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瑞翘(1916-2018),湖北黄安(今红安)人,黄埔军校四分校十九期毕业,1949年赴台湾。以下为作者本人口述的抗战回忆录,真实还原了其投身抗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
从军经历
离开广水后,我便乘火车前往武昌,在那里停留了数日。期间,每日接触到的都是住院的青年军官,以及46D驻武昌留守处的官兵。我一直渴望投身军队教育,以弥补自身学识与能力的不足,当46D留守处人员向我征询是否愿意加入其部队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抵达该师驻地后,我被编入练光枢团朱声应营(朱声应为黄埔四期毕业生)周连长(毕业于湖南大学)所部。周连长十分重视营内教育,指派我负责文书工作(当时俗称“师爷”)。不久后,朱营长到连队视察,见到我后,当面指示周连长挑选最优秀的干部,教授我基础的军事学术知识。一年多后,团部举办干部考试,由中校团附主持,我的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当时参与考试的多数人,都认为我年纪太轻、资历尚浅,建议录取资历更深的人,但主考官认为,既然是考试,就应以成绩为首要标准,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团长的认可,我最终被录取,还被送往广东南雄11D开办的训练班接受进一步培训。
全民抗战
为粉碎日军“三个月亡华”的狂妄企图,当日军发动淞沪会战之际,我军将士奋勇抗敌、殊死拼搏,顽强抵抗逾三个月之久,伤亡极为惨重。我部奉命以小部队为单位开赴上海,补充11D的伤亡兵力,以维持部队战斗力。然而,我部抵达上海后尚未投入战斗,便奉命以排为单位撤退至浙江淳安县集合。当我率领本排途经昆山时,恰好遇到可顺路搭乘的空船,乘船行驶不久,日军战机突然临空,俯冲至船上空,飞行员探出头观察我船。由于战机飞得极低,敌我双方都能清晰看到彼此,但双方均未开火,我排也因此安然抵达淳安报到。在此期间,我曾伪装成学生,在战地搜集战斗情报,也时常遇到敌人的情报人员,双方彼此心知肚明,均未主动挑衅,相安无事。
保卫大武汉·岷山大屋之战
当时,刚从四川出川加入抗战序列的友军,为迟滞日军攻势,反而遭遇重大挫折,陷入节节后退的困境。我军奉命前往支援,抵达战场展开攻势后,迅速将占领村落的日军击退六七里。由于我军是突然投入战斗,日军完全摸不清我军的兵力与部署,便企图活捉我军干部,以获取有利情报,而这反而给了我一次意外的幸运。当我部攻击至大屋中线时,左侧有高山作为依托,此时红日已西沉,我们根据大屋的分布情况部署防御阵地。我排的阵地右侧是邻排,左侧是高山,必须封锁一条通往敌营、约一百公尺长的狭窄巷道,我们在此与日军对峙了数日。
某日清晨,我刚要入睡,连队传令兵便将我叫醒,告知我连长让他来通知,日军已经撤退,命我将哨所向前推进。我当即要求二班长掩护我,随后前往哨所,命令哨兵前往敌人所在的巷口侦察情况,并叮嘱他在巷内与巷口各投一枚手榴弹以试探敌情。然而,哨兵侦察回来后,只说巷内没有敌人,并未按指令投掷手榴弹。我便带着他一同前往敌巷口,向巷内望去,只见门窗都紧闭着,我立刻命令哨兵快速退回,自己紧随其后。就在快要跑到我方巷口时,日军的机枪突然猛烈开火,哨兵突然转身180度面向我,我见势不妙,迅速越过即将倒下的哨兵,顺手将他的枪带出,快速闪进我方巷道。正当我喘息之际,隐藏在树上的日军狙击手向我射来一枪,子弹击中了我头顶的壁砖;我立即变换方位,跑到巷道右侧,不料又遭到另一名树上狙击手的射击,子弹同样击中了头顶的墙砖;我再次转移,刚跑到本排阵地门口,突然从山林灌木丛中射出一枪,穿透了我头顶的木门框。这连续三枪,次次都险之又险,几乎要击碎我的头颅。也正是因为日军想活捉我军干部,没有直接下死手,才让我侥幸脱险。连队的官兵们都认为,我遭遇如此凶险的境地,却能毫发无伤,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
马当、湖口、彭泽之战
我军在马当地区支援伤亡惨重的友军撤离战场,我部选择的攻击路线是水田。当时,敌人的舰炮炮弹如雨般倾泻而来,但炮弹落在水田后,会深入地下,爆炸范围很小,弹片受泥水阻挡,只能向空中扩散,因此杀伤力十分微弱,我部伤亡很少。在突击彭泽的日军时,我们将敌人驱逐至山下的村落,双方对峙至第三天,我部接到撤退命令,由我排担任掩护任务。大约临近中午时,少数日军已推进至我排右翼的棱线上,我当即宣布命令:除我和二班长外,其余人员由副排长率领,前往后方占领阵地。待日军陆续抵达棱线并开始架设重型武器时,我和二班长迅速跃出掩体,两人同时遭到日军狙击,子弹穿透了我的肩胛。我低下头,快速奔跑约二十公尺,转入掩蔽物后,成功脱离战斗。
我一路走了约十几里,在路上遇到了团长尹作干,他见我满身是血,当即让我把手枪交给副官,催促我尽快前往野战医院包扎伤口,并发给我一张有蒋介石委员长签名的伤证。这张伤证在抗战胜利后,我领取了奖金,也正是这笔奖金,给了我结婚的机会。包扎好伤口后,我凭借伤证住进了长沙后方医院疗养。经医生诊断,他告诉我:“你的伤很快就能痊愈,因为弹头穿过肩胛时仍是炽热的,高温杀死了细菌,所以你的伤口没有感染。不过你胸膛失血过多,目前身体不能剧烈活动,走路也只能缓慢移动。现在医院没有对症的药物,必须寻找最好的中医,服用大补的汤药调理。”
恰逢此时,师长叶佩高也在长沙养病,我便前往晋见。师长得知我的情况后,当即指示军需处发给我六十银元(当时我的月薪为30元)。我立刻前往长沙最好的九如诊所求医,由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先生接诊,他为我开具了参桂鹿茸丸,并详细交代了服药方法和注意事项,叮嘱我需连续服用三个月的药丸,身体才能恢复活动能力,手臂的机能障碍则可能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完全恢复。不久后,我转往广西始兴疗养院进行康复治疗,在那里休养了一年多,手臂的机能障碍才彻底消除,随后我便出院前往长沙师部报到归队。
入川整补
军长彭善召见我后,将我派往军直属骑兵连担任排长。军部各单位的干部均乘坐民生公司的商船前往陪都重庆,我在船上突然身患重病,浑身虚脱得厉害,一床厚被子都被汗水浸透了。船上没有医疗设施,同事们以及随行家属带来的成药、救济药物,我都服用过了,却丝毫没有起色,大家都束手无策。当时我昏昏沉沉,潜意识里突然感觉到,船上有一位白胡子老者,他能够治好我的病。于是我请求同事们多费心,在船上寻找这位白胡子老者。同事们四处寻访,果然找到了一位白胡子老者,他用针灸为我治疗,在我两只大拇指指甲、两虎口以及两脚大拇指指甲处各刺了一针,共六针。临走时,他交代我无需再服用药物,只需休养三个月即可痊愈,而且分文不取,便自行离开了。至于我为何能在潜意识里感知到这位救命恩人,直到如今,我依然觉得这是一件莫名的幸运之事。
考取军校与芷江决战
按照当时军校的招考简章,我原本很难被录取,但在前线急需大量年轻基层干部的前提下,我有幸被录用。民国三十年(1941年),我进入中央军校四分校十九期八总队一大队第四队就读。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底,由于桂林至贵阳的交通线战况吃紧,独山地区受到严重威胁,军校决定让我们提前毕业,各自返回部队报到。当时我军驻扎在湖南桃源,伺机投入战场,我以上尉军衔被派往特务营一连担任排长。到职不久,我便奉命随扈军长胡琏,前往各师以营为单位进行训话,训话内容主要是阐述军人忠勇爱国的精神与意义,以及军纪的重要性。
随扈任务结束后,我被改派前往安化江南坪构筑半永久野战工事。工事完成后,又被派去保护军需处杨副处长,负责将九个团的薪饷分送到各驻地。由于湘西山区匪患猖獗,且这次薪饷送达后,部队就要立即投入战斗,因此任务十分艰巨,容不得半点疏忽,我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最终顺利完成了任务。随后,我又受命掩护美军陆空联络作战组。胡军长为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在部队分别奔赴决战目的地芷江的途中,为我们配发了美军的新装备,并组织我们在夜间训练使用方法。
当我军发起攻击时,日军果然仍沿用老旧战法,尤其是在我们攻上山头时,日军企图等我们接近后拼刺刀。然而,这一次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还没等他们的刺刀刺出,就已被我们的冲锋枪击倒。这一战,我军将日军三个精锐师团歼灭殆尽,此后日军一蹶不振,很快便宣布投降。因此,我国将受降仪式的地址选在芷江,也正印证了这次决战的成败,对整个抗战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附记
某日,仁衡小妹妹送来她姐姐写给我的纸条,上面写着:“君家何处住,妾身在后房,驻停暂借问,请示名字香。”后来,我也回赠了一张小笺:“将士志未酬,湘女待楼头,突然资水动,送我向东流,停驻江南订白头。卿乐乐我悠悠,共同携手,追求胜利愿景,乐观奋斗。”抗战胜利后,我们结婚时,我还写下了一首七言诗句,以纪念这段战地情缘:“战时相恋胜利迎,复员声中我结婚。回忆江南定情后,却是芷江决战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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