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冈抗日游击队政委刘云彪的人生沉浮
来源：黄祥明   2026-07-16 15:49:30

　　刘云彪（1916—1960），字元之，化名布谷、黎明、苏粟，湖南武冈马坪乡人，是武冈中共地下党后期核心领导人之一，曾任湘桂黔边区游击纵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出身革命世家，深耕敌后抗日、地下统战、情报策反等革命工作，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功臣。但其一生跌宕起伏、命运多舛，半生为国奔走，晚年蒙冤受难，人生结局令人唏嘘叹惋。

　　刘云彪的革命初心，根植于兄长刘云龙的革命传承。刘云龙是武冈中共地下党早期主要领导人，大革命时期曾与《沙家浜》郭建光原型夏光、毛高船等人，赴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毛泽东同志授课。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农讲所被迫疏散，刘云龙与夏光、毛高船受党组织派遣，返回长沙开展地下革命工作。彼时湖南局势骤变，“马日事变”突发，反动军警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危急关头，夏光、毛高船挺身而出掩护刘云龙突围，二人不幸中弹负伤被捕，身陷囹圄长达十年，直至长沙文夕大火后才从废墟中幸存。脱险后二人辗转长沙、武汉寻找党组织无果，夏光毅然投身新四军，驰骋抗日战场，最终成为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

　　在战友的舍命掩护下，刘云龙侥幸逃出长沙，返乡深耕武冈革命工作。他在武冈东乡组建起百余人的游击武装，为壮大革命力量，又只身前往新宁联络地方武装，不料途中遭国民党团防局逮捕。1928年8月，刘云龙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头颅被悬挂于武冈县城东门示众，牺牲时年仅28岁。

　　兄长就义之时，年仅12岁的刘云彪亲眼目睹惨烈场景，家国仇恨与革命火种自此深深镌刻心底。彼时年幼的他尚且无法完全读懂年长16岁的兄长投身革命的赤诚与担当，却早已将悲痛化为奋进动力，潜心求学、立志成才，默默传承兄长未竟的革命事业。

　　刘云彪半生革命的重要搭档，是同乡同窗谢锦涛。谢锦涛为武冈黄桥乡人，与马坪乡毗邻，二人自幼就读于同一所乡村小学，情谊深厚、相知相伴。1933年，19岁的谢锦涛考入南京无线电通讯学校，三年学成毕业后，先后供职于南京、武汉国民党部队，凭借能力迅速升任科长。而刘云彪学成返乡后，于1937年创办武冈马坪乡育德小学并担任校长，深耕乡土教育，暗中积蓄革命力量。

　　得益于同窗情谊，任职公职的谢锦涛鼓励刘云彪走出乡村、开阔视野、投身更广阔的救国事业。1938年，刘云彪辞去校长职务，考入国民党联勤总部担任政训员，后因不满教官虐待学员、仗义直言顶撞长官，遭到开除。1940年，经人介绍，他赴广西桂林任职于国民党联勤总部江南兵站统监部经理处，任上尉预备员，后调任桂林市动员委员会干事。

　　在桂林工作期间，刘云彪结识了田汉、夏衍、欧阳予倩、寇瑜等一众进步文化人士，深受马列主义思想熏陶。年少时根植心底的革命种子悄然萌芽，他立志接续兄长的革命薪火，投身民族救亡事业。1941年，在寇瑜的介绍下，他加入进步团体“伤兵之友社”，积极开展进步文化宣传工作，创办《文学评论》刊物，刊发毛泽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大力宣扬“团结全民族、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日主张，唤醒民众爱国斗志。同年9月，刘云彪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专职投身地下革命工作。

　　1942年，刘云彪以桂林市松坡中学语文教员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因思想进步、言论激进，遭校方解聘。党组织随即统筹调度，将他转移至湖南东安县中学担任训导主任，继续以教育岗位为掩护从事地下活动。彼时革命环境恶劣、白色恐怖严峻，他依旧坚守初心、大胆发声，再度因激进言论被校方开除，1943年9月不幸被捕。身陷牢狱的刘云彪不惧危难，伺机越狱脱险，潜回武冈老家。

　　彼时，同窗谢锦涛正在武冈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担任中校学生大队副大队长兼政治教官，受校长李明灏进步思想影响，早已心向我党、思想进步。回乡后的刘云彪，主动联络谢锦涛，二人志同道合、初心相通，革命热情一拍即合。经上级党组织及引荐人寇瑜批准，刘云彪正式发展谢锦涛加入中国共产党。

　　自此，二人携手重启武装革命事业，决意壮大刘云龙遗留的革命武装，组建正规抗日游击纵队。为解决队伍食宿、休整、补给等核心难题，二人选址武冈、新宁、东安三县交界的李子山，开办造纸作坊作为秘密据点，既是游击队后勤保障基地，也是隐蔽发展革命武装的根据地。1943年秋，日军沿湘桂铁路进犯湘西，战火逼近武冈，刘云彪与谢锦涛将工作重心转移至黄埔军校第二分校。依托谢锦涛的校内身份掩护，二人秘密团结柳琼、欧文化、薛长林等进步军官作为骨干力量，悄悄从学校法相岩军火库转运枪支弹药，同时带队突袭武冈、新宁多地乡公所夺取枪械，正式组建抗日游击武装。队伍迅速壮大，拥有枪支六百多条，无枪械队员则组建后勤经济分队，依托造纸作坊保障队伍运转。抗战最艰难的时期，谢锦涛还亲赴桂林经商募资，全力支撑游击纵队发展壮大。

　　1943年冬，日军侵占邵阳，兵锋直指武冈，湘桂边境抗日形势愈发严峻。谢锦涛、刘云彪主动联络新宁县县长徐君虎，共同商议整合抗日力量、组建武装御敌。随后，二人以黄埔军校第二分校进步师生为核心，正式成立湘桂边区人民抗日游击纵队，谢锦涛（化名谢天羽）任司令员，舒子静（化名舒群）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刘云彪（化名布谷、黎明）任政治部主任，柳琼、欧文化、刘镇国等人分任大队、中队骨干。

　　纵队成立后迅速投入实战，连夜突袭武冈仁爱乡公所，缴获枪械30余支；继而攻克白仓紫云乡公所，收缴枪支30余条，三次奇袭新宁乡镇公所夺取军备，队伍规模快速扩充至1000余人，成为湘桂边境敌后抗日的重要力量。

　　1945年4月，雪峰山会战（湘西会战）全面爆发，日军从东安、新宁两路进犯武冈，武冈县政府紧急疏散至同仁乡泡洞。危急时刻，刘云彪、谢锦涛率领游击纵队从武冈东乡天鹅山新庵堂驻地驰援县城，接受武冈县长田植、守城营长杨文彬统一指挥，配合国民革命军74军58师坚守武冈城防。

　　作战中，游击纵队充分发挥熟悉地形、机动灵活的优势，与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护校学生大队、国军172团1营加强连、173团特务营等友军协同作战，迂回穿插至日军后侧发起突袭，打乱敌军进攻部署。同时，队伍广泛动员千余名民众组建守城志愿队，全力配合正规军守城御敌。此战战术部署，与《1945旗飘雪峰山·湘西会战》史料记载的“4个连固守城池，2个连城外联动，与城内形成犄角之势”的军事布局高度契合，为武冈守城大捷奠定了坚实基础。

　　武冈解围后，日军全线溃败，刘云彪、谢锦涛率领游击纵队乘胜追击，在雪峰山泡洞、荆竹铺回马山、水浸坪天鹅山等区域持续袭扰溃逃日军。在水浸坪天鹅山破督寨一带，纵队伏击日军116大队主力，击毙日军5人，缴获三八大盖步枪5支。随后一路追击至东安李子山、孔明台、月山一线，与日军展开多次激战，累计击毙日军小谷矶田中尉、吉田龙炎中佐以下官兵百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成功解救被日军掳掠的民工百余人，为湘西会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战后，刘云彪、谢锦涛获悉驻武冈竹篙塘的国军100军军长李天霞，勾结奸商走私贩盐、牟取暴利，并派遣武装队伍押送巨款、物资前往东安白牙市。为截断反动势力不义之财、充实革命经费，二人率领游击纵队在邓家铺广益乡路段设伏，成功截获全部走私巨款与枪械。

　　李天霞遭截损后恼羞成怒，视游击纵队为眼中钉，随即调集重兵围剿。面对敌我兵力悬殊的绝境，为保全游击队员性命、留存革命火种，刘云彪与谢锦涛果断调整部署，将部分队员转入对外以自卫队为名、实则隶属游击队的刘镇国部，挂靠县自卫大队名义隐蔽蛰伏。二人则带领剩余骨干坚守阵地，与国民党顽军展开殊死血战。终因寡不敌众，湘桂游击纵队被打散，司令员谢锦涛壮烈牺牲。刘云彪侥幸突围，重返桂林继续潜伏，转入地下秘密工作，后任职于国民党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专员，持续与姚青苗、郭根、赵西等进步人士密切联络，坚守革命岗位。

　　1946年解放战争打响，刘云彪受党组织委派，出任北平联勤部第五补给区粮秣科科长。任职期间，他冒着极大风险，在天津秘密筹措转运军粮数十万斤、黄金170两，悉数输送至解放区，为解放战争提供了重要物资保障。同年底，他主动辞去公职，创办《雪风》半月刊并担任社长，由姚青苗任主编、赵西任编辑，费孝通、李广田、姚雪垠等知名进步学者常年为刊物撰稿。

　　刊物以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号召解放全中国为核心主旨，传播革命思想、凝聚民心士气，发行范围覆盖全国，单期发行量逾万份，所有办刊收益全部上缴党组织，全力支援解放事业。1947年5月，《雪风》半月刊因进步立场鲜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强行查封。

　　1947年7月，刘云彪化名苏粟，奉党组织密令潜入西安，打入胡宗南部第七补给区司令部任中校副科长，在中共西安市工委负责人韩优存（唐磊）直接领导下，秘密搜集国民党军指挥体系、兵力部署、军备配置等核心军事情报。1949年2月，他以出差为掩护，秘密前往马栏向中共地委书记赵北平当面汇报胡宗南部完整军事布防、部队番号、火力配置及后勤保障等机要情报，为解放西安做好了关键前期侦查工作。

　　1949年5月，解放军发起西安攻城战役。刘云彪遵照党组织指令，积极联络、争取市区公交从业人员，成功拦截国民党第七补给区军粮3万余袋，全部移交解放军；同时牵头发动工会力量，组织工人开展护厂、护车行动，保全西安城区100余辆公共汽车，避免了基础设施遭敌军破坏。5月20日西安解放，仅三天后，刘云彪便牵头完成全市公共交通恢复工作，保障了城市秩序快速复苏，因其突出功绩，受到上级党组织专门嘉奖。

　　1949年7月，受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派遣，刘云彪奔赴重庆，负责西南地区解放相关统筹工作。在渝期间，他成功策动21兵工厂会计处长封孟福加入中国共产党，二人秘密保全黄金1700余两，严防国民党撤退时劫掠转移，重庆解放后，该笔资金全部转为支前经费，助力西南解放与建设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刘云彪调任西南公安部四处，从事外勤工作。1956年，调四川雅安公安学校任教。1957年，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被开除党籍，下放沙坪农场劳动教养。1960年4月4日，刘云彪在农场含冤病逝，终年44岁。1979年，在习仲勋同志的过问与督促下，四川省公安厅政治部依法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党籍与名誉，数十年沉冤终得厘清。

　　纵观刘云彪短暂而跌宕的一生，他生于革命世家，少年承兄遗志、根植救国初心，青年投身革命、历经艰险百折不挠。从组建湘桂边区抗日游击纵队、血战雪峰山保家卫国，到创办进步刊物传播真理、筹措物资支援解放事业；从潜伏敌营卧底情报、助力西安重庆解放，到策动进步人士、保全国家资产，他数十年深耕革命一线，战功卓著、功绩斐然，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奉献了全部心血。

　　纵观其革命生涯，刘云彪性格刚直、心怀赤诚，敢于发声、勇于抗争，这份热忱与果敢让他在革命浪潮中挺身而出、屡建奇功。但也正因性情直率、行事激进，缺乏地下工作所需的隐忍与隐蔽性，早年多次因言论激进遭解聘、被捕、暴露，数次身陷险境，也给革命工作带来一定隐患。这份性格特质，贯穿其一生，既是他奔走救国的热血底色，也是他人生坎坷的重要诱因。

　　新中国成立后，一众功勋革命者身居要职、报效国家，而战功赫赫的刘云彪始终甘于平凡，坚守基层岗位、恪尽职守、不计得失。但刚直激进的秉性未曾改变，最终在特殊年代蒙受不白之冤，陨落于劳教农场，以一生的坎坷与遗憾，诠释了一位基层革命者的赤诚与无奈。回望刘云彪的一生，半生浴血报国、半生蒙冤沉寂，功绩值得铭记，命运令人叹惋，其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与致敬。