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革命烽火中的阜山镇
来源：滕新书 张丕基 李桂强 徐军 陈昱伟   2026-02-04 17:37:31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卷中，当年地处胶东大沽河发源地的招远市阜山镇辖区（以下简称阜山辖区）的人民，以其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和卓越贡献，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从1928年无极道农民起义的地火奔涌到1948年解放战争胜利的燎原之势，这片热土上的英雄儿女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美誉。

　　地火奔涌：无极道农民起义撒下革命火种

　　1928年的胶东大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阜山辖区所在的招远东南部连续遭遇旱灾、水灾、蝗灾等打击，农作物绝产，百姓食不果腹。在这生死存亡之际，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无极道运动如惊雷般爆发，在当地撒下了革命火种。

　　当时，国民党军阀张宗昌横征暴敛，招远县长高树峰助纣为虐，各种苛捐杂税达二十余种。据《招远革命老区发展史》记载，1928年秋，仅阜山辖区就有数十户农民因交不起捐税而被逼卖儿鬻女。南院庄村农民郝连奎的遭遇尤为典型——他因欠缴“剿匪捐”被绑在县衙前的旗杆上暴晒三日，最终家破人亡。这一切，都促使百姓心里萌生了反抗意识。

　　1928年9月，阜山辖区附近的毕郭村人从鲁西南滕县请来无极道道师，在毕郭村设立无极道总坛和“一老坛”，在阜山辖区南院庄村设立“二老坛”。附近东马家村的秦升、马振江等人积极响应，很快组建起70多人的武装队伍，建起了“二老坛分坛”。起义军按总坛、老坛、分坛三级建制迅速扩张，鼎盛时期，招远全县设坛300多个，道众达2万余人，甚至影响到周边的栖霞、蓬莱、黄县等地。

　　1929年初，招远无极道设伏阜山辖区阎家村，一举击溃反动县长高树峰率领的官兵。随后，起义军攻入招远县城，高树峰仓皇逃往龙口。这场史称“阎家大捷”的胜利，标志着无极道这支农民武装首次夺取县城政权。在这次农民起义中，阜山辖区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这些草根英雄虽未留下详尽事迹，但他们的热血精神却融入阜山辖区人民的血脉之中。

　　这次起义虽然在1930年1月24日被镇压，但其意义不容低估。一方面，它沉重打击了反动军阀的统治，迫使当局不得不减免部分苛捐杂税；另一方面，它为中国共产党在当地建立党组织培养了骨干力量——东马家村的秦升、秦学义等起义骨干，后来都成为抗日斗争的先锋。正如《中共招远地方史》评价：“无极道起义虽带有一定宗教色彩，但其反抗压迫的革命精神，为后来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群众基础。”

　　星火燎原：中国共产党点燃阜山抗日烽火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如同一颗颗火种，点燃了阜山辖区的抗日烽火，当地的革命斗争进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阶段。从1934年辖区第一个中共党员的诞生到1940年各级抗日组织的建立健全，这片土地上的革命力量完成了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性跨越。

　　1934年3月，在黄县后吕家村小学任教的刘汝英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阜山辖区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次年春，他受组织派遣回到家乡牟疃村，以组织“青年戒赌会”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很快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牟疃村党支部——这也是招远较早的农村党组织。到1937年，阜山辖区已有牟疃、下观堡、庙后吕家等多个村庄建立了党小组或党支部。

　　1938年8月，中共招远县第一届委员会在九曲村宣告成立，刘儒英任县委书记。县委对外以“招远县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为掩护，刘儒英兼任委员会主任，秘密领导全县抗日斗争。阜山辖区因良好的群众基础和隐蔽的地理环境，成为中共招远县委机关经常活动的区域，九曲村、东马家村等地多次作为县委会议地点。

　　中共招远县委的诞生，是阜山辖区革命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抗日民众组织随后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形成了全民抗战的磅礴力量。刘儒英发展的党员秦瑶，成为东马家村第一任党小组长。到1940年，东马家村已建立起系统的抗日组织体系：民兵自卫团分为基干自卫团和普通自卫团，分别担负作战和警戒任务；妇救会动员妇女制作军鞋、军袜；青救会组织青年学习军事技能；儿童团站岗放哨、传递情报。这种组织形态逐步扩大到阜山辖区的多个村庄，成为发动群众、凝聚抗日力量的重要载体。

　　在中共党组织建设过程中，刘儒英堪称关键人物。这位出身牟疃的革命者，以超凡的组织才能推动了招远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严酷的环境中，刘儒英长期坚持在家乡牟疃以开药铺、饭店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周边十余公里范围内的村庄，成为招远党组织的主要活动区域。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白色恐怖形势严峻，刘儒英以公开身份为掩护，坚持在牟疃及周边发展党员。1938年1月，刘儒英等在牟疃村成立招远县“民先”临时队部。4月，刘儒英与胶东特委取得联系，恢复招远特支，对外以“民先”的名义开展工作，着重恢复、发展组织，建立抗日武装。1938年，他担任县委书记后，更是将全家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的父亲刘华南成为当时招远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参议员，家里兄妹五人全部参加革命，被招远县参议会授予“一门五英雄”称号。

　　统一战线的成功实践，也是阜山辖区抗日斗争的一大特色。前国民党乡长马玉松（马明山）因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于1941年3月加入共产党，并带动亲属多人投身革命。1943年4月，他在敌人夜袭东马家村时被捕。面对敌人逼他携亲属叛变的诱惑和灌辣椒水、用香束触身的酷刑，马玉松宁死不屈。最终，他被敌人用刺刀挑死，肠流满地，尸体被扔进招远城东河。

　　到1940年底，阜山辖区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抗日组织体系：全镇78个村庄中，42个村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发展党员400余名；各村普遍建立了民兵自卫队、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组织；形成了以九曲——迟家为中心的“红色大道”地下交通网。在随后的残酷斗争中，这个地下交通网成为抗击日伪的坚强堡垒。

　　金色血脉：胶东黄金是党中央的“钱袋子”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阜山人民以其丰富的黄金资源，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提供了特殊的经济支撑。从玲珑金矿区（包括阜山辖区）到招远西部的蚕庄矿区，当年一场没有硝烟的“黄金保卫战”悄然展开，书写了抗战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篇章。

　　胶东黄金的战略地位，在抗战初期就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38年初夏，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黎玉赴延安汇报工作时，主动提出用胶东黄金支援延安，以缓解中央财政困难。毛泽东当即指示：“把票子搞到延安什么东西也买不到，多搞些‘通货’（即黄金）比较好。”这成为胶东黄金抗战的指导方针。

　　1938年8月1日，中共胶东特委在阜山辖区九曲村成立招远采金委员会，张皋玉任主任，吕大年任副主任；9月，又在蚕庄矿区成立灵山采金委员会，柴化舟、李刚分别担任正副主任。招远采金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对金矿资源的全局性掌控。这两个委员会后来发展为采金局、矿务局，成为共产党领导黄金生产的专门机构。它们的驻地九曲村和西山王家村，也因此成为敌我争夺的焦点。

　　据《玲珑矿史资料》记载，当时黄金生产的组织形式主要是五种：合作社营、公私合营、劳资合营、私营和公营。在极端困难条件下，采金委员会还发明了“招标承包”的办法，将矿点租赁给群众开采，既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又保证了黄金回收。鼎盛时期，仅阜山辖区就有矿点50余个，参与黄金生产的群众达3000余人。阜山辖区的吕家、黑山金矿是采金委办的公营金矿。

　　1939年2月，日军占领玲珑金矿后，我地下党员姜选（后任国营招远金矿首任矿长）组织矿工开展秘密夺金斗争。工人们把金精粉藏在破棉袄夹层、双层鞋底甚至挖空的棍棒中，冒着生命危险带出矿区。1941年，在玲珑金矿选金车间做劳工的吕家村民吕全言加入中共玲珑金矿地下党组织，后成为玲珑金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他是周边村庄的第一个中共党员，在本村发展了三名党员，成立了党小组，他任指导员。吕全言积极发展周边村党组织，并经常带领周边村民和民兵偷袭驻扎在九曲村炮楼的日伪军。1941年至抗战胜利前，在玲珑金矿，吕全言多次奉命将秘密夺取的黄金交给上级，运往延安。

　　当年往延安运送黄金的艰险历程，堪称另一场“长征”：1943年前走的是“渤海走廊”——沿昌邑、潍县北部沿海地区前往山东分局；1944年后走的是“滨海通道”——经胶县、高密到山东分局；然后由山东分局利用赴延安开会的机会将黄金转送延安，运送队伍常遭遇敌军围追堵截。1943年秋，一支20人的送金小分队在半路遭日军伏击，14人壮烈牺牲。据胶东老战士回忆，他们运送黄金时常把金砖缝在腰带里，被称为“腰缠万贯的乞丐”。

　　据《烟台文史资料》记载，1938-1944年间，招远向延安上交黄金13万两；这些黄金通过多种渠道支援了抗战：购买武器、药品，维持党的机关运转，救济受灾群众。1940年6月至年底，胶东区委先后派林一山、苏继光、陈文奇等同志将招远2万两黄金分三次送到鲁南区委，后由鲁南区委领导借开会之机带到延安。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对此感叹不已。当年从招远走上抗战道路的迟浩田上将后来回忆道：“胶东的黄金，是党中央的‘钱袋子’，是根据地的‘命根子’。”

　　在黄金抗战中，阜山辖区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在地处玲珑矿区要冲的九曲村，村民积极投入护矿和对敌斗争。1926年6月出生的王修桂，1942年3月加入招北县护矿大队，1945年牺牲于九曲蒋家战斗；东李家庄村11位烈士中，有5人是招北县护矿大队战士。正是这些普通百姓的默默奉献，才铸就了这条打不垮的“黄金交通线”。

　　2010年，中央电视台《回访》栏目采访抗战时期在胶东军区担任参谋长的老将军贾若瑜，他动情地说：“胶东人民用黄金支援抗战的功绩，应该大写特写！”

　　铜墙铁壁：阜山“抗日模范村”遍地开花

　　在胶东抗战的壮阔画卷中，阜山辖区东马家村犹如一颗璀璨明珠，以其卓越贡献赢得“抗日模范村”的殊荣。这个仅60户人家的小村庄，在党的领导下构筑起一道日伪无法逾越的铜墙铁壁，成为胶东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典范。

　　东马家村的党组织建设堪称标杆。1940年农历正月，招远县委书记刘儒英亲自派人在该村发展秦瑶、秦学义等首批党员；到年底，党员人数发展到12名，并成立了党小组，秦瑶任组长。1941年成立党支部时，东马家全村有60户人家，其中52户有参军或参政人员，几乎“户户有党员，家家是军属”。这种深厚的组织基础，使党的政策能够迅速贯彻到每家每户。

　　据《中共招远地方史》记载，东马家村民兵建立起“联防联抗”机制，与周边7个村组成联防网络。他们创造性地发明了30多种地雷埋设方法，还在1943年3月的全县民兵比武中荣获第一名。最传奇的是民兵英雄马洪勤，他带领民兵远征队先后参加130多次战斗，炸死炸伤敌人300多名，荣获17次战功，被授予“一等爆炸英雄”称号。

　　1940-1945年间，东马家村接收了数百名八路军伤员，最多时达300多人。村民把热炕头让给伤员，自己睡地铺；白面留给伤员吃，自家啃野菜。为保护伤员安全，他们在村北挖了两条隐蔽地道，一有敌情就转移伤员。胶东五支队为此赠给村里一面锦旗，上写：“感谢马家村大力支援”（当时东马家村尚未改现名）。

　　1943年农历二月十五日深夜，日伪军偷袭东马家村，村民马淑元等人冒着枪林弹雨，用门板做担架将伤员全部安全转移。1941-1945年间，东马家村妇救会组织妇女制作军鞋1000双、军袜800双，全村有8名女性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6月，西海军分区命名东马家村为“抗日模范村”，并授予锦旗、机枪和步枪。

　　1942年冬，当胶东区党委机关秘密转移到东马家村时，许世友和林浩就住在村民王秉君的南屋。一天两夜的安全驻留，充分体现了党组织对阜山人民的绝对信任。这种党群血肉关系，正是抗日根据地坚不可摧的根本保证。许世友将军曾感慨：“有了这样的村庄，我们才有了扎根的根据地。”

　　像东马家村这样的典型在整个阜山辖区几乎遍地都是。南院庄村建立起严密的情报网，多次挫败日伪扫荡；庙后吕家村组织“麻雀战”，打得小股敌人不敢进村；迟家村保护兵工厂长达五年，虽遭敌人三次报复，兵工厂设备却无一损失。

　　杨家营村抗战时期是党组织活动根据地。1939年日军占领玲珑金矿后，杨家营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堡垒村，村里的青壮年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挖公路、割电线、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讯，站岗放哨、埋设地雷，迫使日军多次扫荡从未敢进村，村里也从未交给敌人一文钱、一粒粮。

　　1938-1942年，胶东抗日部队在金家沟村先后开办被服厂、鞋厂和兵工厂，金家沟村民一直在掩护工厂坚持正常生产。敌人多次扫荡，但家家户户坚壁，敌人一无所获。抗战时期，古山屯曾驻过北海银行、北海区战时邮局、北海区医院分所，设有北海区师范学校。小山村发挥了大堡垒作用，俨然成为一个“革命根据地”。

　　到1945年，阜山辖区有11个村凭借在抗日斗争中的突出表现，成为全民抗战中群众组织动员的先进典型。

　　碧血丹心：这里每寸土地都有先烈的鲜血

　　在当年的烽火岁月里，阜山辖区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有的血洒疆场，有的满门忠烈，有的隐姓埋名，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据不完全统计，阜山辖区在无极道起义中牺牲的农民达30余人。他们虽未活到抗战时期以保家卫国，但正如《招远革命老区发展史》所言：“他们的精神和名字，后人绝不应忘记，应该像纪念革命烈士一样纳入红色记忆史册。”

　　当年东马家村能获得“抗日模范村”称号，背后是全村人付出的鲜血和汗水——抗战期间，全村有13人壮烈牺牲、20多人伤残，几乎每个家庭都付出了代价——

　　1940年6月经秦瑶、刘学章介绍入党的马友忠，历任磨山区青救会长、区长，动员百余名青年参军参政。1943年4月7日晚，敌人进家抓他，他同父亲用手榴弹、土炸弹将敌人打出家门，但在街头被敌人抓走。父亲变卖家产去赎他，但无济于事。最后，他被招城日寇用铁钉钉在墙上，壮烈牺牲，时年29岁。他的弟弟马友恕，在1942年11月的马石山反“扫荡”战斗中牺牲，时年20岁。

　　17岁的马友强参加远征爆破队，在济南战役中先后七次运送炸药包，最后壮烈牺牲，被称为“董存瑞式英雄”。父亲闻讯，在侄子的陪同下，推着木轮车徒步千里赶到济南。他们把他的遗体连同子弹等陪葬品用白布捆好，装上木轮车，历时半月将他载回家安葬。

　　1924年出生的马淑元，1940年入党，并担任村妇救会主任。1945年春，党组织派她到胶东党校学习，结业后在中共平度县委宣传部工作，兼任区妇救会长。1946年1月29日，马淑元在执行任务时被捕，受尽酷刑，壮烈牺牲，被后人称为“刘胡兰式英雄”。中共平度县委特别安排，将她的遗体装入特制棺椁，安排一路村庄接力，昼夜兼程，一直送到百多里外的东马家村。在东马家村，中共招远县委为马淑元烈士举行了万人追悼大会。

　　翻开阜山镇革命烈士名录，一个个数据令人震撼：在阜山镇78个村庄中，烈士总数达401人。其中，抗日战争时期牺牲143名，解放战争时期牺牲223名，抗美援朝时期牺牲18名，和平年代牺牲17名——平均每村5名之多，超过10名的村有9个，最多的庙后吕家村有22名，走出迟浩田上将的迟家村有14名。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也是阜山人民对民族解放事业的赤胆忠心。

　　大涝泊村苏青云23岁随兄登云到海参崴做工，深受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和国内进步思想的影响，25岁回国从事教育事业。七七事变后，他脱去长衫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招远东部从事革命活动。1941年11月1日，因汉奸告密，苏青云被日伪军包围在徐家沟村。他迅速将文件烧掉，但在突围中被捕，虽遭残酷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被敌人残忍杀害。

　　秦家沟妇救会长孙桂芳把独生儿子秦风义送到前线，自己在家领导妇女为八路军做军鞋，帮八路军十三分所护理伤病员，被评为支前模范。她的儿子、共产党员秦风义任副排长时英勇牺牲。东温家庄共产党员曲桂月动员丈夫温振贤参军，温振贤在淮海战役中为国捐躯，成为村里著名的烈士之一。

　　更值得称赞的是，除了上述“一门五英雄”的刘儒英家庭，阜山辖区还有“一门三英雄”的南院庄村王玉堂，他送三个儿子参军，次子王国南、三子王斗南先后牺牲；庙后吕家村温春南送三个儿子参军，次子、三子牺牲，四子后来复员还乡。据统计，阜山辖区共有“一门三英雄”以上的革命家庭8户。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庙后吕家村里兄弟两个、父子二人以上参军报国的多达30户107人，其中，一门8人、7人的各有一户，一门6人的有两户，一门5人的有三户，一门4人的有六户，一门3人的有七户，一门2人的有十户。这些彪炳史册的抗战前辈，为阜山人民树立了一个又一个爱国榜样。

　　薪火不灭：革命传统与红色基因永远传承

　　在山东博物馆，收藏着一封泛黄的战地信件，信中最后一句话是：“今晚要坚决地打，一定要打下，打到最后一个人还要打。”这饱含战斗激情的朴素语言，出自八路军胶东军区第14团3营营长高子亭之手。高子亭是阜山辖区下林庄村人。当年他家中条件较好，从学校偷偷跑去参军，家里人都不知道。高子亭1945年在解放平度战斗中牺牲，兄弟们得知消息，去把他的遗体抬回家安葬，坟墓至今还在。这封信是高子亭牺牲前写下的最后一封信，见证了人民军队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无畏的勇气，也丰富了阜山老区人民的抗战精神。

　　在阜山辖区革命老区重点村小传中，还记载着这样一段往事：1947年，只有20户人家的小涝泊村，有16人参军支前，几乎“家家是军属，户户无男丁”。当区干部问一位送独子参军的母亲有何困难时，她只说了一句话：“等全国解放了，给我捎个信就行。”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胸怀，正是阜山精神最生动的写照。

　　从1928年无极道起义到1949年全国解放，阜山辖区的革命斗争从未间断。这片英雄的土地不仅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更孕育出独特的红色基因，成为激励后人奋进的精神火炬。无极道起义虽然带有宗教色彩，且仅持续一年四个月，但其“团结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内核在抗日斗争中得到了升华。中共阜山镇党委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无极道起义是阜山人民反抗精神的第一次集体亮相，为后来的抗日斗争培养了骨干力量。”如今，正在筹建的东马家抗日模范村纪念馆，专门增加无极道起义板块，为的是让后人了解、记住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为铭记当年的英雄前辈和革命历史，阜山镇现在正深入挖掘黄金抗战史料，打造“金魂”红色品牌。目前，他们已经建起多处革命纪念设施，包括牟疃红色教育馆和九曲红色教育馆，东马家村抗日模范村纪念馆正在筹建中，迟浩田将军故居也进行了保护，且纳入红色纪念体系。每年清明时节，干部群众都到烈士陵园祭扫，向孩子们讲述英雄故事。这种代代相传的红色记忆，正是阜山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最近，中共阜山镇党委正规划用“红色大道”将全镇沿线村落串联起来，打造红色旅游线路。为支持这一行动，不少革命后代主动捐赠文物史料，东马家村的马洪勤家属捐赠了他生前获得的17枚奖章，迟浩田将军捐赠了其战争年代使用过的部分物品，等等，极大地丰富了当地的馆藏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