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周恩来与李先念对工人阶级认识的形成路径比较
来源：王光霞   2026-07-09 09:49:26

　　摘要：周恩来与李先念对工人阶级及底层劳动者的认知，均根植于对旧中国社会矛盾的深刻体察，但二者的认知路径存在显著差异：周恩来在欧洲勤工俭学期间以理论思辨与海外工运考察为核心，呈现出“精英—理论—组织”的自觉特征；李先念在近代工业重镇汉口的做工经历则以底层生存体验为基础，呈现出“草根—实践—共情”的朴素特征。两条路径最终殊途同归，共同指向对工人阶级革命领导地位的确切证，也为二人后来的历史分工埋下伏笔。

　　关键词：周恩来；李先念；工人阶级；认知路径；早期革命思想；工运史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一个无产阶级的诞生

　　一、引言

　　工人阶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动力。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周恩来与李先念早年对工人阶级的认识，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性逻辑，也折射出不同出身与实践经历带来的个体差异。梳理二人早年认知工人阶级的不同路径，有助于深化对中共早期工运思想形成机制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二人早年活动的空间场域本身即为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形成与发展的典型样本。李先念活动的湖北地区，是近代中国工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湖北工人阶级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至1894年已达1.3万人，约占当时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17%，仅次于上海；到1920年，全省近代产业工人接近30万（其中武汉10余万），位居全国第二。[1]工人阶级一经诞生，便以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身份和富于反抗的革命斗争精神，成为重要的革命力量。1909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湖北地区有记载的工人罢工就达20余次，1912年成立的砂帮联合会等组织，更是湖北近代新式工会的萌芽。[2]

英国矿工游行——从横幅了解英国工人运动历史

　　与此相对，周恩来旅欧期间深入考察的英国，则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和无产阶级形成的原生地。从18世纪工业革命起步，历经19世纪上半叶的工厂制确立、工会组织的艰难抗争，比如，煤矿业在英国有三百多年历史，对英国工业革命有巨大贡献。全盛时期英国的煤矿产业有一百多万煤矿工人.到19世纪中叶无产阶级的正式崛起，英国工人阶级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形成过程。[3]这一宏阔的历史背景，为周恩来观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资矛盾提供了绝佳的参照系。

　　二、周恩来：理论思辨与阶级分析的自觉路径

　　周恩来的工人阶级认知，以理论研读为前提，以海外工运考察为实证，最终上升为系统的阶级分析理论。

　　（一）实践考察与思潮辨析

　　周恩来虽出身绍兴士绅家庭，但早年父母双亡，生活并不优渥，对社会不公早有感知。五四运动中，他与印刷工人并肩劳作，初步建立起与工人的情感联结。1920—1924年旅欧期间，他对英国百万煤矿工人大罢工（历时80余天）进行了深入跟踪考察。此次罢工爆发于一战后英国经济衰退的背景下，矿主为应对国际竞争压力，执意削减矿工工资、延长工时，引发大规模对抗。[4]周恩来先后撰写《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等9篇通讯，向国内系统介绍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盛赞其“精神，其魄力，其勇敢，又属难能可贵”。他敏锐指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而英国政府“与资本家一鼻孔出气”，“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直观把握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与劳资矛盾的不可调和性。[5]这一认识，较之此前1926年英国全国总罢工（为支援煤矿工人持续9天）的发生早了数年，显示了其洞察的超前性。

　　“五四”运动后，许多男女青年赴海外寻求真理。图为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右三）等人1921年的合影。新华社发

　　2001年6月27日，一名在巴黎工作的华人瞻仰镶嵌周恩来铜质头像的大理石纪念牌。周恩来在巴黎勤工俭学和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居住在这里——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小旅馆。这座纪念牌是法国政府于1979年10月设立。新华社记者李根兴摄

　　（二）理论升华与阶级定位

　　在对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议会制改良等多种思潮进行比较辨析，并系统研读《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后，周恩来确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他从阶级分析的高度明确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必须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联合农民、手工业工人及小资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统治。[6]这种认知超越了个体经验层面，形成了具有鲜明理论自觉的“组织觉醒”，为后来中共领导的工运组织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李先念：底层体验与朴素阶级共情的生成路径

　　李先念对工人阶级的认知，完全源于自身作为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痛感，是从“生活痛感—底层同盟认同”生长出的朴素觉醒。

　　（一）生存痛感与劳工混融

　　李先念出身湖北黄安（今红安）贫苦农家，仅读3年私塾便因家贫辍学。12岁起先后师从三位木匠师傅学艺，鄂东民间俗称木匠为“博士”，这成为他一生特殊的身份印记。[7]1924年，15岁的李先念经师傅袁学福介绍，到汉口“陈福记”寿器店（棺材铺）做工，夜间常到江边码头打短工（扛包、搬运），完全融入码头苦力、手工业者等城市底层劳工群体。彼时的武汉，作为“东方芝加哥”，近代工业带来的贫富分化触目惊心。他亲眼目睹“穷苦人连薄皮棺材都买不起，只能草席裹尸”的惨状，切身体会到工人、农民“一根藤上的苦瓜”般的生存困境。[7]这种与底层劳动者“血肉相连”的生活经历，构成了他阶级认知的原始素材。

　　（二）朴素共情的组织转化

　　生存维度的痛感，首先催生了李先念朴素的阶级爱憎：为穷人做工热心勤快，对豪绅雇主则磨洋工、索高价。[7]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李先念返乡投身革命，同年冬加入共青团。1927年春，他因在汉口的工人经历和较高的群众威信，当选黄安高桥区工会主席，开始系统领导工农运动。在参与黄麻起义及后续游击斗争中，他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将朴素的底层共情升华为清晰的阶级意识。以“服务员”身份深入田间，帮农民调解纠纷，在细微处赢得信任。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就是为旧社会打‘棺材’的”[7]——这句带有自嘲意味的表述，生动体现了他从个体生存体验向阶级革命意识的转化。

　　需要指出的是，李先念青年时期虽在汉口没有亲历了京汉铁路大罢工、“二七”惨案等工运氛围，也并未直接参与罢工组织领导。他对“二七”精神的认同，更多是通过后来的革命实践和历史反思形成的。1987年，已担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为原江岸车辆厂（京汉铁路大罢工江岸机厂旧址）“二七”红色教育基地题词“发扬二七传统，争取更大光荣”[8]，正是对这一历史记忆的郑重回应。

1922年2月26日，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合影。

1922年12月，汉冶萍总工会成立合影。

　　四、殊途同归：从认知到实践的历史共振

　　周恩来与李先念对工人阶级的认识，路径差异显著：前者偏向“理论—组织”的理性建构，后者偏向“实践—生存”的感性生发。但二者最终实现了高度统一：均将工人阶级（联合农民）视为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中国的决定性力量。这种认知互补也深刻影响了二人的历史分工：周恩来长期侧重顶层统战、政权建制与外交工作；李先念则扎根群众生存需求，长期主持财贸、粮食等经济民生领域工作，甚至在“文革”期间下放北郊木材厂时，仍以“木匠博士”的身份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推动工厂管理制度改革。[7]

林祥谦烈士铜像

　　结语

　　早年周恩来与李先念对工人阶级认知的不同路径，是中共早期革命者多元成长轨迹的缩影。它表明：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理论的中国化，既需要理论先驱的思辨与传播，也离不开底层实践者的体验与转化。两种路径的交织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思想基础，也为理解中共革命胜利的内在逻辑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

　　参考文献

　　[1]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北省志·工业[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 45-48.

　　[2] 武汉市档案馆. 武汉工人运动史资料汇编[G].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4: 12-15.

　　[3] 佚名.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一个无产阶级的诞生[N/OL]. 2023-03-11. https://www.example.com（注：此处为示例链接，实际引用需替换为真实来源）.

　　[4] 新华国际头条. 100年前，这位写新闻的旅欧青年影响了中国历史[EB/OL]. 环球网, 2023-02-08.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924）[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289-312.

　　[6] 同上, 356.

　　[7] 梅兴无. 李先念的“博士”情结[J]. 党史博采, 2026(6): 4-9.

　　[8] 长江网. 纪念“二七”革命斗争100周年 林祥谦烈士铜像在汉落成[EB/OL]. 2023-02-08.

　　（本文作者：湖北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兼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