我先后担任看护员、调剂员、司药、助理员、干事、组织股长、干部科副科长、第五十一军附属医院副政委、成都军区第三十七分部政治部副主任、成都军区第三十七分部政委、第三军医大学副政委、第三军医大学政委等职，正军级，少将军衔，曾参加太原、扶眉、秦岭、成都、支援西藏平叛等战役，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荣获解放勋章一枚，1995年5月离休。

　　1948年初，我的家乡解放。我又接着读了半年书才小学毕业。不久，贺龙中学、晋中公学相继来我们县上招生。晋中公学是18兵团随营学校，设在太谷县。当时徐向前任1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胡耀邦任政治部主任。1948年11月，我们4个小伙伴前去报考该校。我那时13岁，最大的小伙伴也才14岁。我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只要能留在部队，混口饭吃就行，但考官说我们来晚了，已开学，不收了，可能主要还是觉得我们年龄偏小。见我们不走，最后考官只好勉强答应，把我们暂时收下，分配到随营学校的卫生处。卫生处除了医生以外，就是护理班的战士。每天早上，由医生给我们集中上大课，主要是讲解战场伤员的现场急救与应急处理。平时就是看护伤员，为他们清创包扎伤口。一般都是由老师、班长带着，我们端着个装有碘酒、药棉、纱布、凡士林等的消毒盘，在一旁打“下手”。枪伤一般都是贯通伤，为伤员换药的时候，要把纱条从伤口的一边轻轻塞进去，消好毒后，再从伤口的另一边轻轻拉出来，最后还要把药棉纱条充填进去，防止化脓感染。每次看到受伤的战友痛苦的表情，就像痛在我自己身上一样难受。

　　两个月后，为配合主力部队攻打太原，我们临时组建医训队，经过简单训练后，被充实到野战医院，收治前线下来的伤病员。我被分到后勤卫生部材料科当调剂员，主要是管理药品和医疗器材。前方每解放一个城市，后方就及时把缴获的战利药品和医疗器材清理接收过来，另外再适当采购一些，以供前线野战医院和部队日常所需。

　　“打过黄河去，进军大西北。”太原解放后，我们随大部队从晋东南的汾凌渡，一路浩浩荡荡向潼关开进，在陕西西安附近与国军相遇，从而以陕西关中扶风、眉县为中心，爆发了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上国共双方投入兵力最多、规模最大、我军歼敌最多的一场战役——扶眉战役。国民党军最初很快撤退，但侦察发现我们数量不多，又迂回反扑。彭德怀率领的西北第一野战军与国民党军展开决战，很快解放了西安，国民党的如意算盘落空。当时徐向前身体不好在养病，贺龙、周士第率领兵团抵达西安，一部分进军宁夏甘肃，一部分集结秦岭南下。我们则在西安宝鸡驻守了一个夏天。永生难忘的是，我们在渭河边上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祝大会。

　　西北解放后，1949年11月，我随部队南下四川，驻守罗江、新都一带。我军随即发起西南战役，在新津、邛崃等地部署重兵，完成对成都地区国民党军的堵截包围。与此同时，国民党西南地方实力派高级将领刘文辉等积极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做好起义准备，由贺龙亲自主持接收仪式，成都自此和平解放。

　　随后，解放军主力从雅安进军西昌，追击胡宗南余部，我们约一个警卫营的兵力，驻守温江北较场。时值春节，土匪获知城内驻军较少，准备攻打成都，形势危急。最初我们打算做土匪的争取工作，结果土匪异常猖獗，最后我们便痛下决心剿匪。晚上我们不准睡觉，一个人一支枪，把所有的人员都武装起来守城备战，最终土匪还是没敢打进来，被一路追赶到川西北阿坝茂县一带，直至清剿完毕才得以安宁。

　　1950年春节过后，部队整编，18兵团机关撤销，成立西南军区，组建教学医院，培训医务人员，准备赴朝作战，我们也纷纷递交了请战书，但未获批准。后来，我相继在部队药局、保育院工作。1952年，国家组建国防军，要求向文化大进军。部队在新都成立速成小学扫盲，首先考试，300多名学员中，挑选出包括我在内的30余名文化基础较好的，直接进入初中班学习。当时我们语文老师是留日学生，数学老师是解放前的大学生，物理、化学老师是总工程师，感觉都很有文化和水平。教得很好，我们也学得认真。学了8个月后，部队实行军衔制，需要填写鉴定材料，我们这些学员就把教室当成办公室，为战友们填写军衔鉴定材料。之后我们回到原单位，1954年，部队再次整编，我调到军政干校卫生训练队工作。

　　部队当年进藏，要边开路，边修路，边前进，环境、条件极其艰苦，可以说是每一段路都有战友牺牲或倒下。解放西藏和西藏平叛期间，我在成都军区汽车独立团工作，后来又叫汽车十三团，最先从事卫生保障工作，后来负责协调运送部队兵员、武器、弹药、食品等给养军需用品。西藏气候寒冷，雪崩、泥石流时有发生。车队过河主要靠听声音，当听到“哗”的声响，车队就必须赶快朝前或往高处走。一般雪崩泥石流还没到桥的边上，桥就“哗”的一声巨响被冲起来，随即垮掉。去拉萨，翻二郎山是最危险的，先是上山，然后下山，到了雀儿山，又得往高处爬。因地质条件不好，塌方、堵路是常事。山上石头随时啪啦啪啦往下掉，稍不注意就会被飞石砸伤晕倒甚至牺牲。支援西藏一共四个汽车团，我们拉进去一车物资，只能养一个兵，可想而知，给养保障有多艰辛。驻藏区部队异常艰苦，海拔高，缺氧，一般人都不适应。有一次我们被困雀儿山，雪越下越大，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得抓紧时间赶快往前走，但是眼前全是白茫茫的，根本看不到路。我们就轮番从车上下来两个人，公路两边一边一个，在前面探路，汽车就跟在后面走。四周一片雪白，时间一久，眼前就直冒火星。我们在雪地里，艰难行进，两个多小时后，才走出死亡线，成功脱险。

　　1965年至1971年，我调任成都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干部科副科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调任南充五十一医院副政委。1978年，我调任部队临时组建的战备值班团汽车十七团，以应对越南对我国边境袭扰作战前后勤准备，并到火车站为对越自卫反击战将士送行。送行后的第二天，我又到新单位报到，履职成都军区第三十七分部政治部副主任兼任干部科科长，组织上安排我负责协调解决我部文革期间部分受打压干部历史遗留问题，该安置的安置，该工作的工作，该休息的休息，避免了人浮于事，很好地维护了部队稳定大局。

　　1983年至1988年，我调任成都军区第三十七分部政委。1988年中央军委恢复军衔制度，我被授予少将军衔。当年作为师级单位授予少将军衔的，全军只有7人。1989年至1995年，我先后担任第三军医大学副政委、政委，为部队后勤教育事业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回首近半个世纪的军旅生涯，我是平平淡淡的，也是干干净净的。我要真诚感谢部队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和所有战友对我的关心教育培养，是你们成就了我的将军梦，进而谱写了传奇的人生华章。

　　作者简介：卢文春，军休干部，重庆市九龙坡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重庆市作协会员，重庆市第一届、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重庆市第四届、第五届基层文艺评论骨干培训班学员，四川省第二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青年评论人才培训班学员，两次协助总队主笔完成“5﹒12”汶川和“4﹒20”芦山大地震四川消防部队抗震救灾报告文学撰写任务，多篇文章获奖，部队6次立功，出书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